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前夕，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工業化建設這一核心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原則性構想，其基本內容是：工業化必須建立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基礎上；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社會主義工業國；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些工業化構想既區別于國民黨反動派的主張，也不同于蘇聯對新中國工業化的期待，直接影響著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工業化建設，彰顯出新中國工業化獨立自主的基本立場。
?。坳P鍵詞］工業化；構想；實踐；新中國
當前，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工業大國。對新中國工業化的研究，學界普遍從長時段、整體性的視角出發，高度肯定新中國前30年所取得的工業化成就，尤其是建立起了獨立且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然而，這些研究對新中國成立前后我國獨立自主發展工業之主體性自覺論證仍不夠充分。鑒于此，本文擬深入剖析新中國工業化的原則性構想和初期實踐，以期能夠清晰、透徹地展現黨和政府在工業化進程中所秉持的獨立自主的基本立場。
一、工業化必須建立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基礎上
在落后的中國如何實現工業化？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主張工業化必須建立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基礎上，“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
一方面，這是對近代中國工業化夢想破滅的深刻省思。西方工業文明的崛起與全球擴張，中國傳統經濟逐步瓦解，使這個歷史上曾創造出輝煌農耕文明的國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國際帝國主義與國內封建專制主義相互勾結造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之泥犁地獄。在此背景下，眾多有識之士懷著救亡圖存和國富民強的愿望踏上尋求向工業文明轉型的道路。然而，從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以自強”，到康有為提出“定為工國”，再到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將工業化置于“建國方略”的核心位置，這些嘗試均未成功實現其既定目標。究其原因，是沒有使舊中國從整體上擺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羈絆，沒有從根本上消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正如毛澤東所總結的：“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薄霸谝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币虼?，工業化必須建立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基礎上。
另一方面，彰顯出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對工業化發展基礎截然不同的態度。不可否認的是，國民黨也有工業計劃，但其始終以“一黨專政”為核心目的，并不關心工業化是否真正建立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基礎上。因此，國民黨對內與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勾結，對外依附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為鞏固政治獨裁的經濟基礎，允許官僚資本以接收的名義，肆意攫取日偽產業，形成行業壟斷。雖然國民黨事先制定了接收日偽產業的規范細則，以及扶持民族工業的具體綱領，但在實際接收時，所謂的規定早已成為一紙空文，官僚資本侵占了大量原本屬于民族資本的日偽產業。據估算，抗日戰爭結束后，官僚資本約占官營和民族資本資本總額的75%—80%左右。再如，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為換取美國經濟和軍事上的“反共”援助，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中美空中運輸協定》《中美關于經濟援助之協定》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出賣國家主權。這些條約所宣稱的互惠平等的原則，實際上僅停留在文字層面，形同虛設，因為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的中國，在現實中根本不具備實現并享受條約所規定的權利的實際能力。這導致的結果是美國能夠多方面干涉中國事務，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可見，在國民黨眼里，相比于鞏固自己“一黨專政”的地位，在民族獨立基礎上發展工業顯得無足輕重。
相反，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主張工業化的發展基礎必須是真正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因而一方面與帝國主義及其扶持的各種反動勢力作斗爭，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也堅持獨立自主，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揭穿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將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在蔣介石發布《新年文告》三天后，毛澤東就發表文章對文告的內容尤其是對蔣介石求和的先決條件進行逐一批駁，深刻揭示其背后的真實目的。隨之發表的《關于時局的聲明》正式回應了蔣介石“愿意和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的建議”，嚴正指出其所提出的談判條件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并提出了達到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而后，毛澤東在新華社連續發表評論文章，揭露國民黨利用和平談判來保存反革命實力的虛偽性和反動性，爭取輿論上的支持。
在國共和談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及時公布談判進展，力爭各民主黨派對中共談判方案和將革命進行到底偉大號召的支持。周恩來經常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介紹和談的情況，征求他們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的意見。談判破裂后，周恩來第一時間向各民主黨派人士說明和談破裂的經過，并做了《關于南京政府拒絕和談及時局的發展》的報告。正是由于及時的平等對話，各民主黨派人士方能逐漸加深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并希望人民解放軍早日解放全中國。正如與會的馮友蘭等人表示：“中共所提和平方案，條件非常寬大，南方人民將更清楚地看到誰是誰非。”國民黨拒絕簽訂《國內和平協定》后，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徹底摧毀了國民黨的長江防線，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宣告了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
第二，以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方針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權。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攫取在華特權的重要手段，因此，新中國采取的重要外交方針之一是“另起爐灶”。這意味著新中國絕不會承認舊中國所建立的一切屈辱外交關系以及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絕不會承襲和延續舊中國的屈辱外交。正是基于這一方針，新中國才能不為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所束縛。與此同時，毛澤東指出：“無論是中國的反對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絕不認為民族獨立是可以僅憑政治宣示便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通過大刀闊斧的變革和堅持不懈的斗爭才有可能實現的。具體而言，新中國采取的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工作方針。
原則性主要體現在“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以“國際義務”為借口，企圖迫使新中國保留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并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粉飾對華的侵略行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針鋒相對，通過《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四篇文章深刻揭露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也沒有屈從于帝國主義國家的敵視與封鎖，而是繼續堅持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的立場，“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為了“在國際上我們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去審查過去中國和各帝國主義國家所訂的條約”，黨和政府選擇站在同樣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并將中蘇關系通過新的平等的條約固定下來，這“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范圍，有利于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
靈活性主要體現在對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的先后緩急進行區分，并據此采取相應的正當解決措施。具體表現為：其一，新中國剛成立，就立即針對三項對國家主權有著重要影響且當時受損嚴重的權利——海關管理權、駐軍權和內河航行權采取措施。具體而言，1949年10月25日成立中國海關總署，統一管理全國海關，并于1950年發布《關于關稅政策和海關工作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和新的海關稅則；全面收回了在華的外國兵營地產；發布了新的航運規定，明確規定外國輪船未經中國政府批準不許駛入中國內河。其二，在經濟領域，對在華外資企業采取“按照國籍、系統、行業等各種不同的具體情況，進行個別處理和區別對待”的方針，管制、征用進而收回涉及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計民生的外資企業，允許一般外資企業在遵守新中國政策法令的前提下繼續經營。其三，在文化領域，各地軍事管制委員會在接管城市時即開始清理外國政府、私人和團體在中國設立的宣傳機構，并分階段對由外國人經辦或接受外國津貼的文化、教育、衛生、救濟等機構進行審查和接管。
第三，訂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美蘇兩大陣營對峙的國際背景下，黨和政府主動選擇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這是因為：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舉、國力薄弱，亟需國際援助以應對帝國主義的敵視和武裝干涉威脅。而真正的、具有友誼性質的國際援助，唯有來自“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然而，盡管新中國與蘇聯同屬于社會主義陣營，但面對國民黨政府和蘇聯政府簽訂的不平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國家主權構成影響時，黨和政府也堅定地將廢除中蘇舊條約視為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務。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抵達蘇聯后與斯大林的第一次會談中，就開誠布公地說明：“惟中國社會輿論有一種感想，認為原條約是和國民黨訂的，國民黨既然倒了，原條約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義”。隨后，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政治局頻繁進行電報交流，分析斯大林無意廢除舊條約、簽訂新條約的原因，并決定及時與斯大林展開第二次會談。對此，毛澤東在12月22日還專門通過蘇聯專家組負責人科瓦廖夫向斯大林預先提出了兩種談判方案。然而，斯大林在12月24日的正式會談中只字不提廢除舊條約，甚至認為周恩來無需前往莫斯科繼續談判。會談后，斯大林繼續故意回避簽訂新條約、廢除舊條約的問題。毛澤東對此表示不滿，并在與蘇方聯絡員的一次接觸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到莫斯科來，不是單為斯大林祝壽的。你們還要保持跟國民黨的條約，你們保持好了，過幾天我就走。我現在的任務是三個：吃飯、拉屎、睡覺?！倍?，毛澤東不再積極參加公開場合的活動，直到蘇聯方面同意簽訂新的條約。
毛澤東、周恩來在與蘇聯方面的會談中，從確定會談的主要內容和原則，再到對相關具體條約條款的談判，始終以維護新中國的主權與民族利益為核心要義，與蘇方代表據理力爭。最終，中蘇雙方在1950年2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相關協定。將新舊條約及其相關協定的文本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它們在內容上存在本質差別。例如，在涉及國家利益方面，舊條約的相關協定規定：中國長春鐵路歸中、蘇共同所有，并共同經營；旅順港是僅供中蘇兩國使用的專屬海軍基地，其管轄權屬于中蘇軍事委員會，但委員長由蘇方派任；大連港口的行政權屬于中國，但港口主任必須是蘇籍人員，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也需無償租與蘇方。新條約的相關協定則規定，蘇聯需不遲于1952年末將它通過《雅爾塔協定》和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獲得的在東北的一切權益交還給中國。
工業化必須建立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基礎上，這一原則性構想完全區別于國民黨將國家主權利益和工業化讓步于“一黨專政”的政治原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揭穿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將革命進行到底。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權，并訂立新的中蘇條約。這一系列措施直接體現了只有中國共產黨真正堅持在政治獨立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同時也表明黨和國家奉行的“一邊倒”外交政策是借力打擊帝國主義的策略性選擇，即堅定地站在同樣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這種結盟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這種一邊倒是平等的”。
二、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社會主義工業國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對中共七大提出的“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這一原則性構想不僅明確了社會主義應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而且立足于新中國的具體實際，明確了由農業國轉變為社會主義工業國只能是穩步轉變的過程。
一方面，穩步轉變策略的提出，源于中國共產黨對新中國面臨復雜多樣的矛盾的深刻洞察與精準把握。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與此同時，他強調：“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這表明，即將建立的新生政權還必須繼續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展開斗爭。具體而言，還面臨著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殘余、完成土地改革、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特權的任務，與此同時，還面臨處理與民族資產階級矛盾的任務。面對矛盾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中國共產黨采取了謹慎穩妥的態度。
另一方面，把握國內外形勢的有利時機，以加快推進工業化建設，亦是穩步轉變策略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義。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深刻地指出：“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需要工業。要使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需要工業化……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落后”，“但是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我們還不大懂，可是這一門又是決定一切的”。可以看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要擺脫貧窮落后屈辱挨打的狀態，除了加速工業化建設之外，沒有別的出路。因此，穩步轉變也意味著不失時機地加快工業化建設。
在穩步轉變策略的指引下，黨和政府領導人民通過一系列措施，推進新中國由農業國向社會主義工業國轉變。
（一）鞏固新生人民政權與恢復國民經濟，為社會主義工業化開辟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領導人民群眾繼續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同時團結并引導民族資產階級，逐步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針對帝國主義，黨和政府除了采取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方式，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權外，還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歷史性決策，以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姑涝瘧馉幍膫ゴ髣倮?，彰顯出同仇敵愾的民族偉力，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粉碎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企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的圖謀。
針對封建主義，黨和政府主要通過土地改革的方式廢除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與此同時開展各項民主改革運動肅清封建勢力。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是中國封建制度的根基，新中國剛成立時，全國還有2/3的地區存在封建土地制度。為此，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6月30日，毛澤東主席簽署命令，正式公布施行。至1952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國的基本完成，從根本上鏟除了中國封建制度的根基，為新中國的經濟恢復發展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掃清了障礙。此外，黨和政府為徹底肅清封建勢力，還進行了工礦企業民主改革、封建婚姻制度改革以及對娼、毒、賭等社會痼疾做斗爭等一系列民主改革運動。
針對國民黨反動派，黨和政府主要采取的措施是沒收官僚資本，清除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并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掃除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勢力。中國的現代性工業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手里”，因此，每當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一座城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就會立即著手接收工作，沒收官僚資本將其轉變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使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并確保其在經濟成分中占領導地位。這讓新生人民政權掌握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也為向社會主義工業國過渡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針對民族資本主義，黨和政府主要通過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助力國民經濟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在經濟形態上表現為中小規模的私人工商業，在物資匱乏的新中國成立初期，需要對其充分利用。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因此，黨和政府在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礎上，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基本遵循，以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產銷關系為突破口，積極扶持私營工商業度過困難期，從而發揮其恢復國民經濟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黨和政府也在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對私營工商業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1952年初，黨和政府還在私營工商界開展了“五反”運動，有力地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并及時進行了第二次工商業調整，使私營工商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軌道上繼續有所發展。
?。ǘ﹥炏劝l展重工業，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
關于重工業對工業化的奠基性作用，《共同綱領》指出：“關于工業：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以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1951年，《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指出：“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并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因此，黨和政府在編制“一五”計劃草案時，就已經做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決策。與此同時，黨和政府抓住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取得較好成效、朝鮮戰爭局勢緩和以及蘇聯承諾援助新中國“一五”計劃等有利時機，及時推進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決策的實施。
首先，增加對重工業的投資?！鞍凑盏谝粋€五年計劃的規定，在工業基本建設投資中，制造生產資料工業的投資占百分之八十八點八；制造消費資料工業的投資占百分之十一點二”。其次，集中力量進行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中心的工業建設。這些項目正是新中國工業化急需的現代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的骨架。實際施工的150項工程，除了3項屬于輕工業和醫藥工業外，其余均屬于重工業，包括軍事工業44項、冶金工業20項、能源工業52項、機械工業24項、化學工業7項。最后，優化重工業的地區分布。為改變舊中國70%工業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不平衡狀況，黨和政府有意將“156項工程”主要布局在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當“一五”計劃完成時，實際實施的150項工程具體分布在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這使得工業建設布局更加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黨和政府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并不意味著不重視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中共中央在1952年12月下發的《關于編制一九五三年計劃及五年建設計劃綱要的指示》中明確指出：“集中力量保證重工業的建設，特別是保證其中主要工程的完成，決不能理解為取消了國家建設的大規模性質，決不能理解為可以忽視輕工業的發展、農業和地方工業的發展、貿易合作事業和運輸事業的發展及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以至放松對這些事業的領導?！贬槍嶋H工作中出現的不重視輕工業、農業現象，毛澤東深刻論述“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等內容，廓清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辯證關系，尤為強調農業在資金、原料、市場上對重工業的積極作用，主張工業發展和農業發展必須并舉。
?。ㄈιa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加快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
毛澤東曾形象地把“發展社會主義的工業”與“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比作鳥的“主體”與“翅膀”的關系，這充分彰顯了“三大改造”對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要作用。毫無疑問，“三大改造”是加強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過程，直接服務于新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工業化方向，不容忽視的是“三大改造”也是釋放新的生產力的過程，有利于加速工業化進程。
其一，引導分散的個體的農業、手工業經濟走向集體化，有助于加快推進工業化進程。農業改造依次經過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三個階段，形成了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統一經營、集體勞動、按勞分配的生產樣態。手工業經過改造在組織形式上也從手工業生產小組最終過渡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以上轉變對加快推進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大有裨益。以農業合作化為例，它有效解決了“生產不足”這一根本性問題，將不斷增長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產量轉化為國家工業化所急需的“資本原始積累”。具體而言，合作社真正地將農民組織了起來，興修中小型水利工程、抵御自然災害；推廣科學種田技術；精耕細作、多種經營，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與此同時，國家能夠不再與分散的農戶直接進行糧食交易，而是直接對接合作社，“這對加快糧食收購進度、簡化購銷手段、推行合同預購等都帶來了便利”。
其二，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加快工業化進程。1953年，黨和政府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從“利用和限制”發展為“利用、限制、改造”，而且重點是改造。黨和政府主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逐步將私營企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企業。這樣的做法進一步滿足了加快推進工業化建設的需要：首先，從公私合營方式促進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實施來看，公私合營后的企業避開了私營企業分散、發展不穩定的短板，其供給、生產、銷售環節更便于國家進行統籌安排；其次，從調整企業生產關系促生產的角度看，民族資產階級在公私合營過程中被改造成為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緩和了過去私營企業中存在的勞資矛盾，提高了工人的生產積極性。與此同時，由于在公私合營過程中對原私營企業的在職人員采取“包下來給以安排”的方針以及“量才錄用、適當照顧”的原則，這使得他們在轉變身份后仍能利用其技術專長和管理經驗為企業生產服務。
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社會主義工業國，這一原則性構想不僅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與工業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共生邏輯，更彰顯出中國共產黨在處理新中國眾多錯綜復雜矛盾時審慎穩妥的態度。黨和政府既穩妥地處理了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以及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復雜矛盾，又敏銳地捕捉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取得較好成效、朝鮮戰爭局勢緩和以及蘇聯承諾援助新中國“一五”計劃等有利時機，及時推進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決策，與此同時，通過“三大改造”有力地推動了工業化的建設步伐。這一系列行動，直接體現了黨和政府立足于新中國具體實際發展工業的主體性自覺。
三、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
“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一重大的工業化原則性構想，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首次提出的。這回應了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這一重大議題，飽含著對近代中國屈辱的歷史境遇的反思。不容忽視的是，該工業化原則構想還隱含著另一層現實指向，即不加入蘇聯于1949年1月成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以下簡稱“經互會”）。
蘇聯所期待的新中國的工業化形式，是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分工體系，在工業上專門發展個別種類的行業及其機器設備即可，不必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樣不僅可以壯大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力量以對抗資本主義陣營，還可以形成蘇聯居于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分工體系。因而，蘇聯在多個場合都積極地邀請新中國加入“經互會”。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對這種基于比較優勢的經濟分工體系持謹慎態度，并在實踐中對這一分工體系形成了非常透徹的認識：蘇聯“不提倡各國盡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產能靠其他國家供應來滿足需要的產品’。似乎想用經濟力量來控制別的國家”。因此，新中國為防止陷入舊中國依附發展的窠臼，尤其是真正實現經濟上的民族獨立，采取了一系列舉措。
?。ㄒ唬┎患尤胩K聯主導的“經互會”
蘇聯希望中國加入“經互會”的意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華時已有所表露，他不僅有意向中方提及莫斯科六國會議取得的成果，還直接提出新中國“在與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進行貿易的原則方面，應該與莫斯科六國會議上達成一致的原則相符”。毛澤東在回應時并未直接談及“經互會”，而是著重指出：“雖然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愿意，但對外貿易要被壟斷。我們首先要與蘇聯和新民主國家進行貿易，只有這些國家不需要的產品，才出口到資本主義國家”。這其實已反映出毛澤東對加入“經互會”可能帶來的經濟依附的警覺。僅一個月后，毛澤東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旗幟鮮明地宣布中國要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這說明，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若想從農業國蛻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才是必由之路，這也表達了他對加入“經互會”的婉拒態度。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多個場合明確表示不加入“經互會”。1954年赫魯曉夫訪問中國，曾與師哲、劉少奇提及加入“經互會”一事，毛澤東得知后，對師哲表示“如果稀里糊涂掛上鉤，將來的麻煩會不堪設想”。在劉少奇向毛澤東匯報后，毛澤東果斷回答“我們不參加”。即使面對赫魯曉夫的正式邀請，毛澤東也毫不猶豫地答復說：“沒有這個必要，這對中國的發展建設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相反，可能麻煩很多，糾纏不清，還會妨礙建設的進展”。
從毛澤東之后的讀書批注看，他不僅十分了解“經互會”實踐中所存在的不平等現象，而且對其所奉行的比較優勢原理與國家獨立自主發展原則之間的矛盾有著深刻的認識。例如，面對蘇聯教科書上出現“在社會主義陣營，沒有也不可能有經濟擴張、不等價交換、競爭、強國剝削和奴役弱國等”，“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互助為基礎”，“同時沒有一個參與國強迫對方接受它所不要的商品”等話語，毛澤東都會著重劃線并批注：“事實上有”“事實上也沒有做到”“事實上有賣肉帶骨頭的貿易，這是一種政治性的貿易”。
正是對“經互會”有清醒正確的認識，新中國直到1956年才僅以觀察員的身份列席“經互會”委員會會議，這意味著新中國一方面可以單獨與“經互會”成員國簽訂雙邊貿易協定，滿足與社會主義國家對外貿易的需求；另一方面不必受“經互會”帶有片面性和一定強制性的分工體系的制約，擁有發展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機會。
?。ǘ┐罱ú块T齊全的工業體系
力求工業門類的盡量完備是新中國經濟建設規劃的行動自覺。1952年6月中財委按照行業劃分試編出的“一五”計劃輪廓草案，雖然是一個尚待改進和完善的草案，但也已涵蓋了共計12個不同主題的工業部門類別。在五易其稿后，1955年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最終審議通過的“一五”計劃呈現出了更加齊全和完備的工業體系建設計劃，包括9大重工業門類、5大輕工業門類、5大運輸和郵電門類。還需指出，黨和政府在制定工業計劃時力求工業門類最大限度地完備，并非一廂情愿的想法，而是建立在對本國自然資源潛力客觀認識的基礎上。中財委在制定“一五”計劃輪廓草案前，就已于1950年開展了全國工業普查工作。
在“一五”計劃具體實施過程中，黨和政府堅決捍衛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戰略目標。1960年，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提到，中國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主張是同蘇聯爭論得來的。一個“爭”字既展現了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堅持這一立場的艱難，也彰顯了黨和政府捍衛這一立場堅定不移的決心。1956年，在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蘇聯援助情況時，陳云指出：“蘇聯幫助我們是不是有留一手的問題，我看在某些方面是有的。這點我們早就感覺到了，蘇聯說我們原料工業搞少了，機械工業搞多了。蘇聯就是先搞機械工業的，我們也要集中力量先搞機械工業。蘇聯不答應給，我們就自己搞。‘如果我們不全辦起來，一旦有戰爭怎么辦呢？’”。周恩來也強調：“如果蘇聯有困難或者在某些方面留一手，那就是要靠我們自己想辦法，主要靠自力更生，也要爭取外援”。
?。ㄈ┕タ速Y金、人才和技術問題難關
在資金方面，黨和政府主要從農業收入、工業收入、內外債、僑匯四個方面進行籌措，并通過倡導節約的方式增加資金積累。一是通過征收農業稅、出口農產品，以及對農產品統購統銷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助力工業化建設投資。數據顯示，到20世紀50年代末，國家財政收入的50%左右還直接或間接與農業有關，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在總出口物資中的占比超過70%。二是受益于重工業的高利潤率和輕工業的快速回報特性，工業自身的積累同樣是主要的資金來源。數據顯示，“一五”計劃期間，工業每年向國家財政上繳的數額均高于農業。具體來看，1953—1957年，工業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上升，分別為39.8%、41.3%、43.6%、46.7%和49.2%。三是通過向國外借款和在國內發行債券，緩解資金壓力?！耙晃濉庇媱潟r期，中國的國外貸款（主要是蘇聯貸款）占中國財政總收入的2.7%。這些援助并非無償，中國需償付蘇聯借款及利息，同時還需向蘇聯提供其緊缺的農業和工業戰略物資。同期，國家發行了27.46億元的經濟建設公債，占經濟建設支出的4.09%。四是積極發揮僑匯在增加外匯收入以進口工業設備，平衡國際收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數據顯示，1950—1954年，全國僑匯收入達6.84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額的50%。黨和政府還通過精簡行政機構，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來積累資金。1953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下發關于精簡行政編制的通知，成效是“一五”計劃期間國家行政經費的支出在總預算中的占比降至10%以下，改變了過去15%以上的占比情況。此外，雖然全國范圍內的增產節約運動具體節約了多少資金無法準確統計，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為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就要付出很多的資金，而資金的來源只有增產節約一條康莊大道，這是應為全黨同志所明白了解的”。
為填補新中國巨大的人才、技術缺口，黨和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團結、利用和改造舊中國的知識分子。《共同綱領》第47條明確規定：“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1950年6月，毛澤東進一步指出：“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二是根據工業建設的需要，對有限的技術人才進行合理調配和優化配置。例如，新中國成立之初，當全國鋼鐵會議決定把鋼鐵建設的重心放在東北時，黨和政府從華北、華中、華東等地區動員大批技術人員到東北去從事新的經濟建設工作。三是動員海外人才回國參與工業化建設。早在1949年12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就成立了“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專門負責海外留學生的回國工作，并以極大的誠意和熱情對待海外留學生。1957年5月，周恩來指出：“政府對留學生回國，不管先后，都一律歡迎，一視同仁，而且允許來去自由”。“據統計，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從資本主義國家回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有1536人，其中從美國回來的就有1041人”。四是根據國家建設需要進行全國院系調整。“在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全國高等學校自經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兩次調整后，可以說業已基本上完成了這項工作，結束了院系龐雜紛亂、設置分布不合理的狀態，走上了適應國家建設需要培養專業人才的道路”。五是“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學習國外先進技術。蘇聯援建156項工程是引進先進技術的重要方式，黨和政府非常注重對這些先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推廣。例如，派人積極參與蘇聯設計工廠的過程并進行學習，進而在各工業部門設立自己的設計機構；在全國勞動競賽中發動職工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推廣我國的先進經驗和合理化建議。在“走出去”學習技術方面，1950—1965年，新中國共向蘇聯、朝鮮、古巴等29個國家派出留學生10698人，這些留學生回國后，大多成為國內工業化建設的骨干力量。
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一原則性構想不僅為新中國如何實現經濟上的民族獨立指明了方向，更隱含著對加入“經互會”的委婉回絕。黨和政府以自力更生、爭取外援“兩條腿”走路，搭建屬于自己的部門齊全的工業體系，攻克資金、人才及技術多重難關。這體現了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堅持獨立自主工業化的主體性自覺。
新中國初期的工業化實踐帶來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巨大成功，實現了工業體系從無到有的歷史性突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正是堅持獨立自主工業化的基本立場，并將一系列原則貫穿始終，才最終為新中國構建起了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在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現階段，我們必須繼續堅持獨立自主工業化的基本立場，并依據新形勢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這一系列原則。
?。圩髡吆喗椋菰?，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