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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1］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也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2］。

　　“走俄國人的路”，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面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的先進分子前赴后繼，探尋救亡圖存之道。從1851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到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農民階級、地主階級維新派、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相繼提出了各自的主張，推翻了封建專制的清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狀況和人民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仍然沒有改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猶如三座大山，成為橫亙在中華民族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

　　探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成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歷史重任，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1］。“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3］，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要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毛澤東曾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并得出了“走俄國人的路”的結論。［4］最初，黨也曾機械照搬蘇俄革命的經驗，將革命的重心放在組織城市工人運動，把黨中央設在中心城市上海，試圖像蘇俄那樣先奪取中心城市再建立全國政權，最終實現革命的勝利。但是，1927年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受挫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正視敵強我弱的現實，主張放棄攻打大城市，將革命重心轉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逐步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5］這是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實際，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分析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偉大創舉，“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2］（pp.43~44）。

　　“走自己的路”，開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

　　如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既沒有現成經驗可供參考，也沒有歷史教訓可資借鑒。新中國成立之初，工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基礎非常薄弱，“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6］。這種狀況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注定要走一條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蘇聯的工業化道路。為動員全國力量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盡快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迫切需要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做了比較完整的表述：“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7］隨后，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正式批準了這條總路線，并于1954年9月載入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用法律的形式把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全國人民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確定下來。

　　1953~1956年，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積極引導、穩步推進等方針，中國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初步確立起來。1956年4~5月，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8］，“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9］的政策主張，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果。1956年9月，中共八大正確分析了國內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提出：“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10］，為指導全黨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黨的正確主張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為國家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奠定了理論和制度基礎。“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8］（p.216），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與主要任務。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在經濟、外交和國防科技等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形勢的變化以及對客觀形勢變化的錯誤估計，導致隨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逐步脫離了中共八大確立的正確路線。［11］“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面臨巨大考驗，但是，“歷史是現實的根源，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12］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到啟動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并為我們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積累了經驗和提供了條件……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2］（p.691）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辟光明前景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由于“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影響，黨和國家的工作經歷了兩年徘徊時期。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發表，引發了思想理論界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奠定了思想基礎。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黨和國家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定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宣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辟了光明前景。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曲折發展的經驗深刻教育了全黨，使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解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改革開放后，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13］。“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13］（p.116）更重要的是，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處階段以及主要任務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鄧小平指出，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因而“一定要致力于發展生產力”。［13］（pp.252,28）1987年，中共十三大全面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開創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道路闊步前進。

　　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政治風波是國際國內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一些西方國家積極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國內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出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本質就是要走全盤西化的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是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搞資本主義只能讓少數人富裕，大部分人仍將處于貧困狀態。事實告誡了黨，也教育了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沒有捷徑，也更加堅定了黨領導人民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決心。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3］（p.373）“南方談話”突破了把計劃和市場視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區別的觀念，首次集中闡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極大地推動了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向縱深拓展。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特殊貢獻，也為進一步拓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石。“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3］（p.197）這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總結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高擎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毫不動搖地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堅定不移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受住了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考驗，昂首跨入21世紀。新世紀新階段，在十分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準確把握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戰勝了一系列重大挑戰，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2］（pp.8~9）這是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奮斗史得出的堅定結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2012年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題，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牢牢把握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1］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了物質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1］但是，歷史上功敗垂成的先例并不鮮見，在近代中華民族實現復興的崎嶇歷程中，幾次受到外力侵襲而中斷的血淚教訓，時刻告誡世人越到沖刺的時候越是關鍵的時期。對此，習近平指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一場社會革命要取得最終勝利，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14］回望走過的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接續奮斗，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凝聚著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近代中國170多年斗爭史、新中國60多年發展史和改革開放40年奮斗史的深刻思考，“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15］。無論是“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還是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3］（p.3）都與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現代化道路有著顯著差別。遠眺前行的路，“我們要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6］我們“站立在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十三億多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無比廣闊的時代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1］只要我們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一定能夠實現。

　　總之，從“走俄國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再到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人民踏上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快速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本質上是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接續奮斗的道路，也是被歷史和實踐證明了的創造人民幸福生活、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昭示著黨和國家事業勝利前進的正確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源自歷史的經驗，源自實踐的檢驗，源自人民的信賴。中共十九大要求全黨自覺地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根本原因就在這里。

　　［參引文獻］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

　?。?/font>3］《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