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樣一個貫穿中國經濟活動整個過程的政策取向，其探索形成和不斷艱辛實踐，是中國取得經濟跨越發展奇跡的內在原因，是不同于資本控制經濟運行、發展成果按資本分配的資本主義的根本所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化認識，把計劃和市場等明確為服務于這一政策取向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本末倒置——將其作為要實現的目的。中國之所以能夠保障主要政策工具服務于這一政策取向，而沒有在實踐中發生重大偏離，最關鍵的是因為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從嚴治黨又構建起有利于發揮好政府和市場作用的政治生態，從而避免腐敗可能引發的蟻穴潰堤。
一、經濟跨越發展奇跡是在從嚴治黨下實現的
從嚴治黨使中國共產黨永葆先進性、純潔性，構建起能夠適應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體制，形成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政策、法律及其實施體系，也就能夠很好地把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踐行到改革發展實踐的各個領域和不同層面。
不從嚴治黨，放任腐敗分子侵蝕國家和人民的發展成果而擾亂經濟秩序，甚至演變成侵蝕國家和人民發展成果的利益集團，通過影響政策的選擇，偏離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方向，這是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未能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反而陷入困境的關鍵因素。
20世紀80年代，中國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創新下，在實踐中通過放活政策的實施，逐步突破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其中一項重大實踐突破就是實行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并存的“雙軌制”。在這一漸進式改革中，由于中國當時仍處于短缺經濟階段，供不應求，也就發生市場價格明顯高于計劃價格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黨政干部利用手中之權，批給一些組織或個人價格較低的計劃內指標（當時習慣稱批條子），從中尋租。很多組織或個人通過種種不正當方式獲取計劃內指標批條，坐享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差價之“利”。其中，“官倒”等腐敗現象的發生，成為引發1989年政治風波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國共產黨當時不及時解決這些腐敗問題，放任勢態蔓延，不僅會使擾亂了的經濟秩序更為惡化，還可能形成官僚利益集團，人民的利益也就得不到保障，中國共產黨也就必然失去人民的擁戴。由此，中國也就會滑向俄羅斯那樣的資本主義化之路。
正是中國共產黨果敢向腐敗宣戰，對黨政干部尋租腐敗說不，凈化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政治生態，成為1989—1991年國民經濟治理整頓成功的保障，成為之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成功的保障，成為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成功的保障，進而才有了那場政治風波平息后至今的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經濟快速發展的良性互促局面。
現階段，要進一步增強對全面從嚴治黨的定力，還需要厘清經濟增速放緩是否是因為全面從嚴治黨所致這樣一個問題。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和反腐敗高壓態勢形成之前的一段時間內，不少地方政府、公有制企業把反腐敗停留在文件中、口頭上，落實得少，因為擔心大力度反腐敗會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在調研中了解到，一些國有企業的紀檢負責人在那些日子里，為反腐敗煩惱，不反腐敗的話，腐敗問題會嚴重影響黨的形象和擾亂經濟社會秩序；反腐敗的話，所在企業在經營活動中不講所謂的“人情世故”，不理會有的參與國家資源分配實施和市場交易的人想從中獲取私利的所謂潛規則，會失去不少政府支持項目和商業訂單等機會，紀檢負責人就可能遭受阻礙企業發展的指責，從而導致有的紀檢部門形同虛設。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重拳出擊反腐敗，一些人在這種強大威懾下不敢腐，同時也因為尋租機會缺失，在工作中推進發展的動力減弱，由此社會上有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高壓反腐敗所致的觀點，實質是間接地指責全面從嚴治黨有些過度。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
實際上，中國經濟下行不是因為全面從嚴治黨，而是由于國內外經濟運行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就國際因素而言，是因為世界經濟增速持續徘徊于低位所致。全球經濟增速從2008年開始在低位徘徊，至今未見根本好轉，即便是新興經濟體國家，近兩年增速也有所放緩。美國、日本等為應對經濟下行，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由此其他國家貨幣也競相貶值，盡管如此，國際油價和大宗商品價格仍然持續低迷。其中，紐約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貨價格由2008年7月11日每桶147.27美元的歷史最高價[1]，最低下降至30美元左右。這種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和不能走出低迷的態勢，對中國經濟增速產生了極為明顯的下拉作用。就國內因素而言，是因為對經濟的增長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換擋的主動選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抓住發展戰略機遇期，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實施投資、出口拉動等發展政策，在1979—2012年間GDP實現高達9.8%的增速，在解決了長期供給短缺問題之后，也演變生成一些傳統支柱產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地方和企業沒有未雨綢繆，在嚴重困難到來之前，缺乏推進轉型升級的動力，一些傳統支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新興產業發展不能滿足需求的結構問題沒有得到及時妥善解決，還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面對如此態勢，特別是隨著經濟發展上升到更高臺階的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常態理論，中央要求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主動下調經濟增長速度，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注重提升經濟質量和效益，明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任務及其實現路徑。近年來，中央在采取多種措施淘汰落后產能的基礎上，從2016年起，明確用5年時間再壓減1億—1.5億噸粗鋼產能[2]，用3—5年時間煤炭行業產能再退出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3]。
有人為實現否定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目的，一方面不愿意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跨越發展奇跡中的核心領導作用的客觀事實，將奇跡的取得視為“悖論”；另一方面，利用各種時機，錯亂人們的視聽。如果把現今中國面臨經濟下行壓力歸于全面從嚴治黨，與事實不符，實質上是一種陷阱，會動搖全面從嚴治黨的信心，中斷全面從嚴治黨進程，讓黨自甘墮落走進泥潭。對此應當高度警醒，清醒地認識到全面從嚴治黨不是經濟高速增長放緩至中高速的原因，不能因為面臨經濟下行壓力而對全面從嚴治黨有絲毫動搖，更不能因此而使全面從嚴治黨半途而廢。
二、全面從嚴治黨有利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形成優化資源配置和厚植發展優勢的機制
中國跨越發展奇跡的取得，是由于在不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發揮好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作用，其中發揮好政府作用實現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并厚植起國家發展優勢，而不是有人所說的去政府作用的結果。無論是政府在計劃經濟時期直接配置資源，還是現今市場經濟時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發揮好政府的作用不僅僅是為了避免市場失靈，還在于通過促進資源向事關國計民生的戰略新興產業、重大科技攻關等領域集中優化配置，解決單一經營主體難以完成，或由于外部性和成本高等原因而使單一經營主體承擔后不經濟的難題，由此才厚植起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優勢。離開政府作用的充分發揮，中國是難以在新中國成立起至改革開放前的較短時間內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改革開放以來也難以實現持續高速發展而在世界經濟體中攀升至第2位。
如果不全面從嚴治黨，放任腐敗，不利于政府作用的發揮及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和厚植發展優勢的實現。一是，在實施社會主義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建設模式時，腐敗分子把國家的種種資源收入私囊，不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一段時間曝光頻率較高的橋梁斷裂、公路毀壞、堤壩潰爛、房屋坍塌事件，就是因為相關人員受賄尋租，導致項目設計不科學、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等問題，使人民艱辛創業興業積累起來的國家財富遭受浪費和損失，甚至有的重大事故還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由于各方不正當的“各得其所”，由此，作為項目發包方的政府工作人員或其代表對項目實施不敢嚴格監管，驗收者對項目完成質量不嚴格把關，施工單位則可大膽偷工減料，因而就有了間隔時間不長的壞了修、修了壞循環的現象。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和公有制企業職員用公款旅游、打高爾夫球、在高檔會所消費、超標使用辦公用房和用車，也是對國家財富的侵蝕，敗壞黨風、政風，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二是，不利于公有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其中，較為明顯的是有的國有企業在改革中存在國有資產被低價評估出售問題，在產品交易中也可能發生偏離市場價格的利益輸送問題。例如，2002年，廣州市白云城市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在由國家出資企業向民營股份制企業轉變的過程中，時任董事長、總經理、法定代表人及白云城建公司深化企業改革籌備小組領導小組組長陳柏釗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故意不向資產評估公司提供全部資料，致使價值4459萬元的133套公司房產僅核定為260萬元，造成4199萬元國有資產的流失。[4]種種腐敗現象的發生，也一直是新自由主義主張去政府作用的理由。長此下去，發揮好政府作用來優化資源配置和厚植國家發展優勢的信心也將動搖。如此，不僅不能接續厚植來之不易的發展優勢，還可能使之在不經意間喪失。
中國之所以能夠發揮好政府作用，根本緣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能夠把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取向貫徹落實到實踐的方方面面，處理好全局與局部、長遠與短期利益的關系，使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建設模式的實踐能夠獲得優化資源配置和厚植發展優勢的成效。同時，從嚴治黨又使政府更好地擔當起優化資源配置和厚植發展優勢的重大使命，才保障了計劃經濟時期的舉國體制和市場經濟時期的新型舉國體制下重大項目能夠成功實施，才有了以“兩彈一星”、雜交水稻、青蒿素等重大前沿科技攻關的成功，才有了大慶油田、寶鋼等大型骨干國有企業建設和改革發展的成功，才有了高鐵、青藏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成功。
當代中國的實踐反復表明，能否發揮好政府作用來厚植起國家發展優勢，關鍵在黨的領導，也關鍵在能否從嚴治黨。在利益主體多元化和利益關系復雜化的市場經濟中，要發揮好政府作用，促進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發展優勢的厚植，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一方面要通過完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財經紀律防范腐敗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還應對不作為、亂作為者堅決說不，強化對不作為、亂作為的查處，促進敢于作為且善于作為激勵機制的不斷完善。
三、從嚴治黨有利于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形成激活經濟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機制
尊重市場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進而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關鍵在于能否建立起以公平為前提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也取決于能否全面從嚴治黨。
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把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取向，逐步體現到所制定和實施的法律法規中。在保護產權上，制定實施了《民法通則》《物權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擔保法》；在完善市場體系和規范市場秩序上，制定實施了《合同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價格法》《土地管理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在促進創新上，制定實施了《科學技術進步法》《專利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等。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產權保護、創新激勵、市場建設、公平競爭等方面對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作出了全面部署。在構建保障市場開放統一、公平競爭運行的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時，還針對有可能擾亂開放統一、公平競爭秩序的關鍵環節問題進行專項治理。中共十八大以來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對“老虎”、“蒼蠅”一起打，形成有腐必反的高壓態勢。盡管腐敗現象有所遏制，但仍不可忽視種種腐敗對發揮市場作用的負面影響。
種種腐敗現象的發生，除了不利于發揮好政府作用外，還有礙發揮好市場作用，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一是腐敗擾亂市場秩序，使市場不能統一開放、公平競爭運行。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在承辦多種行政審批和監管、土地資源利用規劃、財政資源分配、稅收減免、重大建設項目實施等業務時，利用手中的權力，搞權錢交易。例如，在證券市場上，由于處于發展過程中制度尚需不斷完善，加之相關職能部門的少數人在對企業上市準入審批時尋租而不嚴格把關，對企業信息披露監管不到位，導致有的企業所披露信息不真實，由此導致股民遭受損失。再如，2016年3月6日下午，全國人大代表、時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山西團開放日中列舉腐敗案例說：我們查處的一個副市長，膽大妄為，在北京看上了一套1420萬元的別墅，讓老板專程到北京給他付款，買下這套房子。在海南游玩時，看中了一套當地的房產，讓陪同游玩的老板當場出錢買下來。還有幾戶企業投資興辦煤礦，原來計劃兩年半建成，這位副市長找他索要干股錢。企業老板拖著沒給，他就百般刁難，結果8年都沒有建成。老板看沒有希望了，無奈想把在建煤礦轉出去。副市長就說，你不給干股錢，你想干干不成，你想轉也轉不出去。老板給了上億元錢才把煤礦轉出去。腐敗扭曲市場，資源配置到行賄的企業，使優質企業的發展遭受沖擊，劣幣驅逐良幣，也就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5]二是，腐敗增加交易成本，也導致整個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增加，不利于國家在國際上競爭力的提高。例如，2005年山西一省級金融機構黨委書記、董事長在給企業貸款的時候，要求企業在正常付息之外，還要向他控制的公司支付2%的顧問費。[6]三是，腐敗擾亂合理經濟布局。2015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造成165人遇難、8人失蹤、798人受傷，304幢建筑物、12428輛商品汽車、7533個集裝箱受損，直接經濟損失高達68.66億元[7]。發生如此重大災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腐敗，致使該公司可以公然違反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和濱海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非法建設危險貨物堆場。可見，腐敗是嚴重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毒瘤，放任其漫延，激活經濟、釋放新的發展動力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預期目標也就難以實現。
從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由此激活經濟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出發，應當把維護開放統一、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在實踐中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取向，處理好黨、政、企、市場的關系，完善法律法規，在政策支持、行政審批和監管、市場交易等可能擾亂開放統一、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關鍵環節加強監督，加大反腐力度，根除法不如文件、文件不如講話、講話不如批示、批示不如領導現場辦公的現象，避免官僚利益集團的形成及其對政策、法律制定和實施的鉗制。
總之，全面從嚴治黨，有利于更好地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是厚植發展優勢和釋放發展新動力的根本保障。鑒此，對全面從嚴治黨應當更加有信心，在實踐上更加有定力。
?。ㄗ髡邽橹袊鐣茖W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1]參見《國際油價盤中首次突破每桶147美元》，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7/ 12/content_ 8532842.htm。
[2]參見國務院關于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人民日報》2016年2月5日，第1版。
[3]參見國務院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人民日報》2016年2月6日，第2版。
[4]參見《廣州一國企原董事長貪6000多萬?被控隱瞞133套房產》，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60517/ 22663153.html。
[5]參見《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一副市長受賄金額超過9個貧困縣的財政收入》，中青在線，http：//news.cyol. com/content/2016-03/06/content_12255903.htm。
[6]參見《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一副市長受賄金額超過9個貧困縣的財政收入》，中青在線，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6-03/06/content_12255903.htm。
[7]參見《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調查報告公布》，《光明日報》2016年2月6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