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當代中國研究所送來一套沉甸甸的書，打開一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幾個莊重醒目的大字赫然在目。頓時，一種歷史的莊嚴感、厚重感涌上心頭。我想，這大概便是人們常說的文獻魅力吧。
第一，體現了國史文獻求真存真的史實魅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60年的發展中，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可以說，國史文獻的豐富性、多樣性，超過了任何一個時代。但這也提出了去偽存真的問題。什么是真，什么是偽？何者為真，何者為偽？這是國史研究的一個重大問題。當代中國研究所在朱佳木所長的主持下，艱苦奮斗，歷經多年，終于推出了《國史編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這部篇幅達到七卷、字數將近800萬字的書，雖然只是《國史編年》的開頭，但已足以使人強烈地感受到，國史工作者從愛國護國、愛黨護黨的正確立場出發，憑著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盡全力展現出來的國史文獻求真存真的史實魅力。
《國史編年》展示了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一步一步地向社會主義邁進的全過程。“人間正道是滄桑”，中國人民從國情出發選擇了社會主義這一正確的發展道路，不是一蹴而就，一日之功，更不是一時頭腦發熱，而是經過了若干年的準備過程、探索過程、逐步過渡的過程。《國史編年》的前七卷，將這一過程通過國史文獻細致地敘述出來，充分揭示了這一發展的客觀規律，正本清源，有說服力地澄清了這段國史上的誤傳、誤讀、誤判。
第二，體現了國史文獻唯實求實的思想魅力。
就保存的形式而言，檔案文獻都是一件件地孤立地存在的。而就產生過程及其內容而言，檔案文獻又都是相互關聯的。通過歷史學者的研究，并且按照一定的邏輯關系加以編排，檔案文獻便有了活力，展示出內在的思想魅力。例如，在《國史編年》1949年卷開頭，有一個正文長達484頁的序編，用大量的近代文獻來展示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之后到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之前的這段歷史。這些生動的文獻資料，集中地說明了一個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救中國。又如，我們經常提到的新中國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也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些制度是如何醞釀提出并逐步建立起來的呢？《國史編年》也給予了詳細的描述。從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共同綱領》，到1954年9月20日通過的在毛澤東主席主持下制定的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毛澤東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在制定國家基本制度的時候，是何等的睿智，是何等的精心，是何等的民主，是何等的負責。通過《國史編年》的展示，還給人一個強烈的印象，新中國建立之初的頭幾年，不但是在國民經濟恢復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展開的基礎上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而且是國家基本制度、基本法律和基本體制從初創到初具規模的重要發展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史編年》向我們展示的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這些年，是共和國發展史上的奠基之年。這個奠基，不僅是指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而且包括奠定國家的基本制度、基本法律和基本體制。
另外，《國史編年》還對以老一代革命家在這一時期的思想發展，做了比較系統的反映，其中有大量的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中央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等起草的指示和電報，以及他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全國政協、全國人大等會議上的講話。那個時候，奠基立業，百廢待興，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日理萬機，卻能親自起草各種文電、講話提綱，讀了令人鼓舞，令人向往。
第三，體現了國史文獻嚴謹縝密的體裁魅力。
作為一部編年體的巨著，《國史編年》的完成，需要有一種見識，能夠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挑選出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文獻資料；又需要有一種本領，能夠把精心挑選出的成千上萬件文獻資料按照一種體系縝密地編排起來；還需要有一種才能，能夠團結和調度諸多學者按照同一體例和思路協同工作，經年累月，集腋成裘。
這部《國史編年》是如何從體裁上展示國史文獻嚴謹縝密的魅力的呢？首先是體現在全書貫通的嚴格體例上。在每卷卷首，都有全書的《凡例》和《本卷編輯說明》，對編纂者運用的體例作了規范性的說明。這些體例，從表面文字到實際內容，都很精當得體，體現了主持編纂者的史學功力和經年思考，不僅完全適用于這部書，而且可以為今后編纂同類著作作重要的參考。其次體現在全書貫通的體裁結構上。先說正文。每一條目都有綱文，以綱系日、系月、系年。絕大多數綱文之下還有目文，以目釋綱。從國史文獻的角度來說，綱文實際上相當于文獻的標題或主題詞，目文則是該文獻的主要內容和相關背景。這種編排，既有新意，又便于閱讀。在一些條目里，還有歷史圖片。有些重要條目，還附有文獻的全文。這些都增強了書中內容的歷史感和資料性。
值得一提的還有每卷書的附錄。這些附錄，每卷書各不相同，都依實際情形而定。通觀這七卷，歷年的中央政府和各部負責人名錄、各大區和省政府負責人名錄、國民經濟統計資料等，都是有價值的資料。我的理解，這些附錄相當于古代紀傳體二十四史中的“表”類，不妨再詳盡一些，亦無不可。
總之，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的出版，應當是國史研究中的一個里程碑。它標志著國史研究這門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應運而生的新興學科，正在從初創和初具規模走向興盛與成熟。
編者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正文皆簡稱為《國史編年》）是當代中國研究所繼上世紀90年代初接手組織編纂大型叢書《當代中國》之后啟動的又一項國史編纂的基礎性工程。該書采用綱目體，分年設卷，逐日記述新中國歷史上方方面面的大事，至今已出版1949年卷至1955年卷。為了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獻禮，也為了向理論界、學術界、出版界推介這部具有編年史性質的國史資料圖書，當代中國研究所于2009年8月23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該書的出版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從該書編纂的宗旨、體例和史料篩選以及編纂者的學術素養、學風等方面，對該書給予了較高評價，同時也提出了進一步改進的建議。現將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評議組副組長梁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祖武、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瞿林東、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田居儉等同志的發言摘要刊登如下，以饗讀者。(理論部主辦 責任編輯：危兆蓋 戶華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