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積極幫助優撫對象（主要指烈屬、軍屬和“革命殘廢軍人”，為行文方便，下文統稱為優撫對象。）就業，保障其生活，這一優待措施對于解決革命戰爭時期遺留的問題、動員群眾參加抗美援朝運動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學術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較為有限，（相關研究如楊麗萍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的優撫工作》（《黨的文獻》2017年第6期）；余翔的《建國初期的社會保障制度》（《廣西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尹傳政的《當代中國優撫制度》（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孟韶華的《中國民政通史》（中國社會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本文擬對抗美援朝時期北京市的優撫對象進行一定的研究，對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城市優待就業政策進行剖析，力圖對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和國防建設有所啟發。
一、城市就業優待的必要性
由于長期戰亂，新中國成立時經濟基礎十分薄弱，一窮二白，使得國家在對優撫對象的物質優待問題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數據表明，新政權建立時的國家經濟“與抗戰前的最好年份相比，重工業生產下降70%，輕工業生產下降30%”［1］。這就使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在1949年度的財政收支中，約有1/2的赤字依靠發行鈔票來彌補。［2］即便如此，為了保障優撫對象的生活，政府還是決定“拿出一定的力量來解決他們的困難”［3］。如1950年初，北京市為了保障優撫對象的生活，“首先發放優撫糧小米三十萬斤，安定了他們的生活”。［4］但是“單靠政府的力量是很不夠的”，［3］因此，提高優撫對象自食其力的能力十分必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革命烈士和革命軍人的家屬，其生活困難者應受國家和社會的優待。參加革命戰爭的殘廢軍人和退伍軍人，應由人民政府給以適當安置，使能謀生立業”，［5］從根本上講，“組織革命烈、軍屬參加生產，是解決革命烈、軍屬就業和生活的好辦法”［4］。
數量龐大的優撫對象是財政困乏的國家開展就業優待工作的一項重要原因。解放戰爭結束時，“全國約有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及革命工作人員家屬三千余萬人，革命殘廢軍人七十余萬人（不包括在職的）”［3］，其中華北地區的優撫對象占較大比例。根據資料統計，新中國成立后，“華北區有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革命工作人員家屬（以下簡稱烈屬、軍屬、工屬）和革命殘廢軍人共一百六十余萬戶，六百五十五萬余人，約占全區總人口數百分之九，其中百分之九十居住農村”［6］。其中，北京市“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和干部家屬共一萬九千一百五十三戶，七萬三千四百九十六人”［7］?？姑涝瘧馉幨贡本┦袃灀釋ο髷盗窟M一步增加到“二萬九千八百二十戶，十二萬零四百八十五人。其中，烈、軍屬占百分之八十四點六，新軍屬占絕大多數。革命殘廢軍人共有一千四百六十三人”［4］。因此，1951年召開的華北第一次縣長會議強調：優撫工作是一個政治任務，是人民重視武裝工作、擁護人民武裝的具體表現之一；優撫工作必須發動社會力量，形成社會運動；優撫工作是一項經常工作。［6］
除了財政經濟困難、優撫任務繁重等因素外，還有很多優撫對象有就業意愿，特別是具有一定文化和技術的人員，如電氣工人、汽車司機、被服工人和泥水匠等，在他們看來，就業一方面能“解決生活困難”，另一方面“能依靠自己的勞力來養家”，他們認為“要求政府介紹工作，總比依靠政府供給來生活是體面的”［8］?！半S著革命烈、軍屬政治覺悟的提高，要求就業、從事生產的，日益增多，今后介紹就業就成為一項重要的工作”［4］。在這一現實情況下，北京市根據國家優撫工作的要求，實施了以社會擔負為主體的城鄉優撫政策，“按照城鄉不同的特點，分別采取了代耕或組織生產、介紹職業和實物優待相結合的方針來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7］。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國家面臨著優撫對象增多、需要發動社會民眾積極參戰等問題，而城市優待就業政策則成為解決這些問題的重要舉措。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以下簡稱內務部）頒布的《優待暫行條例》明確規定，對城市烈屬、軍屬應盡可能地幫助其謀得職業，組織其進行各種手工業或其他副業生產。［9］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發展，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城市優撫對象的就業優待工作。1951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強調：“只有認真加強優待革命烈士和革命軍人家屬的工作，才能最有效地鞏固和提高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戰斗力量；才能更好地鞏固國防和加強抗美援朝的工作。全國各地，也應當在適當時機，采取適當方式，檢查和加強優撫工作?！保?0］內務部優撫司在總結1952年城市優撫工作經驗時明確提出，要“重視并作好介紹烈軍屬、革命殘廢軍人、轉業軍人就業的工作”［11］。
二、號 召 與 組 織
鑒于優撫對象生活困難的情況，從1949年6月開始，華北軍政府就在北平城區發動和組織優撫對象從事洗衣、縫紉、搖煤球、打草繩、挑花、绱鞋、織襪、訂書等簡單易學的手工加工生產。1950年底，內務部頒布的《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優待暫行條例》為優撫對象就業提供了法律保障，如規定公營企業、商店及合作社、機關、學校雇用員工時，在與群眾同等條件下，應盡先雇用烈屬、軍屬；以及應盡可能地幫助城市烈屬、軍屬等就業。［9］但實際上仍“有相當大一部分烈屬、軍屬、革命殘廢軍人的生產、生活困難，未獲解決”（《向中央所作重要報告請示匯編》第1輯，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黨組秘書處1954年編印，第31頁。）。
針對存在的問題，內務部部長謝覺哉在1951年9月召開的華北第一次縣長會議上做了具體分析。他認為，有的地方對優撫工作的領導，不是首長負責，全面推動，而是單純向下推或單純交給民政部門去辦理，同時又不經常地進行督促和檢查，因而產生了“時緊時松”、“忽冷忽熱”等現象。對優撫條例中所規定的烈屬、軍屬和革命殘疾軍人應享受的優待與優先權，由于公營企業、合作社等有關部門尚未分別制定適當辦法，大部分地區至今還沒有認真執行。［6］因此，城市就業優撫工作在這次會議上被列為十項重要議題之一。
為了促進優撫對象就業，謝覺哉指出：“城市解決烈屬、軍屬和革命殘廢軍人困難的辦法，應以介紹職業和組織生產為主。民政部門主動與各方面聯系。各機關與企業部門應采取歡迎態度，在與群眾同等條件下，應使他們獲得優先機會；并發動各行各業大家想辦法安置。組織生產應根據實際情況采用多種多樣的辦法。條件允許時可組織生產合作社或小型工廠，從事手工業或加工生產等，其好處是資金小，用人多，技術限制不大，開辦大型工廠目前尚有許多困難，故不應提倡?！彼€要求：“今后縣、區、村人民政府應責成專人負責，并吸收有關部門和群眾團體組成優撫委員會，協助政府推動檢查優撫工作。以區或縣為單位適時地召集烈屬、軍屬和革命殘廢軍人代表會，吸收優撫工作模范參加，對生產好的烈屬、軍屬加以表揚或獎勵，密切政府與他們的聯系；并可采用開座談會、慰勞訪問等辦法，以提高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覺悟。”［6］從上述講話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內務部把解決優撫對象就業視為城市優撫工作的重點，并制定了各種措施幫助他們就業。
1951年10月24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關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決議》中強調要“加強優待軍人家屬、烈士家屬的工作”［12］。對此，中央人民政府華北事務部于12月20日向華北五省二市下發《關于新年及春節期間貫徹執行擁軍優屬工作的指示》，要求“針對當地存在的問題研究解決辦法……城市要十分注意組織烈軍屬生產和幫助介紹職業”［13］。
1952年12月22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出了《關于繼續加強抗美援朝工作的指示》，指出：“無論居住在城市和農村的軍屬，其生活上的一切困難必須盡一切可能切實幫助解決；能參加工作的軍屬，應予以照顧，優先分配適當工作?！保?4］29日，內務部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聯合發出指示，要求“城市應對烈、軍屬、轉業軍人的生產就業情況作一次檢查，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務使他們生產就業各得其所”［15］。
同時，《人民日報》充分利用自身的影響力，積極配合優撫部門落實城市優撫對象優待就業政策。1951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就曾建議發動社會力量進行經常的優撫工作，“在城市，發動社會力量來解決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和革命殘廢軍人的就業問題，動員私營工商業給予和他們熟識的或有親戚關系的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以工作崗位。”［3］1952年1月6日，《人民日報》又發文指出：“優撫工作是經常性的工作，所以要有計劃地進行”，“各地在檢查了優撫工作之后，都應該訂出基層單位的一九五二年優撫工作計劃”，在城市里面，“每個市、每個區直到每條街道和每個組織單位，都要訂出一年的計劃，以便有步驟地解決烈屬、軍屬生產就業的問題，并使貧苦烈屬、軍屬的生活有適當的照顧”［16］。11日，《人民日報》發出了做好城市烈屬、軍屬就業情況工作檢查的要求：不但要著重幫助烈屬、軍屬解決生活和生產中的困難，還“要檢查組織烈士家屬、軍人家屬生產就業工作中的偏差和缺點”［17］?！度嗣袢請蟆凡粩喟l出城市落實優撫就業對象政策的建議和要求，既表明國家對這一工作的重視，又說明執行中還存在一定不足，亟須改進。
為了使各個城市能夠根據實際情況安置優撫對象就業，《人民日報》從1952年開始宣傳和介紹各地的經驗與做法，尤其是重點推廣了天津市的經驗，主要是：第一，“他們明確了以介紹職業為主的方針，在領導機關的支持下，強調烈軍屬、革命殘廢軍人就業的優先權，對不重視吸收烈軍屬、革命殘廢軍人參加工作的單位，進行說服動員。而且每逢重大節日檢查優撫工作時，都著重地檢查就業優先權的執行情況?！钡诙?，“是以負責到底的精神，打消工廠方面的疑慮，向那些惟恐烈軍屬、革命殘廢軍人不好領導的單位進行解釋，并在介紹前對烈軍屬、革命殘廢軍人認真地進行動員和解釋，對個別不服從廠方領導或強調自己要求的烈軍屬或革命殘廢軍人，政府也積極地進行教育，減少廠方的困難?！钡谌笆菍α臆妼?、革命殘廢軍人有就業條件的進行調查登記，建立了職業卡片，使領導機關掌握情況，得以分別條件介紹工作?！钡谒?，“是和勞動就業部門密切配合，遇有就業機會，勞動介紹所就給烈軍屬、革命殘廢軍人分配適當名額，通知民政局向各區分配布置?！保?1］
根據國家有關部門的要求，北京市各區認真組織優撫對象的就業工作，制定出具體的優待就業計劃。如第三區專門制定了《北京市人民優撫工作委員會第三區分會暫行組織規章》，對于優撫對象的就業問題做了詳細分工。章程規定：“生產組協助組織并領導烈軍屬生產、調查和組織軍屬勞動力，研究生產對象，解決資金購銷等事宜；就業組負責調查審查烈軍屬、殘廢軍人之失業求職者，和各有關機關、團體、公私企業商店聯系，介紹就業，并培養就業條件等事宜；宣教組負責宣傳優撫政策，教育群眾擁軍優撫，幫助烈軍屬提高政治覺悟，并協助烈軍屬子弟就業等事宜。為了促進就業，本會在各段設立優撫工作支會，負責動員街道群眾，在本會領導下推行日常優撫工作，其組織分工如下：（1）支會由街道積極分子、軍屬代表、民政干事、婦女代表等七—九人組成委員會，并選正副主任委員各一人。（2）支會委員按工作需要分工，分別掌管秘書生活、生產、就業宣教等職責，并參加本會各該有關小組。本會常務委員會議每半月一次，全體委員會議每月一次，支會委員會議每周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分支會主任委員召集之。各小組會議得視工作需要由分會正副主任或由小組長分同分會秘書召集之。”［18］這些計劃和相關規定促進了國家優待就業政策的落實，同時提高了優撫對象的就業率。
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優撫對象數量大大增加，9月，內務部在《關于四年來工作的檢查總結和今后工作意見的報告》中指出：“對于優撫工作的要求不僅在于解決烈屬、軍屬、革命殘廢軍人、復員轉業軍人的生活困難，而在于幫助他們‘生產建家’”。（《向中央所作重要報告請示匯編》第1輯，第31頁。）在1954年的春節擁軍優屬活動中，北京市政府將1953年優撫對象的就業情況列為檢查工作的重點，要求“各區應檢查一九五三年的優撫工作。城區和郊區重點檢查尚未就業的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革命殘廢軍人、復員轉業軍人的情況，以使根據他們的具體條件，分別研究組織他們參加生產或介紹他們就業”［19］。
三、就業優待政策的具體措施
為了解決優撫對象的就業問題，北京地區采取了就業介紹、技術培訓、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組織副業和工廠生產等措施。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優撫對象的就業，改善了其基本生活，促進了優撫制度的實施。
?。ㄒ唬┫蚋鲉挝煌扑]和介紹有文化或有一技之長的優撫對象就業
1950年底，北京市的一些機關、工廠和學校等單位接受了1050名優撫對象就業。［20］1951年，北京市加大了介紹優撫對象就業的工作力度。以前門區為例，3月，為22人介紹了長期工作，為75人介紹了短期工作。6月，前門區又介紹了許多優撫對象就業，如到裝訂廠9人、民政局4人、七區被服廠11人、聯華鞋廠18人、當保姆3人，合計45人。［21］1952年，北京市介紹優撫對象就業的人數再度增加，介紹了2111人到機關、企業、工廠和學校等單位工作。［22］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北京市各級政府進一步采取了各種措施給優撫對象介紹工作。如西城區政府根據調查的烈屬、軍屬失業情況，擴大了軍屬生產單位的規模，并專門召開座談會，動員挑剔工作的優撫對象積極參加生產，全年共介紹591名優撫對象就業。［23］在西四區，1953年上半年，民政局、勞動就業機構等部門介紹了324名優撫對象參加工作。［24］到1953年底，北京市介紹有文化或有一技之長的優撫對象到工廠、學校等單位工作的共有6577人（不含前門區）。［4］實際上，優撫對象就業不僅能保障2～3個人的生活，而且比組織生產收益更大，可以減少人力、物力負擔，甚至為國家儲備各項建設人才。［4］
通過介紹工作而實現優撫對象就業，不但改善了優撫對象的生活，還提高了其政治覺悟。如羊房胡同派出所軍屬韓某，過去依靠政府補助生活，經介紹到軍屬針織廠工作后，受到勞動光榮的教育，其生產情緒很高，不再向政府要求補助了。由于國家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不斷地提高，大部分優撫對象順利就業，使西四區享優戶（享優戶指享受就業優待政策的優撫對象家庭。）大為減少，由1952年的811戶減少到1953年的317戶。［24］
（二）開展就業前的技術培訓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
為了提高優撫對象的就業能力，北京市政府還開辦了就業技能培訓班。在“介紹職業與組織烈屬、軍屬生產為主結合實物補助”的優撫工作方針指導下，優撫對象的生活已得到保障和改善，但“北京市人民政府為使烈屬、軍屬就業方便，特組織他們參加文化和技術訓練班學習”［25］。如1951年9～10月，前門區為了幫助軍屬就業，組織了縫紉學習班，有30人參加學習，而且區里還與大眾縫紉補習學校簽訂了合同，督促該校授課；還介紹了30人去軍屬工廠學習裝訂，13人學習會計，4人學習保育工作。［21］1951年，北京市各區共組織了1525名優撫對象到工廠或企業部門工作。［4］
除了技術培訓外，北京市還根據優撫對象的思想狀況舉辦了培訓班，“加強對烈、軍屬的思想教育，更加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使之成為各項工作或生產中的積極分子是必要的”［4］。從1951年冬季開始北京市就試辦了軍屬政治學習班，主要學習時事、政治常識和優撫政策，并在后幾期配合勞動就業進行了勞動光榮的教育。［4］1952年，北京市先后舉辦了5期烈屬、軍屬政治學習班，參加學習的人數達到1920人，為其就業創造了條件。［22］（p.219）
隨著就業優待工作的進行，在一些優撫對象中仍然存在著不愿意從事副業生產的思想，如有的提出要當正規工廠的工人，看不起副業生產，認為“出力多，得到少”等。［26］針對這種思想，“為了加強對烈、軍屬的思想教育，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配合介紹烈、軍屬就業工作”，［26］1953年4月2日至8月22日，北京市先后舉辦了2期革命烈屬、軍屬和殘疾軍人就業班（甲班）和4期政治學習班（乙班）。甲班學員年齡相對較小，但文化層次相對較高，每期學習時間為兩個半月，主要培養就業技能，除此以外，還要學習社會發展史等內容，學習結束后介紹到各單位工作。乙班學員大多是家庭婦女及年齡較大者，為照顧其家庭生活及往返路途不便，實行半日學習，采取集中聽報告、分組討論的方法，每期一個月，主要是政治學習，其學習內容為政治常識、時事、優撫政策以及進行抗美援朝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等。在學習過程中，絕大多數學習小組都訂立了學習公約，有的還成立了互助小組，甚至克服各種困難堅持到學習結束。據資料統計，參加甲班學習的有104人，乙班782人，共計886人，其中烈屬22人、軍屬783人、工屬39人、革命殘疾軍人1人、優撫工作者41人。［26］
抗美援朝期間，北京市參加政治學習班的優撫對象共計3757人。［4］這項學習工作的開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通過學習，提高了“烈、軍屬和革命殘廢軍人的政治覺悟，使他們認識到了自己的光榮地位，明確了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多數學員學習后，都積極參加街道治安、衛生等各項工作，不但成為政府在群眾中推動工作的骨干，也給群眾樹立了好的榜樣”［4］。比如，“西單區在這次選出的革命烈、軍屬模范41人中，有26人是學習班的學員；西四區的學員為協助政府搞好街道、優撫工作，向全體學員挑戰競賽，有力地推動了工作的進度”。［4］其次，通過學習改變了優撫對象的勞動觀念，增強了愛國主義觀念?！吧贁蹈锩摇④妼龠^去有單純依賴政府的思想，不愿從事勞動，經過學習也初步批判了自己的錯誤，不少革命烈、軍屬把學習情況寫信告訴前方子女、丈夫，并鼓勵他們英勇殺敵爭取立功”［4］。再次，通過學習，不但提高了優撫對象的思想覺悟，還大大增強了前線親人取得戰爭勝利的信心。“不少學員給前方志愿軍或自己的子女寫信，報告學習情況，希望他們在前線爭取立功，個別軍屬寫信和兒子挑戰競賽，這樣在鼓舞士氣方面將會起到一定作用?！保?6］“前方軍人來信對政府非常感激，并表示絕不辜負祖國人民的關懷和希望，決心繼續努力爭取最后勝利”［4］。
（三）組織優撫對象參加生產是城市優撫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由于各個城市經濟發展情況不同，“在工業不多的城市還不可能完全依靠介紹職業解決烈軍屬的生活問題，而且由于有些烈軍屬本身條件的限制（如年齡太大、身體弱等），即在工業發達的城市也不能完全用介紹職業的辦法解決全部問題，因此，組織烈軍屬生產仍是城市優撫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工作”［11］。進行副業生產和建立軍屬生產工廠是北京市組織優撫對象進行生產活動的重要方式。
據統計，從新中國成立到1951年10月，北京市建立了福利性工廠、合作社和生產組43個，其中一區4個、二區2個、三區10個、四區5個、五區6個、六區5個、七區3個、八區5個、九區3個。［20］（p.523）
為了便于組織優撫對象從事生產，北京市很多地區根據實際情況成立了副業生產管理組。如前門區成立了多個洗衣組，組織50多名婦女做襖、被子等。［21］從1953年3月開始，北京市全面幫助優撫對象發展副業生產。如東單區，“我們這次調查了廿八戶享優烈、軍屬和九戶接近享優戶軍屬共調查卅七戶，計一百卅九人……其余搞副業的，大部分都已經有自己的副業生產，其中洗補衣服、做衣服、扎鞋底占多數，此外還有織毛衣、挑花等。每月掙得最多的織毛衣和扎花，能掙二十多萬元（舊幣，下同——引者注），掙得最少的每月也能收入兩三萬元，他們一般的都有照顧老小煮飯、燒水洗補衣服等家務，家務較少的就做得多，家務較多的就做得少?！保?6］
在組織優撫對象進行副業生產的同時，北京市還籌建了專門吸納優撫對象就業的小生產企業，如崇文區第七區成立了軍屬電鋸廠等。到1950年底，北京市在城區組建了66處烈屬、軍屬生產廠點，參加生產的烈屬、軍屬有5103人。［27］這些企業在幫助優撫對象就業的同時還促進了自身生產的發展。
為了組織更多的優撫對象參加生產，北京市還在籌辦軍屬企業時采取了諸多措施。一是吸收烈屬、軍屬代表參加“軍屬生產委員會”，加強管理，“使軍屬生產得以順利發展”［4］。二是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調動烈屬、軍屬的生產積極性。如北京市徽章廠制定了《軍屬生產委員會組織條例》和超額提成獎的辦法，鼓勵工人的生產熱情；在工人中開展學習活動，按文化程度高低分為文化班與政治班，設立了圖書站；為了照顧工人的健康，還經常進行醫療檢查等。［21］這些措施的實施促進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但在發展過程中，由于管理不完善等原因，很多企業出現了問題。其一，為了搞企業建設，有的區用優待款建企業，引發了優撫對象的不滿。“在1950年3月為了擴大軍屬生產，曾主觀的提出以優待款70%投資生產，而發生優待款積壓的現象，造成軍屬不滿”［4］。其二，由于缺乏檢查等原因，軍屬生產委員會等機構“在‘三反’運動中暴露許多貪污浪費現象”［4］。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北京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各區建立的軍屬生產委員會進行整頓，如健全民主管理制度、選舉軍屬當組織干部等。同時，北京市政府還從思想上加強了對優撫對象的教育工作，“激發了工人的積極性，提高了產品的質量”［4］。
到1952年6月，北京市共有軍屬生產單位33個，參加生產的烈屬、軍屬有1686人。這些企業包括民政局所屬的興華榮軍機器制磚廠；北京市教養院所屬的印刷廠、針織廠、興華碾米廠、習藝所制鞋廠；區屬的有糧食加工廠、裝訂廠、毛巾廠、窯廠、被服廠、草繩廠、織布廠、毛紡廠、針織廠、制堿廠、文具廠、麻袋廠、徽章廠、電鋸廠、煤廠、軍屬熟皮廠、裁制部、縫紉部等。隨后，門頭溝等郊區也建立軍屬工廠。［20］到1952年底時，烈屬、軍屬生產單位的收益就達49億余元，相當于全年所發放優撫費的104%，［27］（p.364）可以解決7000多名優撫對象的生活問題。［22］可以說，1952年優撫對象的就業情況比1951年有了很大進步。［28］
1953年，軍屬企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西城區7個不同類型的軍屬工廠為例，這些企業新增工人209名；全年支出工資10億多元，相當于全年發放優待款的2倍；在不妨礙生產的原則上，向國營輸送技術工人60名。［29］據統計，到1953年底，北京市共建了24家軍屬工廠，吸收了烈屬、軍屬和革命殘疾軍人大約1300多人參加生產。［26］實際上，隨著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逐步展開，北京市又進一步提出了“將軍屬生產轉向合作方向發展”，這既“有利于軍屬生產，也符合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方向”。［4］
到抗美援朝結束時，北京市“有軍屬生產單位十九種，計三十處，參加生產的革命烈、軍屬、革命殘廢軍人一千六百八十六人。據不完全統計，四年來盈利七十五億九千四百八十八萬余元（工資占主要部分），占整年發放優待款的百分之六十五”［4］。
抗美援朝時期，北京市采取了多種措施幫助城市優撫對象實現就業，實踐表明：“組織革命烈、軍屬搞加工性的生產，最為適宜，其特點是本小利大，用人多，便于就業”；另外，“及時組織交流生產經驗，實行民主管理，對發展生產也是很重要的”。［4］不可否認，無論何種方式的就業都在當時發揮了特定的作用。首先，實現優撫對象就業對社會保障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優撫對象就業不僅保障了其生活，穩定了社會秩序，還使原本緊張的國家財政得以部分緩解，并解決了一些較為突出的優撫問題。“由于組織生產、介紹職業的結果，享受實物優待的人數已由1949年的44.8%，降低到現在的19.8%，這樣使優待款更能集中使用解決問題”。［4］其次，優待就業不僅體現了國家對優撫對象的關懷，還起到了有效的國防動員作用，激勵了更多的民眾投身到抗美援朝運動中，為實現這場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足夠的人力保障。但縱觀抗美援朝時期北京市的優撫工作，“還有缺點，主要是介紹革命烈、軍屬就業工作做的不夠”［4］。歸納起來主要存在這樣幾個問題：大工廠、生產單位較少；對介紹革命烈屬、軍屬就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有些革命烈屬、軍屬具備就業條件而沒有就業；官僚主義的存在，不能及時掌握情況；優撫工作委員會發動群眾進行優撫工作比較差等。［4］這些成績和不足為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城市優撫對象的就業工作提供了借鑒：一是要根據首都發展生產和建設的需要，有計劃地逐步介紹優撫對象到各部門工作；二是以介紹就業為主，組織優撫對象學習政治和技術，并加強其思想教育，為就業創造便利條件；三是要整頓和健全優撫組織，進一步提高擁軍優屬積極分子和廣大市民參加優撫工作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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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推廣華北縣長會議的經驗》，《人民日報》1951年11月17日。
?。?1］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優撫司：《一九五二年的城市優撫工作和今后應注意的幾個問題》，《人民日報》1953年2月14日。
?。?2］《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關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決議（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通過）》，《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5日。
［13］《中央人民政府華北事務部關于新年及春節期間貫徹執行擁軍優屬工作的指示》，《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2日。
?。?4］《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關于繼續加強抗美援朝工作的指示》，《人民日報》1952年12月24日。
?。?5］《中央內務部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關于一九五三年新年至春節期間進行擁軍優屬和擁政愛民工作的指示》，《人民日報》1953年1月1日。
?。?6］《大家來參加春節前后優撫工作的檢查》，《人民日報》1952年1月6日。
［17］《春節前后普遍檢查優撫工作》，《人民日報》1952年1月11日。
［18］《北京市人民優撫工作委員會第三區分會暫行組織規章》，北京市西城區檔案館：2-1-248-12。
［19］《市人民政府關于財務、會計、擁軍優屬、劃分等工作的指示（1954年）》，北京市檔案館：14-2-12。
?。?0］《北京志·政務卷·民政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頁。
?。?1］北京市前門區民政科：《民政科1951年3～10月份工作總結和擁軍優屬工作總結》，北京市檔案館：39-1-297-1。
?。?2］北京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匯編（1949～1993）》，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頁。
［23］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一九五三年優撫救濟工作總結（1954年1月）》，北京市西城區檔案館：4-1-196。
?。?4］北京市西四區民政科：《西四區優撫救濟工作檢查情況報告表》，北京市西城區檔案館：4-1-196。
?。?5］《擁軍優屬已經成為全國人民自覺的行動》，《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5日。
?。?6］《市民政局關于轉業建設工作優撫代耕工作的報告通知》，北京市檔案館：14-2-22。
［27］《當代中國的北京》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364頁。
?。?8］《做好一九五三年優撫工作的準備》，《人民日報》1952年12月28日。
?。?9］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五三年優撫工作全年總結》，北京市西城區檔案館：4-1-196-6。
［作者簡介］尹傳政，講師，中共山東省委黨校黨史部，250103；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在站博士后，300350。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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