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茶在中國歷史中扮演了多重角色，既是經濟紐帶，又是文化符號。當代中國茶史研究應實現宏觀“掃描”和微觀“深描”，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歷史和現實，國別史和全球史四個方面的結合，需要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共同體”理念的多維視野進行審視。在當代，不同的主體生成了原始檔案、志書、年鑒、發展報告、資料匯編等不同類型的大量資料，部分機構和學者據此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為發現新議題新論域，開拓研究新境界，亟須梳理當代茶葉政策、管理體制和機構的變遷，挖掘當代茶史突出特性和茶葉發展的現代性，突出教育、科技、人才在茶葉發展史上的過程及其作用，并強化茶史領域標識性概念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研究。
［關鍵詞］茶；文化傳播；當代學術史；中國式現代化；標識性概念
茶是中國文化中的桂冠，它起源于中國，并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全人類共同的飲料。《自然》雜志稱：“除了白開水，茶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飲料——全球每天消費超過20億杯。”陸羽在《茶經》中將中國茶史追溯至神農，但神農茶事杳然不可考，更多被視為茶史的傳說時代。近現代以來，考古領域有了諸多新發現：西漢景帝陽陵出土的植物遺存被鑒定為茶葉，距今2100年；西藏阿里地區故如甲墓地出土了茶葉遺存，這表明1800年前中原茶葉已經被輸往遙遠的高海拔地區；在山東鄒城邾國故城西崗墓地，發現世界上最早的煮（泡）過的茶葉殘渣，這將茶史提前至戰國早期偏早階段。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都發現茶葉遺存，這說明至少在西漢時期或更早，中國已經以茶為紐帶和標識，形成了中華民族的“飲茶圈”和社會生活共同體。
作為一種新生事物，茶在中國被開發和利用后，圍繞采茶、制茶、買賣茶、品飲消費茶產生了新的行為、制度、思想和文化，納入歷史研究視野后，形成諸多研究議題。中國古代茶葉生產技術不斷進步，因發酵程度不同逐漸產生了綠茶、紅茶、黑茶等茶類，各茶類又有多樣的外觀和形態，這屬于技術史的范疇；茶具有體積小、價值高、生產和消費區域不一致等方面特性，使其成為理想的大宗貿易商品，這屬于商貿史的范疇；茶可以用來納貢、分賜群臣、征稅入榷，又可以被政府管控用以羈縻少數民族，這屬于政治史、稅制史、邊疆史的范疇；從唐代開始，茶在對外交往中充當著重要角色，或禮物饋贈，或對外貿易，或向海外傳播制茶技術、品飲技巧、生活方式，這屬于對外傳播史、文化交流史的范疇；茶又給文學藝術帶來了一股清風，相互激蕩下催生了一批優秀的茶詩、茶文、茶畫、茶歌、茶舞等，這屬于文學史、藝術史的范疇。總之，茶以獨特的稟賦融入中國文化，以茶為媒介和載體，生成了新的歷史，產生了《茶經》《大觀茶論》《茶疏》等一批古代典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茶葉深深融入中國人生活，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
近代以后，英國、荷蘭在印度、錫蘭、爪哇等地發展茶產業取得成功，日本也探索出一條適應自身特質的茶產業轉型道路。相形之下，中國傳統茶葉生產經營模式相對落后。茶業界不斷有關于衰落、變革、復興的探討并付諸具體的行動和措施，在“沖擊—回應”歷史敘事模式之下，史學界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系列研究。回顧中國茶史時會發現，研究者視野大多聚焦在古代、近代，已經形成了一批充滿洞見的學術著述，如隋唐、宋代、明清、民國時期都已有茶史斷代研究。此外，有關茶史的資料匯編工作也形成一定規模和體系。
新中國成立以后，茶業從低谷又重回巔峰。目前中國茶葉產量全球第一、出口總量和金額位居世界第二。但就茶史研究而言，情況卻不容樂觀，無論是當代中國茶史的本體研究，還是基于茶史學術議題的開掘，都尚處于初步階段，相關成果比較零散，這與當代的茶業發展實踐不相稱。有學者指出當前茶史研究的雙重困境：“因為茶史研究往往只關注過去，對今天的茶業狀況不甚了解，所以茶史研究對當代茶業的影響力極小，研究成果只能在小眾群體中傳播；而當代茶業則只關注經營和效益，對茶史漠不關心，所以當代茶業不能充分吸收茶史研究的精華，從而顯得淺薄、無根。”因此，重視當代中國茶史研究，特別是從中挖掘具有深度的學術議題就極為迫切。
一、當代中國茶史研究的方法和視野
茶與煙、酒、糖等是當代社會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消費品，也是用于禮尚往來的重要社交品。在中國的鄉村或者城鎮街道，隨處可見售賣煙酒茶的招牌，對于城鄉居民來說飯飽后一杯“余茶”是其日常。但從事歷史研究時，如只從生活和消費的個體視角探討當代茶史則難以發掘其中的整體價值與意義。因此，在開展當代中國茶史研究時，應創新研究方法和拓寬研究視野。
（一）創新當代中國茶史研究方法
當代中國茶史在研究方法上應注重四個方面的結合。
宏觀“掃描”和微觀“深描”的結合 當代中國茶史研究要在總體歷史把握與考察中關注個案和具體的歷史情境，實現“大歷史”和“小歷史”的融合，應采用新文化史學“深描”等方式讓茶史有細節和生命力，同時又呈現總體性的歷史進程。就中國茶史研究領域而言，在從微觀出發探究宏觀歷史價值方面，王笛有關“成都茶館”系列著述已做出開拓性研究。他以茶館為空間載體分析了其與社會改良、公共利益、國家政權之間的復雜關系，并由此窺見地方文化特性與“現代同一性”之間的博弈。繼早期研究之后，王笛在《成都茶館業的衰落——1950年代初期小商業和公共生活的變遷》（《史學月刊》2014年第4期）、《公共生活的恢復：改革開放后的成都茶館、民眾和國家》（《開放時代》2018年第5期）、《農民工的城市經歷：改革開放后的茶館觀察》（《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第6期）等論文，特別是2018年出版的專著《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和復興，1950—2000》中，再次通過茶館這一微觀世界透視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遷。在這部著作中，讀者可以看到在激烈社會變遷中的茶館所折射出的斷裂性與連續性，“揭示了在整個20世紀的文化變遷以及國家對茶館生活的應對”。在通過茶史探討當代中國的微觀史和宏觀史時，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普遍與特殊、個別與一般的辯證關系來理解和詮釋。
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的結合 當代中國茶葉產業已有70余年的發展史，應采用長時段的方式分析茶史中相對穩定的結構變動。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鑒于中國茶葉在國際貿易市場的失敗和國內茶產業的凋零，吳覺農等提出“茶業復興計劃”，做了大量分析，撰寫兩部專著，形成了一整套關于茶業復興的設想、綱領和方略并付諸實踐。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為改變中國茶業在國際市場上相對落后的狀態，“茶業復興”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話語統合。茶業的發展和繁榮成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重要使命。在此背景下，茶業的組織形式、產地保護、品種改良、技術變革等方面的現代化轉型是茶史相對穩定的議題。如湯銳的一項研究，以山東日照為例，展現了農業領導干部、農業科學技術人員、農民群眾“三結合”背景下在“南茶北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民國時期的茶業復興更多是與產業和科技發展有關，當代茶史發展在這兩個維度之外還增加了一個新變化，那便是茶文化的復興。澳大利亞學者席格倫認為，茶文化在中國正被“重新發掘”和“重新利用”，以此強化獨特的中國身份認同感和民族性格。而在茶文化復興的歷史大潮中，當代有了新的研究論域。如在引入文化遺產概念后，與茶相關的物質及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快速挖掘和發展，中國茶文化的多項文化遺產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世界自然遺產名錄、中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等。席格倫還認為，茶馬古道、萬里茶道等文化線路遺產被納入一種“流動敘事”之中，描述了隨著時間推移的人員、物資等的流動與交流如何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歷史和現實雙向視角的結合 當代以前，中國茶史已經擁有了一定的論域和議題，如古代茶史中的茶法和茶政問題，近代當代茶史中的成癮性消費品、飲料和消費革命、資本與權力支配、變遷與路徑依賴、產業和技術現代化、貿易與全球化等。從長時段來看，其中的一些穩定性結構及相關研究話題在當代茶史研究中仍舊存在。以國家在茶葉購銷中所承擔的角色以及茶葉在鞏固和穩定邊疆作用等方面為例，在古代圍繞茶馬法形成了大量文獻，在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出臺了統制政策和國營政策，對此，王曉燕、鄭會欣等人已有較為充分研究。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中國在茶葉的統購統銷、內銷和外銷等方面推出了很多新政策，從而影響了中國茶業的發展走向。劉長林等聚焦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研究了該問題，但還有大量時間段尚未展開深入的研究。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將茶葉購銷同少數民族政策結合，將傳統的邊銷茶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茶在構建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方面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這就需要將傳統歷史議題與當代現實相結合，運用當代新生成和正在生成的史料努力開辟茶史研究的新格局。
國別史和全球史的結合 當代中國茶史首先是國別史，是研究中國這個空間和地域上所發生的以茶為對象的歷史，但還應樹立總體史或整體史觀，關注跨國家和跨地區、跨文化的茶葉歷史，彌補民族國家視角的單一性問題。例如，新中國成立后曾選派福建、湖南、云南等地茶葉專家到非洲馬里、阿爾及利亞等國援助茶葉生產，這些國家也曾派人到中國學習。此外，包括當代中國飲茶方式、與茶葉相關的原創概念在全球傳播的情況等，都應納入當代中國茶史研究，但這些方面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視。張靜紅研究發現，澳大利亞一度衰落的茶文化，在當代中國的影響下得以重新激活，在其主要城市悉尼、墨爾本、堪培拉等都有貿易商和茶文化教育者、愛好者向該國公眾傳播中國茶葉的品飲與辨識方法；澳大利亞本地民眾茶葉消費群體展現出“帶有排他性的混合性”，即采取了保持距離和排他的策略。澳大利亞學者則重點觀察布里斯班，研究了該城市“中國茶道”的郊區茶館、佛光山佛寺舉辦的“茶禪”以及“小壺泡法”的茶葉培訓課程等飲茶實踐的具體案例。有學者曾指出，中華茶文化“在更廣的范圍內，還包括當今世界上的華人文化，即便沒有生活在中國，只要是華人，喜歡飲茶品茗，那么，他們也歸屬于中華茶文化的范疇”。因此，在從事當代中國茶史研究時，不僅要涵蓋海外華人，還應進一步將接受中國茶文化的外國人也納入其中，進而實現國別史和全球史的結合，以茶為媒介，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具體而生動的例證。
（二）拓寬當代中國茶史研究視野
當代中國茶史研究除注重上述四個方面結合外，還需要有總體視野，以提升研究格局。
當代中國茶史研究需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視野 有學者以近代史為切入點，通過晚清與英國、美國的對比，分析了茶運與國運的關系。民國時期，吳覺農等一批新式教育成長起來的茶學專家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茶葉改良和革新的系統方略，但這一宏愿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無法實現。新中國成立后，伴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國茶葉事業終于迎來了真正的復興，其發展和繁榮已經遠遠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國家是一個產業發展興衰最大的底色，國運盛則茶運興，國家強則茶人幸。因此，研究當代中國茶史，一方面要在國家總體發展的歷史敘事之下，看待茶葉復興是如何實現的；另一方面要系統總結茶史發展的經驗和模式，進而為民族復興敘事提供具體實踐和支撐。當前，已有部分著作在民族復興的視野之下，以某一產茶區、某一茶類、某一茶文化活動為中心展開了記述和研究。
當代中國茶史研究需要中國式現代化的視野 近代中國茶葉之所以面臨快速衰落的命運，是因為英國、日本等國擺脫了對中國傳統茶葉生產、制作和流通模式的依賴和學習，在其殖民地或本國探索出茶葉發展的西方現代化道路。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開拓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無疑為茶葉事業的當代發展提供了最為堅實的保證，與此同時，中國茶科技、茶產業、茶文化也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路徑。具體來說，中國獨自培育了眾多本土茶樹品種，擁有了獨特的中國味道；形成了六大茶類上千種名茶，與國外以紅茶綠茶為主、相對標準統一的情形有很大不同；提出了茶藝等當代概念，以深厚的中華文明為依托、培育出中國茶文化獨特美學氣質；等等。以中國式現代化為視野和方法論，充分發掘當代中國茶史的規律和特性，能更好地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獨特性。
當代中國茶史研究還需要樹立“共同體”理念的視野 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國是全球最早發現和開發利用茶葉的國家，經過不斷傳播和發展，最終為全民族所共享；幾千年來，中原地區為邊疆少數民族居民源源不斷地提供茶葉；而邊疆地區的藏族酥油茶和甜茶、蒙古族奶茶等，也是中國茶文化的有機構成部分。茶葉促進了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認同，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俄羅斯學者伊萬·索科洛夫認為：“在中國，人們不僅是掌握了種茶和加工的全部技能，而且向全世界傳播了一套包括茶葉知識、沏茶器皿和工具、品茶禮儀在內的飲茶文化。”中國茶葉不斷擴大“朋友圈”，帶動并促進了各個國家本土茶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讓世界茶文化“大觀園”豐富多彩，同時也彰顯了中國的文化軟實力。近年來，由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門組織面向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辦“茶和天下”·雅集品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和熱烈歡迎。以茶為媒，推動中國茶和茶文化走向世界，對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
二、當代中國茶史的史料生成與研究現狀
史料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基礎，當代中國茶葉史料已經有了豐厚的積累且仍在不斷生成之中。茶葉史料是在茶葉生產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這需要一定的創造主體，而這些主體又是史料的擁有者和保存方。新中國成立后，茶葉經營和管理體制歷經多次調整，農業、商業、對外貿易等部門曾制定政策和法規，或者調整茶葉管理職能，產生了大量文本，這些是研究當代茶葉發展宏觀政策變遷的重要史料。1949年成立的中國茶業公司（現為中國茶葉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中國最早建立的全國性專業公司，是宏觀政策的重要執行方。該公司在各地成立或整合了眾多分公司和機構，其名稱、職能和經營范圍屢經調整，形成豐富史料。1958年成立的第一個全國性茶葉研究機構——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1964年成立的中國茶葉學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1992年成立的中國茶葉流通協會（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管），1993年成立的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農業農村部主管），1991年建成的中國茶葉博物館（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直屬單位）等，同樣有大量的當代茶史史料。《茶葉科學》《茶葉通訊》《茶葉》《茶博覽》《茶藝月刊》和湖南廣播電視臺茶頻道等眾多以茶葉為主體的期刊、廣播、電視等，也是茶葉史料的重要生成方。與煙、酒、糖等產業度相對集中或者至今實施國家專賣的行業相比，茶葉全產業鏈所涉及企事業單位和人員極其龐大，據稱2020年從業人員超過7000萬人。因此，當代茶葉史料可謂浩如煙海，但目前這些史料分散于各主體各地方，不易查閱，且沒有經過整理、未成體系，如何將之用于茶史研究是一大難題。與古代、近代已經形成了專門的文獻檔案匯編、資料集成相比，當代出版的茶史史料集尚十分稀見，目前可查有二。一是《宜都紅茶廠史料選》，共7冊，收錄宜都紅茶廠1951—1961年的企業檔案和中國茶葉總公司中南公司與宜都紅茶廠有關的檔案181卷，約100萬字，涉及實物期貨貿易貸款、標準化管理、規模化經營等方面內容。二是《工業文化研究：國家工業遺產安溪茶廠》，該書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與安溪鐵觀音集團的合作成果，介紹了安溪茶廠自1952年成立以來的檔案情況及價值，并“選輯了安溪茶廠不同歷史時期的具有代表性、能反映企業發展不同側面的檔案”；據估計，安溪茶廠1952—2021年的全部檔案（除賬本類財務檔案外）約428萬字。在云南西雙版納、大理，四川雅安，湖北咸寧，湖南益陽等，這類存續時間久、歷經多輪改制的當代國營茶廠還有不少，其檔案亟待進一步挖掘整理和深入研究。
中國歷來有修志的傳統，志書內容往往是百科全書式的，涵蓋各種主題，但往往以某一地域為中心，一般是地方政府組織編寫的，故稱為“地方志”或“方志”。某些地域會有特色產業，往往還會編輯專題性方志。在中國南方的眾多地區，茶是當地重要產業或特色文化的代表，于是以各地的地方志辦公室或地方政府委托的學會、編寫組或學者等為實施主體，編撰形成了一系列茶志。當代中國較早編撰茶志的地區，往往是茶葉歷史和文化資源比較深厚的地區。1983年，陜西省紫陽縣在其縣志基礎上組織人員編寫茶葉專業志，次年形成內部刊行的初稿《紫陽縣志·茶葉志》，該書為當代地方茶葉志編纂提供了實踐經驗。此后，《湖州特產志·第二輯·（茶葉專輯）》（湖州市農業區劃委員會辦公室、湖州市郊區農業區劃辦公室1986年編印）、《德清縣茶葉志》（《德清縣農業志》編寫組1986年編印）、《名山茶業志》（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鳳慶縣茶葉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建茶志·閩北茶業志》（南平地區茶葉學會1996年編印）等相繼編撰出版。進入新時代，隨著地方各級政府對茶產業投入力度加大，茶志編撰工作日趨繁榮，中國文史出版社等出版機構也在有意識地組織出版茶志，助推了各市縣編撰茶志的熱潮。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編撰出版的茶志超過百部。
《湖北茶葉貿易志》是最早由經營主體編撰的茶葉志。該志編寫方是中國土產畜產進出口公司湖北省茶麻分公司。在改革開放初期，該公司全面負責湖北茶葉經營、加工、進出口貿易工作，故書中論述了1949—1984年湖北茶葉歷史的發展狀況，涉及收購政策、邊茶供應、茶葉出口和價格、組織機構等方面的變遷。《云南省茶葉進出口公司志（1938—1990年）》較為全面地反映了云南茶葉長時段的發展歷史。2000年，浙江省茶葉進出口有限公司承修《浙江省茶葉志》，并于2005年出版。
隨著國家市場和貿易政策的調整與國有企業職能轉變，公司貿易志內容也發生了變化，更多聚焦企業內部，史料價值有所降低。1985年，吳覺農編成了《中國地方志茶葉歷史資料選輯》，由農業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這部書史料價值較高，但視野主要聚焦古代，對于當代茶史研究關涉較少。茶葉科學研究機構也編有志書，如《杭州茶葉試驗場場志（1955—1987）》（杭州茶葉試驗場場志辦1989年編印）、《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所志》（《所志》編輯委員會1998年編印）、《福建省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所志》（《福建省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所志》編委會2005年編印）、《云南省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志（1938—2018）》（云南科技出版社2018年版）等。其中，《杭州茶葉試驗場場志（1955—1987）》“根據方志的體例，以橫排門類，縱述事實”，從地理環境、茶葉生產和科研等方面記述試驗場歷史，為其他同類志書的編寫提供了范例。國營茶場志有《貴州湄潭茶場志》（中國農業出版社2021年版）、《西藏易貢茶場志》（中國農業出版社2021年版），其中后者系統記錄了新中國西藏茶產業發展的成就。上述志書以經營單位、研究機構、行業協會、地方政府等為主體，通過對茶葉歷史的記載和梳理，借此觀察當代中國茶葉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目前全國性的茶葉總志只有“九五”國家重點圖書《中國名茶志》（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年版），但該書以茶葉名稱為中心，過于條目化，史料價值相對有限。有些地區在茶葉志基礎上形成了區域性的茶葉史，如《德清縣茶葉史》（浙江德清縣農業志編寫組1988年編印）、《臨安市茶葉史》（臨安市茶葉局、臨安市茶葉協會2005年編印）。這些茶史帶有濃厚的志書風格，以資料性為主，古今雜糅、專論當代的內容相對較少，且發行范圍極其有限。
在茶葉史料體系中，茶志是特定單位或區域在長時段發展歷史的記述，而年鑒、發展報告、資料匯編等則呈現茶葉在短時段內發展的情形。從2008年起，中國茶葉學會、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聯合組織編寫《中國茶業年鑒》，收入了來自國家統計局、海關總署的數據，全面系統反映了當代中國茶業的年度建設成就和經驗。一些地方政府部門也編寫各自年鑒，如云南省農業廳的《普洱茶年鑒》（云南科技出版社2017年版）；文博機構也有年鑒，如《天福茶博物院年鑒》連續出版多年。1996年以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組織“皮書系列”研究報告，其中收錄不少茶葉年度發展報告，如《中國普洱茶產業發展報告（2019—202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這些報告有一定的研究與史料價值。2010年起，李閩榕等人組織撰寫《中國茶產業發展報告》形成“茶業藍皮書”，截至2024年底，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已出版8部。其中有產業的總報告，有專題發展報告，有各主產區的區域研究，有茶類的專題報告，有熱點和前沿問題的探討，還有代表性案例的分析。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后，商業部茶葉局曾組織編寫三輯茶葉技術革新資料匯編。此類研究性的發展報告、資料匯編等，如能長久持續，將是當代中國茶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基于現有史料，有學者在研究方面已經有所開拓，其中以吳覺農、陳椽等老一輩茶史學者為代表。在民國時期，吳覺農是茶葉復興和變革的積極行動者，編寫了大量著述；新中國成立后，他走上國家農業部門的領導崗位，但并沒有因此停止研究的腳步，1984年，他主編的《茶經述評》核心內容是注釋陸羽《茶經》。但《茶經述評》并沒有拘泥于經典著作注釋本身，而是用較大篇幅展開述評，這些述評不少內容是將當代茶史與古代茶史對比研究。陳椽編寫的《茶葉商品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茶葉貿易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茶業經營管理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茶葉市場學》（農業出版社1994年版）等論著分析了中國當代茶產業及技術的發展。在茶文化領域，余悅的《中國茶文化研究的當代歷程和未來走向》一文，提出在當代中國茶文化實踐基礎上構建茶文化學科及其路徑問題。進入21世紀后，將茶葉領域分為文化、產業、科技三大板塊的路向越來越明顯，并由此拓展了當代茶史的研究論域。
需要指出的是，當代中國茶史研究需要將港澳臺地區的茶史統攝進來。新中國成立后，盡管港澳臺地區歷史演進與中國大陸不完全同頻，但在茶葉發展史方面有諸多共相，甚至是深度交流和交融的。民俗學家婁子匡等學者提出的當代原創性概念“茶藝”曾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熱點事件，并影響了中國大陸的茶藝館發展走向；臺灣師范大學鄧時海《普洱茶》一書論述了普洱茶在港臺地區的歷史與價值，對云南普洱茶熱潮起到風氣先導的作用。而在新中式茶飲發展方面，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地區則是同頻共振、相互激發的，并由此催生了新的飲茶風習和范式。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是中國臺灣地區歷史最悠久的行業協會，該公會生成了大量文獻，其1918—1988年的檔案現收藏于中國臺灣地區的“中央研究院”，總計988卷，且全部數據化以供公眾查閱。以該公會的檔案為基礎，已出版范增平《臺灣茶業發展史》（臺北市商業同業公會1992年版）、陳慈玉《臺北縣茶業發展史》（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印）、徐英祥等《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會史》（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2000年版）、許賢瑤《臺灣茶業史研究》（樂學書局2023年版），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還編著了《臺茶輸出百年簡史》（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1965年版）。中國臺灣地區的這些茶史研究成果都有一定篇幅論述當代發展，值得肯定。當然，中國大陸有關學者也注意到這一問題，夏濤主編的《中華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不涉及當代，但在2024年作為普通高等教育茶學專業教材時將所關涉視野拓展到當代。遺憾的是，該書當代部分的內容并沒有涵納港澳臺地區茶葉發展歷史。希冀將來學界在編寫茶史著作時，應補足這一缺漏，并關注港澳臺等地區茶葉流通、消費和茶文化發展的歷史。
三、當代中國茶史研究的議題開拓
推進當代中國茶史的研究不僅在于文獻資料的纂集和整理、斷代專史撰寫和出版，更在于開拓切實的研究議題，借此凸顯茶葉專門史在整體史研究中的價值和意義。與古代和近現代相比，當代茶史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代表性成果十分稀缺。故開展當代茶史研究時，需要前文所提出的“四個結合”“三種視野”，開拓研究的新論域和新議題。
研究當代茶葉產業政策、管理體制和機構的變遷問題 在古代圍繞貢茶、榷茶、茶稅、邊茶等形成了一整套茶政和茶法，近代則推出了茶葉檢驗等法定規制手段，這些問題已有較多研究成果。新中國成立后延續了部分制度，又根據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做出了一定調整。這對茶葉企業的所有制屬性、歸口管理機構、經營模式等產生了深刻影響。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國營茶葉貿易體制確立、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改造、納入計劃經濟時期二類物資管理，到改革開放初期議購議銷、放開邊貿市場和外貿市場經營權等一系列過程中，在茶葉屬性的國家定位、主體博弈等方面有眾多可供開掘的議題。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革過程中，同樣有不少與茶葉有關的典型案例可資分析。新時代以來，各項扶持政策對茶業發展和繁榮的促進作用，以及茶業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等，也需要從歷史維度展開探討。在當代，茶葉經歷了從換匯物資到富民“葉子”、從鄉村支持城市到城市反哺鄉村、從家庭副業到生態文化旅游產業等眾多變遷。研究中要注意，當代部分茶葉產業政策與古代和近現代性質已完全不同，如當下仍在實施的邊銷茶儲備、免稅政策是滿足少數民族生活消費的保障政策，更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體實踐。
研究當代中國茶史的突出特性和茶葉發展的現代性問題 在政策和制度等宏觀環境因素之外，當代中國茶葉發展還有獨特的規律與特征。在產業領域，創造了眾多區域公用品牌，這些品牌部分屬歷史延續，部分是當代新創，而區域公用品牌的歷史和現實資源以及企業品牌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從中可以拓展出地方性和統一性的話題。肇始于中國臺灣地區的一些與茶飲茶具相關的生活方式，經中國大陸的傳播發展，創新出了新中式茶飲、新中式茶具等，這些新型生活方式既以深厚的中華文明為底蘊，又適應了現代化的進程，在茶領域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之路。不僅如此，傳統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都不同程度地經歷了一系列調試和改造的社會過程，從地方性的風俗習慣躍升為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傳統”。如中國推動設立“國際茶日”（2019年），“中國傳統制茶技藝及其相關習俗”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22年），“普洱景邁山古茶林文化景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2023年）等。在重塑傳統、走向現代過程中，社會各階層推進了共同目標的實現。席格倫在研究中國當代茶文化遺產時提出了“流動性敘事”的概念，借此揭示中國現代性話語和方式的問題。從當代中國史研究出發，該方面還有大量可供研究的具體學術問題。
梳理教育、科技、人才在當代中國茶葉發展史的作用及其過程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民國時期初創的茶教育、科技、人才體系在新中國成立后才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大發展。70余年來，中國茶領域的教育改革探索、科學技術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等工作不斷推進，為茶領域提煉標識性概念、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保障和支撐，在茶領域的國際前沿學術研究、科學技術成果獎及領軍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績，同時在職業教育、高等教育中形成完整的茶領域教育體系，這在當今世界絕無僅有。但是，目前在茶領域科技方面，學者們多習慣在國內外期刊發表單篇研究成果，尚未撰寫專門的當代中國茶領域科技發展史。在未來的茶史研究中，這方面需要重點加強，唯有如此方能彰顯新中國在茶領域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取得的歷史性成就。
強化茶史領域標識性概念等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經過70余年的發展，中國茶史領域已經形成了一些標識性的概念。這些概念有的是茶葉品評鑒定、商品包裝、飲用器具中的專業詞匯，如制茶中的做形、悶黃、渥堆，普洱茶中的號級茶、印級茶、嘜號茶，飲茶時的山場、茶氣、茶韻，器具中的“茶道六君子”等；更有價值的是內涵豐富的當代原創概念，如茶藝、茶和天下、茶馬古道、萬里茶道、茶船古道等。這些概念都是中國學者提出的原創新概念，可從歷史維度對其提出背景、發展理路、認知詮釋空間、衍變和傳播等展開梳理。特別是在從事概念影響研究時，不應只聚焦國內，還要將國別史與全球史結合，跟蹤這些原創概念在國外的接受和傳播情況。在標識性原創概念的基礎上，當代中國社會又創造出了自主的茶葉知識體系。以茶藝為例，在這個概念基礎上將傳統茶館轉型升級為茶藝館并形成了茶藝館星級評價體系，不僅如此，還出現了茶藝表演體系、茶藝師職業及其資格考試體系、茶藝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傳承人譜系等。史學研究者應采用概念史的方法，進一步梳理當代中國茶史在標識性概念、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方面取得的成果，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貢獻知識譜系。
深入挖掘茶領域為人類發展進步所提供的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歷經數千年的演變、發展，中國茶葉不僅推動了全球統一市場的形成，為世界各地人們帶來健康和生態平衡，豐富了不同民族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多樣性，而且還為全球茶文化的共同體格局形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生動實踐和典型例證。而今，這一過程仍在延續并推進到新的高度。例如，1979年，陳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首創茶葉分類學說，提出六大茶類名稱及其分類標準。這一學說為我國出臺《茶葉分類》《茶葉化學分類方法》國家標準提供了依據。經過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這一分類體系和方法在2023年又上升為ISO國際標準（ISO20715：2023《茶葉分類》）。又如，當代中國誕生了安吉白茶、金駿眉紅茶等廣受歡迎的茶葉新品種或茶葉加工技術，復原了點茶、建盞茶盞燒制等長期失傳的技藝，確立了普洱熟茶加工技術，等等。這些成果催生了新消費，滿足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并為全球人民所共享，體現了中國智慧。史學研究者應進一步挖掘相關史實，借此彰顯中國茶史的當代成就。
中國茶葉的當代實踐及其輝煌成就，為茶史撰寫提供了一座富礦。歷史研究者應該秉持責任、使命和擔當意識，將研究視野和關注重點轉向當代。在具體路徑方面，可首先加強專題論文的研究，開掘出有深度、有中國特色、有世界影響力的學術話題，在學術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其次，在專論的基礎上，形成當代中國茶葉發展的政策史、經濟史、貿易史、文化史等方面的著作。最后，充分吸收這些專題論述，編寫新中國茶葉發展通史或編年史，同時做好當代茶葉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逐漸形成系統的檔案史料和文獻集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更多的人知茶、愛茶，共品茶香茶韻，共享美好生活。”在這個方面，茶史工作者責無旁貸。
［作者簡介］宋時磊，文學博士，副教授，武漢大學文學院；研究員，武漢大學茶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