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系統梳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治理類型和特征，有助于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發揮制度因素的優越性
在國家治理體系的諸多要素中，制度發揮著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的作用，國家治理的一切工作都需依照制度展開。國家治理體系首先要靠制度建設，來提高國家治理的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但是，國家治理并不局限于單向度的自上而下的一系列制度、規定、條例，更是一系列制度之間運行機制的有效銜接。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將治理手段看作是“個人和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法的總和”，“既包括正式機構和制度，又包括運行的非正式安排”。也就是說，使用治理手段完成對國家的治理，可以“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可以維持行動的持續性”。《決定》恰恰從這個角度說明了兩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即我國國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
國家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建構的內核，是形成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國家治理體系的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作為經過檢驗的、科學的制度體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為了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發揮，對國家治理體系和結構進行不斷的探索，展示了不同的特征。
國家治理體系四大優勢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了一套符合國情的制度體系，最大程度地激發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潛力。其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黨政主導型治理。黨和國家職能體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治國理政的重要保障。“在我國，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居于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地位”。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頂層設計者、統籌推進者、法治引領者。從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黨政一體體制，到改革開放時期黨政分開的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在不同時期都居于核心地位。
二是系統集成型治理。中國地大物博，自古以來就形成“大一統”的格局，這意味著，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治理中國不應忽視國家體系內部存在的諸多相互關聯要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也參照借鑒這一國情和歷史規律進行治理。
三是內生型治理。內生型治理模式是在對中國國情、歷史、文化傳統全面考量的基礎上形成的，而不是盲目照抄別國經驗。我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它的順利運行，既有效避免了一黨執政缺乏監督，又避免了多黨輪流執政的弊端。在“為了誰”和“依靠誰”問題上，中國的國家治理既有“為了人民”的價值指向，又有依靠“人民團體”的深厚動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內生型治理還體現在：在國家編制管理中，對干部人事的考核堅持“兩個維護”和“四個意識”的標準；注重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中的“道德”在國家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提出“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干部選拔標準。
四是效能型治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提出“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命題，這顯示出，效能是社會主義治理的題中之義。“效能”（efficiency），最早可以追溯到1520年出現的拉丁語efficax，意為“功效，效率”，現代牛津詞典對它的解釋為“有力，有效，高效”。治理高效首先是與治理主體能力相關的。盡管在不同時期內，政府對經濟社會的管理重點和策略有所差異，政府職能的精簡、調整和規范卻是個一脈相承的過程。一方面表現為橫向部門的跨界整合，推動扁平化管理，防止政出多門；另一方面表現為實施縱向賦權，理順權責關系，優化配置權力，形成垂直管理的聯動機制。治理高效其次還體現在對現代化信息技術的推廣與運用。我國政府特別重視信息科技在治理中的作用，深度融入信息革命之中，將科技創新、科學普及作為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將“科技支撐”納入社會治理體系內容，加強“移動通信、大數據、智能機器人”等關鍵核心技術研發。
為建設現代化強國打下堅實基礎
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的構建不能“畢其功于一役”，而應在堅持和完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斷改革和創新。
由于不同地區資源稟賦、經濟樣貌和人文傳統存在差異，基層治理模式也有一定的差異，存在一定的形式主義問題，需要在逐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予以攻克。一是破除“超負荷運轉”與“空轉”問題。“超負荷運轉”是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日趨繁重，大量事務性工作下沉到基層而出現的現象。二是破除公共供給與民眾的需求期待“兩張皮”現象。基層政府為公眾提供的公共基礎設施，要以滿足服務基層民眾的需求為準則和目標，避免造成公共資源浪費。
為此，2019年，中央已經將“形式主義”看作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具體的治理體制和機制上，仍需要進一步落實“供給側”改革，重視和完善公共服務中的需求表達機制，最終為民眾提供精準、適配和有效的公共服務。
隨著改革步入深水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需要不斷理順權責關系，合理匹配責任與權限，解決政策推進中存在的“空白點”“交叉點”以及“水土不服”問題，最終形成運轉有效、聯動融合、集約高效的社會治理體系，為建設現代化強國打下堅實基礎。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0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