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鄉物資交流大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各地舉辦的土產品交流會、土產展覽交流大會、物資交流展覽會的統稱。為解決土產滯銷，激發城鄉市場活力，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于1952年在上海召開。此次大會采取以暢銷品帶動滯銷品、多邊靈活交易等方式，促進了上海與其他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商品的流通，并借此形成了以國營帶動私營、大廠帶動小廠的鏈狀關系。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的召開，在改善公私關系、重振工商業者信心、擴大內需以及拉動農村市場等方面均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城鄉物資交流大會；華東區；公私合營；城鄉關系
城鄉物資交流大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各地組織舉辦的土產品交流會、土產展覽交流大會、物資交流展覽會的統稱。目前學界關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土產交流和城鄉交流問題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礎，部分學者將城鄉物資交流大會視為促進土產交流的舉措加以討論，更多研究則聚焦于全國城鄉物資交流的宏觀政策和措施層面，不僅就其制定工農產品比價、調整稅費、發展交通運輸業等經濟意義有所分析，而且對于其密切工農關系、鞏固新政權等政治意義也有所關注?？傮w而言，相關研究呈現出重評價輕過程、重宏觀輕微觀的特點，具體表現為對城鄉物資交流大會召開的過程及其細節有所忽視，區域性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的專題研究也較為薄弱。例如，已有的個案研究集中在中南、華北、華南等地區，而對于經濟較為發達的華東地區則缺乏深入研究。為解決土產滯銷，激發城鄉市場活力，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于1952年在上海召開。與其他地區相比，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注重發揮產品的名牌效應，強調多邊交易、大宗小宗交易相結合，其改善公私關系方面的經驗在全國范圍內具有一定的示范意義。為此，本文利用檔案、報刊、相關會議文獻等史料，在還原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的基礎上，剖析城鄉物資交流大會這一重要形式所表現出的地區特點及其內在的政治、經濟邏輯。
大會召開的背景
新中國成立之初，受國內外環境的影響，全國城鄉市場一度出現萎縮，開展城鄉物資交流成為黨和政府調整工商業的重要舉措。為解決土產滯銷，挽救陷入“寒冬”的城鄉市場，開展城鄉物資交流中心區域之一的上海曾兩次調整私營工商業者政策，并通過土產展覽交流大會等積累了物資交流的經驗，從而為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的召開提供了有利條件。
（一）土產滯銷與上海第一次調整對私營工商業者的政策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采取穩定物價、統一財經等一系列措施，恢復了國民經濟，改善了市場環境。但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加之國內環境仍不穩定，因此國內市場活力仍略顯不足，以至出現了“城鄉物資交流停滯”的現象。1950年5月，陳云在以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北京、重慶、西安七大城市為主的工商局長會議上明確指出：“現在工商界主要的困難，是商品滯銷，由此而引起工廠關門，商店歇業，失業增加”；“困難的程度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上海重于其他城市”。對此，他提出的解決辦法就包括“開導工業品的銷路”：“一是以收購農產品來增加農民購買力；二是政府給予優惠條件，組織目前暫時難于出口的工業品出口”。此后，面向農村廣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成為一段時期內工商業調整的重要舉措。作為商品滯銷最為嚴重的城市，上海自然而然成為土產和城鄉交流的重要區域。如何充分調動私營工商業者的積極性，以此帶動本地市場的恢復，更好地完成土產收購和城鄉交流任務，便成為上海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從1950年4月開始，上海市政府就決定對私營工商業的加工、訂貨、收購予以必要的扶持，承諾給予私營商業、零售商和販運商以適當利潤，節制國營零售商店與百貨公司的數量，擴大私商活動范圍，并在貸款和稅收等方面也給予了適當照顧。通過上述措施，包括上海在內的華東地區私營工商業有所恢復，6—9月，該地區的私營工商業從購買力下降的困難時期順利過渡到秋季農副產品豐收后、農村中真實購買力趨于好轉的階段。同年秋，上海市工商局召開包括13個主要土產行業400余名代表參加的下鄉收購動員大會，提出了“面向農村”的口號，初次向工商業者公布了城鄉交流政策，并為次年召開的上海市土產展覽交流大會奠定了基礎。
1951年6—8月，上海市土產展覽交流大會召開。展覽會設立了城鄉交流館等16個展覽館，集中了華東區1萬多種土產和全國各地主要的土產，通過此次土產交流大會，上海摸清了70余種主要滯銷和少數行銷土產的基本產銷規律，及時開展了交流業務，在1個月內交流人數有180余萬人，成交額達6824億元。很多土特產品由滯銷品成為行銷品，行銷品也經此成為暢銷品，舊有的商業網絡得以恢復，新的商業網絡也逐漸建立起來，受冷落多年的滬粵鐵路線在各地舉行土產會議和土產展覽會后也商旅不絕。這次交流大會的展品只限于土特產品，不涉及城市中銷售受阻的工業品，且并未注意到城市中因購買力下降導致工業品滯銷這一現象，因此并不能稱之為嚴格意義上的“城鄉交流”。但總體來看，此次交流會為后續召開更大范圍的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積累了寶貴經驗。
?。ǘ┦袌觥昂迸c上海第二次調整對私營工商業者的政策
從1951年底開始，上海陸續開展“三反”“五反”等運動，為此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但與此同時，部分私營工商業者對工商業政策產生懷疑，出現了消極情緒，加之出現部分工人失業、商品積壓、物價下跌等現象，使得上海市場再次陷入“寒冬”。1952年3—5月，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上海私營工商業的部分困難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一些工業品的滯銷問題仍然影響著再生產。部分本身條件較差又未能得到政府加工訂貨和貸款優待的中小型工廠，更是處于瀕臨停產和關廠的邊緣。
針對“三反”“五反”運動后國營經濟與合作社發展過于迅猛以致私營工商業受到沖擊的情況，1952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調整商業的指示，認為國營貿易公司與合作社，應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經營。如在城市里，國營商店與合作社要減少次要商品的經營，在農村中，合作社應主要收購糧食、主要經濟作物與若干種主要出口物資，其他的次要土產則應當出讓給私商經營，并保留20%—30%的糧食及主要經濟作物給私商經營。在零售方面，公私商業的比重就全國平均數來說，仍應按中央財政會議所規定的25%和75%的比例，指示還進一步要求各地取消對于私商的各種不適當的限制。上海市政府也隨之在批零差價、地區差價和公私之間經營范圍等方面進行了調整，擴大了5615種商品的批零差價和174種商品的地區差價，降低了10類商品的起批點。此外，停止了國營商業22種商品的零售業務，撤銷了國營公司11個零售店、2個門市部，停止了1家國營百貨公司的零售業務，同時讓出國營商業123種商品全部或部分的批發業務。經過此次調整，1952年12月，上海私營商業的零售營業額較10月增加了19.58%，批發營業額增加了17.53%。然而商業網點的減少和某些傳統流通渠道的中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部分商品的積壓，如罐頭、面包、糖果、餅干業的積壓商品因大多數私商關店歇業而找不到銷路，上海筆墨商業也因銷售渠道單一等原因較難展開業務，進而影響了城鄉物資交流。
為了響應1952年中央提出的在已有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土產交流，“幫助廣大農民進行春耕生產和度過青黃不接時期的困難”的要求，也為了解決城市積壓的工業品和活躍市場，上海決定在1951年土產交流的基礎上將工業品納入交流名單，同時決定以中小型工廠的非名牌工業品為主，開啟更大范圍的城鄉交流工作。
大會的召開
1952年5月16日，上海市工商局組織召開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業務代表動員大會，會上提出“國營與私營，合作社與私營，私營與私營之間，更要積極展開交流，互相做買賣”。為了貫徹“以國營帶動私營”的精神，華東區各國營公司還分別舉行了各種業務會議，明確了公私兼顧、鼓勵私商經營運銷的方針，確定了國營專業公司和私營經營的比重與方向。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也積極配合此項工作。截至5月底，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對私營企業的放款總額比2月增加了18.6%。這些措施促使私營工商業者觀望的態度發生變化，推動其積極參與大會交流。
經過前期籌備，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于1952年5月25日正式召開。華東區各省、市及東北、華北、西北、中南、西南等地區代表和參加交易人員共計4300余人參會。其中，上海代表團由工商行政、國營經濟、合作社、工會以及49個土產行業和63個工業行業的代表155人組成。伴隨著大會的進行，上海參加交易的代表從724人增加到1382人，參加陳列的樣品也從5000余種增加到1萬余種。大會共設有三期業務交流：第一期是5月28—31日，第二期是6月2—7日，第三期是6月9—12日。根據華東區貿易部的指示精神，凡是有利于現貨推銷且買賣雙方愿意接受的交易方式，都為大會所歡迎。大會下設土產部與工業品部，二者在大會開展過程中針對各自產品的特點采取了多種形式的銷售策略，推動物資交流順利進行。
（一）土產部：靈活交易
在充分吸取1951年上海市土產展覽交流大會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土產部對各個環節都做了充分準備。為了使樣品與業務交流緊密結合，方便買賣雙方看樣成交，土產部在上海征集重點商品的樣品先行展出，并將每種樣品附上產地、質量、品種等標簽，注明其價格，待各地樣品到達后則以地區樣品為主要展示對象。根據各地代表團擬定的購銷計劃，土產部以各專業組為單位，將所有商品分暢銷、行銷、滯銷三種類型并加以排序，分別擬定業務計劃，并隨著交流會的開展每日對購銷計劃進行調整。
由于土特產行業具有分散性、盲目性和季節性等特點，因此受市場影響大，平衡產銷、掌握價格都較為困難。大會期間，土產部根據商品的不同情況，采用了現款現貨、現貨期款、短期期貨、易貨互換、代購代銷等方式進行推銷，以便交流業務更加順利推進。在大會持續四天的第一期業務交流期間，土產部以組織大宗商品談判成交為主，以小額自由交易為輔，并創造性地將二者相結合。大宗商品成交的關鍵在價格掌握與規格厘定，合理的價格有利于促成交易，而期貨規格的厘定不僅“能使產地生產更可能提高并且能夠堅定銷地信心，為今后銷路打下基礎”。相形之下，小額自由交易則只需要掌握合理價格便能保證交易的進行。由于存在上述區別，土產部對于大宗土特產品的價格掌握一般會依據商品暢、行、滯銷的情況，有意識地促成買賣雙方協商合理價格，而小額交易一般由買賣雙方協商定價。大會期間，大宗交易談判成功的消息促使小額交易更加活躍，而小額交易數量多、輻射面廣也有利于大宗談判的成功實現。大宗交易與小額交易的結合還體現在主副產品的聯動關系上，如毛豬業在蘇北完成大額成交的同時活躍了毛豬副產品的小額交易，華南筍干等農副產品小額成交的頻繁實現也促成了竹漿與竹筒的大宗交易。土產部7種大宗商品（竹筒、土糖、土紙、菜籽、豆油、大豆、毛豬）成交金額占全部交易的40%，剩下60%的交易均為小額自由成交，兩者相互配合，實現了大宗商品和小額交易的互惠互利。
對于銷售較困難的藥材、油脂等商品，土產部組織了業務交易座談會，有重點地解決問題。對于爭議較大的價格問題，土產部在整個大會交流過程中遵循了“三方有利”的原則，在制定交易價格時盡量使生產者、經營販運者、消費者三方均有利可圖。為了打破買販賣三方的天然對立，以合理價格實現大宗成交與小額交易相結合，土產部在大會中選派各省市代表組成業務專業組，綜合運用專業座談會與交易所交易兩種方式展開推銷。對于供小于求的商品，則安排買賣雙方開展座談，根據供求實際數字適當進行分配，既避免抬價競爭又能使供銷雙方得償所愿，以此平衡供應商品的品類。如供不應求的西南銀耳，土產部根據上海、蘇南、中南等地區參茸銀耳業的實際購入數字對待銷銀耳進行分配，避免各地區哄搶或其他產品因此滯銷。
在大會進行過程中，土產部處理現時滯銷商品的方法是以現貨成交為主，輔以易貨互換，使“兩頭冷”變“兩頭熱”，如浙江以松煙交換天津的紅棗即為范例。對于一些商品流通規律掌握不佳的行業，土產部在交流過程中以熱銷、暢銷商品帶動暫時滯銷或滯銷商品的交易，如在食品組交流業務中由于金針菇、榨菜、筍干等熱銷貨的成交，從而推動了洋蔥、大蒜頭、腐乳、淮陰粉絲等滯銷品的大批交易。國營貿易機構也召開公私營土產商座談會，通過交流經驗幫助銷售受阻或資金停滯的行業研究新的市場方向，并對其困難進行協助解決。國營貿易機構通過與私商土產行業合資采購的方式，帶動其進行購銷。如天津市土產公司通過與天津南貨業合資購入河北省一批黑瓜子，從而解決了后者資金周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推動不同行業間進行交易外，土產部還貫徹了城鄉互助的原則，打破了農業與工業的界限，如大量竹漿的成交不僅對江西、湖南、廣西等地農業生產提供了保障，也給城市工業供給了生產原料。蘇北和蘇南代表團通過以貨易貨的方式將當地的棉油、豬油與其他地區的工業肥皂進行了交易。上海榨油業購入皖北菜籽10萬擔，也實現了城市工業生產與解決農副產品出路的雙贏。土特產品的靈活交易還體現在對信息的及時把握與更新上。如土產部每天會對各地代表要購進和銷售的貨品名稱與數量寫成快報貼在會館墻壁，予以及時公布。又如，南貨業公會每天收集會員的購銷信息并由各區代表迅速進行貨品分配，既防止了會員對前訂計劃臨時變卦，也大大便利了意在銷購的各地代表。
此外，土產部還創造性地使用多邊交易的形式。相較于單純的雙向貿易，三邊甚至四邊的交易進一步擴大了商品的交易范圍和銷售空間，如蘇北以棉油供應上海，上海以花生餅供應廣東，廣東以糖供應湖南，湖南又以辣椒供應蘇北。如此形成了四邊的交易網絡，打破了一對一單向度的交易模式，在解決多方問題的同時也滿足了多方的需求。靈活多樣的交易模式使得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與在此之前的各級城鄉交流會區別開來。《人民日報》也對此次大會多樣的交易模式進行了高度評價，稱其是大會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工業品部：以暢銷帶滯銷
相較于積累了相當經驗而表現得游刃有余的土產部，首次參加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這種“高級市場”的工業品部則更加明確其參加大會的交流目標，即“以推銷滯銷積壓商品為主”，解決淡銷季節的生產問題，其主要活動緊緊圍繞銷售滯銷品這一中心任務展開。大會之初，外地代表團在上海的購入計劃大多停留在熱門貨與名牌貨上。但上海的滯銷品中既有因花色款式過時的布匹、襪子，有因歷史遺留問題積壓已久的手帕、熱水瓶，也有因質量較差而滯銷的搪瓷、服裝、橡膠等產品?？梢姡獾貙ι虾徜N品的追求與上海商品大量滯銷之間存在一定的供需矛盾。為了滿足各方需求，同時推動冷門貨與非名牌貨的銷售，在保證產品質量的前提下，大會鼓勵公私企業通過使用名牌貨帶動質量過關的中小廠家的非名牌貨物進行組合推銷的方式，以適應不同等級的購買力，解決產銷矛盾。如上海文教用品業的百貨公司就規定，凡是購買各種名牌金筆、乒乓球等熱門貨必須搭配滯銷的墨水、復寫紙等冷門貨，為后者打開銷路。日用品組的人民、勞動、雙桃、天安等雜牌牙膏，也在三星、黑白等名牌牙膏的搭售下全部售空。
與此同時，為了解決部分商品因質量低劣與盲目增產導致的滯銷問題，工業品部還改變其經營方式，通過放棄不適應市場的部分商品、改良性能等方式降低成本，摸索出適應市場的產銷規律。如因小型工廠盲目生產導致滯銷的油墨、復寫紙和訂書釘等，以及部分質量低劣且加工技藝無法得到改良的產品，均在大會上被舍棄，各地區同行業者也根據交流情況重新規劃了內部的生產與加工數量。
借助上述方式，部分滯銷的工業品得以順利出售。上海代表團包括內衣、染織、家用化學品等13個工業滯銷品銷售額達1129.52億元，滯銷品售出比例達76%。一向在上海本地銷售的牙膏、墨水等，也通過此次交流打開了外地市場。由于各地需求旺盛，除了積壓滯銷品銷出外，一些行業還承訂了大量期貨。滯銷品的售出使得生產資金得以順利周轉，而大筆訂單也保證了中小型工廠的生產運轉。部分經組合銷售后仍滯銷的工業品則借助產銷碰頭，主動尋求改進空間。例如，工業品部根據東北代表團的提議，將牙刷的骨柄原料由獲取困難的牛骨換為受歡迎且易取得的合成塑料賽璐珞，這一建議既幫助牙刷業解決了原料困難的問題，也為過去僅以裝飾品和玩具為主、銷售困難的賽璐珞業開拓了新的生產方向。又如，一些因產品規格和牌號繁多造成滯銷的行業也在充分了解各地的產銷規律與品質要求后，精簡了產品貨號，同時改進工業技術以提高產品質量。
在工業品部取得上述成績的同時，工商界也在不斷調試此次大會引入的工業品交換新模式。由于大部分工業品行業均是首次參加“高級”物資交流大會，對這一形式不夠熟悉，因此大部分行業擬定的購銷計劃都與實際相差甚遠。如上海內衣制造業銷售量為原定計劃的50倍，牙刷業、制釘業銷售量在原定計劃的4倍以上，襯衫服裝業、染織業、賽璐珞業銷售量在原定計劃的3倍以上，制藥業、制鏡業實際銷售量在原定計劃的2倍以上，等等。許多工業品行業在沒有打開銷路之前倍感艱難，而一旦訂單稍微增加卻又覺得不夠供應。如規模最大的染織業經過多次調整，也僅拿出10萬余匹棉布來供應，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伴隨著業務的不斷拓展，與會的工業企業不斷增加，工業品部及時調整補充了交流品種，擴大了產量，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大會需要，而這一調試也貫穿了大會始終。
在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實事求是，積極交流，有買有賣，互助互利”的業務方針的指導下，土產部和工業品部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調整，采取多樣方式解決現實問題。在靈活的交易策略下，大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在恢復與發展交易渠道等方面影響深遠。
大會的成果與影響
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在十余天的交流過程中成交總值達17431億元，其中工業品成交6254億元，約占成交總額的35.88%，土產部成交11177億元，約占成交總額的64.12%。經過此次大會，上海工業品部門中的23類工業品全部解決了滯銷問題，各廠在“五反”運動后的生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如針織工業1952年7月產量較1951年同期增加了40%，家用化學品工業中的牙膏在6月的產量比1951年同期增長了100%。此次大會還幫助解決了部分土特產品貨源問題。如根據上海市工商局的調查顯示，海北桂、南貨、糖、藥材、煤薪炭等行業6—7月營業額有了顯著增加，其中7月份比6月份增加了231.7%。
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不但幫助私營工商業在淡季時期維持了基本生產，而且還擴大了工業品的銷路，解決了工業原料短缺等一系列問題。與此同時，通過這一跨區域的交流形式，上海與各地工商業發生了更為廣泛的、經常的貿易關系，借此了解各類商品流通的方向。對此，1952年6月24日，陳云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代表會議上高度肯定了城鄉物資交流大會這一“活潑城鄉交流”的舉措，稱上海、天津等地“召開城鄉物資交流大會，均已獲得顯著成績。它們所獲得的好的經驗，應該進一步向各地推廣”。實際上，與其他地區的類似交流大會相比，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除了具有活躍市場、擴大交流等共性經濟意義之外，還兼具改善公私關系等政治影響，在全國范圍內提供了有益經驗。
?。ㄒ唬┯喠⑴c檢查期貨合同
這次大會秉持交易以現貨為主、期貨為次的原則，除現貨交易外，共簽訂合同5303份，其中，上海各類企業共簽訂合同2575份，總值達10315億元。為保證合同落實，也為減輕買賣成交的顧慮與困難，大會規定期貨定金按合同金額的1%—5%機動掌握。同時，這些期貨合同一般按照商品季節性、產銷的實際情況而簽訂，部分合同的簽訂也從產銷情況和經營上的便利出發。
履行合同是檢驗此次大會成果的關鍵環節。為此，大會吸收1951年上海市土產展覽交流大會簽訂合同不規范、執行力不強等教訓，由上海市工商局、市工商聯等聯合成立了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上海市合同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合同檢查委員會）對到期合同進行檢查。合同檢查委員會明確規定，各類企業應將履行合同的情況逐月按實填報，并于次月送交審核。在審查過程中，除核對單價、總值、交貨時間地點等信息外，還特別審查了期貨合同的價格。在合同履行情況不佳時，政府還積極擔負監督之責。如當部分私商不愿與國營企業或合作社訂合同，將其視為“包袱”而顧慮重重等時，合同檢查委員會便在兩者之間進行協調。一方面，要求國營企業按合同條文貫徹履行，敦促其端正經營作風，幫助其培養堅守信用的商業道德；另一方面，推動各私營廠商通過合同來提高產品質量。對于規格較難掌握的一般土特產品的期貨合同，合同檢查委員會則會提出指導意見，建議受生產季節天氣等影響的期貨或適當放寬合同條件，或簽訂其他補償及保證協議，同時提醒各期貨合同的時間不宜過長。通過上述努力，合同簽訂率和履行率均有所提高。截至1952年底，此次大會的到期合同金額為8875億元，其中履行者占83.8%。會后及時開展的合同檢查工作鞏固了交流成果，同時也為此后興起的各類鄉鎮郊區等“初級”物資交流大會提供了經驗。
?。ǘ└纳乒郊靶袠I內部關系
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牢牢把握“公私兼顧”的原則，國營企業與合作社在此次大會中遵循“對熱門暢銷貨，不應搶先購買，對滯銷貨，應帶頭購進”的原則，妥善處理與私商的關系。如豆類、山貨類、藥材類等近百種產品全部交給了私營商戶經營販賣，麻皮、煙葉等8種主要產品國營土產公司也只占到市場成交數的30%—40%，糧食類等主要生活資料國營公司則只在保持市價合理的前提下經營了一小部分，以便將更多機會留給私營商戶，同時在價格方面也做出讓步，以使私營商戶有利可圖。在各行業的總結報告中，“公讓私”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西北的滯銷品蘭州水煙現貨346箱全部被蘇北土產公司購進，而當地私商無法購入現貨，前者得知后主動無條件讓出50箱；上海土產公司也出于同樣的原因將部分華北生粉出讓給中小廠商，表現出“國營經濟領導作風”。又如，毛紡織業的華美廠在大會最后一天仍有絨綿2000多磅積壓，經大會聯絡協商，最終與安徽代表團取得聯系并成交了1000多磅，解決了該廠產品滯銷問題；火柴業各會員還觀察到，在交流會上，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讓私營廠先賣，是出于“明顯的照顧”。
大會形成的聯動關系不僅限于“公帶私”，還表現在各行業內部的“大帶小”。例如，火柴業會員達成一致意見，讓小廠或比較困難的幾個廠家先賣出產品，使其得到特別關照，轉危為安。又如，上海代表團香皂、制鞋等14個中小型工廠共計1458戶參與交流，銷售金額達1273.25億元，其中，中小戶成交額占成交總額的39.22%，成為此次大會的受益者。
值得注意的是，“公帶私”“大帶小”也反映了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所承載的政治意義。如政府通過指導國營企業訂購大型工廠的訂單，并指導中國人民銀行積極給私營廠商貸款，以此給私營中小廠商釋放積極信號，使其“體會到了政府推動交流的重要性”。同時，此次大會還形成了以合作社為橋梁、工業品與農業生產直接結合的交易方式，農產品經過合作社直接送達工業生產者手中，工業品也經由合作社直接供應農業生產。這種方式既加速了商品的流通，降低了工業原料和工業品的價格，也使得中小私營廠商認識到，單純以其自身力量很難為今后交流打開銷路，不少中小私營廠商在會后主動提出與大廠達成合作，協同尋找參與各省各級交流會的機會。
總之，中小私營廠商直接或間接受到吸引，紛紛向國營企業靠攏，爭取國營企業與合作社的訂單。由此，政府不僅達到了動員私商的目的，而且對于形成新的公私關系、推動實現公私合營等也有所幫助。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結束后，上海市工商局計劃成立一個包括政府機構、國營單位、工商聯和私營工商業者在內的具有統戰性質的交流業務指導機構，以此共同領導召開和動員參加各地交流會的工作?？梢姡舜未髸诠膭钏缴虆⑴c交流的同時，也為后續城鄉交流活動積累了相關經驗，進而為1952年上海進一步開展公私合營奠定了基礎。
結 語
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解決了物資在地區和行業間分配不均衡的問題，使商品資源按需流動，以此激活了城鄉市場。作為大會舉辦地的上海，通過此次交流大會既了解到本地商品流通的方向與規律，同時也借助互惠互利的交易，使得其與外地實現了“雙贏”“多贏”。與此同時，靈活多樣的交易方式解決了部分土產品的貨源問題，緩解了上海等地工業原料不足的問題，并最終推動城鄉、公私、行業內部關系的進一步改善。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此次大會也面臨著一些問題。如在工業品行業，無論行情好壞，都遇到了因前期準備不足而產生的問題，一些企業未預料到滯銷品會一銷而空，甚至接到了期貨訂單才倉促開工，出現了在交流大會結束后許多商品都未能滿足各地代表團要求的情況。又如，大會強調“薄利多銷”，致使包括煙絲業、內衣織造業、南貨業等在內的土產和工業品行業中普遍存在利潤過低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有組織地召開各級物資交流大會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主導下的新商業交易方式，其作用不僅是推銷商品、活躍市場，更主要的是新生人民政權通過各級市場的商品交易來指導經營生產，解決淡季工農業生產滯銷，旺季物資合理分配等問題，華東區城鄉物資交流大會這類“高級”物資交流會的意義由此凸顯。通過交流大會這一形式使各地工農商業的產銷雙方見面，便于政府及時掌握市場需求，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對市場的有效調節。通過簽訂交流合同，工農業生產者進一步掌握了生產的計劃性，避免生產過?；虍a量不足，以保持商品流轉與信息對稱。此次大會作為“三反”“五反”運動后在上海首次召開的“高級”城鄉物資交流會，不僅改善了參與地區的民生，恢復了當地城鄉市場，也改善了當地的城鄉和公私關系。
［作者簡介］劉亞娟，歷史學博士，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劉辰宇，碩士研究生，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
*本文為華東師范大學新文科創新平臺項目“上海工業化史料數據庫建設”（2022ECNU-XWK-SJ0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