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亞地區是當今世界上冷戰遺存最多、各大戰略力量前沿對峙最為嚴重的地區。朝核問題的存在和發展更使得這一地區幾乎時刻面臨戰爭的陰云。國際安全治理在本質上說是一個全球或區域性安全機制建設的過程, 其主體是國際政治行為體, 客體則是各種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而談到國際安全治理, 東北亞地區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在此, 筆者希望回答兩個問題:第一, 我們應該以一種怎樣的視角研判和分析當前的東北亞地區秩序和安全格局?第二, 全球治理特別是安全治理的一般性框架是否能夠適用于當前的東北亞地區?
一、相關理論闡釋
要回答上述兩個問題, 有必要從理論層面做一鋪墊和闡釋。從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史來看, 安全概念 (特別是國際政治學意義上的安全概念) 的演進經歷了自我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全三個發展階段。當前, 安全研究正在國家和區域兩個層面經歷兩種并行的發展趨勢。從國家層面來說, 安全研究正在從國家本位向個人本位移動;從區域層面來說, 安全研究正在從集團本位向國際社會移動。這是兩個同時存在, 但卻是反向發展的趨勢。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呢?要回答這個問題, 就必須從國家的作用談起。從政治制度發展史的角度來看,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國家的出現是各種集團政治相互作用的結果;從整個人類社會歷史演進的角度來看, 國家是人類在一定時空范圍內為了履行保護的責任而締造的政治性、制度性組織形式。每個國際政治行為體都具有安全的自助能力, 這是傳統國際政治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在冷兵器時代, 每個國家或者說國際政治行為體在進攻和防御的手段方面并沒有根本性區別, 而在人類社會進入熱兵器時代之后, 特別是進入核武器時代之后, 國家在爭取生存空間、維護自身安全和支配他人權力方面的手段產生了質的變化和區別。當今世界安全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的核 (武器) 格局所奠定的, 特別是在東北亞地區, 這一態勢更為明顯。
在國際安全研究中, 筆者發現, 區域一體化程度和水平的高低同國家安全內容之間存在反向相關關系。具體來說, 一體化程度和水平較高的地區, 國際政治行為體對于主權安全的關注度往往較低, 而對于人的安全的關注度則較高, 人是安全治理的客體, 人的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依托、載體和落腳點。而一體化程度和水平較低的地區, 國際政治行為體對于國家主權安全的關注度則往往較高, 政權安全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安全通常會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 國家既是安全治理的主體, 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安全治理的客體。從某種意義上說, 人和國家作為兩個對立性分析變量, 探究二者在游移性和對立性之間的統一關系及主客體地位, 成為區域一體化背景下國際安全研究的一種重要范式。
二、東北亞安全結構解析
那么, 我們應該以怎樣的視角研判和分析當前的東北亞地區秩序和安全格局呢?筆者認為, 這實際上是一個一體化研究的議題。在學術界目前的一體化研究中, 特別是在區域化程度比較高的一體化實踐研究中, 從形式上看, 主要有三個視角, 即大國協調視角、區域合作視角、社會互動視角。從內涵上看, 主要有三個維度, 即安全維度、發展維度、文化維度。大國協調視角對應安全維度, 區域合作視角對應發展維度, 社會互動視角對應文化維度。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從大國協調的視角看, 地區國家為了追求區域性安全而開展合作, 這種區域性安全既可以是國家層面的, 也可以是地區或者集團層面的, 甚至可能是體系層面的。從區域合作 (這里主要指經濟合作) 的視角看, 區域國家間為了實現和達成發展的目標而開展合作, 進而追求并得到某種由經濟合作而產生的功能性外溢成果。從社會互動的視角看, “共識是友誼的源泉”, 區域國家間社會互動的理想狀態是建立或實現某種文化認同, 進而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形成共識, 在共識的基礎上實現相互理解, 最終達致全方位合作。
在上述筆者建立的分析框架中, 大國協調 (安全) 、區域合作 (發展) 、社會互動 (文化) 三個分析層次是一個從“硬”到“軟”的排序過程。從目前人類社會已有的區域一體化實踐成果來看 (例如歐盟、東盟、非盟、拉共體、海合會等) , 我們會發現, 一體化程度越低, 硬性視角越鮮明;一體化程度越高, 軟性視角則越突出。強調大國協調、追求國家絕對安全, 往往是一體化程度比較低的地區標榜和推崇的區域化模式;而追求社會互動視角下的文化認同則恰恰是一體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在區域化實踐中所高舉的旗幟。
歐盟作為一種高水平合作機制, 創造了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成就最高的一體化模式, 成為傳統地區主義的代表。而東盟正在被越來越多地描述為新地區主義合作的里程碑。那么, 傳統地區主義和新地區主義的區別何在?筆者認為, 傳統地區主義強調的是合作主體間的同質性, 而新地區主義則強調只要條件合適, 異質性主體間也可以達致成功的區域合作。東亞、東北亞地區現存的安全沖突、矛盾, 甚至對抗, 恰恰是地區一體化程度較低的表象。正是因為政治互信水平低, 所以一體化程度低;而一體化程度低又進一步加劇了政治互信的缺失。區域一體化水平低和政治互信缺失之間的這種惡性循環, 成為東亞、東北亞地區“安全困境”產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 在東北亞地區面臨的一系列安全問題特別是傳統安全問題中, 除朝核問題外, 還有邊界領土問題, 或者說邊界領土爭端。例如, 日韓之間的獨島 (竹島) 之爭、日俄之間的北方領土之爭、中日之間的釣魚島之爭、中韓之間的島礁歸屬分歧等, 這些問題大都是由于大國協調不暢、區域合作無序和社會互動缺乏造成的。而大國協調不暢、區域合作無序和社會互動缺乏又進一步導致了東北亞地區一體化進程嚴重滯后, 從而使得相關問題的解決缺乏必要的平臺, 而相關機制的建立則更是無從談起。
三、全球安全治理的特例
那么, 全球治理特別是安全治理的一般性框架是否能夠適用于當前的東北亞地區呢?近年來, 隨著一些構建東北亞區域性安全機制嘗試的出現, 將包括朝核問題在內的東北亞安全問題納入全球治理框架來解決的呼聲在學術界興起。但是, 如果我們從學理層面進行深入分析, 就會發現這類觀點其實根本站不住腳。雖然從理論和一般意義上講, 全球治理的主體是構成國際社會的世界各國, 而不是世界的某一個部分或某一類國家, 世界各國不分大小、強弱、貧富, 都應該平等參與全球治理進程, 共同承擔全球責任, 合作促進全球福祉, 但是這一一般原則不適用于冷戰對立依然尖銳存在的東北亞地區。東北亞地區安全治理機制建立的首要前提還是要依靠大國協調和戰略共識來創造。
筆者認為, 全球治理特別是安全治理有兩個初始性前提條件:一是全球治理特別是安全治理的治理對象必須是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二是治理過程中必然伴隨相關主體間主權和權力的讓渡 (或者叫“授權轉移”) 。但是在現實中, 東北亞地區存在的朝核問題和邊界領土問題都不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 而恰恰是作為全球化的對立面———冷戰的遺禍。也就是說, 上述問題的出現和存在不是由全球化造成的, 而是由冷戰造成的, 因此這些問題的解決也不可能用簡單的主權讓渡的思維和方式來實現。
事實上, 半島問題和朝核問題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在內容上有交叉、有重合, 但這兩個問題的當事方和本質癥結卻各不相同。半島問題的當事方是朝韓雙方, 癥結是朝韓雙方以誰為主實現統一的問題, 在本質上說是一個制度博弈和“法統”兼容的問題。而朝核問題的當事方名義上是中、美、朝、韓、俄、日六方, 但實際上只有美、朝雙方起決定性作用。從國際戰略態勢上說, 朝核問題是一個由核實力和核地位奠定的大國戰略博弈游戲。擁核, 或者說核武化, 是這場戰略博弈游戲的“入場券”。朝核問題的癥結是朝鮮同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國際社會討價還價, 要求國際社會承認其核大國地位的問題。
因此, 將解決東北亞地區安全問題的希望寄托于全球治理, 將其納入全球治理特別是全球安全治理的框架來解決的思路, 是一個偽命題。在目前的現實狀態下, 以全球治理的思維和框架來探討東北亞安全治理是不切實際的。未來東北亞地區相關問題的解決需要大國協調 (安全) 、區域合作 (發展) 、社會互動 (文化) 三個視角、三個維度、三管齊下, 在經濟外溢效應的推動下達成大國間的合作共識, 推動東北亞地區在國際政治層面的交流互動, 建立起國際政治意義上的安全互信, 這才是地區安全問題得以解決的根本出路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