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作做了新的概括，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
實踐創新是理論創新的源泉，理論創新是實踐創新的結晶。對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是以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經濟關系為基本事實，以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發展為實踐過程，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當代發展為思想指導的。這一新概括，不只是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創新，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的理論升華。
一、基本經濟制度總體論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踐過程
基本經濟制度是一定經濟社會形態中最基本、最本質的經濟關系，反映不同社會經濟關系的根本特征，彰顯不同社會生產方式之間的本質區別。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做過多方面的探索，從總體上對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及其內在規定性做過多次闡釋。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認為：“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卻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個既定的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既定基礎；同這種獨特的、歷史地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一種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最后，分配關系本質上和這些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樣的歷史的暫時的性質。”在這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意義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做了兩個方面的科學分析：
第一，生產方式總具有深刻的歷史規定性，一定的生產方式總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歷史規定性”實際上有兩方面含義：一是相對于異質的生產方式而言的歷史規定性；二是同一生產方式中階段性變化的歷史規定性。生產方式這兩方面的歷史規定性，使一定社會基本經濟制度也有兩方面的規定性：一是異質生產方式之間，在基本經濟制度上有著本質上不同的規定性；二是同質生產方式在不同發展階段上，基本經濟制度規定性發生部分質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這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也是這樣。
第二，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總體上具有三方面規定性：一是一定階段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這種生產力的“發展形式”，既是以往歷史發展形式的賡續，因而是作為“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而存在的；同時又是現實發展的物質基礎，因而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既定基礎”。貫穿“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和“新的……既定基礎”的，實際上就是社會生產力的運行方式，亦即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方式；二是生產關系上的規定性，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本質規定；三是分配關系上的規定性，馬克思認為：“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地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的人類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相互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并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這些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分配關系不過表現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
在馬克思看來，從總體規定上看，與一定生產方式相聯系，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在性質上具有顯著的歷史規定性，在內涵上則分作生產關系、分配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體制規定性。這里講的“經濟運行體制”，指的是一定社會組織內部資源配置的機制、方式和結構的總和，是對一定社會經濟運行模式的概括，經常簡稱為“經濟體制”。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上，做出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顯著優勢”的判斷。這一判斷，是對馬克思關于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在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問題探索中的科學運用。這一判斷，突出了生產關系中所有制結構體系和分配關系中分配制度格局的基本特征，強調了經濟體制上社會主義制度規定和市場經濟體制規定有機結合、融為一體的基本特征，并且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既定基礎”上，凸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堅實基礎和本質規定。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探索，不僅是對馬克思關于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運用，更是新中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堅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實踐探索中的理性概括和理論結晶。
一是改革開放伊始，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性的探索，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重要課題。鄧小平曾提出：“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上的這兩個“根本原則”，凸顯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規定。在改革開放的推進中，鄧小平在1992年春還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凸顯了制度建設上的戰略思考。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10多年間，以計劃和市場關系為核心問題的經濟改革實踐探索的理論概括。
二是黨的十四大以后，從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結合上，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探索有了重要推進，特別是黨的十五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理論，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制度格局做出了理性概括，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征做了概括，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綱領。在這一時期，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兼容問題，也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探索的重要內容，圍繞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核心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性規定迅即生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整體特征愈益昭顯。
三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結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實際，因時而進、因勢而新，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探索上出現了重要進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首先就在堅持和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下展開；在政府和市場關系核心問題方面的探討，進一步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性；在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和分配方式格局的探討中，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性的總體理論日臻完善。
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綱領和基本經濟制度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探討，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為實踐基礎和理論前提的，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及其相應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1982年，黨的十二大在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時，就提出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的新理念，認為“由于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總的說來還比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長時期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的同時并存”。黨的十三大對這一理念做了新發展，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至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狀況所決定的”。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的思想，對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特征的理性概括走出了重要一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階段性發展的特定的歷史規定性，是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特征的基本立足點。
在這一時期，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格局的理論探索也在不斷深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就提出“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的論斷；黨的十二大也從“制度”意義上強調，“在現階段，我們必須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堅持按勞分配制度和其他各項社會主義制度”，從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上彰顯了按勞分配的“制度”規定性。黨的十四大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豐富和發展了認識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理論視野。1997年，黨的十五大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民經濟事實為根據，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理論。對其中的基本經濟綱領，從四個“堅持和完善”上做了闡釋，這就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堅持和完善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四個“堅持和完善”，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規定做了明確表述，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經濟制度規定性做了進一步探索。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綱領上的這一探索，把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初級階段的現實要求有機結合起來，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上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總體”中，居于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主體地位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是“總體”中的“普照的光”，就是“特殊的以太”，就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融入和生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根據和條件。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首要規定，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決定的。黨的十六大在明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時，強調兩個“毫不動搖”的思想，即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實現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
“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地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黨的十六大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加以理性概括的同時，提出“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調整和規范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分配關系，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一分配制度，是我們黨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背景下，對按勞分配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有機兼容關系探索的結論，也是對分配關系制度與生產關系制度相結合問題探索的結論。
2015年11月，習近平在回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問題時，強調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基本規定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提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問題時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決定著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視界內，不僅“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且還“明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他還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視界內，同樣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這不僅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分配決定于生產，又反作用于生產，‘而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而且還因為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的最適合的分配制度，“實踐證明，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有利于實現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統一”。這里提到的“制度安排”，實際上就是從基本經濟制度意義上，對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肯定。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規定性的探索，已經取得突破性進展。
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探索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升華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最突出的理論創新，在于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概括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這一理論創新實際上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已有思想先覺，已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新概括的理論先河。
實踐創新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強調：“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這些言簡意賅的闡釋，一方面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離析，形成市場經濟一般范疇；另一方面又強調市場經濟體制必然要與一定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起來”，直接成就了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術語的革命”。
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時就指出：“在九十年代，我們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經濟體制，實現達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發展目標。再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周年的時候，我們將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從建立“體制”上的定位，到“制度”意義上的“定型”，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的基本路徑，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自身完善和發展的內在要求。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部題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培育現代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以及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見解，對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做出了初步回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總體”中，不斷融入和生成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性。
2013年3月，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在回顧這一時期改革特征時指出：“從黨的十四大以來的二十多年間，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可以看出，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
這一論述表明，習近平已經揭示了黨的十四大至黨的十八大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三方面的制度性取向：第一，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已經由黨的十四大之前以計劃和市場關系為核心問題，轉化為以政府和市場關系為核心問題，使市場經濟體制同基本經濟制度兼容性問題更為突出；第二，這一時期，特別是黨的十七大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開始出現“從制度上”深化改革的取向；第三，這一取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其結果就是“從理論上對政府和市場關系進一步作出定位，這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的轉換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兼容”問題，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性和制度性的融合、結合問題，成為這一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把“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整體關系上，從“辯證法、兩點論”方法論出發，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內在的基本經濟制度規定性做了多方面闡述。
第一，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核心問題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性規定的重要“根基”問題做了論述。作為生產關系的核心，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社會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上起著決定性作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顯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性，并不是由經濟體制一般性決定的，而是由與之“結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特殊性所決定的，特別是由居于基本經濟制度核心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性質所決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體制一般和經濟基本制度特殊的統一。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為深入地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兼容，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性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規定性，也更為實際地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融合，進而生成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制度屬性。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起來”的過程中孕育其制度規定性的，是在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過程中生成其制度規定性的。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記“社會主義”這個定語。習近平指出：“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的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在這里，要講“辯證法、兩點論”，要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是相輔相成的，要堅持把握、優勢互補，要有機結合、協同發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要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的制度規定的緣由所在。
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深受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規制和影響，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是這一制度優越性的最本質特征。習近平提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結合問題上，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要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既要遵循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又要體現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這一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本質規定。在根本上，解決好政府和市場這一核心問題，就要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性規定，就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根基”，就要在同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起來”和融合起來的過程中體現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就要在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中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四、基本經濟制度新概括與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新探索
2015年11月，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問題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問題做過闡釋，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野。2017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問題做出闡釋，提出“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性概括”的新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說，無論在“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還是在“理性概括”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核心問題和根本立場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我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如習近平所指出的，“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體系，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關系發展要求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無論在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還在根本立場上都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在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中，這種統一性集中體現于規劃發展戰略、統籌發展全局、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運行中，體現于牢牢堅持核心問題和根本立場、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闡釋中，突出了“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在經濟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發展同樣是硬道理，特別是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更要突出發展理念，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更需要我們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到解決各種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上。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深刻體現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之中，豐富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思想內涵，凸顯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實踐指導意義。
第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概括，強調了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在推進所有制結構全面發展中，要著力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同時也要健全支持民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的法治環境，完善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政策體系，健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制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第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概括，強調了堅持多勞多得，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重要意義；強化了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的重要作用。習近平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分配決定于生產，又反作用于生產，‘而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實踐證明，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方式并存的分配的制度安排，“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有利于實現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統一”，要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使我們的社會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第三，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突出了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意義，特別要在加強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健全以公平為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上有顯著進展；在優化經濟治理基礎數據庫等方面有顯著成效；在健全推動發展先進制造業，振興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等層面，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上有長足進展。
第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強調了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意義。現代化經濟體系包括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以及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在內的“六個體系、一個體制”結構體系。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著力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為戰略支撐，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為根本途徑，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重要基礎，以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為必由之路。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及其成效，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上體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顯著標格。
2018年，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必須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揮和增強我國制度優勢。”改革開放實踐的啟示在于：制度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扭住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關鍵，把握好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新概括的深刻內涵，一定能在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發展中，彰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智慧和理論力量。
作者：顧海良，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