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計劃經濟時期與“婦女、兒童童、家庭福利”工作模式
1949—1977年是新中國婦女工作模式全面奠基時期, 婦女工作的最主要特征是婦女解放、婦女運動和婦女工作與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國家建設和經濟建設緊密結合一起, 婦女運動的目標宗旨方針原則, 婦聯組織的結構功能地位作用與婦女工作模式全面建立穩定成熟, 奠定了中國特色婦女工作的價值觀、思想理論基礎、制度基礎、組織基礎、運作機制與工作模式。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 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 4月3日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正式成立, 由此拉開了中國婦女工作的歷史序幕, 具有劃時代和里程碑式意義[1]。當時, 中國婦聯組織的結構功能與時代定位有三:一是中國婦女運動和中國革命運動緊密結合, 婦女運動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即“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二是婦聯組織和婦女運動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動員、團結廣大婦女參與經濟建設與國家建設, 即永遠緊密圍繞、服務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三是通過改進和加強婦聯組織建設, 組織、動員和團結婦女, 發揮黨和政府方針政策的落實者、執行者和得力助手作用, 婦聯結構功能與定位日益清晰明確[2-1]。
根據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總體目標和階段目標, 全國婦聯和婦女運動的中心任務是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國家建設”, 1953年第二次全國婦代會指出:“我們偉大的祖國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國家的建設已經開始, 大力發動和組織廣大婦女群眾, 充分發揮其潛在的勞動力量, 參加工農業生產和祖國各方面的建設, 是今后婦女運動的中心任務”, 清晰界定了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婦女運動的中心任務[3-1]。
計劃經濟時期, 婦女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婚姻家庭、新法接生、婦幼保健和兒童保育等。針對重男輕女、男尊女卑、強迫包辦、漠視婦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 1950年頒布了新中國第一部成文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明確規定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奠定了新中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歷史意義深遠[4]。1950年代盛行普及的新法接生、圍產期保健、婦女勞動保護、“婦女病”防治、兒童保健等均集中于婦女兒童健康問題[5]。1949年第一次全國婦代會的工作重點是城市婦女工作, 1953年第二次全國婦代會的工作重點是城鄉婦女兒童福利事業, 奠定了新中國婦女工作模式。1957年第三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提出了積極爭創“勤儉持家好, 團結互助好, 教養子女好, 清潔衛生好, 努力學習好”的五好家庭, 婦女工作范圍明顯擴大, 主題是向家庭生活延伸, 保護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成為新社會風尚, 加強婦女兒童家庭福利事業是重點[3-2]。
計劃經濟時期, 婦女工作不斷適應時代發展與國家建設的需要, 工作方法和工作手段不斷豐富完善, 婦女工作的行動策略發生可喜變化, 基本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婦女工作方法與工作模式。
一是廣泛多樣的全國婦女運動, 如工礦企業中民主改革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是廣泛團結、聯合、組織、動員各界婦女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國家建設, 擴大婦聯組織的團結面, 加強全國婦女的大團結;三是針對城鄉不同階層婦女采取區別對待和分類管理的方法, 如第一次全國婦代會規定, 城市婦女工作對象“應以先進階級的女工為主, 團結其他勞動婦女, 爭取女知識分子及其他各階層婦女”;四是廣泛社會宣傳和社會教育, 如加強對婦女的政治思想教育, 掃除文盲, 學會參加生產和服務社會的本領;五是社區組織與社區動員;六是推廣群眾性互助互濟工作, 大力發展群眾性婦女兒童福利事業, 重點是各類托幼機構建設和保育工作者隊伍建設, 保護婦女兒童健康;七是1950年代勞動保險條例規定女工在產前產后休假56天、工資照給, 女工和男工家屬生育時, 可以領到生育補助金;八是發展家庭教育, 鞏固和樹立保護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的新風氣, 推廣計劃生育;九是引導城鄉婦女勤儉持家, 爭創“五好家庭”, 加強家風建設, 1957年時已形成“重點深入、積累經驗, 指導工作”的工作方法;十是增進與世界各國婦女的友誼和團結, 保衛世界和平[2-2]。
1949年以來, 婦聯組織緊密圍繞婦女切身利益, 不斷改進和加強婦聯組織建設, 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圍繞和服務國家中心任務, 婦聯組織體系網絡建設和準行政化、婦女群體化和社會活動化工作的運行機制[6], 基本適應計劃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目標任務, 做出了應有和重要的歷史貢獻。
縱觀1949—1977年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婦聯組織和婦女工作的發展進程和工作模式, 若干時代特征與寶貴經驗值得關注, 可為當今婦女工作的改革發展提供歷史智慧。
首先, 這28年間, 全國婦聯分別于1949年、1953年和1957年, 舉辦了三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 “婦女運動與婦女解放”是婦女工作的主題和主線。婦女運動與婦女解放既是婦女工作的性質和目標宗旨, 又是婦女工作的思想理論基礎和內容, 還是婦女工作的方式方法與運作機制, 政治化特征鮮明[7]。其次, 在國家獨立、民族解放, 尤其是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 廣大婦女積極投身社會勞動與經濟建設, 大力發展婚姻、家庭、婦女、母親、兒童福利事業, 成為三個十分鮮明和突出的戰略重點。第三, 貫穿三次全國婦代會的共同主題和戰略重點是, 如何大力發展婦女兒童福利事業。需要強調的是, 當時大力發展婦女兒童福利事業, 尤其是托兒所和兒童保育工作的直接目的是執行“以發動和組織婦女參加生產為婦女工作的中心任務”, 即使其成為解放婦女勞動力的“最佳手段和有效措施”, 而非直接為了婦女兒童福利事業, 但在客觀上積極推動了全國婦女兒童福利事業的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8]。第四, 各級婦聯的工作內容是“婦女解放、男女平等與服務保障”。婦女解放是民族解放、國家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質是婦女政治解放和革命。男女平等主要體現為男女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與家庭生活中的平等地位。服務保障是指為了實現婦女解放參加生產而舉辦各種婦女兒童福利事業。第五, 婦女工作方式方法基本形成了“婦聯組織化、準行政化與群體化”特征。準行政化是指雖然婦聯組織不是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一部分, 但是實際運作模式日趨行政化。群體化主要是指婦聯的工作對象是各類婦女群體, 集體性與群體性的特征明顯。第六, 婦聯組織的結構功能與運作機制主要是“準政治化、行政化與單位化”。準政治化是指婦聯的性質、目標宗旨和中心任務均模仿和服務國家政治目標, 行政化是指按照行政管理機關模式運行, 單位化是指婦女工作主要通過單位實施, 奠定了婦女工作的模式[9]。
二、改革開放初期與“現代化建設設”婦女工作模式
1978年12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改革開放的宏偉歷史序幕, 標志著中國婦聯和婦女工作邁入新階段, 婦聯組織和婦女工作發生重大轉變。1978—1989年是傳統婦女工作改革、發展與全面結構轉型的時期, 婦聯組織與婦女工作的最主要特征是在改革開放環境下, 初步確立“‘四個現代化’需要婦女, 婦女需要‘四個現代化’”的工作方針, 婦女工作邁入現代化歷史發展階段。同時, 城鄉經濟體制改革與國營企業改革、市場經濟發展導致婦女就業、收入水平與婚姻家庭、兒童撫育等社會結構緊張關系大量涌現, 國家、市場與婦女的關系議題成為新型政策議題, 婦女問題首次被全國婦聯界定為“社會問題”。這為1990年代婦女兒童發展工作和婦女兒童工作的大發展積蓄了力量, 奠定了思想觀念等多方面的基礎。這意味著1980年代婦女工作的最大特征是初步形成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適應的工作方針與定位。
1978年第四次全國婦代會工作報告中指出, 一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國家發展的總任務就是我國各族婦女在新時期的崇高任務。二是“四個現代化”需要婦女, 婦女需要“四個現代化”。婦女工作是“四個現代化”建設重要組成部分, 確立了婦女解放、婦女運動與“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聯系[3-3]。三是首次明確指出, 除在政治斗爭、生產斗爭、科學試驗三大革命運動創立新功外, 婦女工作和婦聯組織定位是“當好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后勤兵”。后勤服務包括后勤工作、家務勞動、哺乳室、托兒所和幼兒園等托幼事業, 公共食堂和飲食服務業[3-4]。四是在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背景下, 如何維護憲法和法律賦予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 保護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 解決溺棄女嬰、侮辱婦女、虐待生女孩母親以及拐賣婦女兒童問題。1988年第六次全國婦代會首次明確指出, “婦聯的基本社會職能應該是代表和維護婦女利益, 促進男女平等。具體來說, 可以分解為:1.參與職能, 發動和組織婦女參與改革和經濟建設;2.教育職能, 引導婦女提高素質, 促進婦女人才成長;3.代表職能, 代表婦女參與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 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不受侵犯;4.服務職能, 推動有關部門為婦女發展提供服務, 創造條件”, 首次將婦聯組織的定位理論化與系統化[3-5]。簡言之, 1980年代全國婦聯的社會歷史性功能定位是參與、教育、代表、服務和維權職能。
1978年第四次全國婦代會指出“四個現代化”建設就是婦女工作的中心。1983年第五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我國各族各界婦女的光榮任務就是……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充分發揮自己的主動性與創造性, 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為使共產主義事業代代相傳, 精心培育兒童少年, 為進一步實現憲法和法律賦予婦女兒童的權益, 開創婦女運動的新局面而努力奮斗”, 任務呈現多元化趨勢。1988年第六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我國婦女運動的總任務是“在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 各族各界婦女團結起來, 自尊、自信、自立、自強, 全面提高素質, 積極投身改革和建設, 為奪取改革攻堅階段的勝利, 促進婦女的進一步解放而奮斗”, 婦女工作的中心任務首次聚焦于婦女自身[3-6]。
改革開放以來, 婦聯組織和婦女工作的宏觀社會環境發生重大變化, 導致婦女問題的性質、類型與結構也發生重大變化。首先, 第六次全國婦代會首次明確指出, “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婦女權益的維護, 除需要婦女群眾和婦女組織的努力之外, 還需要全社會的關注和支持”。婦女問題性質的“社會問題”學說具有重大理論、政策和現實意義, 核心是將婦女問題放在開放社會環境與社會現代化進程中考查, 社會化的思維模式明顯[10]。其次, 改革開放以來, 婦女問題類型增多, 一是傳統封建思潮與陳規陋習重新泛濫;二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商品經濟環境下, 出現許多歧視、侮辱、虐待、殘害和侵害婦女兒童權益的思想與行為;三是婦女素質能力亟待提高, 尤其是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的問題突出。這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 婦女問題的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宏觀環境類、價值觀念類、政策體制類、婦女主體類問題并存共生, 作為社會問題一種主要形態的婦女問題首次成為國家政策議題。
改革開放以來, 婦女工作的范圍擴大, 內容增多, 工作難度增大, 呈現鮮明的社會時代特征。第四次全國婦代會指出了新時期婦女的崇高任務:一是在揭批“四人幫”政治斗爭、生產斗爭與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第一線中再立新功;二是當好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后勤兵;三是精心培育革命的后代;四是用社會主義思想處理好婚姻家庭關系;五是加強和發展國內國際婦女統一戰線, 婦聯組織建設成為婦女工作內容。第五次全國婦代會指出五項任務:一是提高素質, 為建設“兩個文明”再立新功;二是執行憲法法律, 維護婦女兒童權益;三是精心培育后代, 做好母親, 當好“園丁”;四是正確處理戀愛婚姻問題, 爭創“五好”家庭;五是促進祖國統一, 維護世界和平。其中, 提高婦女素質, 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和促進祖國統一是新任務。1988年第六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改革攻堅階段婦女工作任務有四:一是投身改革和建設, 在經濟振興中大顯身手;二是全面提高素質, 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新女性;三是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 推動全社會為婦女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四是為祖國的統一與世界的和平做貢獻。婦女工作的范圍由經濟生產轉變為全面提高婦女素質, 由注重婦女工作和婦聯組織建設轉變為推動全社會為婦女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社會化與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 婦女工作多樣性、復雜性與工作難度增大。全面提高婦女自身綜合素質和依法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成為婦女工作的重點與優先領域。
改革開放以來, 最具時代特征和創新性的工作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群眾路線、調查研究和理論研究, 統一戰線、培養“四化”婦女干部、健全基層婦代會、依法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以及深化婦聯體制改革, 反映改革開放背景下對婦女工作要求的提高[11]。這意味著1980年代婦女工作已綜合運用行政、法律、經濟、社會、組織建設等方法, 多樣性與綜合性色彩濃厚。
如何在經濟改革與國家開放的社會環境中, 在服務黨和國家中心任務的同時, 不斷深化婦聯組織的體制改革, 增強婦聯組織的代表性與權威性, 提高婦聯組織的運行效率與效果, 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成為重大歷史課題。第四次全國婦代會強調, 為把婦聯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走好群眾路線, 做好調查研究, 用先進帶動一般的工作方法。第五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大力加強和改進婦聯的工作。第六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積極進行婦聯體制改革, 包括理順婦聯與各方面的關系, 加強婦聯的法律保障和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首次廣泛涉及婦聯組織的性質、目標、宗旨、結構、功能、人事制度、運行機制與管理體制等基本問題。簡言之, 1980年代婦聯組織的運行機制出現行政化與社會化特點, 婦聯的組織建設與干部隊伍建設, 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服務, 全國婦聯行政權力的集中與加強基層婦代會組織建設均趨強化趨勢, 初步形成在改革開放的新環境下與婦聯組織目標任務相適應的運行機制。
綜觀1978—1989年中國婦聯與婦女工作, 綜合運用行政、法律、經濟、社會、組織與文化方法開展婦女工作的模式形成, 具有顯著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若干時代特征。
首先, 改革開放以來, 計劃經濟時期傳統、封閉和幾乎毫無市場因素的社會環境, 轉變為現代、開放和商品經濟盛行的環境, 這既為婦女工作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又提出空前的挑戰。宏觀社會環境的截然不同與重大變化是婦女工作在改革開放以來與計劃經濟時期的最大差異之一。
其次, 全國婦聯分別于1978年、1983年、1988年舉行第四、五、六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 “共同主題”是婦女工作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關系, 主要理論、政策與婦女工作的關注點是如何在經濟體制改革與國家開放的環境下, 通過提高婦女素質, 發展婦女兒童事業, 深化婦聯體制改革, 積極回應和有效解決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性質的婚姻家庭與婦女兒童問題, 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 目標發生了重大變化[12]。
第三, 改革開放以來, 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與國家全面開放背景下, 首次出現和形成“社會問題”性質的“婦女問題”, 政治性與經濟性為主的“婦女運動、婦女解放”問題轉變為綜合性、社會性、經濟性與文化性的“婦女問題”, 婦女問題是新時期婦女工作基礎與出發點。文獻回顧發現, 1980年代婦女問題類型主要是婚姻家庭、家庭暴力、女性就業、性交易與色情服務、女職工生育保險與勞動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與切身利益等問題, 如何平衡女性就業與家庭生活, 生產勞動、兒童撫育與家務勞動關系是婦女問題的主線[13]。
第四, 改革開放后, 以往開展婦女工作所依托的“婦女兒童福利事業”思想理論銷聲匿跡, 政治革命色彩濃厚的“婦女運動、婦女解放”思想開始向較為中性的“婦女工作、婦女發展”轉型過渡。無疑, 婦女工作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變化對日后婦女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14]。
第五, 由于商品經濟發展、傳統封建思想觀念回潮, 尤其是女性自身的特殊困難, 導致她們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狀態[15], 婦女兒童的生存、發展與保護狀況堪憂, 依法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成為這一時期婦女工作的重點。
第六,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婦女工作與婦聯組織建設最突出的成就是開啟理論政策研究工作, 成立婦女研究機構, 設立婦女研究課題, 形成多學科研究婦女問題的格局和相關研究隊伍, 婦女理論研究的學術活動空前活躍, 改革開放與婦女工作、“四化”建設與婦女工作主題突出, 充分反映了1980年代婦女理論研究的時代特征與奠基性地位。需要指出的是, 這一時期婦女理論研究主題廣泛, 如婦女解放基本理論、女性就業問題、婦女參政、婦女教育、婚姻家庭、賣淫嫖娼、女性文化、農村婦女、女職工生育保險和勞動保護、婦女工作理論研究, 唯獨極度匱乏有關婦女兒童“福利”理論政策研究成果[16]。
第七, 婦女工作方法、工作模式和運作機制發生重大轉變。一是工作方法手段增多, 如婦聯組織更多運用法律武器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二是社會化工作方法增多, 例如社會各界和學術界對婦女問題的理論和現實研究給予了高度關注;三是婦聯組織的體制機制改革成為婦女工作的主要方法和重要內容, 目的與手段高度統一;最為重要的是, 全國婦聯充分利用開放政策, 加強和發展國內國際婦女統一戰線, 積極參與聯合國發布公約、條約、國際會議與項目, 為日后婦女兒童發展“兩綱”奠定基礎[17]。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婦女兒童發展”工作模式
1990—2001年是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時期, 也是中國現代婦女工作全面奠基和制度化建設的關鍵時期。婦女工作的最主要特征是婦聯擁有行政協調職能的“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中國兒童發展綱要》與《中國婦女發展綱要》, 既說明“婦女兒童工作”范式轉變為“婦女兒童發展”范式, 又反映1990年代婦女兒童工作的項目化、政策化與制度化建設特征明顯。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1990年代中國的宏觀社會環境最重要、最突出、最典型的時代特征是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范圍廣泛, 內涵豐富, 涉及工商稅制、外匯管理體制、財政分稅制度、金融體制、價格形成機制、投融資體制、外貿體制和現代企業制度等重大經濟體制改革議題, 是理解這一時期國家目標任務的基礎[18]。
1993年第七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新的歷史時期婦女運動的方針是“廣泛動員婦女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大力提高婦女素質, 依法維護婦女權益, 全面提高婦女地位, 以行動謀求平等和發展”, 凸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婦女工作的目標[19-1]。1998年第八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到2010年我國婦女發展的總目標是:男女平等基本國策進一步貫徹落實;婦女兒童的生存、保護和發展環境進一步優化;婦女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家庭中的平等權利進一步實現;婦女的整體素質顯著提高;在廣泛參與中實現婦女的全面進步”, 清晰描繪了中國婦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跨世紀宏偉目標中的戰略地位。
綜觀婦女工作和婦聯組織體制改革的發展歷史, 1990年代是其目標、任務和定位變化最大的時期, 基本奠定了中國特色現代婦女工作與婦聯組織目標、任務、使命與定位的框架, 歷史意義深遠。
首先, 1993年第七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各級婦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全面履行自身的社會職能”。首次明確婦聯職能的本質屬性, 科學合理地將婦聯職能性質界定為“社會職能”, 對婦女工作的本質、規律和婦聯職能的理論研究達到了新高度。二是首次試圖對婦女工作的多元化服務實踐和婦聯組織的多樣化社會職能予以理論概括總結。例如, 第七次全國婦代會提出“把婦聯組織建設好, 充分發揮其參與、教育、代表、服務、聯誼職能”, 其中“聯誼”職能是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現。三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 實際上婦女工作的目標與婦聯的社會職能呈現空前多元化與社會化特征。第七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各級婦聯要繼續發揚艱苦奮斗、勤儉辦一切事業的優良傳統, 發揮聯系廣泛的優勢, 建立陣地 (宣傳輿論、培訓教育和活動陣地) , 發展事業 (理論研究、法律顧問、信息咨詢、社區服務、家務服務等事業) , 興辦實業 (公益型、服務型、生產型、經營型實業) , 逐步形成具有宣傳、教育、培訓、科研、維權、生產等多功能的服務網絡”。宣傳、培訓、科研、維權、生產五項職能是首次出現。更重要的是婦聯確立了“建立陣地, 發展事業, 興辦實體, 形成服務網絡”的目標、職能和思路。各級婦聯“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把握推進婦女發展和維護婦女權益兩條主線”。這是婦女工作、婦女發展與婦聯組織建設最好的時期之一, 奠定了制度框架。
1990年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時期, 國家、市場與社會之間的結構性緊張關系較尖銳, 婚姻家庭與婦女發展、兒童養育與就業崗位、婦女發展與勞動就業、婦女就業收入與最低家庭生活水平、婦女與貧困、婦女素質與市場競爭之間的關系等婦女政策議題突出, 是婦女兒童問題大量涌現、產生最集中, 問題暴露的最充分與最典型, 問題的理論政策涵義最豐富和有關社會爭議最激烈, 問題成因最復雜多樣與問題影響最廣泛深遠的時期, 婦女問題成為觀察社會現代化的極佳視角。這一時期的婦女問題具有鮮明時代特征, 反映了市場競爭中婦女亟需保護的狀況[20-1]。
1990年代的中國婦女工作范圍內容與優先領域, 基本上實現了由“婦女運動與婦女解放”的工作模式向“婦女發展與男女全面平等”的戰略轉變。第七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環境下, 婦女工作范圍內容和工作重點主要有六項。一是發動婦女積極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二是大力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民主法制建設;三是教育婦女繼續發揚“四有”“四自”精神, 提高自身素質;四是進一步強化維權工作, 推動《婦女權益保障法》全面實施;五是做好兒童工作, 促進兒童少年健康成長;六是為促進祖國統一, 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為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順利召開多作貢獻。其中第二、四、五項和為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順利召開多作貢獻, 都是首次出現和具有時代特征的內容。1998年第八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為實現到2010年婦女發展的總目標, 向全國婦女發出“巾幗創新業”的號召。
簡言之, 1990年代婦女工作的范圍顯著擴大, 內容明顯增多, 除服務經濟發展中心工作以外, 精神文明與民主法制建設、維權與婦女權益保障法實施、制定兒童發展與婦女發展綱要、加強兒童和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以及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 都是這一時期婦女工作的創新和亮點。
表1 中國兒童發展綱要與婦女發展綱要基本狀況一覽表
婦女發展、兒童和未成年人保護、維權與婦女權益保障法實施是1990年代婦女工作的重點。這一時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的婦女工作方法基本上成熟, 工作模式基本穩定, 為中國特色現代婦女工作奠定了多方面堅實基礎, 表明90年代是婦女工作最關鍵的時期。1998年第八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各級婦聯“強化用活動去吸引, 用服務去凝聚, 用典型去帶動, 用協調爭取支持, 用聯誼擴大團結的群眾工作方式, 實現婦聯工作在理論與實踐、內容與方法等方面的新發展, 開創婦聯工作新局面”[20-2]。各級婦聯組織與基層婦女組織的結構功能、地位作用和運作機制發生重大變化, 基本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結構功能定位與社會運行機制, 為實現婦女工作的目標奠定了組織化基礎。第七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各級婦聯在改革中探索群眾化、社會化的工作方法。初步形成了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加強指導;通過活動吸引婦女, 通過服務凝聚婦女, 通過聯誼擴大團結, 通過協調爭取支持;培訓干部以建設隊伍, 創辦實體以增強實力的基本工作方式”。群眾化, 尤其是“社會化”概念首次出現在全國婦聯重要文件中[19-2]。
伴隨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與婦女兒童問題的日趨嚴峻, 婦女工作模式發生變化。除服務、服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 深化婦聯組織體制改革之外, 社區化、競賽化、社會化、行政協調與法制化建設運作機制基本定型, 較好地發揮了婦聯組織功能, 促進了婦女兒童工作。社區化是指在城鄉地理社區、工礦企業、社會組織與各類基層婦女組織中開展婦女兒童工作。競賽化是指婦聯在農村婦女中開展的“學文化、學技術, 比成績, 比貢獻” (“雙學雙比”) , 城鎮職工中爭先創優的“巾幗建功”活動, “五好文明家庭”評比活動, 極大調動了婦女積極性。行政協調是指1990年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協調委員會成立。法制化主要是指婦女兒童工作進入法制化時代, 依法維護婦女兒童權益。
1990年代是中國特色現代婦女工作的目標、任務、宗旨和定位最關鍵, 婦女兒童與婦聯組織的問題最嚴峻, 婦女工作創新的范圍最廣泛、內容最豐富多樣, 婦女工作的發展速度最快, 婦女工作與婦聯運行機制社會化奠基的時期。
第一, 婦女工作主題由“婦女運動, 婦女解放”轉變為“婦女發展, 男女平等”[21], 反映了婦女工作的目標任務、宗旨使命、職能定位由“政治性為主”轉變為“社會性為主”的趨勢。1995年8月發布實施的第一個《中國婦女發展綱要 (1995—2000年) 》是最典型例證[22]。
第二, 全國婦聯分別于1993和1998年舉行第七和第八次全國婦代會, 大會工作報告的題目圍繞婦女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跨世紀宏偉目標, 清晰反映了婦女工作目標與戰略重點的變化。
第三, 婦女工作的價值觀、理論基礎、理論視角發生劃時代變化。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是婦女理論發展的最高成就,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萌芽于1988年的中國婦女五大, 成熟于1990年江澤民的三八節講話。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認為, 婦女在創造人類文明、推動社會發展中具有偉大作用, 婦女與男子具有同等的人格和尊嚴、同等的權利和地位, 尊重婦女、保護婦女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23]。
第四,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第三代領導集體結合中國婦女運動實際, 號召全黨全社會都樹立馬克思主義婦女觀, 明確提出男女平等是促進我國社會發展一項基本國策[24]。
第五, 1990年是婦女工作發展與婦聯組織建設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 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成立, 標志著婦女兒童工作和婦聯組織建設雙雙邁入嶄新的歷史時代。婦女兒童工作的性質由“婦聯工作”轉變為“國家政策法律”, 婦聯組織的性質由單純地“群團組織”轉變為兼具“群團組織”與“國務院行政議事、協調”雙重身份的機構, 歷史意義重大。1990年2月22日, 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的前身——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協調委員會正式成立, 取代原由全國婦聯牽頭的全國兒童少年工作協調委員會, 成為國務院負責婦女兒童工作的協調議事機構。1993年8月4日, 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協調委員會更名為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 簡稱國務院婦兒工委, 是國務院負責婦女兒童工作的協調議事機構, 負責協調和推動政府有關部門執行婦女兒童的各項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 發展婦女兒童事業。它的建立極大地提高了婦女兒童工作的行政權威, 有力地促進了婦女兒童工作。主要運作機制是制定兒童發展綱要與婦女發展綱要, 通過“兩綱”的規劃、實施、監測、督導和評估、推動兒童發展與婦女發展事業[25]。
第六, 婦女兒童事業的法治化進程取得重大突破和輝煌成就, 《未成年人保護法》與《婦女權益保障法》是最具代表性的兩部法律, 標志著婦女發展與兒童發展從此邁入法制化建設的嶄新歷史發展階段[26]。
第七, 1995年在北京成功舉辦了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 標志著中國婦女的發展事業進入國際化時代[27]。
1990年代是中國特色現代婦女與兒童發展事業奠基和框架形成的關鍵時期, 婦女兒童發展事業領域的里程碑式事件不斷涌現, 成為最鮮明的時代特征。涵蓋婦女兒童工作的領導體制建設, 制定兒童發展與婦女發展綱要、婦女權益保障法與未成年人保護法, 舉辦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等, 凸顯這一時期在當代中國婦女與兒童發展歷史進程中的奠基性和關鍵性的制度化建設地位。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回歸““婦女、兒童福利”工作模式
2002—2016年是中國婦女兒童工作發展的最新階段, 其時代特征主要有三:一是經過改革開放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兩個十年, 中國特色現代婦女兒童工作模式基本定型, 婦女工作的目標、任務、宗旨、運作機制和工作方法趨于穩定, 整個體制基本成熟。二是婦女兒童工作正處于全面、系統、結構和戰略的轉型過程之中, 現代婦女工作的理念、價值觀、目標和體系形成。這意味著2002年以來的15年是中國婦女發展工作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和全面結構性轉型的時期。三轉型過程中, 一些事關婦女工作的戰略定位、發展方向與規劃目標的新型發展趨勢日益清晰。最重要的是, 這三個時代特征是高度相互交織與相互影響的, 這是理解和判斷婦女工作的基礎。
2002年以來, 中國婦女工作的宏觀環境再次發生重大歷史變化, 國家發展的目標由總體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轉變為更加明晰的“全面建設、建成小康社會”,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國家發展“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2002年11月, 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2012年11月,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轉變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03年第九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本世紀頭二十年中國婦女事業發展的總目標是:婦女兒童發展環境得到全面優化;婦女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家庭生活等領域的平等權利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性別平等意識在全社會日益深入人心;婦女的綜合素質明顯提高, 參與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顯著增強;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和兒童優先原則得到進一步貫徹落實”, 指明了2020年婦女工作的目標[28]。
表2 1990年代中國婦女兒童事業里程碑式事件基本狀況一覽表
2008年第十次全國婦代會提出的婦女發展目標是:“婦女的素質和能力進一步提高,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主體作用充分發揮, 在經濟、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不斷提升, 各項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障, 男女平等基本國策進一步落實, 婦女發展環境更為優化。”首次指明婦女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主體作用”[29-1]。2013年第十一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今后五年婦聯工作的總體思路是“更加堅決地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 更加牢固地把握建設‘堅強陣地’和‘溫暖之家’的主線, 更加自覺地服務大局、服務婦女群眾, 更加盡責地履行代表和維護婦女權益的基本職能, 更加有力地推動中國婦女、兒童發展綱要的實施, 團結動員廣大婦女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發展道路,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奮斗”, 凸顯21世紀中國婦女發展工作的戰略目標與時代特征, 標志著現代婦女工作的體系框架基本形成[30]。簡言之, 2000年以來婦聯婦女工作的戰略目標和中心任務是男女平等的國策與婦女主體地位。
伴隨全面建設、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明確, 婦聯組織的結構功能與社會定位隨之發生重大變化。第十一次全國婦代會指出過去五年來婦聯組織“充分發揮黨和政府聯系婦女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以及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作用”。首次明確提出“國家政權重要社會支柱作用”的新職能, 社會建設與社會政策色彩濃厚。
黨的十六大以來, 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與全球化背景下, 婦女問題的社會問題性質更加明顯, 范圍與類型更加多樣, 成因更加錯綜復雜并相互交織, 社會影響更加廣泛顯著, 對婦女發展、男女平等與婦女兒童福利提出了更高要求。簡言之, 2002年以來的婦女問題主要是觀念、權益保障、主體地位、婦女能力和綜合素質[31]。
這一時期, 中國婦女工作的范圍內容與優先領域也發生了多種重大變化, 典型反映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背景下, 婦女發展與兒童發展工作的戰略轉型。一是兒童發展與婦女發展成為既關系密切, 又相對獨立的兩大領域, 兒童問題從婦女問題中分離出來, 成為獨立的社會福利政策議題, 形成兒童發展綱要與婦女發展綱要并駕齊驅的格局。二是“兩綱”的范圍與優先領域不斷發展變化, 最大的變化是2011—2020年發展綱要首次增設“兒童與福利”領域和“婦女與社會保障”領域。三是2000年以來, “兩綱”的框架與內容、優先領域基本固定下來, 由1990年代較為全面、詳細的內容轉為更為概括、簡潔的主要分類。
總體來說, 21世紀的頭十年, 中國婦女兒童的發展事業范圍不斷擴大, 內容不斷增多, 涵蓋經濟、健康、教育、保障福利、婦女參與決策和管理, 法律保護、社會環境, 共計七大服務領域。婦女發展工作的重點是男女平等的國策、維權、提高婦女素質能力和促進兒童發展這四大領域。
進入21世紀以來, 婦女兒童發展的工作方法、工作模式與運行機制出現了兩種看似相互矛盾和內在沖突的趨勢, 一方面是多元化與社會化的工作方法日趨明顯, 另一方面是行政化、法治化與綜合性的工作方法日趨成熟穩定, 成為推動婦女兒童工作的有力支撐。
婦女兒童發展的新型工作模式與婦聯組織的新型運行機制日趨成熟穩定。2003年第九次全國婦代會首次明確提出新型婦聯工作模式與運行機制, “健全‘黨委領導、政府支持、婦聯協調、社會參與’的工作格局, 造就一支熱愛婦女事業、專兼職和志愿者相結合的婦女工作隊伍, 不斷提高婦聯工作的水平”。2008年第十次全國婦代會再次強調這種“黨委領導、政府重視、婦聯協調、各方參與的社會化工作格局”。[29-2]2013年第十一次全國婦代會宣布:“基層婦聯工作呈現出‘有人干事、有陣地做事、有錢辦事’的可喜態勢”, 說明婦聯新型工作模式與運行機制基本形成。
五、中國婦女工作模式的時代特征與服務體系的戰略轉型方向
總體來說, 1949—2016年中國婦女兒童工作走過了不平凡和輝煌燦爛的67年偉大歷程, 1949—1977年計劃經濟時期, 1978—1989年改革開放初期, 1990—2001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時期, 2002-2016年全面建設、建成小康社會四個發展階段清晰, 時代性特征鮮明。
婦聯的中心任務由服務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 由服務經濟建設, 發展為服務大局和服務婦女兒童。婦聯的功能定位由服務中心, 服務婦女兒童, 發展為參與、教育、代表、服務、維權與聯誼。婦女問題的性質由上世紀50年代的政治經濟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問題, 發展演變為社會問題。婦女工作的范圍內容由婚姻家庭, 經濟生產和兒童保育, 發展擴大為健康、教育、福利和維權。婦女工作的方法與工作模式由運動式、群眾性和準行政性, 轉變為目前的行政性、社會化與多元化。婦女工作的運行機制由群團化變為黨委領導、政府重視、婦聯協調、各方參與的社會化工作格局。
縱觀2000年以來全面建設、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發展階段, 中國特色現代婦女兒童工作的體系框架基本形成, 婦女發展與兒童發展事業的若干時代特征鮮明。
第一, 國家發展的階段目標、長遠目標與戰略目標更加清晰、明確、量化的發展狀況, 有力促進了國家有關婦女兒童發展工作的階段目標、長遠目標與戰略目標的更加清晰、明確、量化。正如2013年第十一次全國婦代會指出的那樣, 中國夢是國家的夢、民族的夢、人民的夢, 也是億萬婦女的夢。這樣一個夢想成真的過程, 一定是男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平等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平等享有改革發展成果的生動圖景一步步成為美好現實的過程。
第二, 中國婦女發展與兒童發展工作的制度化、規劃發展和政策化程度空前, 說明婦女兒童發展在國家發展中地位和重要性不斷提高, 成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第十一次全國婦代會指出, 黨的十八大第一次把“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 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寫進黨的施政綱領,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第一次分專節對促進婦女全面發展、保障兒童優先發展做出規劃, 2001—2010年中國婦女、兒童發展綱要目標如期實現, 國務院頒布實施新的中國婦女、兒童發展綱要, 召開第五次全國婦女兒童工作會議, 從中央到地方出臺實施一批惠及婦女的政策措施和民生項目。
表3《中國兒童發展綱要》框架范圍內容與優先領域發展變化狀況一覽表
表4 中國婦女工作歷史發展階段與時代特征基本狀況一覽表 (1949—2016年)
第三, 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 2010年以來婦女福利、兒童福利與社會福利的概念重新流行, 現代社會發展最高目標的社會“福祉”與幸福美好生活成為黨和國家的戰略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將其命名為“中國夢”, 清晰描繪中國特色的福利國家與福利社會藍圖。總體來說, 2000年以來, 中國婦女兒童福利事業同時發生三個令人振奮的變化。一是由起源于1980年代, 發展于1990年代的“社會保障”戰略升級為2000年的“社會福利”, 二是正經歷由傳統的“民政式、小福利”概念向“現代式、大社會福利”概念的戰略轉型, 三是由現代性“大社會福利”概念向最高層次的“社會福祉”和幸福美好生活戰略升級[32]。
第四, 婦女問題的性質、范圍、類型、成因、嚴峻程度、社會影響發生了明顯變化。1990年代婦女問題主要以勞動就業與經濟收入, 下崗失業、再就業和女性貧困化, 女性就業失業導致的婚姻家庭問題, 女職工生育保險、職業保護與職業福利等為主[33]。2000年以來, 雖然婦女的勞動就業與經濟類問題依然存在, 但是鑒于1990年代末期國家普遍建立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應對貧困的社會救助體系, 婦女面臨的緊迫性、物質性、外顯性、生存性、經濟性問題和家庭生活來源問題得到顯著緩解。在婦女就業和再就業形勢依然嚴峻的同時, 婦女問題的性質與類型發生顯著變化。社會上輕視或歧視女性的現象依舊存在, 婦女參政的程度不夠理想, 侵害婦女勞動權益的事件時而發生, 農村貧困人口中女性仍然占多數, 婦女在教育、衛生保健和婚姻家庭領域中面臨一系列問題, 侵害婦女兒童人身權益的違法犯罪行為和“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屢禁不止, 婦女發展的宏觀社會環境尚需進一步優化等問題, 清晰顯示出改革開放近40年來, 隨著中國人民物質生活和福利水平的顯著提高, 宏觀社會環境與社會結構均處于全面、系統、快速的轉型中, 婦女問題的性質與類型也隨之轉變為以非經濟類問題為主, 即以真正的現代性社會問題為主, 這些婦女問題的緊迫性、嚴峻性、物質性、外顯性、生存性和經濟性特征均明顯降低, 解決婦女問題的緊迫性也隨之降低。簡言之, 婦女問題的性質、類型, 尤其是經濟性、外顯性和緊迫程度的降低增大了婦女工作的難度。
第五, 婦女發展工作與運行模式的最大變化是由“活動化轉變為項目化”。2003年第九次全國婦代會首次提出“經濟實體化與項目化”運作模式。文獻回顧發現, 婦聯組織開展和運作的項目可以分為五大類型, 基本涵蓋婦聯工作的所有領域。一是政策法規和發展綱要類項目, 這是婦聯婦女兒童工作的主體部分, 如婦女小額貸款[34];二是婦聯組織開展的慈善、公益類項目, 如“母親水窖”“春蕾計劃”“安康計劃”等;三是婦聯組織的日常工作類項目, 例如“雙學雙比”“巾幗建功”和“創建五好家庭”等三項活動;四是婦聯組織按照市場化原則運行的經濟類項目, 例如婦聯組織舉辦的各類經濟實體和企業;五是婦聯組織舉辦的各式各樣的國際交流合作與婦女民間外交項目, 如兒童友好家園項目。
第六, 萌芽于新中國, 起源于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 迅猛發展于近年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婦女兒童發展事業的國際化步伐越來越快, 中國婦女正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 推動婦女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這意味者全球化時代既為中國婦女的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 又對中國婦女提出了更高要求。婦女民間外交成為黨和國家外交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 婦女兒童健康福利外交模式也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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