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當代中國研究所成立30周年】
盡心盡力完成這項崇高的事業
——鄧力群與當代中國研究所
［摘?要］從1990年至2001年，鄧力群領導和指導當代中國研究所工作凡12年。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初創時期（1990—1993年），他提出了“邊建所，邊開展研究工作”的指導方針，研究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設置了內設機構并配備了相關人員，為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提出的關于國史研究的很多思想，至今仍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1993—2001年，力群同志雖然不再參與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具體工作，但仍領導國史研究和寫作，并一直親力親為、身體力行。在他的推動下，五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形成可供討論和送審的初稿。力群同志竭盡全力推動國史研究事業，就在于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和發展，推動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步和發展。研究和撰寫共和國史，把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總結出來，貢獻出來，對于中國和世界，對于今天和明天，都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
石火光陰，不覺間當代中國研究所（以下簡稱當代所）已經成立30年了。流年似水，昔日創建當代所枕戈寢甲的一代業務骨干如今都已暮年，風華正茂的少男少女們也已兩鬢斑白。但有些人、有些事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淡忘，相反，經過時光的磨礪，印記更加清晰。
1990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胡喬木和組長楊尚昆、副組長薄一波商議，委托鄧力群籌辦國史館，先成立當代所作為國史館的籌備機構，待時機成熟再掛國史館牌子。（本文所用史料主要來源于《當代中國研究所大事記（1990—2010）》（當代中國研究所辦公室2010年編印）、《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1—7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2000—2002年編印）、當代中國研究所秘書檔案處所藏相關檔案以及筆者的工作筆記，凡出自上述材料的引文，下文不再一一注明。）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閱同意成立當代所，并決定由鄧力群代表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負責籌建和指導當代所工作，同時任命鄧力群為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從此，力群同志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下簡稱國史）事業及當代所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
力群同志領導和指導當代所工作，從1990—2001年前后共計12年，其中又可分為1990—1993年和1993—2001年兩個階段。
1990—1993年是當代所初創時期，也是力群同志直接領導當代所工作時期。這一時期的當代所直接隸屬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行政事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代管。由于力群同志在黨內所處的地位，當代所從一成立就站在很高的起點上。1990年11—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機要交通局以及國務院辦公廳等部門先后發文通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辦公廳、各人民團體黨組辦公廳（室），要求從發文之日起將各單位有關文件資料發送當代所；收寄當代所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辦公廳、人民政府辦公廳相互往來的絕密、機密文件，并從1991年1月1日起給當代所單列發文戶頭。在經費方面，從1991年開始，由財政部設專戶直撥；在行政管理和業務管理方面，當代所有任命正局級干部和評定研究員、編審等高級技術職稱的權責。
當代所成立之初，可謂房無一間、地無一壟，暫時在廠橋中直招待所借了幾間房屋作為臨時辦公場所，后來又轉到西直門內大街172號解放軍原總政治部招待所辦公，同時在沙灘北街2號《求是》雜志社舊資料樓內為研究人員安排了幾間辦公用房。就是在這樣簡陋的條件下，力群同志帶領大家紅紅火火地干了起來。
新事業、新單位開基立業，當以立規矩為先。據統計，僅在1991年，力群同志就主持了23次所辦公會，研究制定了《當代中國研究所關于機關工作的暫行規定》《當代中國研究所工作制度》以及年度工作計劃等，推動各地區各部門建立和健全國史研究機構、成立了所學術委員會、籌備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以下簡稱國史學會）、抓緊選調干部及做好各研究室和編輯室工作安排、落實業務用房和職工宿舍、開展全國百家大中型企業調查、繼續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做好機關安全保密和行政后勤工作、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等。
為了提高全所同志的政策水平和業務水平，力群同志指導和組織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講座，主要有：《求是》雜志社總編輯有林作《牢牢把握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報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衛建林和國務院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夢奎分別作《關于黨的十四大精神的傳達報告》；公安部副部長俞雷作《建國以來的公安工作的專題報告》；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干事詹武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報告；中組部黨建研究所負責人呂澄作《新時期的黨建工作》報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尚明作《金融事業的發展和改革》報告；國家體委副主任劉吉作《精神文明建設與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報告；等等。
除了理論準備和知識儲備以外，力群同志在他親自擬定的《1991年工作計劃》中提出了“邊建所，邊開展研究工作”的指導方針，他領導當代所不待鞍轡齊全，便自揚鞭奮蹄。
1991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發《關于轉發當代中國研究所〈關于組織全國大中型企業調查工作的請示報告〉的通知》，明確指出：“‘八五’期間，當代中國研究所擬就100家大中型企業進行調查。搞好這項工作，既可為國家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各項改革方案提供重要的依據，同時也有助于發展多學科的協作研究，促進理論研究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實踐緊密結合，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深化”。
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簡史叢書》第一次編寫工作會議在鄭州召開，首批與會的有12個省、直轄市，到1992年3月第二次編寫工作會議召開時，與會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達到18個。
1991年8月，經過先期調查，當代所正式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宣傳部和計劃經濟委員會發文，部署關于全國大中型工業企業調查。
1991年，當代中國出版社成立并立項出版《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8月，叢書之一《陳毅傳》出版發行。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及全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的首都各界紀念陳毅誕辰90周年座談會上，與會人員受贈的就是《陳毅傳》。9月，鄧小平為《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中的《彭德懷傳》《劉伯承傳》《賀龍傳》《徐向前傳》《聶榮臻傳》《葉劍英傳》題寫了書名。
1992年7月，由當代所研究人員編寫的《新中國的光輝歷程》一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是當時的國家教委組織編寫的國史普及教材，也是當代所成立后向國家和社會交出的第一本國史讀物。
1992年12月8日，經過緊張而有序的籌備，國史學會在北京成立。這是當代所成立后主辦的第一個以國史研究為己任的全國性的社團組織。國家副主席王震為國史學會名譽會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漢生、倪志福、陳慕華為顧問；力群同志當選為國史學會會長，馬洪、有林、逄先知等為副會長。在成立大會的開幕式上，力群同志提交了書面發言并做補充講話。他說：“國史學會的任務有三個方面：國史研究、國史教育、國史宣傳。這三個方面，最重要的是國史研究。研究有了成果，并且是高水平的成果，國史教育才能開展得更好，國史宣傳也就更能起作用。”他提醒大家：“學會特地請了一些為創立和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長期奮斗的老同志為顧問，我們應該抓緊機會向一大批學會內外的老同志請教。把他們經歷的事情，知道的事情及時整理出來，這也是我們學會的任務之一。”力群同志號召，要加強同學會外對國史有興趣、有研究的學者的聯系，要同港澳臺熱愛祖國、擁護祖國統一的學者，同海外華僑、華人中關心祖國前途、愿意幫助祖國發展的學者進行學術交流、開展學術合作。總之，“學會內的工作要做好，學會外的工作同樣要做好”。
在力群同志主持下，1992年11月，當代所辦公會議決定撰寫五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即第一卷（1949—1956年）、第二卷（1956—1966年）、第三卷（1966—1976年）、第四卷（1976—1991年）、第五卷（1991—1994年）。第一卷包括緒編，以一編的篇幅講清楚新中國是從哪來的，后來考慮到篇幅和容量關系，將緒編獨立出來自成一卷。第四卷、第五卷也做了調整，兩卷合為一卷，時間為1976—1984年。20年后，經中共中央批準出版的五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簡稱《國史稿》）就是由此而來的。
與此同時，力群同志相繼主持了國史第一時期至第四時期編寫大綱研討會，延攬各界眾多知名專家學者參加討論。大綱幾經修改后定稿，各卷依據大綱著手編寫《國史稿》初稿。至1993年9月，序卷和前三卷均已成稿。
當代所的內設機構及人員配備也跟進展開，并根據實踐需要做了適當調整。辦公室是最早成立的，其后是業務室，按照國史的四個時期設立了四個研究室，再后是科研辦公室。力群同志曾長期擔任《紅旗》雜志副總編輯，深感刊物對于學科建設和學術隊伍成長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對辦刊極為重視。在他主持下，當代所與國史學會合辦了《當代中國史研究》《國史研究參考資料》兩刊，學會另外主辦了《國史研究通訊》。這三個刊物的編輯部組成雜志社。加上新成立的當代中國出版社，當代所內設機構計有行政辦公室、科研辦公室、第一研究室、第二研究室、第三研究室、第四研究室、雜志社和當代中國出版社。各室（社）主任（社長）均為正局級。后來四個研究室合并為兩個研究室，內設機構長期穩定為六個。
總之，在力群同志領導下，當代所各項工作齊頭并進，有聲有勢。初期到所的同志們工作也都很有活力，大家齊心合力，只爭朝夕，為當代所這個新單位的發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在當代所初建時期，力群同志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關于當代所機關建設
力群同志十分強調民主制度建設。他說：“民主管理制度只講憲法賦予的權利，不夠完全。講了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義務，還應該講黨章賦予黨員的權利、義務”，“公民的權利、義務，黨員的權利、義務，在我們所里都應該得到充分的保證”。為此，所內的重大問題在做出決定之前、制定所內規章制度過程中必須在工作人員中廣泛展開討論，充分發表意見，“真正做到共同制定，共同執行”。他還要求機關要有高度民主的生活：“不論年長年少，資格深淺，一律平等。在我們研究所內部討論政治問題，特別是討論學術問題時，都有充分發表意見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得加以壓制。不僅在同志們相互之間，就是對上級、對中央，都可以提不同的意見，這是黨章所保障的黨員的權利”，并提出：“如果沒有充分發揚民主這一條，心里憋著氣，有話沒地方講，或只能講一種話，就難免會說一些違心的話，這樣的內部生活，這樣的氣氛，是不利于獨立思考的，不利于展開深入認真的研究的”。力群同志帶頭表態說：“不管我們過去熟不熟，我們這些年紀大一些的同志，一定做到能聽取不同意見，絕不會對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施加壓力。對你們的不同意見，我們也可能表示不同的意見。這種情況，也請同志們不要在意，要把它看作一種正常的情況。我們是新建的所，一定要敞開思想講話。”
2.關于國史學科發展問題
力群同志的眼界始終是寬廣深遠的。他說：“當代所這個新機構要有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隊伍，這支隊伍要承擔的任務就是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和編纂工作，并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門新的學科。”他積極為國史學科及其地位和作用發聲，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樣一個學科，不是普通的學科，不是一般的學科，是關于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以至于世界進步事業至關重要的學科，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和榮譽的學科。它和國家的學說，黨的學說，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都密切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不是簡單的史實敘述，而是有許多理論問題要結合歷史和實踐加以探討，加以闡明”。聯系當時發生的蘇東劇變，他說：“為什么我們是穩定的？要從歷史的經驗進行科學的研究，從中找出根據。我們的研究，把這個問題回答得好，就提高了中國人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信心，也可以從研究中深入思考，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有的能站住，有的就站不住？并考慮怎樣從蘇東‘站不住’的教訓中取得鑒戒，我們今后怎么避免這樣的危險，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制度怎樣才能更加鞏固，更加發展”。他還說：“要認清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對馬列主義發展了什么？鄧小平又發展了什么？隨著今后事業的發展，我們還會遇到什么新的問題？哪些需要堅持？怎么堅持？我們有責任把這些問題研究清楚，提供給黨中央和國務院參考。”這些話從今天的視角看叫政治站位很高。
3.關于國史研究的主線
力群同志認為：“國史研究首先要確立主線。新中國的歷史是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歷史，歷史活動的領域、事件、人物非常多，千頭萬緒。如果只是將一個個領域、一個個人物、一個個事件羅列起來，那就太紊亂了，不能使人們看清楚歷史發展脈絡。解決這個問題，要按照歷史固有的邏輯，把握國史發展的主線。主線就是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就要研究清楚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制度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又是如何得以鞏固和發展的。在此基礎上，再找到國史每一個時期發展主要線索。將主要線索理清楚，就可以看到歷史發展的各個領域、事件、人物是圍繞這些線索展開活動的。按照這些主要線索編寫國史，新中國的歷史脈絡，來龍去脈是清楚的，國史就能成為可信的，可以理解的，可以說服人、教育人的。”
4.關于國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
力群同志主張：“研究和編纂國史，離不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文獻資料的指導。新中國的歷史是全面發展的歷史，應當全面地研究，更要學習好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方法論，掌握理論武器。同時，還要花點時間學習歷史科學，做到歷史的實證科學研究方法和理論的邏輯思維方法的結合，達到歷史的和邏輯的統一。”為此，力群同志專門列了書目供大家閱讀。其中既有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也有《史記》中的《項羽本紀》《高祖本紀》；既有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也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他倡導的讀書不是死讀，而是有重點地、有選擇地、有目的地讀，明確要解決什么問題。讀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因為這篇被恩格斯稱為“天才的著作”對國史研究者來說，稱得上是經典之作，可比照、可模仿。讀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是因為這篇文章寫了國共兩黨、兩個戰場，既有歷史也有理論，用歷史來論證現實，證明現實問題不是偶然出現的，是歷史發展來的。在這一萬多字的篇幅中，毛澤東把1924—1945年這20多年的歷史脈絡、歷史規律寫得清清楚楚，對國史寫作很有幫助。讀《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要國史研究者既要掌握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標準和政策界限，也要結合新的實踐有所思考。讀《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要我們邊讀邊思索：這本書已經寫過的有哪些內容、提法、論斷、事實在我們的國史中必須寫，還要考慮用什么樣的形式、語言、結構把那些必須移植過來的東西寫好，然后再考慮哪些內容和事件是這本書中沒有寫或者寫得簡單的，在國史中應該詳細寫、展開寫。每個重要問題都從這三方面考慮，最終為總體設計《國史稿》做準備。
鑒于初期來當代所的同志大多數是搞理論研究的，從理論研究轉到歷史研究是一個學科的轉移，談何容易？因此，力群同志要求他們讀一點歷史著作。《史記》中的《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等都是必讀內容。力群同志說：“花點時間多讀幾本書，磨刀不誤砍柴工。”
力群同志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他說，國史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廣，事情很復雜，包括國際和國內，革命和建設，改革和開放，經濟和政治，成功和失誤，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階級階層的情況和關系，等等。對于繁紛復雜的歷史現象，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歷史事實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根據，才能寫出歷史的真相和歷史的規律性。這樣的國史才能取信于人，才有存在價值。
5.關于國史的功能、作用
從當代所建立之日起，力群同志就反復強調國史研究的現實意義。他說：“我們是共和國發展的見證人，應當把研究和編纂國史作為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和榮譽最重要的職責。”國史是要為現實服務的。如何服務呢？他認為有兩點：“一個是為制定和實施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提供歷史的借鑒。我們今天確立的方針政策都是吸收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經驗，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種經驗教訓的產物。我們應當對40多年來黨和國家各個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成功和失誤展開研究，具體分析它們形成的歷史環境、社會環境和現實政治根源，得出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只有這樣的研究，才真正有助于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執行政策的自覺性。另一個是為黨和國家的思想政治工作、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豐富生動的歷史教材。國史研究要把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大量驚天動地的英雄人物和宏偉業績反映出來，把社會主義的歷史潮流在中國沖決種種艱難險阻而奔騰前進的必然趨勢反映出來，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反映出來。這樣的國史就會在向干部、群眾、青年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進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的教育中，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國史研究在發揮這些“資政育人”的社會功能的時候，一定要堅持戰斗性與科學性。因此，他強調：“要把國史研究搞好，離不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
6.關于資料搜集、利用工作
做學問不能沒有資料，要占有豐富的材料，而這些材料又必須是經過選擇、分析后確認可靠的。他說：“《當代中國》叢書在編寫過程中從各個方面積累了大量可信材料，可以成為國史研究的奠基石，要充分利用。另一方面，要整理和挖掘檔案材料，包括地方的、部門的、國家的檔案。要充分利用和整理檔案館現存的材料，凡是檔案館出版的書、出版的檔案，都把它們集中起來。還要把國內已經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書籍集中起來。國外對當代中國史的研究材料、書籍、文章也要搜集起來。如果還沒有翻譯過來，要組織力量全文翻譯或者摘要翻譯。對這些材料進行研究，做點分析評論，肯定成果，繼續補充和充實。這對于我們自己的研究工作會有借鑒作用，會有好處。”
為了建設一個國史專業圖書館，他組織當代所接受胡喬木捐贈的四萬多冊社會科學類圖書，建立了“胡喬木文庫”。他還把自己保存的整套中央文件和與黨史國史有關的檔案文獻全部移交給當代所的秘書檔案處，建立了“力群文庫”，極大地改變了當代所在舊版圖書和檔案資料方面的窘困狀況。
二
1993—2001年是力群同志在當代所的第二個階段。
1993年對當代所來說，發生了許多具有標志性的事件。首先是年初，陳云同志為當代中國研究所題寫了所名。3月，經請示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意，原中央顧問委員會秘書長李力安同志任當代所所長，《求是》雜志社總編輯有林同志任副所長。7月，當代所業務樓施工取得實質性進展。8月，力群同志在遼寧興城主持《國史稿》第一卷初稿的討論。這次討論正式揭開了《國史稿》修改討論的序幕。
9月，力群同志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第7次當代所辦公會議，會議宣布力安同志任當代所所長。力安同志擔任所長以后，當代所領導體制明確為所長負責制，決定重大問題的是所長辦公會，實行集體領導。力群同志不再參與當代所的具體事務，但仍負指導之責。
1994年春夏之交，在力群同志的督促和指揮下，當代所業務樓在地安門西大街旌勇里8號（原北京風機二廠舊址）竣工，當代所有了正式的辦公場所。搬入新樓，當代所怎么亮相？大家群策群力，紛紛出主意、想辦法，最后一致決定舉辦一次科研成果展示會。這個想法得到力群同志的全力支持。1995年1月18日，經過不到一個月的緊張籌備，當代所“國史學科建設暨科研成果展示會”正式揭幕。薄一波、宋任窮、廖漢生、李錫銘、倪志福、王鶴壽等領導同志題詞祝賀。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倪志福出席并講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慕華、全國政協副主席胡繩，以及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張全景、王忍之、逄先知和黃華、林默涵、郁文等老同志出席了會議開幕式。所長李力安、副所長有林分別匯報了當代所和國史學會成立以來的工作情況。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委及國史學界的專家學者110余人出席并參觀了成果展示會。《人民日報》于19日做了專題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開始編纂》，《人民日報》199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國務院秘書長羅干日后專程趕來參觀和聽取匯報。這次成果展示會展示了當代所的形象，擴大了當代所在學術界的影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力群同志以繼續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為基礎，陸續組織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簡史》18種，推動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了《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29種。這一時期，當代所還舉辦了若干有影響的學術會議，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部門史學術研討會，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紀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論十大關系》發表、黨的八大召開40周年”、紀念《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40周年、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等研討會，“中蘇關系與冷戰”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地方國史研究工作會議等，這些會議對于弘揚國史研究主旋律、深入開展國史專題研究、引導輿論等都發揮了積極作用，社會反響良好。
力群同志雖然不再參與當代所的具體工作，但仍領導開展國史研究和寫作，并一直親力親為、身體力行。據不完全統計，力群同志主持的《國史稿》討論會，第一卷7次、第二卷8次、第三卷11次、第四卷11次；另外，還主持了“關于多種經濟成分問題”的討論會16次。算起來，力群同志以80多歲高齡主持全所規模（含所外專家）的大型討論會多達50余次。這些討論極大地深化了編寫人員對國史的認知和理解，為培養國史研究隊伍和寫作隊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力群同志的倡議下，當代所從1996年開始舉辦雙周學術座談會，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各個時期、各個重大問題進行研究和討論。每次會議他都參加，凡參會必做發言，凡發言必有充分準備，一直堅持到2000年。
力群同志1952年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曾經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還參加過一些中央工作會議，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1975年，力群同志恢復工作后至1989年，一直參加中央的工作。這兩段加起來共有20多年時間。他曾經在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陳云等直接領導下工作，中央的一些大的事件他都經歷過或參加過，中央領導同志的談話、決定等，有些文件里沒有的他也知曉、了解。力群同志熟知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很多重大決策的始末及其實施過程，他視野開闊，善于從政治上思考問題，所以，他在雙周學術座談會上的講話準確可信、有深度、富有啟發性，又不失生動有趣，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力群同志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深厚，分析問題鞭辟入里，一語中的，切中要害，從不扯閑篇。力群同志有很強的邏輯歸納能力，說話言簡意賅，要言不煩，言近旨遠，從不拖泥帶水。聽力群同志講話是一種享受，更是一種訓練和提高。給他整理講話的年輕人有一個共同的體會：他講話從來不用稿子，都是現場發揮，洋洋灑灑幾千言，把錄音轉成文字非常容易，不用編、不必改就是一篇文章，結構、邏輯十分清晰。這既和他表達能力強有關，也和他表達方式恰當有關。力群同志講話語速稍慢，咬字清楚，沒有口語，也不打官腔，他的這些講話經整理，已經編成7卷本的《鄧力群國史講談錄》，成為《國史稿》各卷寫作遵循的依據，也是國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力群同志主持雙周學術座談會，初心是培養年輕人，讓他們盡快擔起重任，因此，座談會自始至終洋溢著濃厚的學術民主氣氛。在一個長方形的會場中，最里側的頂端是主席位置，理應是力群同志的座位，但他不坐在那里，而是把那個位置留給發言者，哪怕發言者僅是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畢業生。力群同志的固定位置在右手的第一個。與會人員年長者已逾80歲，年輕的才二三十歲，在會上均能暢所欲言，既可以滔滔不絕，也可以三言兩語，任何人都可以插話、提問，會議氣氛輕松活躍。一開始，有些剛入所的人面對力群同志這樣的大領導還不習慣，漸漸地他們不再拘謹，有不同的觀點、看法也敢于提出來。會場上曾多次出現發言者同力群同志爭論的場景，爭論到最后，全場不約而同地發出會心的一笑。正如當代所的老所長李力安所說，力群同志抓國史研究工作“很有章法，很科學，成效也非常顯著”。
到1996年12月，這些討論會的成果使四卷本《國史稿》基本定型，當代所向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報送了《當代中國研究所關于國史多卷本編纂工作的報告》。報告提出了《國史稿》第一卷（1949—1956年）、第二卷（1956—1966年）、第三卷（1966—1976年）、第四卷（1976—1984年）完成最后一輪征求意見與修訂、送審和出版的具體計劃以及做好相關工作的設想。這個框架連同已經出版的《序卷》構成了2009年向中共中央辦公廳正式送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也就是2012年經中共中央批準出版的五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
1999年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50年是一個大慶之年、喜慶之年，當代所用什么樣的業績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大慶、以什么樣的姿態躬逢盛事呢？在力群同志和力安同志的領導下，當代所交出了一份厚重的國慶獻禮：
第一，出版了由力群同志擔任主編、當代所組織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百科全書》和力安同志擔任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
第二，出版了由當代所研究人員編寫的《新中國國史教育干部讀本》《新中國國史教育學生讀本》《新中國國史教育士兵讀本》。這套書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制定的慶祝新中國成立50周年重點圖書選題之一。與這套讀本相配合，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準，當代所、國史學會還主辦了“慶祝新中國成立50周年國史知識競賽”，分為“干部專輯”和“學生專輯”兩部分，《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分別用整版篇幅刊登該競賽題目。
第三，在新中國成立50周年前夕向黨和國家領導人贈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百科全書》《新中國國史教育干部讀本》。
第四，當代所組織編寫了《祖國寶島臺灣》（彩圖本、中學生本、小學生本）。
第五，當代所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單位共同拍攝制作了16集電視政論片《新中國》，該片獲得1999年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第六，當代所研究人員接受了中央電視臺關于新中國成立50周年專題節目的采訪，對新中國50年歷史做了全面系統的解讀。
第七，當代所和國史學會在鄭州主辦了全國規模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學術研討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出席；出版了有質量的、謳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中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的論文集。
第八，當代所在京西賓館舉行了國史教育座談會，中共中央黨建領導小組副組長張全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白克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科揚、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劉海藩等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專家學者近百人出席，《人民日報》報道了座談會盛況。（《加強國史教育 弘揚愛國主義》，《人民日報》1999年8月27日。）
第九，國史學會和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聯合攝制反映新疆和平解放的12集電視連續劇《紅旗漫卷西風》。
第十，特別要提及的是，《當代中國》叢書完成全部152卷、210冊的編寫及其電子版的出版發行工作，江澤民和朱镕基等中央領導同志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當代所和《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的同志，對當代所成立后在力群同志領導下取得的成就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這份成績單是成立僅僅9年的當代所向黨中央及全國人民交出的一份答卷。正像力群同志所說的：“我們沒有空著手，而是帶著經過我們勞動所取得的一定成果來參加建國50年慶祝的。從這一點來講，我們是可以感到欣慰的。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做出了我們的貢獻，我們是有收獲的。”
2001年初，當代所主要領導進行了更換，力群同志不再參與當代所的工作。
三
力群同志以耄耋之年帶領當代所開拓國史事業，就在于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和發展，推動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步和發展。研究和撰寫共和國史，把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總結出來，貢獻出來，對于中國和世界，對于今天和明天，都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在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克服種種艱難險阻，堅持了社會主義，這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在世界和平與進步事業的發展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的地位之重要、作用之巨大，是舉世公認的”。撰寫國史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和榮譽的光榮任務”，他要求“每一位參加撰寫國史的人都要站在為國家寫史，為人民立傳的高度，寫好一個可愛的中國”。力群同志從不認為這是個人的事，他始終將此看作是黨中央、國務院交辦的一項重要工作，是鄧小平、陳云、楊尚昆、胡喬木、薄一波等老一輩囑托的未竟的事業。
從2001年開始，當代所的業務重點轉向編寫簡史和大事記（后來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2007年，力群同志要已經退下來多年的力安同志牽頭組織原來參加過《國史稿》寫作的骨干（主要是一些同樣退下來的多數已年過古稀的老同志），重新對《國史稿》進行再研討和再修改。這個工作一直持續到2009年。
2009年，在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下，《國史稿》的修改送審正式啟動。在再次進行了認真修改后，《國史稿》正式向中央送審。2010年和2011年兩次根據30個部委送審意見修改、補充、完善。2012年，根據18個部委的意見再次修改、補充、完善。4月，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對《國史稿》的數據核實、審改。同月，在中共中央正式批準出版前對全部注釋進行了核對。8月，再次通讀全部書稿。期間，力群同志多次聽取匯報。而這時，他已然雙目失明，僅有微弱的聽力。90多歲高齡的老人，吃力地聽取身邊工作人員貼在他耳邊一字一句地大聲朗讀《國史稿》的重要章節，并憑著他超人的記憶力提出修改意見，闡述了許多真知灼見。這樣的精神，若非有崇高的理想支撐是做不到的！
2011年末的最后一天，中央有關領導同志通知力安同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經過30個部委審閱后已經沒有問題，修改后可以安排出版了。力群同志得知后非常激動，感謝中央對他的信任。他深情地表示，可以在見鄧小平、陳云、楊尚昆、胡喬木、薄一波時雙手送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對他們有了交代。2012年國慶前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正式出版。此時力群同志已臥病在床，身邊同志將樣書送給他，他將書稿貼在臉頰上，反復撫摸，潸然淚下。其情其景，令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五卷本《國史稿》出版后，力群同志仍念念不忘后面的續寫工作。我們可以告慰力群同志的是，當代所新一屆領導班子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領導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支持下，正在全力以赴抓緊《國史稿》第五卷至第七卷的續寫工作，并有望在當代所成立30周年之際出版。
力群同志生前念念不忘的另外一件事是成立國史館。20世紀80年代末，楊尚昆、胡喬木、薄一波謀劃設立國史館，由力群同志負責籌建并由國史館編撰國史。胡喬木說：“中國的歷史傳統就有國史館，現在的韓國、朝鮮，包括中國臺灣還保留國史館，這是歷史和現實的要求。”力群同志經過慎重考慮，認為籌建國史館和寫作國史都是重大的事情，也是從未接觸過的工作，不僅是他，也是所有老同志都沒有經驗的工作，可否先成立一個研究所，作為籌建國史館的基礎，同時集中精力編寫國史，待摸索出經驗以后，再考慮正式設立國史館。楊尚昆、胡喬木、薄一波批準了力群同志的這一建議。據知情人士透露，當初，胡喬木的設想是先以《當代中國》叢書為基礎成立當代所，以此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館的籌備機構，待當代所工作到一定階段再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館的牌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館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是同級并行單位。力群同志專門請陳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館”題寫了館名。對此，當代所第一任所長李力安的體會是：“老一代領導人提出設立國史館，不僅是從歷史上所有朝代都設置史官、很多朝代設有國史館的歷史沿革考慮，還是從國家政治制度建設、文化制度建設甚至現實和未來政治斗爭需要出發的深層戰略思考。這個建議，凝聚著他們的政治智慧和對國家發展的高瞻遠矚。而力群同志的做法，則從具體實施的角度，表現為按不同的時間階段來落實他們方針的思路。”
力群同志經歷不凡：見過斯大林，陪毛澤東讀過書，為劉少奇做過“秘書性的工作”；改革開放以后，作為中央的重要助手，經歷或參加過中央的一些大的事件；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時經歷了兩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用他自己的話說：“對于直接教育培養我的老一輩革命家，從李維漢、張聞天、王震，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能夠近距離在黨中央領導同志身邊工作，是我一生的幸事”。（《鄧力群自述（1915—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86頁。）當代所由力群同志創建，這也是當代所的幸事，可以說，沒有力群同志就沒有當代所。但力群同志卻另有感想，他說：“如果沒有當代所，沒有國史研究這個課題，我對我經歷過的事，也就不去想它了。有了這么個題目，有了這么個機構，有了這么個任務，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討論，使我重新回憶和考慮這些事，把能夠記起來的講出來”，“作為檔案材料，供大家研究參考”。這就是他的胸懷，不夸大個人的作用，卻感念時代賦予的機遇。
力群同志和當代所，一段難舍難離的往事，幾許難解難分的情緣。
［作者簡介］劉國新，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