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朱高林，教授，淮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235000。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國居民生活總體狀況的歷史考察（1949～1976）》（12BDJ009）的階段性成果。
近年來，學術界總結回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和學術文章愈益增多。雖然黨的有關文獻對于計劃經濟時期的歷史評價早有定論，但近年來思想觀念的不斷解放和出版言論的相對自由，一股修改現代史、否定計劃經濟時期建設成就的歷史虛無主義風氣抬頭。一些人認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出現了“社會的全面大倒退”，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停滯，甚至趕不上民國時期，并把根源歸結為中國選擇了計劃經濟制度，是“系統的問題”。這種以人民生活水平停滯或倒退為突破口，否定前30年的言論，雖然只是少數人的觀點，但在信息化的今天，極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值得引起人們高度重視。
一、幾種不同的觀點
當前，學術界關于1949～1978年中國居民生活水平狀況的爭論比較激烈，主要觀點如下：
一是倒退論
持此觀點者認為1949～1978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全面的大倒退，人民生活水平甚至趕不上民國時期。有學者用前30年固定資產總和，減去抗美援朝、“大躍進”、援外、“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等給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得出國民經濟呈負增長之勢，導致人民生活水平越來越差；有人認為，自從統購統銷以后，中國農民就沒有真正吃飽過，到1978年全國有2/3的農民生活水平不如20世紀50年代，有1/3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有人甚至提出，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還不如民國時期，一些學者從新舊中國某教授收入水平的變化出發，為此種言論進行注解；有人一退到底，認為這一時期的生活水平還趕不上康乾盛世；有人更是語出驚人，提出這一時期出現了社會的全面大倒退，認為毛澤東當權的30年是使中國落后的30年。對此，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進行了尖銳地批評，他說：“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紀錄的污點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為一種風尚。”［1］
二是停滯論
持此觀點者認為1949～1978年是一個錯誤連著一個錯誤，國民經濟陷于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不前。不少人認為毛澤東只會階級斗爭，不懂經濟，不會搞經濟建設，在他執政期間，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不前；有人提出，相對于高速發展的世界經濟來說，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長期停滯不前，毛澤東最大的軟肋是對經濟的無知；有人企圖割斷黨的歷史，把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說成是不斷犯錯誤的歷史，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被耽誤了20多年，只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走上正道，并把改革開放后取得的成就說成是引進資本主義的結果。對此，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認為：“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1］
三是曲折進步論
持此觀點者認為1949～1978年中國經濟建設出現過挫折，但從大的歷史過程看，中國經濟仍是快速發展的，人民生活水平在曲折中得到提高。與上述言論相左，不少學者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這一時期的生活水平進行了客觀的評價。趙德馨把1949～1978年劃分為1949～1956年和1957～1978年兩個階段，認為1949～1956年是經濟增長質量較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快的時期；1957～1978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較高、質量較差，居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處于徘徊、停滯狀態，經濟增長給社會帶來的福利水平很低。［2］董輔礽提出三階段論，即1949～1956年的過渡時期是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提高時期，1956～1966年的探索時期是人民生活曲折反復時期，1966～1976年的“文革”時期是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緩慢時期。［3］蘇少之提出四階段論，即1953～1958年國民經濟發展較快，居民收入增長也較快；1959～1961年國民經濟陷入困難，居民收入直線下降；1962～1966年國民經濟經過調整逐步好轉，居民收入恢復性增長很快；此后十多年，國民經濟發展受到“文革”干擾，居民收入增長長期緩慢、停滯。［4］程恩富認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盡管沒有完全扭轉“一窮二白”的狀況，但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比過去快，與世界多數國家的經濟差距在縮小。［5］總的來看，與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相一致，中國居民生活水平雖然出現一定反復，但總趨勢在緩慢提高。
二、對1949～1978年居民生活水平的基本判斷
在上述觀點中第三種比較客觀，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但這一類文章大都理論色彩濃厚，不易被廣大讀者所接受，成為象牙塔里束之高閣的藏世之作，影響力大打折扣；而第一種、第二種觀點，多在網絡論壇發表，并打著學術的幌子，利用剪裁的數據，引經據典，語言活潑，影響甚廣，不少文章點擊率達到萬次以上，誤導欺騙了很多閱歷不深的年輕讀者。對于如何認識1949～1978年中國居民的生活水平，筆者提出以下判斷：
一是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雖然在這一時期的某一年份或某一階層生活水平與民國時期相比略有下降，但人民生活水平整體超過民國時期。有些學者不顧基本事實，以偏概全，從個體出發，以民國時期某大學教授或某工廠工人的收入水平的個案對比，得出民國時期教授、工人的總體生活水平高于新中國的結論是十分片面的。在一個文盲充斥的農業社會里，代表著現代文明的知識分子和先進生產力的工人階級是那個時代的精英分子，他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高出同時代的一般民眾，甚至相對高于現代人們的生活水平是可以理解的。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民眾文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知識和技術被越來越多的普通群眾掌握，一般民眾與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智力差距在不斷縮短，收入差距也應不斷縮小，這是造成知識分子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對于民國時期有所下降的根本原因，這是時代進步的標志。我們絕不能以偏概全，看不到中國人民的大多數，看不到城市下層的勞動人民和農村廣大的貧苦農民，以局部代替整體，得出民國時期居民生活水平超過1949～1978年的結論，更不能以此方法推定，1949～1978年人民生活水平還不如康乾盛世時期的結論。
民國時期一般民眾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可以從人均糧食占有量上略窺一斑。以抗日戰爭前經濟發展較好的1936年為例，當年人均糧食占有量270公斤。1949～1978年，在長達29年的時間內除特殊時期(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和“文革”時期)外，有17年超過了1936年的水平。事實上，民國時期人均糧食占有量并非都像1936年那么高，1938～1947年人均糧食占有量僅有245公斤［6］，略高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因此，1936年代表不了整個民國時期。同樣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也代表不了1949～1978年的總體情況。如果僅以1936年人均糧食占有量為標準得出民國時期生活水平高出1949～1978年就太輕率了。民國時期廣大農民生活極度貧困，口糧消費即便在抗日戰爭前的正常年景也僅僅和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農村相當，農村底層則長期和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中國農村口糧消費相當。整個民國時期人均糧食占有量一直呈下降趨勢，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在不斷惡化。［7］艾奇遜總結國民黨政府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1949年8月5日,艾奇遜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里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里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薄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頁。）
那么，1949～1978年是否解決了人民群眾的吃飯問題呢？這一時期由于中國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打破了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自然秩序”，使農業的發展長期落后于工業的發展，加之人口政策的失誤，人口數量呈井噴式增長，在短短29年時間內從5.4億人驟增到9.6億人，造成主要農產品的增長速度勉強趕上甚至低于人口的增長速度，中國面臨著“馬爾薩斯陷阱”（按照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一國人口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超過基本的生存標準時，人口數量會成倍地增長，當增長到一定限度，造成所需的生活資料低于基本的生存標準時，將會爆發戰爭、瘟疫、饑餓，促使人口向適應的數量回歸，硬性地將人口規?；貧w到與生產力發展相一致的水平上。）的威脅。
為了解決吃飯問題，中國采取了憑票限量供應糧食、跨區域調配糧食、從國外進口糧食等三大措施，保障了人們最基本的口糧需求，避免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營養不良問題。1975～1977年中國居民每天攝取的營養成分包括：熱量為2439卡路里，蛋白質為63.4克，脂肪為38.9克，各項指標超出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遠遠超過同屬于發展中國家印度的水平（詳見下表）。正如世界銀行考察團得出的結論，“實行中國制度的結果，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嚴重的營養不良情況（必然導致早死、體衰、其他的體質缺陷和智力遲鈍）幾乎已經消除?！保?/span>8］
1949～1978年雖然沒有徹底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但從中國人口增長率攀升、死亡率下降、營養水平超過發展中國家等指標可以看出，中國已經在低水平上解決了人民群眾的吃飯問題，滿足了人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中國成功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的威脅，并動員人民群眾以飽滿的精神狀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
資料來源：參見范慕韓編的《世界經濟統計摘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233頁。
二是要用整體的眼光看問題
1949～1978年雖然物質生活提高緩慢，但精神生活進步顯著，人民生活水平呈現出非協調發展的特征。生活水平問題不僅是吃飯穿衣問題，還包括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等問題，既包括物質消費，又包括精神消費。我們不能因為前29年人民物質生活改善緩慢，就說前29年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不前。在這一時期，中國政府把公共事業放在優先發展的地位，充分發揮計劃經濟體制的管理優勢，遵守精神財富獨特的生產規律，以極低的成本，面向基層群眾，大力發展大眾文化、基礎教育和建立醫療保障制度，使城鄉居民的文化水平和身體素質得到了有效提高。［9］
在文化娛樂方面，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不僅基本上建成了以縣廣播站為中心，以公社廣播放大站為基礎，連接千村萬戶的農村有線廣播網［10］，而且還建立了以縣電影管理站為中心，以電影放映隊為觸角的城鄉電影放映網絡，基本上每個農村人民公社甚至有些大隊都擁有自己的電影放映隊。（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各地設有地區電影管理站、縣電影管理站、農村人民公社電影放映隊等專業機構，農村電影放映隊由人民公社招聘來的農村人員組成，擔負著在本公社各大隊輪流放映電影的任務，有時也承擔到周圍其他公社放映電影的任務。據史志記載，70年代很多人民公社都有電影放映隊。參見柏曉主編的《吐魯番地區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2頁；《泰寧縣志》，群眾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頁；《焦作市志》第3卷，紅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4頁；《東勝市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6頁；趙寶金主編的《翼城縣志》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96頁；《無極縣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頁等。另據史志記載，一些條件好的大隊也擁有自己的電影放映隊。詳見《拜泉縣志》，黑龍江人民出版1988年版，第486頁；《集賢縣志》，1985年印刷，第37頁；王瓊主編《通遼市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頁等。）這些遍布城鄉的有線廣播網和電影放映網，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在國民教育方面，針對財力有限而人口眾多的國情，中國采取了基礎教育優于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面向工農群眾，以保障大多數人受教育的權利，極力發展大眾教育，通過簡化漢字、推廣漢語拼音、堅持不懈地開展掃盲運動、開辦工農速成學校、文化補習學校等方式，使中國兒童入學率、成人識字率大幅度提升，徹底改變了“窮人讀不起書”的狀況，使中國從一個以文盲為主的國家變成了以識字人口為主的國家，人口素質發生了根本轉變。
在醫療保健方面，中國在城市形成了市、區兩級醫院和街道門診部(所)組成的三級醫療服務及衛生防疫體系，在農村形成了以縣醫院為龍頭、以公社衛生院為樞紐、以大隊衛生室為基礎的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絡，通過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基本覆蓋了所有城鎮職工和大多數職工家屬，通過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幾乎覆蓋了所有的農村人口。雖然這一時期的醫療保障仍處于較低水平，但人民的總體健康水平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被聯合國稱為“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11］
當然，對中國居民在文化、教育、醫療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應做出客觀的評價。這一時期雖然建立了遍及城鄉的有線廣播網和電影放映網，但廣播、電影的內容較單調，人民群眾文化生活仍相對貧乏；采取的面向工農開門的大眾教育模式，使文盲人口大規模減少，但這些成績的取得是以高等教育長期發展滯后為代價的；建立健全的城鄉醫療服務網絡和有效的醫療保障制度，保障了城鄉居民身心健康，但中國醫療體制的運行是以極低的醫療成本來實施的，還只是在較低的保障水平上有限滿足了人民群眾的醫療消費需求。［12］盡管這樣，絲毫不能影響我們對這一時期的評價。因為我們所取得的成績已經遠遠超出一個低收入國家的經濟能力，一些人文指標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甚至接近工業化國家水平。所有這些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支持和促進作用。
三是要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
中國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緩慢提高換來現代工業體系的基本建立，為日后中國經濟的騰飛打下了牢固的物質基礎。新中國成立后，怎樣使中國從極端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時代課題。中共按照民族獨立——國家強大——人民富裕的發展主線規劃自己的奮斗目標。
當民族獨立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嚴重對立和西方國家對我實行封鎖禁運的情況下,中華民族尋求國家強大的第二個歷史主題凸現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正如毛澤東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保?/span>13］因此,迅速求強,建成擁有強大的工業實力和國防實力的社會主義強國成為黨和人民的必然選擇。這種先國強后民富的發展路徑決定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是一個緩慢而曲折的過程。
為了籌集工業化的發展資金，中國長期實行低收入、低消費政策，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預留用于投資的部分過大，用于居民消費的部分過小，使人民生活水平并沒有隨經濟的發展得到較大改善。讓人感動的是，即使在這樣一個生活水平很低的情況下，中國人民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以移天換地的豪情，開河挖渠，構建了新中國農業灌溉網絡，修路架橋，編織起新中國交通運輸網絡，航空、衛星、原子彈等一項項尖端科學技術不斷突破，石油、化工、煤炭、鋼鐵、冶金、電子等一個個工業基地拔地而起，初步構筑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和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構成了國家的硬實力，奠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
與此同時，也應該看到，我們的工業化是在落后的經濟技術基礎上起步的，人口多、底子薄、科學技術落后這三個劣勢相互作用，使中國的工業化一開始就形成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發展模式，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資源浪費十分嚴重、生態平衡遭到破壞、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緩慢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嚴重影響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效果。可是，這同樣不能影響我們對于中國工業化發展成果的評價，正是這一時期中國奠定的完善的農業基礎設施、配套的工業分工體系、方便的交通設施和大量的具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勞動力資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的騰飛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也為90年代中國有效吸引國外直接投資，一舉成為“世界工廠”提供了重要條件。人世間沒有無因之果，前30年奠定的物質技術基礎成為后30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助推器。正如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說：“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結果?！保?/span>14］
綜上，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從變革生產關系入手，利用計劃經濟體制配置資源的強大優勢，在保障人民基本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時，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強大的國防工業，搭建起新中國的工業體系，大大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改變了中國生產力落后的狀況，為日后中國經濟的騰飛和人民生活的進一步改善打下了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計劃經濟體制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的理性選擇，計劃經濟時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階段。在計劃經濟體制完成其歷史使命后，中共積極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對原有體制進行了從微觀經濟基礎到宏觀調控體系的全面改革，構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可謂計劃經濟功成身退，市場經濟繼往開來。歷史是連續的鏈條，我們不能割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歷程。不能因為今天的成功，就否定過去艱辛的探索，像潑洗澡水一樣，把水和孩子一起倒掉。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雖然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15］
［參引文獻］
［1］〔美〕莫里斯·邁斯納著，李華譯、墨石校：《為了建設新中國——外國人眼中的毛澤東時代》，《英才》1998年第12期。
［2］趙德馨：《中國經濟50年發展的路徑、階段與基本經驗》，《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3］董輔礽：《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卷，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09、383、406、586頁。
［4］趙德馨主編、蘇少之著：《中國經濟通史》第10卷上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2、1075頁。
［5］程恩富：《新中國的經濟變遷與趨勢定位——與張五常先生商榷之三》，《學術月刊》1996年第5期。
［6］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頁。
［7］章有義：《明清及近代農業史論集》，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238頁。
［8］財政部外事財務司：《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對中國經濟的考察報告（主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頁。
［9］朱高林：《1949～1978年中國居民生活水平的政治經濟學解釋》,《思想戰線》2012年第3期。
［10］劉愛清、王鋒：《廣播電視概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頁。
［11］世界銀行：《1993年世界發展報告：投資于健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
［12］朱高林：《非均衡視野下中國居民消費水平考察：1949～1978》，《學術界》2012年第4期。
［1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頁。
［14］韓德強：《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頁。
［15］《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