祖國大陸與臺灣實行“三通”，即通商、通航、通郵，這是大陸為改變自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民間往來斷絕狀況而提出的具體建議。目前學術界關于“三通”這一概念是何時首次完整明確提出有不同的說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第一種說法認為“三通”這一完整概念最早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來的，如周麗華和陳凌雄在《對兩岸“三通”問題的分析與思考》一文中指出：“1978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確立用和平的方式實現兩岸統一的大政方針時，即提出在祖國和平統一之前，先實現兩岸通郵、通航、通商的政策。”［1］這里所說的“1978年”顯然是指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二種說法認為“三通”這一概念最早是在1979年元旦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中明確提出來的，這是目前最為普遍的一種說法，如金點強在《兩岸“三通”歷經30年波折》一文中指出：“‘三通’最早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79年元旦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中提出的，倡議海峽兩岸應盡快實現通航、通郵、通商”。［2］再如姜杏娟在《臺灣海峽兩岸海上直航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指出：“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首次提出了海峽兩岸實現‘三通’，即通航、通郵、通商。”［3］還有一些學者也持類似觀點。（參見張春英的《海峽兩岸“三通”政策——從博弈到共識》（《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0期）；溫耀慶的《“大三通”條件下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趨勢》（《國際貿易》2009年第5期）；林長榕的《論兩岸“三通”與旅游直航》（《經濟前沿》2001年第1期）；胡漢湘的《消除人為障礙，實現兩岸全面直接“三通”——兩岸“試點直航”五周年回顧》（《中國遠洋航務公告》2002年第5期）；等等。）第三種說法認為“三通”這一概念最早是在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關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時明確提出來的，這一說法也較為常見，如蔡秀玲和陳萍在《海峽兩岸直接“三通”與區域產業整合研究》一書中指出：“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葉劍英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闡述了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即俗稱的‘葉九條’），其中關于兩岸經貿關系的政策有4條。這是祖國大陸第一次明確‘三通’的概念與內容，建議‘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游以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協議’。”［4］又如祝志男在《海峽兩岸“三通”得以基本實現的原因分析》一文中指出：“1981年9月30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2周年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發表談話，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在第二條中提出‘建議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游以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議’。這是大陸第一次明確提出‘三通’的概念與內容。”［5］其他學者也表達了相似的看法。（參見李樂軍的《論兩岸“三通”后的臺灣經濟前景》，《商場現代化》2009年第8期。）
對于以上三種說法，筆者對目前已公開發表的文獻進行了查證，發現都不準確。
關于第一種說法，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全會認為，隨著中美關系正常化，我國神圣領土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的面前。全會歡迎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統一和祖國建設的事業繼續作出積極貢獻。”［6］在這里并沒有提到“三通”問題，顯然，第一種說法缺乏基本的史料支撐。
關于第二種說法，實際上也并不十分準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只是具體明確提出了“通航”和“通郵”的問題：“由于長期隔絕，大陸和臺灣的同胞互不了解，對于雙方造成各種不便。遠居海外的許多僑胞都能回國觀光，與家人團聚。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陸和臺灣的同胞卻不能自由來往呢？我們認為，這種藩籬沒有理由繼續存在。我們希望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游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而關于“通商”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則另起一段，是這樣表述的：“臺灣和祖國大陸，在經濟上本來是一個整體。這些年來，經濟聯系不幸中斷。現在，祖國的建設正在蓬勃發展，我們也希望臺灣的經濟日趨繁榮。我們相互之間完全應當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7］由此可見，在這里雖然強調了海峽兩岸“應當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基本上表達了通商的主張，但并沒有明確使用“通商”這一概念。對此，祝志男也認為：“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首倡兩岸雙方盡快實現通郵，通航，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這是大陸首次提出兩岸‘三通’的議題，但還沒形成完整的概念和內容表述。”［5］因此，2003年12月17日，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在《以民為本為民謀利積極務實推進兩岸“三通”》的政策說明中，在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時是這樣概括和表述的：“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為有利于兩岸同胞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游參觀，發展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關系，首倡兩岸‘雙方盡快實現通郵，通航’，‘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8］由此可見，該政策說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的有關概括和表述是十分精準的，有一些學者在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時也做了類似的概括和表述。（參見劉映仙的《努力推進海峽兩岸直接“三通”》（《臺灣研究》1998年第4期）；王學儉、李新科的《直接雙向全面“三通”對兩岸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與展望》（《社科縱橫》2006年第3期）；李華的《不可阻擋的重要歷史進程——海峽兩岸“三通”回顧》（《四川統一戰線》2009年第1期）；等等。）
關于第三種說法，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在談話中雖然明確提出了“三通”這一概念，但這并不是首次完整明確提出。實際上，“三通”這一概念最早是在1979年2月28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的廖承志《在紀念臺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三十二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出的。1979年元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之后，交通部、民航總局、郵電部和外經貿部等部門相繼表示，隨時準備同臺灣有關部門商洽通郵、通航和通商事宜，并提供一切方便。因此，廖承志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為了改變目前由于臺灣和祖國長期隔絕的不幸局面，增進同臺灣同胞互相了解，開辟同臺灣同胞的自由往來，直接接觸的道路，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以后，我們提出了互相通商、通航、通郵，進行經濟、科學，文化、體育等方面的交流和互派代表團參加各種活動等建議。”［9］由此可見，廖承志已具體明確概括了“通商、通航、通郵”即“三通”這一概念，在時間上早于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的談話。
總之，通過以上分析考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是“首次提出兩岸‘三通’的議題，但還沒形成完整的概念和內容表述”［5］。1979年2月28日，廖承志《在紀念臺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三十二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首次完整明確提出“三通”這一概念。
［參引文獻］
［1］周麗華、陳凌雄：《對兩岸“三通”問題的分析與思考》，《臺灣研究》2002年第3期。
［2］金點強：《兩岸“三通”歷經30年波折》，《政府法制》2009年第3期。
［3］姜杏娟：《臺灣海峽兩岸海上直航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港口》2000年第4期。
［4］蔡秀玲、陳萍：《海峽兩岸直接“三通”與區域產業整合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頁。
［5］祝志男：《海峽兩岸“三通”得以基本實現的原因分析》，《新視野》2010年第4期。
［6］《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頁。
［7］《一國兩制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頁。
［8］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以民為本為民謀利積極務實推進兩岸“三通”》，《兩岸關系》2004年第1期。
［9］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研究所、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三局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文獻和資料叢書第1輯中共中央、全國人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全國政協等有關文獻和中央領導同志論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頁。
［作者簡介］史春林，教授，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16026；蘇萍，副研究員，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16026。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3期
［責任編輯：葉張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