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動員工作是凝聚社會力量和實現資源整合的重要方式，對推進黨和國家建設事業發揮著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把新生的人民政權扼殺在搖籃中，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與貿易禁運（以下簡稱封鎖與禁運）。為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與禁運，黨和政府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采取多種舉措開拓對外貿易，動員群眾生產和供應外貿物資，盡可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創收更多的外匯，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國主導下的對華封鎖與禁運愈發嚴格。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1年初，在基辛格訪華后美國才逐步放寬對華封鎖與禁運。有關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動員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囊括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等多個時期，涉及社會主義改造、生產運動、鐵路修筑、抗美援朝、傳染病防治等領域。然而，專門針對新中國外貿工作中社會動員方式及其成效的研究卻較為鮮見。因受西方國家封鎖與禁運的影響，當時港澳地區成為新中國開展外貿工作的重要渠道，而廣東因毗鄰港澳，出口量尤大，故在新中國外貿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基于廣東省檔案館的資料，對1949—1971年間新中國為打破西方國家封鎖與禁運而在外貿領域進行的動員工作及其成效進行梳理，以期豐富新中國史領域中的社會動員研究。
一、新中國積極拓展對外貿易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際形勢十分嚴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行反華政策。國內建設也面臨重重困難，不僅要應對國民黨殘余勢力的破壞，還要解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市場混亂、物價飛漲、社會經濟陷于崩潰等問題。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環境，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穩健的政策措施，領導全國人民進行鞏固新政權、建設新中國的偉大斗爭，有序推動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一）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與禁運
新中國的成立對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1949年11月，在美國的策劃下，成立了以美國為首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專門負責對包括新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封鎖與禁運。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實施對華全面遏制政策，封鎖與禁運政策更是不斷升級。如1950年美國政府發布有關管制戰略物資輸出命令，要求對輸往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一切物資，包括戰略性和非戰略性物資等全部實行管制。之后美國政府又頒布《港口管制法令》，不僅禁止美國船只開往中國，而且對他國商船進行管制，規定凡經美國轄區轉口商船，都必須將所載物資向港口管制機構申請批準，否則予以扣留。1951年，美國先是實施了限制中國土產輸入的辦法，其后又宣布禁止所有中國產貨物和在其他國家加工的制品進口。在美國日益嚴格的封鎖與禁運政策打壓下，中美貿易額逐漸減少，直至1952年兩國貿易關系完全斷絕。與此同時，美國還操縱聯合國于1951年5月通過“禁運”案。在美國的拉攏和施壓下，英國等西方國家紛紛對新中國進行封鎖與禁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施的封鎖與禁運政策，對新中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內經濟建設的恢復和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對此，中國政府進行了行之有效地應對和斗爭。
（二）新中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積極開展與各國的貿易
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新中國在政治上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方針，經濟上將對外貿易重心轉向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1951年1月，全國貿易會議做出的《關于一九五一年國營貿易的方針、任務和計劃的決定》指出，要積極擴大對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1949年中國與蘇聯進出口貿易總額為2633萬美元，到1950年猛增至3.3844億美元，占當年全國進出口總額的29.95%，蘇聯成為新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盡管受到西方國家的封鎖與禁運，但中國政府并未關閉與西方國家貿易的大門，仍希望與之進行貿易。1949年12月，毛澤東特別指出，不僅要與蘇聯進行貿易，“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對外貿易部（以下簡稱外貿部）部長葉季壯也表示：“今后必須下定決心，搞好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
新中國不僅倡導要與各國進行貿易，而且強調平等互利。1952年4月，在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強調：“我國對外貿易的基本政策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國政府和人民恢復并發展通商貿易關系，這個基本政策已經載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之內。”在同年10月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貿易座談會上，有外賓問及中國對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與對非人民民主國家所采取的貿易政策有何區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負責人鄭重回答：“我們對于任何國家所采取的貿易政策都是相同的，都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之上。”
（三）外貿領域的集中統一管理
為應對西方國家封鎖與禁運帶來的壓力，新中國不斷調整和完善外貿政策，逐漸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外貿管理體制。1956年，對私營進出口商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外貿主要由國營外貿企業獨家經營。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關于對外貿易必須統一對外的決定》，要求政府間的貿易“全由對外貿易部秉承中央意志統一辦理”；此外，會議還做出《關于貿易外匯體制的決定》，規定“國家對于貿易外匯實行統一管理和重點使用”，提出“先中央、后地方，先重點、后一般，先出口、后用匯，先計劃內、后計劃外”的外匯使用原則。上述兩個決定使新中國成立以來業已形成的國家統制的外貿體制在集中統一方面得到進一步加強，把外貿收購、調撥、出口、進口、外匯收支等全部納入計劃管理范疇，這些舉措為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與禁運奠定了基礎。
總之，雖然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的國際環境給新生人民政權的建設制造了重重障礙，使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受到種種限制，但黨和政府依然積極發展對外貿易關系，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二、外貿工作中的社會動員導向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著技術落后、生產力水平低、工業化程度低、經濟基礎底子薄、資金匱乏的局面。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亟須改變工業基礎薄弱的狀況，進口國內工業建設所需機器設備、器材和工業原料等。但西方國家的封鎖與禁運限制了中國的進出口業務。因此，擴大外貿渠道，通過出口創匯來滿足社會主義建設的資金需要是外貿工作的根本任務。在此背景下，中央要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開拓進出口貿易渠道，加強外貿物資的生產與出口銷售。開展對外貿易在此時既是經濟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一項政治任務，因此，為擴大對外貿易而進行的社會動員工作被賦予了特別的意義。
（一）港澳地區成為反封鎖與反禁運的前沿陣地
港澳地區是新中國開拓對外貿易的重要渠道和反封鎖與反禁運斗爭的重要戰線。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確定了對港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工作方針。毛澤東談及此問題時曾頗有遠見地指出，不必急于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應利用這兩地原來的地位發展對外關系、開展進出口貿易。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強調：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可做進一步努力，打開局面，特別是港澳南洋，他們需要我們的一些土特產，放棄這個市場對我不利。并且，早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共中央就在香港、澳門開辦了華潤公司和南光貿易公司。新中國成立后，這兩個公司積極配合內地的反封鎖與反禁運斗爭，利用處于港澳地區的優勢，通過多種渠道將內地商品銷售到尚未同中國建立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并從資本主義國家購進大量國內建設急需物資，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西方國家的封鎖與禁運，為新中國對外貿易和國內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外貿行業內多種形式的社會動員
“擴大向港澳出口，增加外匯收入，支持國家工業建設，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這一任務能否完成，關系到社會主義建設能否順利進行。為保證外貿物資的供應，中央要求各地區、各部門之間要協同一致，統一規劃和集體行動。在社會主義改造尚未開始之時，各級政府便動員私商加入進出口貿易之中，通過行政手段將私商組織起來，實行聯營，統一步調，以打破西方封鎖。例如，廣東的土產分布面較廣，收購難度大，加工程序繁雜。廣東省政府認為，僅僅依靠國營貿易公司的力量遠遠不夠，必須動員私商，利用其財力和之前從事國際貿易的經驗，“在我們領導之下，大力推銷，大力收購”。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央要求各地繼續加大出口。1956年，外貿部在廣州召開對港澳貿易座談會，明確對港澳地區貿易工作的方針是：“大力鞏固和繼續發展對港澳的出口貿易，并且要充分利用港澳這個跳板，積極開展我國對東南亞的出口貿易和對遠洋的出進口貿易，開展對未建交國家的貿易活動；通過港澳發展同臺灣貿易，以配合和平解放臺灣工作；進一步加強對港澳華商的爭取團結工作，擴大出口，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為推進對港澳地區的貿易，全國各外貿公司紛紛跟進。例如，為加強對港澳市場的銷售，廣東省茶葉進出口公司在廣東省外貿局的指示下，1956年先后調配三人負責商情研究工作，指導茶葉價格的調整，使該年銷港茶葉價格平穩，銷售量上升，為國家多賺了外匯。又如，為積極配合內地的港澳銷售工作，廣東省食品進出口公司保證堅決配合駐港機構開展業務，“做到要多少出多少,什么時候要什么時候出”。
（三）對華商和僑商的社會動員
為配合華潤公司和南光貿易公司開拓港澳市場以及通過港澳開展轉口貿易，需要對港澳華商進行必要的動員，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通過港澳華商的轉口經營，認為不通過他們很難完成在當地推銷和進行轉口貿易這樣的大任務，特別是轉口到對我實施封鎖的國家。外貿部門對動員華商參與新中國外貿工作的可行性進行了分析，認為處于港澳地區的華商，雖然成分十分復雜，但除少數極為反動外，一般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華商深受殖民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往往不滿港英、澳葡當局統治，急切盼望祖國強盛；另一方面，由于他們受西方誣蔑社會主義的宣傳欺騙較深，而且對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缺乏了解，因而心存疑慮。外貿部門認為，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國家前途及港澳前途的確定，愛國主義統一戰線工作的廣泛開展，以及銷售和轉口內地商品賺取一定的利潤，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華商向祖國靠攏。
動員華商和僑商的方式多種多樣，如激發其愛國熱情、關注其經濟利益的實現等。南光貿易公司在總結經驗時指出，應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同時也要幫助其改善經營管理、照顧其實際困難，使之賺取一定的利潤，推動其參與新中國進出口工作。愛國主義教育屬于思想動員，而保障華商和僑商獲利則是思想動員的物質基礎。為此，中國茶葉土產進出口公司強調，對于有競爭的商品，如香粉、香竹、毛竹、什竹、米粉干、松香、淀粉等，在港澳市場尚未完全恢復的背景下，應采取競爭性價格，隨行就市，保證商人有一定利潤。為消除商人的顧慮、激發其參與新中國外貿工作的熱情，中國茶葉土產進出口公司要求按市場價出口，若客戶第一批貨虧了本，在第二批出貨作價時可適當給予補貼。建議各部門要“擴大轉口業務，多利用洋商，并物色有轉口路子的港商，鼓勵他們恢復舊渠道，找找老關系，在外圍多建立據點，給予培養扶植，作長遠打算，對轉口到泰國、菲律賓、南越、南朝鮮、南美、非洲、美國等較困難的地區以及新市場，根據各地限制進口時松時緊的特點，為不失時機，由德信行按口岸定價另掌握3%—5%的機動幅度，靈活使用或適當供給中性包裝商品以利轉口”。
加強與華商和僑商的交流，以祖國的建設成就來吸引和號召他們來華做生意、幫助進口社會主義建設所需物資，也是一種動員方式。商品交流會無疑是展示祖國發展成就和動員華商的最佳平臺。1955年冬、1956年初，廣州先后舉辦了華南物資交流大會、廣東省物資展覽交流大會和廣州出口物資展覽交流會等，1956年冬又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的名義舉辦了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當面洽談、看樣成交的貿易方式，一方面對順利達成交易和擴大國際商貿往來十分有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加強對華商和僑商的動員。如1956年冬季召開的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一個重要任務便是“通過參觀展覽，積極展開僑務工作活動，團結僑胞，為改進僑務工作制造更有利的條件”。從1957年開始，一年舉辦兩次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以下簡稱廣交會）成為常態。
舉辦形式多樣的展覽會、交流會效果非常明顯。如1955年舉辦的廣州出口物資展覽交流會有87000多名港澳同胞參觀，交流會在展現新中國建設成就的同時，廣泛宣傳新中國外貿與外交政策，促進了港澳同胞與內地的交流。中國食品出口公司廣州分公司廣泛與僑商接觸，邀請咸魚商、罐頭商、蔬果商等召開專業座談會，在展示祖國產品的同時，動員僑商經營祖國內地的商品，成效顯著，“以往我們對外交易大部分通過駐港國營機構間接發售給香港僑商，極少與僑商發生直接關系，與直接銷售者之間缺少聯系與了解。交流會的廣泛接觸與各行業專業座談會，使他們了解到我出口物資的豐富多樣，而我們在互惠互利基礎上的經營方針，也激起他們多與祖國做生意的愛國情緒。咸魚業表示回去進行商會傳達，并組織起來與我進行直接貿易；連一向不愿經營我咸魚的個別商號都表示今后大力經營；罐頭業表示大力經營我罐頭，改變以往專營外國罐頭的做法；菜果業表示愿意試辦定期、定額、售定的方式，改變以往寄售的方式；海味業五家立即組成聯營小組，并將再派代表來穗與我洽談業務”。在這次展覽交流會上，中國食品出口公司廣州分公司原定成交計劃金額320萬港元，“大會開幕不及一月，已超額完成計劃，故再追加計劃3223000港元”，遠超預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對港澳同胞的動員
對港澳同胞的動員也是新中國外貿工作中社會動員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動員港澳同胞為內地出口創匯做貢獻，黨和政府通過宣傳祖國的產品來吸引港澳同胞購買和消費，以此加強與內地的聯系。當時港澳地區諸多報紙都對內地產品進行了廣泛的介紹與宣傳，如香港《文匯報》1952年8月19日刊登了《祖國土產的品質提高了——從一些日常用品看祖國的新氣象》一文，以小故事的形式介紹了花生油、豆油、香油、啤酒、玫瑰露等出口商品質量好，活魚、梅菜、大蒜等新鮮，“價格公道，數量十足”的情況。
黨和政府還很關心港澳同胞的生活。一方面，關注港澳同胞基本生活需求，提出對港澳地區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是很重要的政策問題”，“香港百分之九十幾是中國同胞，其中很大部分又是廣東同胞，如我們不供應他們東西，這句話就不好說”。即便處于物資匱乏的困難時期，內地也一直堅持確保對港澳的供應，“只要我們少吃一點點，這個數字就不得了”。另一方面，對港澳的供應也能達到“借以宣傳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并表示關心其生活以激發起愛國熱情”的效果。
廣東省外貿局為做好對港澳市場的蔬菜供應，力爭達到量足、質優、多樣、均衡的標準，多次召開全省出口蔬菜生產基地現場會議，集中研究如何通過建立出口蔬菜生產基地和搞好基地的生產，滿足港澳同胞的生活需求。如1960年召開的廣東省外貿會議，到會250多人，以廣東省的人民公社、公社農場、生產大隊代表為主，同時邀請了供貨部門和駐港澳機構五豐行、南光貿易公司的代表參加，會上進行了廣泛的動員。
廣東省外貿部門認為，對港澳地區的貿易應盡量避免沖擊港澳本土產業，當地農業、漁業、手工業生產基本上是勞動人民的生產事業，我們對其應采取團結合作和適當照顧的態度，“不能打擊他們（即使逃亡分子辦的生產事業也不能打擊他們，還要給他們留條生路，以爭取他們從對立誤解而轉向愛國，哪怕是很少也要如此）”，對華資開辦的工廠，基本上也是采取團結合作利用的態度，具體做法應該是屬我能供應原料或半成品的，均應爭取其使用我們的原料或半成品。“至于那些使用外國原料的工廠，只要不是死心塌地地堅決與我為敵者，一般也不應打擊，還應爭取他們愛國”。
秉承此宗旨的南光貿易公司在總結1958—1959年對澳門銷售臘味產品的經驗時指出：“我臘味對澳門的銷售必須保持我們歷來的市場，但應照顧澳門本地的生產。我貨輸澳必須在數量上和價格上掌握照顧本地產品的市場，不能擠垮他們。”
總之，黨和政府通過港澳地區積極開拓對外貿易的渠道，廣泛動員外貿行業的工作人員和華商、僑商等參與新中國的對外貿易，關心港澳同胞的生活，吸引他們消費祖國內地生產的商品，對于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與禁運頗有助益。
三、出口物資供應中的社會動員
在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下，新中國的對外貿易工作無疑是一場尖銳的國際政治、經濟斗爭。為開拓港澳地區的市場，黨和政府要求有關省、自治區將對港澳副食品的供應工作“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保證完成”，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保證按照中央安排的對港澳副食品出口任務如期供應。對港澳地區的出口供應成為政策性特別強的一項工作。
（一）出口物資生產和收購的政策動員
“內銷服從外銷”的方針確立于新中國成立之初物資匱乏、內外銷發生矛盾的社會背景下。該方針在保證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礎上，提倡一定程度上削減國內消費、優先滿足外銷，以出口創匯，購買國內工業化發展所需的機器設備、原料等。1952年7月，葉季壯在全國各大行政區貿易部長會議中強調“擴大出口，為經濟建設服務”是總的要求，因此，就必須通過增產、擠出來、找出路、組織生產的方式擴大出口，對國內市場影響不大的產品以外銷為主。1954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明確規定：“關于商品內銷和出口的關系，除糧食、油料等物資特殊規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資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內市場的銷售應服從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類，應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保證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葉和各種小土產，應盡量先滿足出口，多余的供國內市場銷售。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必要的出口，以換回國家建設所必需的工業設備。”
為此，中央要求必須耐心向有關部門和群眾宣傳解釋，說明保證出口物資供應的重要性，取得各地黨政機關和有關部門的支持。同時，要求各地外貿局特派員和各專業公司，經常組織干部下鄉，深入產地了解貨源生產和收購情況，協助收購單位解決業務技術問題，保證商品及時調撥，應“克服那種高高在上坐等貨來的官僚主義作風，出口計劃必須保證完成”。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廣東省外貿部門大力組織價格高好銷售的高級品、名產品和小活動物、小土特產出口，因為這些產品出口價值高，多出口對國內市場影響不大。
例如，草菇每噸售價達814美元，而大白菜最高每噸售價只有110美元，其他如活蛇、田雞、水鴨、乳鴿、蝦子等在港澳市場一向很受歡迎，且售價高，對增加外匯收入具有重要作用；出口70條蛇可換回1噸糧食，1噸烏龜可換回10噸糧食，1噸蝦子可換回150噸糧食，11噸羽毛平均可換回25噸糧食或43噸化肥。在小土特產方面，也有不少已經中斷或出口數量已大大減少的商品，如陽江小刀、漆器、大頭菜、梅菜、筍干、竹葉、荷葉等，這些商品既好銷又競爭小，且售價高、收匯多，如1噸筍干可換回7.5噸糧食。因此廣東省提出一定要把對港澳銷售的小商品作為大商品來抓，以擴大外匯收入。
為動員群眾加強外貿物資的生產，自新中國成立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黨和政府都在積極探索對港澳供應的配額管理制度。60年代中期，配額管理制度逐漸完善，各省成立了配額管理辦公室、各公司均設置有配額領導小組，各單位必須堅決執行省里決定的出口配額。各省出口物資的管理，均落實到生產與收購的各環節中，甚至對各生產隊和收購站每月、每旬甚至每日的出口量都有規定。如廣東省外貿局要求省食品公司統一指揮配額商品的收購與銷售工作，“每月應抄送各地海關并由海關協助督促、控制”。
為配合內地對港澳地區的蔬菜供應，中央根據各省實際情況，指定各省的供應任務，廣東因毗鄰港澳，因而供應任務最多。如廣東省1960年蔬菜供應港澳地區的任務是17萬噸（不包括蒜等3萬噸）。廣東省嚴格按照中央規定推進蔬菜種植工作，正式安排生產供應港澳地區蔬菜面積共5.6萬畝，分布于12個縣的33個人民公社，按照每畝正常年產量5噸計算，可提供蔬菜28萬噸。
為保證完成全年任務，廣東省政府要求各地：一是要爭季節、搶時間，在短時間內將蔬菜種下去，并實行“四定”（即定土地、定勞動力、定計劃、定領導），通過簽訂合同，配合國家購銷計劃與生產部門的生產計劃，要求“安排生產時要有一個保險系數”，即安排生產的數要比計劃數大，以防因干旱、蟲害等因素導致的部分減產。二是各級外貿部門要深入生產，深入基地，把生產中存在的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采取積極態度協助解決，以促進基地生產的發展。為保障基地生產有序進行，廣東省外貿局撥出出口蔬菜專用化肥，有重點地協助基地配備水利動力設備和一部分農藥，并大力推廣良種。三是恢復和發展有出口傳統的名牌產品，如中山的馬鈴薯、蓮藕，江門的粉葛、土瓜、苦瓜，順德的青皮冬瓜等，有計劃地試種新品種和反季節品種。
為避免各口岸之間互相競爭，增進各口岸的相互配合，中央還根據實際情況劃分了各口岸的負責區域。1956年3月召開的對港澳小副食品出口會議明確要求，天津口岸主要負責東北、內蒙古、西北和華北地區，上海口岸負責四川、江蘇、浙江、安徽等地，廣州口岸負責江西、湖南、廣東等。據此，廣東省各外貿公司規定，一定要堅決執行省內決定的出口配額，一切對外成交價格及數量品種要服從省公司統一安排，屬各口岸都經營的商品，要防止互相競爭，互相抵銷，被人鉆空子的現象。特別是各地區同一產品同一季節上市時，要左右照顧，除要考慮本單位、地區任務的完成，也要考慮整體利益，并將此放在首位。
1962年，外貿部和鐵道部合作開拓了始發站為上海、鄭州和武漢，編號為751、753和755的三趟快運列車，每天將鮮活商品“優質、適量、均衡、應時”地輸送至香港地區，史稱“三趟快車”。20世紀60年代，除寧夏、西藏外，其他省、市、自治區都承擔了供應港澳地區鮮活和冷凍商品的任務。60年代末，為保質保量供應港澳鮮活產品，廣東甚至將活雞收購計劃層層分配到公社、生產大隊和各生產隊，將對港澳地區的供應上升到愛國的高度，動員群眾積極向國家交售活雞，并規定除非確實沒能力，每戶都要交售活雞一兩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各地區、各部門積極行動起來，相互配合，保證了各項出口計劃的完成。
（二)出口物資生產基地的建立和發展
出口商品生產基地特別是農副產品生產基地的建立，是保障外貿物資出口供應的重要舉措。中共中央為此要求各地“加強宣傳、統一認識”。到1962年，全國有16個省（區）共建成出口農副產品生產基地254個，包含94個品種。廣東是供應港澳地區農副產品的最大產區，早在1954年就劃定了塘魚外銷區。為增加出口供應貨源，1959年初，廣東又劃定中山、東莞、寶安、新會、潮安、潮陽、澄海、海豐、高鶴、開平、增城11個縣作為出口蔬菜生產基地；8月，進一步劃出中山、順德、東莞、寶安，連同后來增加的新會，共5個縣作為供應港澳地區副食品的基地縣；11月，又劃出7個魚塘、11個國營農場。到1960年，已建立起大宗農副產品基地（包括5個基地縣和新開荒、定植在內），計有塘魚20萬畝、蔬菜2.8萬畝、優質大米60萬畝（早造14萬畝已收割）、潮州柑21萬畝、新會柑3.8萬畝、香蕉3.7萬畝、荔枝1.7萬畝、菠蘿3萬多畝、黃煙3.8萬畝，海南地區的熱帶亞熱帶作物178萬畝，還有7個漁港、13個國營農場等。廣州市的工業品有14種商品，共有28個專廠（或專車間）。此外，各縣還因地制宜地自辦了一批常年生產、季節性生產的基地。上下結合、大中小并舉的方式，使廣東在全省范圍內形成了一個出口商品生產的基地網。這些生產基地為專供出口外貿物資而設，需要各地黨委積極推動，動員群眾加強生產，“加強宣傳，特別是要厘清兩利賬，即國家有利、公社有利”。
為推進出口生產基地的建設，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辦好生產基地，從中共廣東省委、省人民委員會到各級黨政機關，根據以糧為綱和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的方針，采取了上下結合、各有重點、全民辦生產基地的方式。生產基地在形式上以社辦、隊辦或社隊合辦的農場為主。
為推進外貿物資的生產，廣東各市縣紛紛召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會議。如汕頭組織潮安縣已建立基地的江東、東鳳、金石3個人民公社介紹建立出口蔬菜生產基地的經驗，同時還介紹建立多種經營生產基地的做法。又如江東人民公社，在不影響水稻及其他經濟作物生產的前提下，劃出1000畝土地作為出口蔬菜生產基地，主要采取間種、復種、套種的辦法和利用“五邊”（即田邊、溝邊、屋邊、塘邊、路邊）解決土地不足問題；東鳳人民公社在解決勞力、種子、種苗、肥料、資金等不足的難題時，采取“出榜招賢”的方法，廣大群眾踴躍出謀劃策，群策群力，效果明顯。如該社建立三鳥棚、豬舍缺乏材料，群眾開展了“一戶一草氈、一根竹運動”，效率高、成效顯著，2天時間內便建起了三鳥棚13座，平整了蔬菜土地300畝，沒花公社1分錢。
為動員群眾投入到出口物資的生產之中，佛山專區采取了外貿任務包干、超額獎勵的辦法，成績斐然。1961年，佛山專區糧食總產量36.08億斤，1962年達到40.86億斤，增產了13.2%，超過1957年水平，也超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年產量，平均每個種糧人口增加糧食120多斤。出口收購和收匯實績均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的一年，專區出口收匯2100多萬美元，超額完成600多萬美元，加上供貨給省出口部分，共超額700多萬美元。“近年已經中斷或幾乎中斷的五十多種出口商品，行業恢復了生產和出口，特別是幾近絕市的一些小宗土產和野生動物，如田雞、烏龜等，增長更大”。獎勵舉措的推行，使佛山專區在1963年1—5月“僅全區食出系統就扭轉虧損1500多萬元”。佛山專區的干部信心滿滿，認為只要繼續堅持超額獎勵辦法，不論在培養貨源、出口收匯還是經營管理等方面，都將取得更顯著的效果。
外貿物資供應領域的動員，主要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動員和配額管理，通過多種方式鼓勵群眾加強生產、推進外貿物資的收購等，使新中國外貿物資供應有序進行，成為保障新中國出口工作的堅實后盾。
四、外貿工作中社會動員的成效及經驗
新中國在外貿工作中所實施的團結華商、僑商工作及愛國主義教育，動員其參與新中國外貿工作，對擺脫西方的封鎖與禁運意義重大；而在出口物資生產、運輸環節對內地廣大群眾和從事外貿工作人員的動員，則有力地拓展和支援了新中國的外貿出口，對獲取社會主義建設資金和物資大有裨益。
（一）進出口貿易領域社會動員的成效及經驗
對華商、僑商的動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國家的封鎖與禁運。新中國海外貿易的總代理華潤公司，1952年便已經建立起了龐大的經銷網絡，團結了2000余個愛國商社，形成了“在經貿工作中落實統戰工作，在統戰工作中發展對外貿易”的外貿工作模式。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在華商的幫助下，華潤公司為中國人民志愿軍采購了大量藥品、皮鞋和生活物資。華潤公司的工作人員談及僑商對新中國出口的貢獻時曾舉例道：“反禁運的時候，華潤向英國出口冰蛋3萬噸，我們聯系好貨源，就找怡和洋行的黃先生，他幫我們不少忙。為了這批出口物資，整個華潤公司都動員起來了。”中國食品公司在香港市場采取的爭取華商和動員港澳同胞的相關舉措同樣取得了顯著成效，“以食品、土產中的部分商品為例：1956年較1955年土豆量增63.13%，值增54.79%，鮮果量增88.58%，值增97.92%。”1958年，葉季壯在廣東外貿工作會議上指出，當年進出口完成量較1957年增加了20%左右，進口了很多工業設備和器材，為國內建設盡了一分力量。出口方面也增加了不少新品種，過去不少未推銷出去的東西銷出去了。
外貿部在總結關于團結利用港澳華商進一步擴展對港澳、東南亞的貿易問題時認為：“在團結、利用港澳華商，以擴大我商品對港澳輸出和經港轉口東南亞及其他地區上，已獲得了新的重大的發展。”一是在團結、利用港澳華商上，已由個體初步發展到集體，由一些代表性人物發展到全行業，由無組織領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有組織領導，由進出口商發展到二盤（即二道販子）批發商；二是在國內向外成交上，“亦初步由口岸分散向外成交發展到全國性的對某些商品使用包銷、代理、經銷等方式，并對某些較大商品開始實行了將港澳華商按行業或以某些行業中的代表性人物為中心，將該行業組織起來，集中全國經營口岸和香港全行業性的商人代表進行統一的談判成交”。
外貿部進而分析了取得這些進展的經驗是：港澳華商經過我們較長時間的團結、動員和組織工作，“已開始認識到經營祖國產品是名利雙收的事情。從而就使過去表現進步的人士更加靠攏祖國；一些中間、落后或不敢和祖國進行來往的商人也紛紛愿和祖國進行貿易。特別是一些上層分子，紛紛靠攏祖國”，“部分已樂于團結一致，實行組織起來共同努力經營祖國產品，以消除同業間的競爭而謀取較為穩定的利潤”；國內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對外貿易完全由國家統一管控，一些大宗商品已納入計劃生產軌道，工業品出口日益增多，這為團結利用港澳華商，統一組織出口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廣東省外貿局也認為，我們與僑委、統戰部門配合，對港澳華商、新加坡僑商采用了使其有利可賺和愛國主義相結合的原則，較為大膽地使用了“代理”“包銷”，特別是全行業“代理包銷”“大批成交”等出口辦法，不但使某些出口商品數量有所增加，而且價格也有所提高。另外，通過展覽與出口相結合的辦法，把客商請回國內當面看樣成交的方式也是出口銷售取得成績的重要經驗。
（二）生產和供應領域社會動員的成效及經驗
外貿出口計劃的完成，離不開高效的外貿物資生產和供應環節，這一方面歸因于內地廣大群眾在經濟困難、物資匱乏的狀況下壓縮消費、加強生產和供應，另一方面也歸因于高效的社會動員機制。如廣東省外貿局在總結1956年工作時指出：1956年廣東省出口計劃總額為人民幣6.19956億元，完成實績為人民幣6.15818億元，占出口計劃的99.33%，“如除去各總公司所負責掌握的對資出口大米、豬鬃和紅茶等，則完成出口計劃的103.94%”，超額完成任務。取得這些成績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實行了卓有成效的動員工作，“省委、省人委和各專區（包括行署）市、縣和鄰省都給予了很大支持，如去年二、三、四季度湖南生豬就調出94221頭，雞42萬只，鴨34萬只，約共值392萬美元，其他小商品亦很多”。
1971年初，廣東省財貿部門分析當年內地供應港澳計劃能較好完成的經驗在于：
第一，領導重視。如春節期間的港澳供應工作，領導多次做出指示，各地區負責同志對港澳供應工作也很重視和支持。負責同志到各縣檢查工作時，都反復講明做好春節期間對港澳供應的意義，并及時安排了800立方木材，解決了對港澳地區春節供應的包裝困難。“臺山縣領導聽到出口賀年糖果缺馬蹄粉時，主動承擔任務擠出十噸，解決了原料缺口”；“順德縣倫教公社的領導大抓思想發動和政治宣傳工作，有力推動了出口活雞收購，到一月十二日就完成了年計劃百分之五十二，其中有二十五個生產隊已完成了全年活雞任務，廉江、恩平等縣，也都完成和超額完成了一月份活雞出口任務”。
第二，內貿部門和運輸部門積極支持。以內地對港澳地區的春節供應工作為例，為確保供應計劃的完成，廣東省副食品公司要求各地1月供出口的生豬、三鳥分別占季度計劃的40%和50%，還將該公司僅有的30擔湘蓮交外貿出口；廣州干果食雜公司為支持對港澳地區春節供應，主動打開倉庫讓出口公司挑選木耳、發菜出口。“廣州特產馬蹄粉，過去一般要在春節后才有新貨供應出口，今年春節打破慣例提前供應了二十噸”，并主動將準備春節供應市場的10多噸魷魚挑選整理，打好包裝交外貿出口；臺山縣從為春節地銷預留的2000多只活雞中挑選1000多只供出口。運輸部門也大力支持春節對港澳地區的供應工作。1971年1月中旬，當香港急需食鹽，而汕尾運力不足時，運輸部門立即派出貨輪前往汕尾支援；“為解決招柑裝船力量，汕頭地區水運公司連夜召開會議妥善安排，使元月廿一至廿四日從汕頭供港的招柑達五百多噸，其他口岸平均每日抵香港的招柑達一百五十多噸”。江門口岸運輸部門，為及時搶運供港春節商品，做到人停車不停，晝夜趕運，港務部門還增加了一條鐵駁趕運節日商品。汕頭運輸部門采取優先安排港澳供應物資的方式，保證活雞、鮮蛋、蔬菜等商品的供貨和運輸工作。
第三，外貿部門廣大職工干勁充足。“今年一月四日京廣鐵路某段塌方，北方供港蔬菜停運，我省供港蔬菜從過去每天三、四百噸驟增至五百噸，甚至高達六、七百噸”，中山縣外貿公司為解決北方供港蔬菜受阻問題，連續幾晚出動100多人突擊加工備貨，終于使該縣大白菜、棉菜出口量由每天31噸增至100噸。“各地外貿公司的同志干勁都很大，多是白天辦公，晚上備貨、裝船，發揚連續作戰的精神”。如汕頭食品公司僅在1月上旬就出動600多人次裝了7條船，裝貨量達1200多噸。
對僑商、華商、港澳同胞及國內各相關部門和廣大群眾的動員工作，使外貿物資在生產、運輸與銷售各環節上都能得到穩步推進，基本實現了新中國進出口貿易計劃，達到了出口創匯和支援國內建設的目的。同時，內地保障供應港澳地區的舉措，促進了港澳地區的繁榮與穩定，增進了港澳同胞對祖國和人民的感情。如“三趟快車”，將飽含內地民眾對同胞濃濃關心的物資源源不斷地輸送至香港；華潤公司為香港運去的國產大米，平抑了香港一度暴漲的米價，將國產石油引入香港市場，解決了香港的油荒；等等。
總之，1949—1971年外貿工作領域所進行的社會動員舉措緣于西方國家的封鎖與禁運以及國內物資相對匱乏的歷史背景，在黨和政府的集中統一領導下開展了多種社會動員方式。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外貿工作的社會動員難免出現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在堅持“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策導向下，全國各地區、各部門之間協同一致，統一規劃和集體行動，將外貿工作上升到愛國主義的高度，激發了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不僅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贏得了有利的條件，而且促進了港澳地區的繁榮與穩定。在新中國多措并舉的成功應對下，打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封鎖與禁運。
［作者簡介］黃慶林，歷史學博士，副教授，廣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