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的前夕，毛澤東撰寫了著名的紀念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說：“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個大人了。”現在，我們黨即將迎來成立100周年，按照這個比喻，應當已步入老年了。然而，讓世人有目共睹的是，她不僅沒有一絲老態、暮氣，相反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不斷壯大。原因究竟是什么？在建黨百年之際，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入思考。
我們黨歷經百年而不衰，原因可以講出很多，比如，密切聯系群眾，善于理論創新，等等，但最根本的一條，我認為就源于她的初心和百年來對初心的不渝堅守。
一、中國共產黨對初心的不渝堅守是歷經百年依然朝氣蓬勃的根本原因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因為，早在我們黨建黨前夕和初期的宣言、黨綱、黨章所宣示的奮斗目標、最高理想和宗旨使命中，就有爭取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解放、幸福，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內容，也有要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內容。
在世界近代史上，實現國家獨立、民主和工業化這類任務，原本應由資產階級來完成。但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脆弱，政治上軟弱、動搖，領導不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而五四運動前后的中國工人階級，雖然文化水平比資產階級低，人數比農民少，年紀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輕，卻代表著新的生產力，而且已有了200萬人左右，力量最集中，紀律性最強，又與農民有天然聯系，且深受三重壓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最徹底。因此，它不僅能肩負自身和勞苦大眾解放的重擔，也歷史地擔起了實現國家獨立、民主與工業化的責任。它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也因此成為無產階級和中華民族的雙重先鋒。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
1.正因為我們黨具有并始終堅守為國為民的初心，所以對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和仁人志士就有了極強的吸引力，總能補充新鮮血液，從而使自己充滿生機與活力
大革命時期，黃埔軍校大門兩側的對聯寫著：“升官發財請往別處，貪生怕死莫入斯門”。應當說，那時報名進黃埔的多數人，確實懷揣救國救民的理想。但自從蔣介石背叛革命、實行分共政策，想升官發財或與土豪劣紳、官僚買辦有利益牽連的，以及思想糊涂的，便留在了國民黨里，而真正舍生忘死、想救國救民的有志之士，或者原本就是共產黨員，或者從國民黨那里跑到了共產黨這邊。是什么把民族優秀的子孫，包括許多原本不愁吃穿、生活優越的人吸引到我們黨這邊來的呢？不是別的，最大的吸引力就是黨的初心。正如后來抗大校歌所唱的那樣：“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而正因為入黨的絕大多數人是被黨的初心吸引來的，所以就能面對異常艱苦而殘酷的斗爭，堅韌不拔，威武不屈，視死如歸，前赴后繼，使我們黨成為一支殺不絕、打不垮、拖不爛、無堅不摧、無往不勝的隊伍。
在我們黨奪取政權后，入黨基本不再有生命危險，但對于絕大多數黨員來說，我們黨的最大吸引力依然是她的初心和對初心的堅守。這從那些放棄國外優越條件的留學生沖破重重阻力回到新中國、加入共產黨的事例可以看出，從各個歷史時期、各條戰線的骨干和歷次先進人物評選出的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的事實也可以看出，從危急關頭和關鍵時刻，絕大多數共產黨員總能挺身而出、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的事實更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在建設和改革年代入黨的人，主要是被黨的初心所吸引來的，所以在面對復雜環境、繁重任務時，就能埋頭苦干，無私奉獻，從而使我們黨得以帶領人民，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成就，創造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
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年代，我們黨也出過叛徒和變節、腐敗分子。他們之所以走上歧途，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丟棄了黨的初心，因此未能經住生死的考驗、利益的誘惑。這說明，黨的初心不僅是“吸鐵石”，能把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吸引過來；同時也是“試金石”，能把意志不堅定的各種敗類淘汰出去。
魯迅先生說過：“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然而，只有共產黨，才能把這樣的人組織在一起，形成強大的力量，使他們成為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鋼鐵脊梁。
2.正因為我們黨具有并始終堅守為國為民的初心，所以對廣大人民群眾和一切愛國人士就有了極強的感召力、凝聚力，總能得到最大多數人的支持與幫助，從而使自己充滿眾志成城、無堅不摧的力量
人民的利益中有長遠的根本的利益，也有眼前的切身的利益。我們黨在為人民利益奮斗的過程中，一向注意兼顧這兩種利益：一方面，為了人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而進行革命戰爭、基本建設、體制改革；另一方面，時刻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處處為解決群眾眼前的實際困難而出主意想辦法。關于二者的關系，毛澤東早在紅軍時期就作過精辟的闡述。他說：“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群眾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斗。”
我們黨重視群眾工作，也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并把它和武裝斗爭、黨的建設統稱為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解放戰爭期間，政壇上的主要民主黨派之所以大多選擇站在我們黨一邊，根本原因也在于黨的為國為民的初心。正因為我們黨有這樣的初心，所以使一切愛國的階級、階層、社會團體和海內外人士，加入我們黨的統一戰線之中，投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事業。
關于堅守黨的初心與黨長盛不衰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講過一段十分深刻的話。他說：“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贏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黨就能夠克服任何困難，就能夠無往而不勝。反之，我們將一事無成，甚至走向衰敗。”國際上許多友好政黨和人士在評論我們黨百年歷史時表示，始終堅持將人民放在第一位，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是中共這個百年大黨始終保持生機活力的源泉。
3.正因為我們黨具有并始終堅守為國為民的初心，所以對前進的方向就有了極強的校正力，總能在發現偏差后勇于承認、堅決糾正，從而使自己充滿經受挫折后不斷奮起的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黨的初心和使命是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斗目標的集中體現”。這說明，黨的初心與黨的性質是連在一起的，初心不變，性質就不會變；初心、性質不變，黨犯了錯誤、走了彎路，受了挫折，就有可能被認識，認識了就能勇敢承認、堅決改正、重新奮起。正如毛澤東所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
在革命年代，我們黨犯過多次錯誤，之所以最終都能得到糾正，歸根結底源于對初心的堅守。當年，毛澤東在分析遵義會議前的中央路線錯誤時就曾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陳云在黨的七大發言中也說：“在內戰后期，雖然路線錯了，老百姓還是歡迎我們。我這樣說不是為那時的錯誤辯護，而是講事實。老百姓不說你是教條主義路線，他只看見你是共產主義者、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為人民謀利益。這一切證明我們黨的力量是偉大的。”他在1977年談到瞿秋白盲動主義錯誤時還說過：“八七會議后，黨號召黨員積極分子參加農村暴動。當時凡是積極分子都參加了，不是積極分子的就退黨了。暴動中有很多人犧牲了，這些人都沒有什么名氣。他們雖然是在盲動主義路線下參加農村暴動的，但是為了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而英勇犧牲的，被敵人槍殺時還高呼革命口號。”可見，黨的路線與黨的性質、初心并不是一回事，路線錯了，不等于黨的初心和性質就變了。
在建設年代，我們黨最大的錯誤莫過于“文化大革命”，但犯這個錯誤的根源，同樣不是黨的初心變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同時又指出，“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于繼續探索”“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這就告訴我們，“文化大革命”雖然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挫折和損失，但出發點是探索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對此，鄧小平也說過：“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論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時指出：這兩個時期“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占了改革開放前歷史的三分之一強，既然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那十年當然也包含在內。歷史事實說明，反修防修的探索，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論戰及緊接其后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就開始了，而且已經出現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偏差。只不過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進一步試圖用發動群眾運動的方法防止黨改變顏色，用抓革命的辦法促進生產力發展，結果使偏差越來越大，終于釀成失敗的悲劇。但探索失敗不等于它不是探索，這與失敗的科學試驗仍然是科學試驗，在道理上是一樣的。
《歷史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時期雖然有反革命集團的干擾破壞，但“我們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并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并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可見，“文化大革命”時期并非只有“文化大革命”運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等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時期，更不等于否定那個時期的社會主義性質和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成就。
還要看到，《歷史決議》說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指的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是應該受到限制的“資產階級權利”那樣一些錯誤論點，不等于所有論點都錯了。有些論點，比如“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還存在得而復失的危險”，“要防止領導干部脫離群眾、當官做老爺”，等等，離開當年的具體所指，應當說還是合乎邏輯的，也為后來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我國改革開放后出現黨內腐敗分子的事實所驗證。鄧小平說：自由化思想“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蘇聯解體、蘇共下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大批思想被“和平演變”的官員喪失了共產主義信念，還有一大批貪污腐敗的官員盼望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蘇聯解體后，搖身變為資本家和形形色色“寡頭”的人，很多就是蘇共原先各級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里的干部。可見，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是錯的，在對我國當時階級斗爭形勢和干部隊伍、知識分子隊伍的估計以及具體做法上也都錯了，但從堅守黨的初心的角度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論點，還是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沒有再發生全局性、長時間的錯誤，不過，在一些具體領域、具體政策、具體做法上也有過失誤，走過彎路，受過挫折。例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但我們黨并沒有說這個口號不適用于任何社會階段，更沒有說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階級斗爭；相反，一再強調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被消滅以后，“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鄧小平也說：“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然而，一些人偏偏忽視甚至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結果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1987年初，鄧小平針對一部分學生受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煽動上街鬧事的問題指出：“我們思想戰線上出現了一些混亂，對青年學生引導不力。這是一個重大失誤。”此后他又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里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事實說明，出現這些失誤和不足，原因同樣不是因為黨的初心變了，因此，一旦認識，同樣能以極大的努力加以糾正和彌補。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更加鮮明地指出，要“推動全黨把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貫徹到謀劃重大戰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務、推進重大工作的實踐中去，經常對表對標，及時校準偏差”。他在這里說的“表”和“標”，最大的莫過于黨的初心。近些年來，我們黨之所以能進一步糾正和彌補過去那些失誤和不足，根本原因就在于用黨的初心，對照檢查了對重大戰略的謀劃、重大政策的制定、重大任務的部署、重大工作的推進。
例如，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明里暗里反對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正確方向，說什么改革開放本身就是方向，無所謂社會主義方向還是資本主義方向。他們一看到重申四項基本原則，就說“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了”；一聽到強調“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做優”，就說“需要重啟改革”。對于這些聲音，習近平總書記理直氣壯地指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他強調：“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我們不能邯鄲學步。世界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肯定了按勞分配原則，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也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目的是使社會的各種活力競相迸發，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但有人卻乘機鼓吹新自由主義思潮，胡說什么“公有制效率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應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收入分配差距要進一步拉大”，等等。進入新時代，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正因為如此，脫貧攻堅被擺在了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進行了聲勢浩大的脫貧攻堅戰，使現行標準下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是我們黨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取得的實質性進展，更是堅守初心的鮮明體現。
二、不斷進行自身建設是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依然堅守初心的主要途徑
明白了我們黨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始終堅守初心，那么，接下來的一個問題便是：我們黨是如何做到始終堅守初心的呢？古人說的好：“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個政黨同一個人一樣，最初抱有做好事的愿望并不難，難的是實際去做，更難的是一直做下去。像我們這樣一個黨，不是只有幾千人幾萬人，而是歷經百年不斷發展壯大，至今已有近一億黨員；也不僅僅是歷經百年，而是經歷了近30年革命斗爭，又在全國執政了70多年，又有40多年處于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仍能初心如故，這在世界政黨史尤其馬克思主義政黨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奧妙究竟在哪里？這同樣是不能不引起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有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他在這里說的自我革命，包括“從嚴管黨治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堅持經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結合，勇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黨內監督，接受人民監督，不斷純潔黨的思想、純潔黨的組織、純潔黨的作風、純潔黨的肌體，等等”。概括起來，就是注重黨的建設，堅持從嚴治黨。我認為，我們黨能做到歷經百年初心不改，原因也可以說出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條就在于此。
1.堅守黨的初心，說到底要依靠廣大黨員不忘初心，因此，首先要把好入黨關口，嚴格組織紀律
我們黨在組織發展問題上，歷來都把確保黨員質量放在第一位，強調黨員的組織紀律性。早在二大制定的黨章中，就詳細規定了黨員的入黨條件、入黨手續，以及黨的組織系統、組織原則和紀律。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為人民軍隊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對地方黨員尤其黨員干部規定了嚴格紀律。例如，當年中華蘇維埃政府剛成立，毛澤東主席便簽署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法令，規定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有一個鄉的政府主席，因貪污3000元而被執行槍決。在延安，一位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團長，因為槍殺了一位女學生而被毫不留情地處以死刑。抗大一位學員畢業后，不服從分配，組織同他談了7次話仍然無效，最后被開除黨籍，并在全黨公布。陳云為此寫了一篇題為《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的文章，指出：“黨內不準有不遵守紀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組織’。”“黨不容許任何黨員在黨的決議面前有‘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態度。”“紀律雖然帶著強制性，但必須自覺遵守。只有使全體黨員自覺地遵守紀律，紀律才能成為鐵的、不可動搖的、有效的東西。”
新中國成立后，為防止和克服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我們黨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并召開公判大會，判決了兩名犯嚴重貪污罪的地委級干部死刑。改革開放初期，針對沿海部分地區一些黨員干部參與和保護走私活動的問題，我們黨又開展了嚴厲打擊經濟領域違法犯罪活動的斗爭，僅開除黨籍的就有9000多人。黨的十八大后，在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的方針下，上到中央政治局原常委、軍委原副主席，下到縣鄉一級干部，“老虎”“蒼蠅”一齊打。所有這些，都是我們黨在紀律上從嚴要求的真實寫照。
黨在全國執政后，保證黨員質量比執政前更難。習近平總書記說過：“革命戰爭年代，檢驗一個干部理想信念堅定不堅定，就看他能不能為黨和人民事業舍生忘死，能不能沖鋒號一響立即沖上去，這樣的檢驗很直接。和平建設時期，生死考驗有，但畢竟不多，檢驗一個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堅定確實比較難，X光、CT、核磁共振成像也沒有辦法。”怎么辦？他指出：“主要看干部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驗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樹立牢固的宗旨意識，是否能對工作極端負責，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急難險重任務面前勇挑重擔，是否能經得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
我們黨由于對執政條件下的組織發展、組織建設有清醒的認識，因此，盡管黨員數量不斷大幅度增長，但質量總體上仍然得到了保證。否則，無法解釋為什么新中國僅用短短70余年就能取得如此多的輝煌成就，綜合國力會發展得這么快。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黨進一步總結和汲取了以往組織發展的經驗教訓，在控制黨員數量增長、確保黨員質量方面，制定了許多新的規定，使入黨程序更多、大門把得更嚴，為黨堅守初心提供了更加有效的組織保證。
2.堅守黨的初心，必須防止黨員思想蛻化、脫離群眾，因此，關鍵在于堅持黨內思想斗爭，不斷自我整頓、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
毛澤東在延安時就指出：“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純潔的，但是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他還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經常地檢討工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這些論述都說明，黨要堅守初心，必須通過不斷開展思想斗爭、經常進行作風整頓，防止黨員思想蛻化、脫離群眾，舍此沒有別的辦法。
我們黨在建黨之后，很長時間處在地下和經常流動的狀態，無法集中整風。直到抗戰后期，根據地相對穩定了，我們黨即以延安為中心，在全黨范圍開展了一場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礎。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針對全國執政后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新情況，先后開展了一系列整風運動。這些運動有的在指導思想上犯了“左”的錯誤，有的存在簡單化、擴大化問題，留下大小不等的后遺癥。但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而且總體上看，也確實對黨執政后堅守初心起到了積極作用。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不僅處于和平建設和長期執政的環境，又多了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環境。一些黨員尤其黨員領導干部，放松思想改造，個人主義膨脹，有的以權謀私、行賄受賄，有的拉幫賄選、買官賣官，嚴重敗壞了黨風，損害了黨在群眾中的形象。針對新形勢下的新問題，我們黨一方面不再搞過去那種急風暴雨的運動式的整風，另一方面始終沒有停止采用集中教育方式進行黨內思想斗爭和作風整頓。這些活動的主題各有不同，但都采取開門整風方式，聽取群眾意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讓黨員尤其領導干部對照黨的綱領和宗旨進行思想剖析，不同程度上解決了一部分黨員思想、作風不純的問題，起到了復雜環境下警鐘長鳴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管黨治黨、執行紀律上存在失之于寬、松、軟的問題，鮮明提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方針，突出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從嚴，“打鐵必須自身硬”，“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并且緊緊抓住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四個突出問題，先后出臺“中央八項規定”，懲治嚴重貪腐、觸犯法律的一批高級干部，強化黨的巡視監督，集中清理裸官和檔案造假等問題。與此同時，在全黨或縣處級以上干部中，連續開展了2013年黨的群眾路線教育、2015年“三嚴三實”專題教育、2016年“兩學一做”教育等實踐活動。黨的十九大剛開過，全黨緊接著開展了2018年“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當前又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其中也包含召開民主生活會的環節。這些活動的頻率之所以不斷加快，目的就是為適應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把思想建設作為黨的基礎性建設牢牢抓在手里，把堅定理想信念教育作為根本任務，教育全黨牢記黨的宗旨，引導黨員、干部堅守入黨誓言，不移其志、不改其心、不忘其本，經受住各種誘惑和考驗”。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了另一種偏向，即怕矛盾、怕斗爭、怕講政治、怕講革命。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國曾經有過政治掛帥、搞‘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那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政治就不講了、少講了，共產黨不講政治還叫共產黨嗎？”“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決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他告誡全黨，對于敵對勢力的言論“要及時反駁，讓正確聲音蓋過它們。這與韜光養晦或不爭論是兩碼事”。他提倡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他強調：“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對于否定共產主義和革命理想、要求給共產黨改名、提出“把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等種種謬論，習近平總書記也給予了一一批駁。他反復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不要忘記我們是革命者，任何時候都不要喪失理想信念”。他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他說：“我們現在做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記初衷，不能忘了我們的最高奮斗目標。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含糊其辭，語焉不詳。”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他又說：“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陳云同志高度重視對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他反對‘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觀點，明確指出，這個觀點是不對的，應當說，共產主義遙遙有期，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他針對“我們黨已由革命黨變為了執政黨”的觀點指出：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但同時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黨，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精神、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還強調：“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包含著不忘革命精神這個重大命題。”“在進行社會革命的同時不斷進行自我革命，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政黨最顯著的標志，也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關鍵所在。”
以上論述，從理論上劃清了“左”的思想與講斗爭、講政治、講革命的區別，為全黨不忘初心、堅守初心、踐行初心，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保證。
3.堅守黨的初心，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必須防止權錢交易，因此，重點在于加強制度建設，切斷黨員干部與資本之間的利益輸送渠道，杜絕等價交換原則侵入黨內政治生活
物質決定精神，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資產階級政黨身后有大資本大財團作支撐，相互之間的利益關聯不僅“合法”，而且政府官員與公司高管之間還存在公開的“旋轉門”，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決定的。而無產階級革命，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毛澤東也說過：“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我們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總之，除了人民群眾的利益之外，再無自己半點私利，乃是我們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最大區別。
在革命年代，我們黨不存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政黨上層被收買的那種可能性，要堅守黨的初心，主要防止組織被敵人破壞。新中國成立后，堅守黨的初心，初期重點在于防止干部被資本家“糖衣炮彈”打中；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完成后，資本家不存在了，重點在于防止干部多吃多占、貪污腐化。而改革開放后，我國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出發，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市場為資源配置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不能不創辦三資企業、引進國外資本，發展民營經濟、利用私人資本，不能不遵守等價交換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黨要堅守初心，單靠自我整頓已經不夠了，還必須從制度上入手，健全規定，堵塞漏洞，切斷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與國內外私人資本之間可能出現的利益關聯，制止黨政機關和黨員干部與私人資本之間搞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防止等價交換的原則滲透到黨內。這對我們黨既是重大考驗，也是全新課題。由于黨從一開始就對此保持了高度警惕，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相結合的基本路線和“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警示，并以鍥而不舍的精神不斷總結經驗、研究對策、制定措施，所以改革開放條件下堅守黨的初心，不僅筑起了思想防線，也建造了物質防線。
首先，雖然允許和鼓勵私人資本在法律范圍內的發展，并讓國有即全民所有的經營性資產以資本方式運作，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有制主體地位始終沒有動搖。現在，國內外私人資本在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上繳稅收比重等方面都已超過50%，但土地、礦藏等構成生產要素的主要資源仍然牢牢掌握在國家和集體手中；凡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如金融業、運輸業、電信業、能源業等，仍然由國有企業獨資或控股經營。國有企業在深化改革過程中存在化公為私、化大公為小公等國有資產流失現象，但國有經濟的總體實力還是比過去更強更優更大了。黨的十八大后，對私人資本的監管比過去更加嚴格，最近，針對一些平臺企業發展不規范、存在風險的問題，提出了明確的規則，要求進一步加強監管和反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同時，提高了國有資本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規范了國企管理人員薪酬水平和職務消費等措施，進一步堵塞了國有資產流失的渠道。所有這些，充分體現了黨的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從而在基本經濟制度的層面保證了黨對初心的堅守。
其次，雖然吸收民營企業中的代表人物參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但絕不允許他們形成任何形式的政治組織；雖然批準其中符合條件的先進分子入黨，但他們只能按照黨員標準要求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絕不能充當私人資本的代表；雖然鼓勵黨政干部積極主動為民營企業排憂解難，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但絕不允許違反規定出入私人會所，更不允許搞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利益輸送。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進一步界定了政治權力與私人經濟的關系，既有利于防止金錢對權力的腐蝕，維護黨政干部的人民公仆本色，也有利于營造企業的公平競爭環境，防止權力對金錢的尋租，促進民營企業健康發展。在允許技術、管理、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情況下，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必然會產生矛盾，但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決定了這種矛盾決不允許發展到根本利害沖突的程度，也不允許有與人民根本利益相對立的利益集團存在，更不允許這種利益集團組織政黨，同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共產黨相互競爭、輪流執政。在當代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政治權力與私人資本之間的利益是被完全隔絕的，私人資本沒有干預政治決策的渠道。我們黨雖然出過一些腐敗分子，政策、決策也存在一些不夠完善的地方，但無論治國理政的總體取向，還是定政策、作決策的出發點，都是為大多數人而不是為少數人著想，考慮問題的角度都是人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而不是私人資本的利益，從而在政治制度的層面，保證了黨對初心的堅守。
最后，雖然允許黨政干部下海經商辦企業，但絕不允許在職干部辦私人企業，或在私人企業中任職；黨政干部及其家屬可以買賣股票和委托金融機構理財，但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買賣的每只股票每個理財產品，必須在年終個人事項報告書中如實填寫買入價格和收益。黨的十九大后，黨中央在原有基礎上重新修訂印發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領導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領導干部離職或退休后從事經營活動，做出了更具體更切合實際更便于操作的明確規定。所有這些，限制了黨員領導干部及其家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事涉及個人利益的經濟活動，以免作決策時受到特殊利益的干擾，從而在黨內制度的層面保證了黨對初心的堅守。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自覺抵制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生活的侵蝕”，“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這兩個命題如同兩條高壓線，是我們黨在私人資本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下堅守初心、牢記使命的最大保險。西方一些民意調查機構在我國反復民調，結果總是顯示群眾對我們黨和政府的滿意度處于世界的最高水平，而且還逐年提高，其深層原因也概出于此。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就說過，進到21世紀的時候，“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80年代，鄧小平提出“三步走”戰略，說要使中國在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世紀末，黨的十五大對21世紀前半葉的奮斗目標，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概念，即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又對2020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的30年，作出了“兩步走”安排，即用15年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然后再用15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21世紀中葉，當我國建成現代化強國之時，就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之日。
當前，我國勝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又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正處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他又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我們千萬不能在一片喝彩聲、贊揚聲中喪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漸陷入安于現狀、不思進取、貪圖享樂的狀態，而是要牢記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永恒課題，作為全體黨員、干部的終身課題。”這就告訴我們，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路途還很漫長，任務還很艱巨，絕不能有絲毫松懈。這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仍然是堅守和踐行黨的初心。只要這樣做了，我們就一定能從過去的勝利走向新的更大的勝利，最終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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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朱佳木（1946-），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