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一直是國際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問題，但堅持正確二戰史觀并深刻把握其理論邏輯并非易事。這主要是因為：一是史觀是隨著時代而變化的，對二戰史的理解也會與時俱進，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在理念上會有所更新；二是史觀具有國別性，各國各民族基于在二戰中的不同經歷使得二戰史觀存在差異，每個國家都有對“正確”二戰史觀的評判標準；三是就歷史研究來說，隨著歷史時段的逐漸拉長，并伴隨著新資料的發掘、新技術的應用和多學科的融合，也在不斷充實和完善二戰史觀；四是錯誤二戰史觀尤其是“西方中心論”、歷史虛無主義、歷史修正主義在當今社會依然蔓延，不斷干擾人們對二戰歷史的準確認知。
以上復雜情況更加凸顯了堅持正確二戰史觀的重要性。正確的二戰史觀應聚焦于全面、準確、深入地研究戰爭的根源、進程、性質、結果，客觀評價各國人民在戰爭中的貢獻。堅持問題導向，堅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認真反思二戰歷史，防止戰爭悲劇重演。
二戰爆發的歷史根源，在于帝國主義國家間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所導致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但直接造成了一戰的爆發，也為二戰的爆發埋下了伏筆。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列寧曾精辟指出：“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由于帝國主義固有的侵略擴張性和掠奪性，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間圍繞資源、市場和土地展開激烈的競爭，并引發軍備競賽，最終形成兩大軍事集團——同盟國和協約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瓜分世界的斗爭最終導致了一戰的爆發。戰后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沒有解決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根本矛盾，反而加劇了帝國主義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的沖突。隨后，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蕭條徹底暴露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問題，并激化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新一輪矛盾。面對這場大蕭條，各帝國主義國家選擇了不同的應對道路。美、英、法等通過國家干預經濟的方法來緩解危機，而意大利、德國和日本則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試圖通過對外侵略擴張來轉嫁危機。這種侵略行為不斷蠶食一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最終導致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以更大的規模再度爆發。
從二戰進程看，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為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重大貢獻，有力揭露了“西方中心論”的虛假敘事。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在1931年發動侵華戰爭，中國率先步入了單獨抵抗法西斯入侵階段。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從那時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獨立堅持抗擊日本侵略者，是東方唯一的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戰場仍然抗擊著日本陸軍主力和部分海空軍事力量，繼續發揮著反法西斯東方主戰場的作用。中國的長期抵抗，不僅將日本拖入了持久戰的泥潭，也極大地牽制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世界的狂妄計劃。抗戰期間，中國付出了3500萬人員傷亡的巨大民族犧牲。日本軍國主義造成的破壞及其對中國資源和財富的掠奪，按照1937年的比價，給中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
在歐洲戰場，蘇聯從1941年6月開始抵抗德國法西斯的瘋狂入侵，在偉大衛國戰爭中，蘇聯共有2700萬人英勇犧牲，其中軍人866.84萬，付出了慘重代價，牽制了大部分德軍主力，率先完成二戰歐洲戰場的戰略轉折，同樣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重要貢獻。中國和蘇聯還團結美、英、法等世界大國，在各個戰場密切配合，最終成功打敗法西斯。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美英等國是二戰的重要參與者和二戰勝利的貢獻者，但它們早期推行綏靖政策，試圖安撫法西斯侵略者，這不但未能阻止反而加速戰爭的爆發，最終引火燒身。當然，美英等國在戰爭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向反法西斯多國提供援助、在亞洲和太平洋等戰場抵御法西斯，以及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等。必須看到，正是戰爭初期中國和蘇聯的頑強抵抗，才為美英等國參戰創造了有利的戰略條件。考慮到戰爭爆發后美國在較長一段時間孤立主義盛行的現實，所謂二戰勝利的“西方中心論”便難以成立。
從戰爭性質和勝利的結果看，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團結合作是打敗法西斯的決定性力量，戰爭的勝利絕非憑借一國之力所能完成。作為一場反法西斯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義性不容置疑。盡管戰爭起源于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非正義性爭奪，但它最終演化成一場由全世界愛好和平、反對侵略和奴役的人民共同參與的戰爭。正是因為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和鞏固，才為贏得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不僅是正義的勝利，更是人民的勝利。
弘揚正確二戰史觀，必須反對冷戰思維、陣營對抗和霸凌行徑，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作為戰爭勝利的重要成果，這個國際秩序對維護戰后世界和平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絕不容否定、絕不容拋棄。放眼世界，面對百年變局，我們要堅決捍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戰后國際秩序，為爭取世界持久和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新的貢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