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
［編者按］“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學術史是學術研究的歷史，是對學術研究進展的及時反映，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當代中國史研究》自創刊以來，秉持“研史通變，資政育人”的辦刊方針，密切關注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前沿，積極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討治國理政歷史規律，科學總結當代中國成功經驗，先后共刊發各類學術文章3000余篇，及時反映了當代中國史學術研究的進展。為繼續推動當代中國史研究深入發展，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本刊特開設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推出系列筆談文章。本期三篇學術史文章主題分別為新中國史研究理論的回顧與思考、國史學理論體系建構的檢視、新中國史理論研究。文章結合新時代新征程國史研究的新任務新要求，系統梳理了其研究進展及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準確把握相關領域發展現狀，明確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進國史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國史學科知識體系。
新中國史理論研究三題
宋學勤
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調研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新中國史（或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下簡稱國史）學科本土性強，其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需求更加突出，更需要持續推進國史理論研究不斷深化。國史研究雖然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開始，但在很長時間里“沒有真正進入實質性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領域”，僅有對這段歷史的“粗線條的梳理和解釋”。1978年以后，學術意義上的國史研究才“真正發軔并逐步形成體系和規模”，進入“有學有術”的階段。90年代中期，國史學科建設問題提上議程。例如，1995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在京召開國史學科建設座談會，就國史的學科屬性等問題展開探討，被認為是國史理論研究的發端。進入21世紀，“理論與方法”問題進一步受到學界廣泛關注。例如，2001年4月，《當代中國史研究》編輯部在京召開“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學術座談會。此次會議明確指出，如果“僅僅滿足于以揭示歷史真相為治史歸宿，而不重視歷史學的理論建設，終究難以促進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因此，“探討國史研究的理論問題”應提升至與“史實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以期在學科建設層面被賦予更重要的意義。2009年11月，該刊編輯部在安徽省合肥市召開“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研討會，再度強調“理論與方法”研究對于推進國史學科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和社會意義”。中共十八大以來，推進國史理論研究的自覺意識被進一步激發，尤其是隨著“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和“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命題的提出，學界積極響應號召，探討如何謀劃和推進國史“三大體系”建設，建構自主的國史知識體系。在此過程中，國史理論研究呈現出與時俱進的學術面貌，本文圍繞其中的三個主要方面內容展開評述，以求教于方家。
主題主線、主流本質和歷史分期
主題主線、主流本質和歷史分期是國史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其中，主題主線決定著國史研究及其敘事的總體思路和主干脈絡。對此，有學者通過凝練各方觀點，將國史的主題主線概括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近年來，學界對此有多種新的表述方式，但總體上沒有原則性分歧，依然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主體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個要素。
主流本質決定著國史研究及其敘事的整體面貌和總的基調，關系學界如何正確評價國史整體及其內部諸多具體問題，關系如何正確認識國史上的曲折與失誤。對此，1994年《當代中國史研究》在其發刊辭中就明確提出，國史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確立，并在曲折中發展的歷史”。數十年來，學界基本堅持“曲折中發展”這個基本結論。
學界對國史分期問題的認識經歷著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例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學者提出，國史分期應有相對獨立的劃定標準，與中國共產黨史（以下簡稱黨史）應有所區別：“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在不同時期存在不同的著重點與中心任務，并“呈現出不同的發展特點”，這是國史分期的“基本依據”。隨后，也有學者認為，國史分期應以社會形態的歷史變遷作為標準，而“社會形態變化的基礎是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表現為“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存在質的區別。
對于國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和歷史分期，學界論述頗多，在此不一一贅述。在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的前提下，學界對相關問題存在不同觀點。例如，有學者提出，國史的主線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爭取早日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及“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主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歷史性成就，要對“新中國整個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前的歷史作出正面、積極的總體評價；國史分期應“從經濟社會發展道路或目標模式的角度來觀察和劃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對國史分期問題的認識也呈現出動態變化。該學者在2021年發表的文章中明確指出：“在歷史分期的問題上，無論某種意見多么接近真理，都只具有相對的意義。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比如說到新中國誕生100年、200年時，人們再來給國史分期、斷限，肯定會和現在又有所不同”；“至于某些專門史，如學術史、文學史、美術史、影視史等，某些地方史，如西藏史、臺港澳史等，分期、斷限完全可以根據自身的特殊情況劃定，不一定非要與國史的分期保持一致不可”。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屬國史上的重點論題之一，長期以來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和討論。針對全盤否定“前30年”歷史成就的謬誤，一些學者立場鮮明地予以駁斥。例如，有學者指出，只有“把新中國第一個30年的社會發展實踐放置在一個長時段的歷史發展脈絡中，才能對其有整體性的認識與宏觀把握”，雖然在此期間“出現了嚴重失誤”，但不能因此否認前人“艱辛的探索”及其“奠基之功”。此外，就整個國史研究來說，也涉及價值判斷、觀點立場等重要問題的認識，需要正確處理對相關問題的理解，作出公正客觀的歷史評價。對此，有學者強調，國史研究要“分析問題、判斷是非”，政治立場問題無法回避；所謂“價值判斷中立”，亦可能是某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和思想權威的干擾”的結果；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化解“去史滅國”的風險，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國史研究所特有的“護國”功能，有別于史學通常所講的“經世致用”之效。
中共二十大以來，國史學界對國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和歷史分期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例如，依據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史的重要論述及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有學者提出，國史的主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主線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國史應當劃為“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三個歷史時期。可見，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繁榮發展，國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和歷史分期問題也會出現相應的變化，學界也會同步實現動態更新，推出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以不斷深化國史研究。
突出特性和學科屬性
相較于其他時段，國史研究最為突出的特點在于現實性強。這既是國史研究的特殊優勢，同時又使其受到種種限制。其特殊優勢之一在于可資利用的材料更加多元豐富。例如，由于許多歷史親歷者與見證者在世，國史研究可以通過口述訪談接觸到“活歷史”，這是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等中國通史序列所難以企及的。但與此同時，國史研究也會面臨種種其他序列研究所未遇見或鮮見的難處。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當代人寫當代史，由于時間相隔很近，歷史的進程還在發展中，因而對事件的意義和人物的看法有一定的局限”。也有學者認為，國史上的許多思想、人物與事件雖然已成過往，但未完全在故紙堆中“沉淀和凝固”，仍深刻地影響現實；其研究的主體無法從根本上擺脫“當事人”這個身份，甚至有時研究者就是親歷者。此種“時過境未遷”的特性，使得國史研究“與現實社會之間缺乏必要的歷史距離感”。有學者就國史與現實問題的關系做過明確論述：由于“與現實政治生活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國史研究無法作為“純學術研究”，“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研究整個歷史，必須有明確的政治立場”。總之，國史研究必須妥善處理現實與歷史、政治與學術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形成良性互動與互補”。
明確學科屬性是國史理論研究持續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也是建構國史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礎性工作。學科是指學術共同體共享同樣的知識體系、話語邏輯、分析工具、評議標準與價值認同。在主張跨越邊界、科際整合的學術環境下，明確國史學科的“本我”如何構成，是評價國史論著學術水平、反思國史研究的治學理念與研究方法是否合理的邏輯起點。它決定著國史研究不是由若干探討“當代中國”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所組成的松散聯盟，而是具有相對穩定的學理構成。國史學科在何種意義上區別于黨史學科，特別是區別于新中國成立之后的黨史研究，長期以來都是國史學科建立相對獨立性的前置性問題。20世紀90年代初，上述問題曾引起國史學界與黨史學界的共同關注。彼時，有學者認為，國史與黨史雖有交叉，“密切不可分離”，但在學術實踐過程中“又應該有所區別”；相較于黨史學科著重于闡釋“黨”，國史學科關注范圍理應“更加寬廣”，“包括的內容也更多”。為此，國史學科有意識地形成不同于黨史學科的核心議題、學術旨趣與評議標準，推動國史學科相對獨立性的生成。強調二者差異，并不是武斷地割裂彼此內在聯系，而是如何更好協同發展。就國史與黨史在本體論上的關系而言，有學者認為，二者呈現為“同心圓”的結構關系：“圓心”是“黨的領導”，黨史作為“內圈”，國史是范圍更大的“外圈”；并進一步指出：“黨史必然是國史的核心，黨史走向必然決定國史的走向”。
對于何為國史，學界大致逐漸形成“狹義”與“廣義”兩種定義。例如，早在21世紀初，就有學者認為：“從狹義講，它是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的建立和發展的歷史；從廣義講，它應該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整個歷史時期的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變遷”；“從前一個層次來理解，它研究國家政權建立發展中的重大事件，類似于專門史；而從后一個層次來理解，它研究整個時代的社會變遷，又類似于斷代史，是通史的一個階段。從這一角度來說，國史學科帶有特殊的雙重性質”。此后，學界對此又有進一步認識。例如，有學者提出，“國史”與“當代史”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史”在更大程度上延續了黨史研究的政治史傳統，“當代史”則是“更具包容性的學科范疇”。
總體來看，學界普遍主張，不應僅從“狹義”的角度定義國史。正如有學者所強調的：“只有從廣義上來認識，才能正確地把握國史的學科定位”。在此共識形成的過程中，學界對國史研究有過不斷反省和認識更新，日漸突破“政治史”等專史范疇，走向更具廣泛意義的“整體史”。例如，有學者指出，國史不應自限于只寫高層活動、領導人物與決策過程，使其被簡化為“領導決策史”。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也有學者強調，國史“首先是政治史”，“宜以政治為核心視點看各方面的發展進步”。這其實并不沖突，而是國史學科日漸成熟的重要標志，即其研究范疇更加體系化、學理化，其探討的核心問題更加明確。正如該學者所指出的：“我們可以考慮以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為經，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國防、外交為緯，縱橫交織建構國史知識結構，并以此確定學科基本問題、概念范疇體系”。與此同時，隨著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的設立，國史的學科建設也將迎來新的機遇和更多可能，需要學界進一步加強對相關問題的研究。
國史研究的突出特性決定了其學科屬性的復雜性。我們不妨以更開放的態度審視這個問題，使其充分接受學術實踐的檢驗，推動其不斷繁榮發展。
理論指導、治學理念和研究視野
有學者提出，“唯物史觀是認識、把握歷史的根本方法”，也是理解國史的“科學史觀”。同樣，在國史理論問題上，只有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才能“更有力地批判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使這些問題得到“正確解答”。推動國史理論研究深入發展，還須堅持正確黨史觀。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新中國史研究之所以要堅持正確黨史觀，是由新中國史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以正確黨史觀指導新中國史研究，就是要在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和最新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堅持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深刻反映和揭示黨領導人民進行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歷史成就與基本經驗，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國史研究固然要秉持“百家爭鳴”的態度，允許存在學術觀點上的分歧，但對重大的政治性問題則必須堅持以黨的歷史決議作為根本準繩。這是國史研究必須服從的“大局”。具體而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決議是正確黨史觀的重要體現，也成為指導國史研究的綱領性文件，學界對此多有探討。正如《當代中國史研究》在《第三個歷史決議與新中國史研究筆談》專欄編者按中所提到的：“1981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促進新中國史研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進入新時代，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對新中國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這是黨的歷史上通過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為新中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和根本遵循”。
在國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學界形成若干有總體性、宏觀性指導意義的治學理念。例如，實證理念較早被確立為評判國史研究科學性的基石。20世紀50年代，國史研究雖被提上日程，但“學術性和科學性不足”；改革開放以后，國史研究才實質性地獲得“學術建制”。在此過程中，國史日漸回歸其史學的學科屬性，強調用史實說話。正如《當代中國史研究》創刊號所提出的：“治史要靠真憑實據，史實是研究和撰寫歷史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也有學者指出“用史實說話”，“只有在擺足事實的基礎上才能講清道理”，認為這是國史研究正確處理“史”與“論”辯證關系的關鍵問題之一。“不發空論”，在充分搜集、鑒別與分析史料的基礎上，讓“事實”本身“說話”，被視為國史研究的指導原則。概而言之，追求歷史書寫的客觀性，理應成為評判國史研究是否具有科學性的重要維度。
秉持大歷史觀是拓展國史研究學術空間重要途徑之一。在《當代中國史研究》創刊之初就有學者就提出，要把國史“置于整個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放在全世界的舞臺上”。這其實與大歷史觀一脈相承。正如有學者所倡導的：“從大歷史觀看新中國的歷史，首先需要將之置于近代180余年來的歷史長時段中，看其對中華民族命運與中國歷史發展帶來的根本性轉變，同時也要將之置于5000余年中華文明史的長程中，看其與中國自古以來歷史的接續、延續”；“放寬歷史視野，拉長歷史時段，運用大歷史觀，結合民族復興的歷史主題，深化對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的認識和評價”；“在人類文明進步和制度多樣化演進的寬視野中看問題”。換言之，就是要在古今中外的歷史坐標中開展國史研究，拓展國史研究的邊界，深化對國史的理解與認識。
開拓國際性的學術視野，增進跨國、跨地區、跨文化的對話交流，也是拓展國史研究學術空間的重要途徑。在國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學界意識到，國史研究在本土所呈現出的學術面貌，有別于海外學者書寫國史的風格和旨趣，甚至可能存在巨大的差異。對此，國內學界有意識地加強了與海外國史研究的對話交流。例如，1994年，當《劍橋中國史》國史部分及其中譯本出版后，國內學界就對其做過系統評述，并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對此，有學者指出，海外學者研究國史，采取不同于中國的角度、觀點和立場，使其研究結論相較于中國本土的國史研究而言“差異很大”，“甚至完全相反”，但“也許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不同，才更是需要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的一個重要理由”，“如果出于一種僵化立場和對立思維而對不同的見解斷然排斥，那必然有違于科學研究的客觀要求，對歷史科學的發展是有害無益的”。進入21世紀，國內學界以更積極主動的姿態，將這種理念付諸實踐。以《當代中國史研究》為代表的相關刊物，陸續開設“海外觀察”或類似欄目，介紹海外相關研究成果。總體來看，隨著時代發展，國內學界對于海外國史研究的態度逐漸從“以述為主”轉為“評述結合”，顯示出更明確的主體性與批判性，注重對相關研究成果的批判性學習借鑒，彰顯出更鮮明的中國立場。
有學者認為，國史“是史學領域里最適合進行跨學科研究的領域”。也有學者認為，同是研究“當代中國”，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可以拓寬國史研究的“廣度”，增強國史研究的“整體性、綜合性”，也可以發掘國史研究的“深度”，增進國史研究的“學術性與科學性”。開展跨學科對話，有利于國史研究實現由弄清史實到探索歷史規律的學理轉換。對此，有學者提出，國史研究不能止于“歷史事件的排列”，忽略“探究歷史發展的邏輯線索”，必須“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數十年來，學界持續推進國史研究在方法論層面上的守正創新，在堅持唯物史觀與正確黨史觀的前提下，社會史學、口述史學、心理史學、計量史學等理論與方法不斷涌現，推動著國史研究學術化的進程。
綜上所述，學界已經形成推進國史理論研究的自覺意識，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但國史理論研究依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例如，在若干關鍵性理論問題上，學界尚未達成共識，探討依然不夠深入。展望未來，在建構國史自主知識體系征程上，似可從以下兩方面推進國史理論研究。一方面，要進一步明晰國史理論研究的基本范疇、學理內涵等。目前，學界在探討諸多國史理論問題時，存在著基本范疇不明、概念混用、邊界模糊等問題。例如，“國史研究”有時被誤用為“國史學科”，這混同了學術實踐與學科建制兩個不同層面意涵。此外，“國史理論”“國史學理論”“國史研究理論”“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等近似的學術概念也大量出現。雖然有學者已對此有所探討，但似乎尚未形成廣泛共識。另一方面，要持續推動高水平的學術史和學科發展史研究，以此作為國史理論研究進一步深化的根基。學術史和學科發展史研究不是綜述與述評，不是簡單地陳述誰在何時何處做了什么研究。它旨在把握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的整體脈絡，并在“歷史哲學基礎、思想理論預設、史學問題立意、核心價值觀念和敘事結構風范等更深層級的學術維度”上，提供帶有主體性、自覺性、通盤性的學理反思與自我省察。或言之，它不是被動反映學術研究與學科發展狀況的階段性總結，而是批判性地審視學術研究與學科發展的歷程，主動創造新的學術空間與發展前景。它的水平高下，被認為是判斷“一門學科成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與重要標志”。總之，國史理論研究是需要學界共同推進的重大工程，只有廣大學界同仁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推動該領域研究取得長足發展。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共黨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研究”（21&ZD03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宋學勤，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教授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