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確政績觀的生成，是黨性修養、具體實踐體驗、考核評價、制度規定和文化底蘊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黨性是正確政績觀的“總開關”，通過黨性修養提升理論修養和認識水平，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正確政績觀生成的黨性基礎。正確政績觀源于實踐體驗、實踐感悟，經過實踐體驗學會科學決策、妥善處理各種關系，強化責任意識，涵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政績的考核評價是“指揮棒”，科學設定考核評價標準，讓人民群眾成為考核評價主體，合理使用考核評價結果，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正確政績觀的生成既需要教育引導，更需要從制度上作出規定和安排，新時代制定的準則、條例和規范性文件，對領導干部政績觀形成了剛性約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民本思想、崇尚實干、順時應勢等政治智慧，可用來涵養正確政績觀，成為正確政績觀生成的文化底蘊。
［關鍵詞］新時代；正確政績觀；生成機制
［作者簡介］陳金龍，歷史學博士，教授，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研究”（23ZDA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政績觀是支配各級領導干部從政履職的價值取向、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直接影響領導干部的工作方式、行為選擇和實踐成效。有什么樣的政績觀，就能創造什么樣的政績，達成什么樣的目標，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正確政績觀的生成，是一個由內而外、知行合一的復雜過程，它根植于領導干部的黨性修養，并通過實踐體驗、考核評價、制度規定和文化底蘊的共同作用得以生成和確立。
一、正確政績觀生成的黨性基礎
黨性是一個政黨固有的本質屬性，是黨員干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是黨的理想信念、立場宗旨、紀律作風在黨員思想、言論和行為上的具體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只有黨性堅強、摒棄私心雜念，才能保證政績觀不出偏差。”黨性是領導干部政績觀的“總開關”，決定政績為誰而樹、樹什么樣的政績、靠什么樹政績的根本問題。正確政績觀從根本上源于黨性，是黨性的外化和體現。
黨性修養源于理論修養、認識水平。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領導干部的頭腦，掌握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思想根源上摒棄各種私心雜念，將國家、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從工作方法上把握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的原則與策略，才能確保政績觀不出偏差。理論修養、認識水平是黨性修養的思想基礎，也是正確政績觀形成的理論基石。也正因為如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領導干部的理論學習，推動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單位，將理論學習制度化、常態化，引導全黨自覺用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觀察新形勢、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將黨的創新理論轉化為工作指南，確保各項工作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黨性修養的關鍵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體，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除了代表、維護、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外，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過程中，形成了正確的歷史觀、人民觀和利益觀，為黨性修養奠定了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性說到底就是立場問題。”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發展，將人民利益的實現放在首位，把為民造福作為最大政績，才能確保價值取向、工作方向不偏，始終與人民群眾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使經濟社會的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是黨性修養的關鍵，也是正確政績觀生成的價值基礎。
黨性修養的“魂”在于對黨忠誠，將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最高政治原則。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也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發展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確立的。1953年12月，毛澤東在聽取衛生部負責人匯報后指出：“黨必須領導一切，領導我們的各種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事實上已確立了黨領導一切的制度。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檢驗，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時進一步強調：“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堅持黨的領導的原則從未動搖，中國共產黨是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者和實踐推動者，對于改革開放的方向指引、政治動員、力量凝聚發揮了核心領導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明確地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黨的領導制度確立為我國根本領導制度。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才能做到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集中力量辦大事，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正確政績觀要求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始終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出發謀劃經濟社會發展，貫徹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使黨的方針政策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對黨忠誠是領導干部的首要政治品格，也是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內在要求。
二、正確政績觀生成的實踐體驗
實踐出真知，正確政績觀源于實踐體驗、實踐感悟，經歷實踐才能認識從政履職、干事創業的基本要求、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從而升華為正確政績觀。業績都是干出來的，真干才能真出業績、出真業績。正確政績觀是在具體奮斗和實干中逐步生成的。
經過實踐體驗學會科學決策。領導干部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決策，依據中央統一要求，結合各地各部門具體實際，作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決策，確保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和合法性，以最大限度降低風險，提高決策質量。從實際出發是科學決策的前提，要了解具體實際必須深入調查研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作出最優選擇。經濟社會的發展有其客觀規律，科學決策要求尊重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而不能違背客觀規律盲目蠻干。當然，尊重規律并不意味著被動等待，而是要創造性開展工作，以創造性、主動性體現規律性。
經過實踐體驗學會妥善處理各種關系。正確政績觀要求處理好當前和長遠、顯績和潛績、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解決現實矛盾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等方面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而要兼顧各方。經過實踐體驗才能學會處理各種關系的方法。比如，著眼當前能在短時間內給人民帶來實惠，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容易贏得人民群眾的掌聲和支持；著眼長遠有利于維護國家安全、實現國家和人民長遠利益，而人民群眾往往從自身當前利益出發認識和評價決策，開始并不一定能理解和支持著眼長遠利益的決策。只有經過實踐體驗，才能在當前和長遠、顯績和潛績之間找到平衡點，將二者有機統一起來。福建長汀曾是我國南方紅壤區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山光、水濁、田瘦、人窮”道出了當年的困境。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先后5次赴長汀調研、多次作出指示批示，親自關心、指導和推動長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2000年5月29日，得知長汀縣建設河田世紀生態園（現為水土保持科教園），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同志特意托人送去1000元，捐種了一棵香樟樹”。2021年3月在福建考察，得知長汀已成綠洲般的美麗家園，習近平總書記動情回憶起當年往事：“我給大家講，給生態投了錢，看似不像開發建設一樣養雞生蛋，但這件事必須抓。抓到最后卻是養了金雞、生了金蛋。”現實矛盾是人民群眾關注的焦點，解決的難度相對小一些，短期內容易見效；歷史遺留問題矛盾交織，往往難以解決，花的精力多、見效慢。不少領導干部為了盡快出政績，常抱持“新官不理舊賬”的行為準則，對于歷史遺留問題采取回避的態度，視而不見。如何處理解決現實矛盾與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關系，是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需要明確的問題。只有經過實踐體驗，才能找到處理解決現實矛盾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關系的辦法。其他各種關系處理的方法，也要在實踐中體驗和感悟。
經過實踐體驗學會擔當。擔當是成就政績的前提，有擔當才能有作為，有作為才能成就政績；遇事推諉退讓、拈輕怕重，也就難有政績可言。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與中共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指出，當好縣委書記必須始終做到心中有責：“干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要求強化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擔當精神，自覺擔負起歷史、時代賦予的責任。責任意識、擔當精神的涵養離不開實踐，事非經過不知艱，經歷實踐才能體悟領導干部肩負的責任、使命和應有的擔當。
經過實踐體驗才能涵養“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政績的形成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做成一件事情并不容易，從決策、實施到最后見效，需要經歷較長實踐過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謀劃國家現代化，到21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將經歷一百年的時間。為此，需要確立若干階段性目標，以確保總體目標的實現，“四個現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都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階段性目標。領導干部立足每一階段的目標真抓實干，推動經濟社會穩步發展，就是致力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體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過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續奮斗。”領導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著眼階段性目標，朝著總體目標前行，一茬接著一茬干，一事接著一事做，才能收獲“功成必定有我”的結果。在具體工作實踐中，要將經過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決策、方案實施到底，不能因為新官上任就“拍腦袋”“改圖紙”“換頻道”，而要一張藍圖繪到底。
三、正確政績觀生成的考核評價
政績的考核評價是“指揮棒”。科學的考核評價標準、程序和辦法，具有正向激勵作用，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
政績考核評價的標準要科學。201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經濟社會發展涵蓋多方面的內容，政績是一個綜合性概念，考核評價政績不能單純考察經濟發展方面的成效，而要綜合進行衡量。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就指出，要科學制定干部政績的考核評價指標，各地的實際情況不同，衡量政績的要求和側重點也應有所不同：“要看GDP，但不能唯GDP。GDP快速增長是政績，生態保護和建設也是政績；經濟社會發展是政績，維護社會穩定也是政績；立竿見影的發展是政績，打基礎作鋪墊也是政績；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是政績，解決民生問題也是政績。”這是衡量政績的綜合標準。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對考核評價政績的標準進行了更為全面的概括：“政績既體現在抓發展上，也體現在惠民生、保穩定上；既體現在即期見效的顯績上，也體現在打基礎、增后勁、利長遠的潛績上；既體現在解決現實矛盾上，也體現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上。”這一重要論述從經濟與社會、顯績與潛績、現實與歷史三個維度，闡釋了考核評價政績的基本尺度。202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時進一步指出：“要完善差異化考核評價體系，提高考核的針對性和科學性，讓考核指揮棒真正管用。”考核評價標準的科學性，對于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至為重要。
政績考核評價的主體是人民群眾。政績由誰來評價，評價的主體是誰，這是考核評價政績的關鍵問題。評價主體不同，評價的結果存在差別。“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習近平總書記用這一生動形象的比喻，精準地界定了人民群眾在政績評價中的主體地位。領導干部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領導干部的履職是否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實惠，人民群眾自己最清楚。人民群眾是考核評價政績的主體，必須把人民群眾的評價作為檢驗政績的“晴雨表”，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滿意度作為評判工作成效、衡量政績的最高標準。
政績考核評價結果是提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據。選什么樣的人、用什么樣的人，政績考核評價結果是重要依據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干部最大的激勵是正確用人導向，用好一個人能激勵一大片。對敢于負責、勇于擔當、善于作為、實績突出的干部，要及時大膽用起來，讓干部看到只要真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組織上是不會埋沒的。”大力選拔敢于負責、勇于擔當、善于作為、實績突出的干部，考核評價的導向作用才能凸顯出來。2023年4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規劃綱要（2023—2027年）》，將“健全激勵干部擔當作為制度”納入其中，規定“健全崇尚實干、帶動擔當、加油鼓勁的正向激勵體系，加強對敢擔當善作為干部的激勵保護，以正確用人導向引領干事創業導向”，“完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發揮考核評價‘指揮棒’作用，引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多謀促發展的實招硬招，力戒博名利的虛招歪招”。政績考核評價結果的合理使用，能激勵、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
四、正確政績觀生成的制度保障
正確政績觀的生成需要教育引導，更需要從制度上作出規定和安排，形成剛性約束。合理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是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保障，如果沒有權責對等、名實相符的制度規定，容易產生領導干部不作為、不敢為、不善為的問題。黨章在黨內法規體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管黨治黨的總章程。2022年10月，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對黨的宗旨作出明確規定，強調：“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是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根本制度基礎。黨內頒布的準則、條例和其他規范性文件，大多包含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相關規定。
以準則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準則是對全黨政治生活、組織生活和全體黨員行為作出的基本規定，在黨內法規體系中的效力僅次于黨章，其規定對于黨員干部具有較強的震懾力和約束力。2016年10月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人民立場是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并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作為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為此，準則提出了具體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著力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對一切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的行為，要嚴肅問責追責，依紀依法處理”。這些準則要求對于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具有重要意義。
以條例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條例是對黨的某一重要領域或重要工作作出的全面規定，所規定的事務主要屬于黨的組織與制度、黨員與黨的干部、黨的紀律監察保障和黨務工作等內容，其效力低于準則。現行條例包含不少與政績觀相關的規定。2018年8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116條、第117條，將不作為、亂作為等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盲目舉債、鋪攤子、上項目，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致使國家、集體或者群眾財產和利益遭受較大損失的行為，視為違反群眾紀律的行為：“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2023年12月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將“黨員領導干部政績觀錯位”提到違反政治紀律的高度，并且規定：違背新發展理念、背離高質量發展要求，給黨、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較大損失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從重或者加重處分。這些具體條例規定以負面清單的形式，規范了領導干部的從政行為，對于領導干部具有警示意義和引導作用。
以規范性文件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黨的制度體系除黨章、準則、條例外，還包括規定、辦法、規則、細則等規范性文件，對黨的某一方面重要工作的要求和程序等作出具體規定。現行規范性文件同樣包含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內容。2022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規定》，將“政績觀存在偏差”列為不適宜擔任現職、應當及時予以調整的情形之一，并且明確“政績觀存在偏差”的具體表現，即“不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能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上不積極不作為，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亂作為”。這些規定指向明確、內容具體、針對性強，對于領導干部從政履職行為的導向和要求十分明確。
制度具有強制性、導向性和穩定性，是防范和糾治政績觀偏差的重要保障。新時代在推進制度創新的過程中，不斷完善與政績觀相關的制度規定，以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
五、正確政績觀生成的文化底蘊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具有超越時空的魅力和價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涵養正確政績觀的資源。民本思想、崇尚實干、順時應勢等中國傳統政治智慧，用以涵養正確政績觀。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將“兩個結合”作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方法，特別強調“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重要論述，借鑒和吸收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涵養領導干部正確政績觀的同時，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中國古代有識之士和開明之君的共識，也是儒家政治倫理的基石。孔子主張富民、教民，所重“民、食、喪、祭”，民列第一位；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為喻，詮釋君主與民眾的依存關系，告誡為政者善待民眾；唐太宗不僅反復引用君舟民水的古語警醒自己，而且強調：“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豐富的民本思想資源。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重要論述，多次引用民本思想的要義來闡釋如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關心民生疾苦是民本思想蘊含的合理因素，也是正確政績觀的內在要求。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引用鄭板橋的“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說明共產黨人對人民群眾的疾苦要有仁愛之心、關愛之心，更多關注困難群眾。從人民群眾利益出發是民本思想蘊含的行為準則，也是正確政績觀的行為規范。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與中共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引用《禮記·大學》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說明領導干部做工作要自覺從人民群眾利益出發。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總結中國歷代王朝興衰得出的歷史結論，也是正確政績觀必須遵循的準則。2018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引用《管子·牧民》的“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說明領導干部要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上，順應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訴求。
中國古代以農立國，農耕生活使農民悟出了一條樸素的真理：利無幸至，力不虛擲。說空話于事無補，實心做事必有收獲。這種農人之風也感染了士人，“華而不實，恥也”；“大人不華，君子務實”。這些都是古代中國賢哲一貫奉行的準則。經過長期歷史浸潤，“重實際而黜玄想”的實干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尚書》認為“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其意是說懂得道理不難，難的是要付諸行動。荀子提出“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把行動視為實現目標的途徑。《中庸》提出“力行近乎仁”，一個人做得如何，是不是踏實地行動，直接體現其素養。明代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題，主張認知與行動相統一。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時，強調“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并引用荀子的“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說明實干的重要性。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知行合一，貴在行動。”中華民族崇尚實干、知行合一的傳統，成為涵養正確政績觀的重要文化資源。
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自古就蘊含在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之中，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行為準則之一。《老子》中強調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蘊含對萬物運行規律的尊重，是順應時勢的哲學智慧。在尊重規律的前提下，強調積極進取。《周易》中強調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生動寫照。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引用《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齊民要術》“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等記述，說明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善待自然。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引導領導干部積極進取、敢于創新、勇于變革，強調：“正是這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變革和開放精神，使中華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這一重要論述表達了對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推崇，對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具有積極引導作用。
政績觀是對政績的根本觀點和總的看法，是領導干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從政實踐中的具體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關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一重要論述是對政績觀價值的定位，詮釋了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的重要性。“十五五”開局之年，在全黨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既是完成黨肩負的歷史使命的需要，也是提升領導干部政德、塑造黨的執政形象的需要，有利于引導黨員干部踐行好黨的根本宗旨，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正確政績觀的形成是黨性修養、實踐體驗、考核評價、制度規定、文化底蘊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把握正確政績觀生成的內在機制，能更好引導領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以正確政績觀促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