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常態(tài)”的一個思想史的梳理
2008年前后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新常態(tài)”一詞迅速在國內外各大媒體“躥紅”，成了最搶眼和最前沿的熱詞之一。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更將全球輿論界對“新常態(tài)”的議論推向高潮。本文擬對“新常態(tài)”作一思想史的梳理，供大家學習和討論時參考。
一、世界經濟危機下的“新常態(tài)”和“新中性”、“新平庸”
許多文章都把“新常態(tài)”（New Normal）這個詞的發(fā)明權判給了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其實這個說法并不準確。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新常態(tài)”一詞就已經出現(xiàn)，后來隨著東南亞國家經濟逐漸恢復，“新常態(tài)”的說法逐漸消失。[1]然而，隨后不久美國新經濟泡沫破裂，“新常態(tài)”再次被不時提及。據統(tǒng)計，2002年，“新常態(tài)”一詞在國際主流媒體中每個月出現(xiàn)50次。[2] 2004年，美國
Face book投資人羅杰·麥克納米（Roger McNamee）出版了《新常態(tài)——大風險時代的無限可能》[3]一書。他認為，20世紀40—60年代，人們很容易為自己設計一個安全的未來，包括選擇自己的職業(yè)、配偶和住所，乃至幸運地享受公司的利益和足夠聰明地購買股票；到了70—90年代，技術和競爭改變了一切，經濟的強勁掩蓋了生產和生活的不穩(wěn)定，股市的繁榮使人們誤以為可以掌控自己的世界。但是現(xiàn)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恐怖事件、公司丑聞頻繁發(fā)生，工作崗位大量外流，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且即便是經濟復蘇也不復以往的安全和繁榮的景象。作者把這一時代叫作New Normal。此后，2007年美國爆發(fā)次貸危機后，New Normal一詞在全世界范圍內迅速得到廣泛傳播。
確實，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歐洲發(fā)達國家陸續(xù)走出滯脹困境，通貨膨脹率下降，經濟恢復增長。隨后迎來了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革命和以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融入世界經濟為動力的全球化浪潮的強力推動，世界經濟經歷了一段范圍空前的快速發(fā)展時期，GDP平均增長率從1990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4.3%、2005年的3.6%和2010年的4.1%，其中，高收入經濟體從2.9%上升到4.0%、2.8%和3.0%，中等收入經濟體從3.3%上升到5.5%、7.1%和7.9%，中低收入經濟體從3.2%上升到5.4%、7.1%和7.9%（表現(xiàn)最搶眼的亞洲和太平洋經濟體從5.6%上升到7.5%、9.8%和9.9%，其中中國從3.9%上升到8.4%、11.3%和10.6%，傲立群雄），低收入經濟體從0.5%提高到2.0%、6.7%和6.8%。[4]但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影響深遠，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遏制未果很快演變成全面的金融危機，更使發(fā)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勢頭出現(xiàn)逆轉，市場籠罩在一片恐慌的氣氛之中。
2009年初，全球債券市場的主要操盤手、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兩位主要掌門人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和默罕默德·埃爾·埃里安（Mohamed A. El-Erian）在一次論壇中用“新常態(tài)”（New Normal）一詞來概括世界經濟特別是發(fā)達國家所發(fā)生的變化，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皮外傷，而是已經傷筋動骨，西方經濟體很可能無法從此次經濟危機重新回歸此前的經濟循環(huán)，經濟活動將會持續(xù)處于緩慢蕭條、失業(yè)率異常居高的狀態(tài)。這一觀點一經提出，隨即引起一些同仁的持續(xù)關注。果然，繼美國之后，從希臘開始，隨后是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歐債危機全面爆發(fā)。后來的幾年，世界經濟低迷，增長緩慢，失業(yè)率之高令人震驚，于是“新常態(tài)”概念逐漸被廣泛接受。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如卡門·萊因哈德（Carmen Reinhard）、肯·羅格夫（Ken Rogoff）、勞倫斯·薩默斯（Larry Summers）、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辜朝明（Richard Koo）、托馬斯·弗里德曼（Tomas Friedman）等都結合這一概念對金融危機后的經濟走勢作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美國的各大主流媒體如CNN、彭博社、《時代》雜志、《福布斯》雜志、《紐約時報》等都探討過“新常態(tài)”的話題。2010年第40屆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場專題研討會的主題便圍繞“什么是全球增長的‘新常態(tài)’”展開，隨后幾天的多場專題討論會都與這一話題有關。“新常態(tài)”概念也逐步得到美國官方認可。2012年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任命埃里安為總統(tǒng)全球發(fā)展顧問委員會主席；次年美國勞動統(tǒng)計局（BLS）發(fā)布了題為《2022年的美國經濟：通向新常態(tài)》的報告，對美國經濟未來若干年的增長前景作出了預測。[5]
據統(tǒng)計，2011年，“新常態(tài)”一詞在國際主流媒體中每個月出現(xiàn)的次數已經高達700次。[6]這一概念甚至也被使用到了許多非經濟領域，如新加坡總統(tǒng)陳慶炎在2011年的總統(tǒng)大選中稱新加坡的國會政治已進入了“新的常態(tài)”（New Normal），也就是一個既有強有力政府又有更多反對黨議員的狀態(tài)。[7]2012年美國NBC推出一部帶有喜劇色彩的電視連續(xù)劇，名字就叫The New Normal，講述一對男同志夫婦和代孕閨蜜一起生活，迎接和撫養(yǎng)小孩的故事。由于媒體中使用的“新常態(tài)”越來越偏離其本來所指，2011年初埃里安再次對該概念的內涵作出明確的闡釋。他說，“新常態(tài)”是指世界各工業(yè)國將面臨增長乏力、失業(yè)率持續(xù)高企、私人部門去杠桿化和主權債務等問題，而且各經濟體的增長速度不一致，財富增長動力從工業(yè)化國家加速向新興經濟體轉移。他強調指出，“新常態(tài)”指的是在目前的政治經濟環(huán)境下最可能發(fā)生的事情，而不是應該發(fā)生的事情。[8]2014年他在另一次接受采訪時就引發(fā)“新常態(tài)”的深層次原因作出闡述：“一個經濟體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過度經營、過度借債、隨意冒險和信貸擴展之后，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恢復——這種觀點是最初的推理依據。緊接著，政策回應進一步造成發(fā)展滯后，總需求不足加劇了經濟增長和就業(yè)的艱難程度，人們開始關注供應方面因素。”[9]
2014年起，世界經濟有了復蘇企穩(wěn)的跡象，美國GDP增長2.4%，比上年增加0.5個百分點；歐元區(qū)經濟恢復增長，由前兩年的-0.6%、-0.4%提高到0.9%。[10]但總體上看，發(fā)達經濟體依然增長緩慢、制造業(yè)疲軟、需求不旺；新興經濟體發(fā)展不均衡，增速普遍低于過去20年的水平，部分國家甚至陷入深度衰退。有鑒于此，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在該年5月13日發(fā)布一份題為《新中性》（The New Neutral）的長期展望報告，認為新常態(tài)已逐漸過渡到了一個可以稱為“新中性”的階段，“即使現(xiàn)在是一個‘多速’的世界，未來幾年，各國經濟很可能會不約而同地向較緩慢卻穩(wěn)定的增長率趨同，而央行利率將不得不維持在危機之前的均衡水平以下。”報告預測，未來三至五年歐元區(qū)經濟增長率將在1%范圍內，可能超不過1.25%；中國在6%—6.5%范圍內；而美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比其他主要經濟體要樂觀，但危機前的增長趨勢未來三至五年不大可能會達到。據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執(zhí)行副總裁克拉里達（Richard Clarida）作出的解釋，“‘新中性’預期說的是全球經濟并不是在復蘇，而是在向乏力的經濟增長率趨同。”[11]就在同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值從3.7%下調至3.4%，該組織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公開對外表示世界經濟可能會經歷一個長期低于其此前的平均增長水平的時代，她稱之為“新平庸”（New Mediocre）時代[12]。她是在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事務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提出這一概念的。她認為需要給全球經濟一點震撼，以免“它以欠佳的增長水平得過且過”。[13]“新平庸”的特征是“兩低兩高”，即低增長、低通脹、高失業(yè)和高負債。那么世界經濟如何避免“新平庸”成為“新現(xiàn)實”？這也便是2016年博鰲亞洲論壇熱議的話題，有人認為“新平庸”就是“新常態(tài)”，市場回到一個更加平穩(wěn)的態(tài)勢，世界經濟本來也無法一直維持高增長勢頭；也有人提出反駁，認為目前全球面臨的關鍵問題不僅僅是增長放緩，同時還有低通脹、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問題。[14]
總之，“新常態(tài)”、“新中性”和“新平庸”三個概念都是針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形勢作出的悲觀預測，三者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或許只有程度上的差別。筆者認為，國際上之所以用“新中性”、“新平庸”取代了“新常態(tài)”的提法，更重要的還在于后者在中國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并迅速成了與前兩個概念區(qū)別開來的熱詞之一。
二、學術界熱議的“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
自2002年至2011年，中國的GDP增長率連續(xù)保持在9%甚至10%以上的水平。美國次貸危機爆發(fā)后，中國政府迅即推出“四萬億計劃”，旨在應對國際危局，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wěn)較快增長，結果中國的GDP增長率從2008年的9.6%、2009年的9.2%回升到2010年的10.6%。2011年尚有9.5%的增長速度，但從2012年開始一下子就下滑到8%以下的水平，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分別為7.7%、7.7%和7.3%。[15]2015年更是只有6.9%，創(chuàng)近25年新低。[16]一時間，中國經濟是不是也像歐美國家那樣患上了同樣的病癥、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究竟如何，成為國內外輿論熱議的話題。一些“頑固的悲觀者”認為中國的增速即將大幅放慢至4%以下甚至更低，國際上唱空中國制造業(yè)甚至認為中國經濟會崩潰的論調重新泛起；另一些“堅定的樂觀主義者”則認為中國經過短暫調整后仍能重拾高速增長的勢頭，如在林毅夫看來，未來20年中國仍有潛力實現(xiàn)每年8%左右的經濟增長[17]。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從已經達到的經濟體量和推動增長的條件發(fā)生改變來判斷，中國未來若干年的增長速度將會調低一個擋位[18]。中國的經濟學家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使用“新常態(tài)”概念的，或者說是給這個概念賦予了本土化的內涵[19]，因為每一個擋位的經濟增長都會持續(xù)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時期。
2012年3月12日，《第一財經日報》評論部主任徐以升發(fā)表《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一文，開始采用“新常態(tài)”概念討論中國經濟。文章指出：“不僅是歐美經濟，中國經濟在經過30年尤其是加入WTO十年后的高增長之后，在經歷全球經濟危機尤其是經歷2008年危機后三年的財政貨幣再擴張之后，經由2011年的醞釀，自2012年開始，也將迎來一個‘新常態(tài)’。定義中國經濟的‘新常態(tài)’，是探尋中國經濟未來與中國資產價格未來的基礎背景與前提。中國經濟的‘新常態(tài)’的總含義是，中國經濟將從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長10.5%、M2年均增長率18.2%，回到GDP增長8%左右、M2年均增長12%甚至更低水平。”[20]同年10月28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季度宏觀政策報告論證會第13期暨“雙周圓桌”內部研討會第69期召開，報告的主題亦即會議的主題：“適應經濟增長的‘新常態(tài)’”。與會專家認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7%—8%的增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常態(tài)”。其背景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場從經濟奇跡到常規(guī)發(fā)展的轉型，以及國際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經濟“新常態(tài)”對經濟決策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放棄單純追求GDP增長的政策目標，就業(yè)應該成為比GDP增長更重要的政策目標。增長減速和結構轉型意味著較大的金融風險，特別是短期融資占比上升與收益率曲線的變化預示著債務危機的可能性，監(jiān)管部門需要特別加強對風險的監(jiān)督與控制。[21]
2013年7月15日，《經濟參考報》發(fā)表黃益平、茍琴、蔡昉的文章《增長趨勢放緩將是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指出中國正在經歷從“經濟奇跡”到“常規(guī)發(fā)展”的重大轉變。文章認為，目前增長率穩(wěn)定在8%左右，但未來十年有可能進一步下降。同時，通脹壓力正在上升，并可能最終穩(wěn)定在5%左右。這些變化構成了中國經濟的新常態(tài)。為了使中國成功轉向更加平衡、更加高效和更加可持續(xù)的經濟模式，政府需要采取進一步的政策行動。
2014年，“新常態(tài)”成為“習式熱詞”，在此推動下，學術界對“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展開了更加廣泛深入的討論。馬光遠認為：“新常態(tài)”至少應該包含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經濟增速正式告別8%的快速增長，潛在增長率在2020年前后回落至7.5%左右；二是宏觀政策告別常態(tài)的調控和刺激，如果經濟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區(qū)間，不會采取非常規(guī)的刺激措施；三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悄然轉換，政府投資讓位于民間投資，出口讓位于國內消費，創(chuàng)新驅動成為決定中國經濟成敗的勝負手；四是在推動新型工業(yè)化使命的同時，強力扶持服務業(yè)，經濟結構避重就輕；五是告別貨幣推動型增長模式，控制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產價格泡沫和債務杠桿，這優(yōu)于經濟增長本身。[22]李佐軍認為，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后應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經濟增速是適度的，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相適應，具有可持續(xù)性；二是經濟結構是優(yōu)化的，第三產業(yè)、高附加值產業(yè)、綠色低碳產業(yè)比重穩(wěn)步提高；三是經濟質量是較高的，經濟動力主要來自生產率的提高；四是經濟制度環(huán)境是有利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日益發(fā)揮決定性作用。他指出，嚴格說來，目前中國經濟并非已處于新常態(tài)，而是處于向新常態(tài)過渡的過程中，目前更準確的階段判斷是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時期，只有當度過這一時期后，經濟才進入新常態(tài)時期。[23]劉培林認為，“新常態(tài)”可能會有幾方面的特點：增長速度可能會比過去10多年有所降低，但與全球范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發(fā)達經濟體相比，仍然有望保持較高水平；推動增長的主要力量，將轉向主要依靠轉型升級、生產率提升和多元的創(chuàng)新；經濟結構也將會發(fā)生新的變化，比如，服務業(yè)的比重超過第二產業(yè)，投資的比重會達到峰值并緩慢降低。[24]劉世錦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xiàn)一些具有中長期意義的積極變化，通過深化改革，今后一兩年有望實現(xiàn)增長階段的轉換，進入一個新的穩(wěn)定增長軌道或者狀態(tài)。如果成功，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將在7%左右，或者6%至7%之間持續(xù)較長一個時期，比如5年或者更長時間。他認為，這樣一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tài)，應具備若干特征，包括：增長率從原來10%左右，逐步過渡并穩(wěn)定在新的均衡點上，比如7%左右；經濟結構呈現(xiàn)轉折性變化，增長將更多依托消費、服務業(yè)和內需的帶動；產業(yè)升級和創(chuàng)新驅動加快，資源環(huán)境壓力舒緩，增長的可持續(xù)性增強，勞動生產率提升能有效抵減要素成本上升的影響；經濟增長能夠提供相對充裕的工作崗位，產業(yè)調整與人力資本結構基本適應；財政、金融、產業(yè)等方面的風險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業(yè)總體上能夠實現(xiàn)穩(wěn)定盈利，政府財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穩(wěn)定增長，中等收入群體穩(wěn)步擴大，等等。他還說，對這一增長新常態(tài)，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六可”的目標：企業(yè)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yè)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huán)境可持續(xù)。其中，“企業(yè)可盈利”應被視為中國企業(yè)乃至中國經濟轉型成功的關鍵性指標。[25]以上，筆者只是列舉了幾個比較早的和有代表性的觀點。不難看出，“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的判斷提出后，學術界很快就對其表示肯定并達成共識。除了對“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的內涵作出大同小異的解釋以外，學者們還就“新常態(tài)”下面臨的種種挑戰(zhàn)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并提出了具體的對策建議。[26]
2015年以來，關于“新常態(tài)”的討論愈加熱絡，發(fā)表在各種媒體上的相關文章可以說到了俯拾即是的地步，甚至有大量的學術專著問世。6月25日10時整，筆者通過百度檢索“新常態(tài)”一詞，找到相關結果約866萬個，要把這些成果全都綜述一遍很難了。
三、中國領導人和官方媒體對“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的權威闡釋
把握思想前沿，尊重客觀規(guī)律，是中國共產黨推動理論創(chuàng)新進而用于指導實踐的一條重要經驗。國內外對“新常態(tài)”的討論引起了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密切關注，中國理論界對國內經濟形勢的分析和判斷很快就在決策層獲得共鳴。
在黨和國家領導人明確認可“新常態(tài)”的提法之前，新一屆政府已經對世界金融危機后的國內外形勢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對國內經濟面臨的矛盾和走勢作出了比較準確的判斷，提出了推動經濟轉型、釋放改革活力、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目標。2013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集中闡述了這一思路。1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后，他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面并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要努力去實現(xiàn)2020年的目標，測算一下，這需要年均增長7%左右的速度，這不容易。但是，我們有有利的條件，有巨大的內需。關鍵在推動經濟轉型，把改革的紅利、內需的潛力、創(chuàng)新的活力疊加起來，形成新動力，并且使質量和效益、就業(yè)和收入、環(huán)境保護和資源節(jié)約有新提升，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27]25日，他在同出席中國發(fā)展高層論壇2013年會的境外代表座談時指出：13億人口的大國努力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我們既有難得的機遇，也面臨嚴峻挑戰(zhàn)。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實踐看，要保持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必須將立足點放在擴大內需上，而且要長期依靠內需，把“四化協(xié)調”發(fā)展和城鎮(zhèn)化這個最大內需潛力逐步釋放出來。同時，要有相應的供給做支撐，要通過創(chuàng)新驅動，提升產業(yè)層次，補足服務業(yè)等短板，提高發(fā)展的質量和效益，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28]29日，他在上海召開部分省市經濟形勢座談會時指出：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用勇氣和智慧推動轉型發(fā)展，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這對穩(wěn)增長、增后勁具有雙重作用，是現(xiàn)代化必由之路。沒有這種積極主動的“升級”，發(fā)展也難以穩(wěn)住、更難持續(xù)。他強調，中國經濟升級版應是全面的：要在立足擴大開放中擴大內需；要著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要建立在擴大就業(yè)和增加收入的著眼點上；資源環(huán)境要可支撐；要靠改革釋放制度紅利。[29]這是他首次對“中國經濟升級版”作出的全面說明，此后他又在多個場合闡釋了自己的觀點，并提出了統(tǒng)籌推動穩(wěn)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路線圖。同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出訪前夕接受聯(lián)合采訪，回應“中國經濟增長有所放緩”的提問時指出：“如果我們繼續(xù)以往的發(fā)展方式，我們會有更高的增長率。但是，在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上，我們堅定不移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寧可主動將增長速度降下來一些，也要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長遠發(fā)展問題。”[30]這一表態(tài)表明高層在引導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認識上是一致的，并逐步地將減慢速度與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聯(lián)系在了一起。
2013年8月5日至8日，《經濟日報》連發(fā)4篇評論員文章，分析了當時的國內經濟形勢。其中的第四篇文章指出：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征。[31]這一判斷被當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接受。就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中第一次出現(xiàn)了“新常態(tài)”一詞。他說：“我們注重處理好經濟社會發(fā)展各類問題，既防范增長速度滑出底線，又理性對待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tài)；既強調改善民生工作，又實事求是調整一些過度承諾；既高度關注產能過剩、地方債務、房地產市場、影子銀行、群體性事件等風險點，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區(qū)域性和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防范局部性問題演變成全局性風險”。[32]但當時，“新常態(tài)”還不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關鍵詞，會后發(fā)表的公報中也未見這個提法。習近平講“新常態(tài)”首次見諸媒體的是在2014年5月11日的《人民日報》，他于9日至10日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fā)展仍處于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fā)，適應新常態(tài)，保持戰(zhàn)略上的平常心態(tài)。在戰(zhàn)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范各種風險，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33]7月29日，習近平在中南海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要求把思想和行動統(tǒng)一到中共中央決策部署上來，正確認識我國經濟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tài)，共同推動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34]可見，在習近平那里，“新常態(tài)”從一開始就是同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聯(lián)系起來講的，并已明確地指出是從以往的高速增長轉變?yōu)榻窈笠粋€階段的中高速增長，這一認識雖然與此前的“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提法在邏輯上是一致的，但顯然有所深化，更進了一步，它對幫助人們正確認識經濟下行風險和重拾信心、指導決策部門制定出正確的改革舉措是一個及時的指導。
隨后，《人民日報》2014年8月4日發(fā)表題為《新常態(tài)，新在哪？》的特別報道，規(guī)勸人們告別過去的高速度，丟掉幻想，迎接新常態(tài)。5日至7日，連發(fā)三篇評論員文章，指出：一方面，新常態(tài)下，經濟增速換擋回落、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這就要求我們在宏觀調控上既堅持底線思維，保持“憂患心”，又堅持戰(zhàn)略思維，徹底擺脫“速度情結”、“換擋焦慮”，保持“平常心”。另一方面，新常態(tài)下，經濟發(fā)展從過去的傳統(tǒng)粗放轉為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xù)，這就要求我們在宏觀調控上將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當前，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新常態(tài)有長期性，要求我們保持平常心。一是冷靜理性，不急不躁，順勢而為，力求經濟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既不過速，也不失速。二是積極主動，開拓創(chuàng)新，盡力而為，創(chuàng)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統(tǒng)籌穩(wěn)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結構優(yōu)化，更好地改善民生。[35]此外，人民網、中國經濟網等也紛紛發(fā)文作了類似的評論。
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在北京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的演講中，集中闡述了中國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的主要特點，指出：“中國經濟呈現(xiàn)出新常態(tài)，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yōu)化升級，第三產業(yè)、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xiāng)區(qū)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fā)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chuàng)新驅動。新常態(tài)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fā)展機遇。”[36]此后，在該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新常態(tài)”一舉成為首屈一指的關鍵詞。習近平在會上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yè)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yōu)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huán)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以及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等多個角度分析了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的趨勢性變化，并指出：這些趨勢性變化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tài)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fā)展方式正從規(guī)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yōu)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fā)展動力正從傳統(tǒng)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認識新常態(tài)，適應新常態(tài)，引領新常態(tài)，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fā)展的大邏輯。[37]這一論斷將新常態(tài)提升到國家戰(zhàn)略層面。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申了這一論斷，并指出“這是我們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fā)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斷”，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的重大創(chuàng)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fā)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的必然要求”。[38]
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fā)表重要講話，從黨和國家發(fā)展全局高度，從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xiàn)實相結合的角度，對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等重大問題作了闡述。他說：“從歷史長過程看，我國經濟發(fā)展歷程中新狀態(tài)、新格局、新階段總是在不斷形成，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是這個長過程的一個階段。這完全符合事物發(fā)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guī)律。”這一論斷也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他進一步指出，全面認識和把握新常態(tài)，需要從時間和空間大角度審視我國發(fā)展。從時間上看，我國發(fā)展經歷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幾個大時期，今天的新常態(tài)是這種大時期更替變化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fā)達國家?guī)装倌曜哌^的發(fā)展歷程，創(chuàng)造了世界發(fā)展的奇跡。但是，“隨著經濟總量不斷增大，我們在發(fā)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經濟發(fā)展面臨速度換擋節(jié)點，如同一個人，10歲至18歲期間個子猛長，18歲之后長個子的速度就慢下來了。經濟發(fā)展面臨結構調整節(jié)點，低端產業(yè)產能過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產業(yè)要加快發(fā)展，過去生產什么都賺錢、生產多少都能賣出去的情況不存在了。經濟發(fā)展面臨動力轉換節(jié)點，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經濟增長需要更多驅動力創(chuàng)新。”從空間上看，我國出口優(yōu)勢和參與國際產業(yè)分工模式面臨新挑戰(zhàn)，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是這種變化的體現(xiàn)。“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大踏步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國際市場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優(yōu)勢和發(fā)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向外轉移機會基礎上的大規(guī)模出口和外向型發(fā)展，成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1979年至2012年，我國貨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長率，快速成長為世界貿易大國。”我國出口快速發(fā)展，也得益于西方國家黃金增長期釋放出來的大量有效需求。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西方國家結束黃金增長期，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業(yè)化、產業(yè)回流本土的進口替代效應增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較快，東盟等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憑借勞動力成本和自然資源比較優(yōu)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產業(yè)和訂單向我國周邊國家轉移趨勢明顯，導致我國出口競爭加劇。“全球貿易發(fā)展進入低迷期，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世界經濟發(fā)展的一個基本態(tài)勢。……這意味著我國出口增速拐點已經到來，今后再要維持出口高增長、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高比例是不大可能了。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經濟增長動力更多放在創(chuàng)新驅動和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上。”[39]總之，中國經濟進入成年期，需要減速換擋、提質增效，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存在內生動力和客觀趨勢；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外需低迷，無論貨物出口還是產能輸出都嚴重受阻，倒逼著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40]。這便是習總書記向我們揭示的“新常態(tài)”，因其有別于前述“世界經濟新常態(tài)”，也有人稱之為“習近平新常態(tài)”或“習近平常態(tài)”（Pinormal）。新常態(tài)既是客觀要求、客觀趨勢，就要明確它是一種客觀規(guī)律使然，遵循客觀規(guī)律就要求我們適應新常態(tài)、把握新常態(tài)，而為政者還要去主動引領新常態(tài)，這是“大邏輯”，也是責任所在。
習近平“1·18”講話，是中國領導人迄今對“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作出的最為深刻、全面的闡述，是指導我國“十三五”時期經濟工作的重要文獻。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隨后分別在1月19日和22日發(fā)表評論員文章，對講話的精神作了評述和宣傳。新華社的文章指出：“‘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進入新常態(tài)，越來越多的人認識逐步深入，適應更加主動，引領已經開始；但也有人認識還不到位，一知半解，還有的未能擺脫‘速度情結’、‘換擋焦慮’，行動上自覺不自覺地逆向而行。‘一了千明，一迷萬惑’，從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從加入世貿組織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經濟發(fā)展歷程中新狀態(tài)、新格局、新階段總是在不斷形成，我們總是在新與舊的轉換中探索前行。實踐證明，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才能始終引領時代潮流、立于不敗之地。”[41]《人民日報》的文章則強調新常態(tài)要有新作為，新作為要有新理念，“我們黨提出的創(chuàng)新、協(xié)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fā)展理念，集中體現(xiàn)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的發(fā)展思路、發(fā)展方向、發(fā)展著力點，深刻揭示了實現(xiàn)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由之路。以新理念把握引領新常態(tài)，堅持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才能破解發(fā)展難題、增強發(fā)展動力、厚植發(fā)展優(yōu)勢，推動我國發(fā)展不斷邁上新臺階。”[42]
為了進一步幫助人們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統(tǒng)一思想、提高認識，澄清社會上的一些錯誤觀念，清除對改革推進的不必要干擾，2015年5月25日、2016年1月4日和5月9日，《人民日報》先后三次發(fā)表權威訪談，以權威人士的名義解讀了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和政府的政策主張[43]。第一篇訪談指出：增速回落是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的一個重要特征，但這是一個讓人“不難受”的速度，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目前經濟運行在意料之中，仍處合理區(qū)間。從全國各地區(qū)的走勢分化來看，凡是主動適應新常態(tài)，注重調整結構、需求分析、創(chuàng)新驅動和質量效益的，努力走向產業(yè)中高端的，發(fā)展勢頭都不錯；反之，壓力都比較大。結構調整是新常態(tài)更本質的特征，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來、熬不起。我們要扭住調結構不放松，不必太糾結于一兩個百分點的起落，更不能以焦慮心態(tài)穩(wěn)增長，結果事與愿違。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有其必然性，我們要高度重視應對，但也不必驚慌失措。宏觀政策要保持定力，穩(wěn)字當頭，并注重“三個結合”，即近期和長期相結合、發(fā)展和改革相結合、國內和國際相結合。第二篇訪談說：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tài)”，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不斷探索、深化認識的過程。2013年，中央認為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階段，明確了我們對經濟形勢應該“怎么看”。2014年，中央提出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對此作了系統(tǒng)性理論論述，既進一步深化了“怎么看”，又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2015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深化了“怎么看”和“怎么干”的認識，又進一步明確了主攻方向、總體思路和工作重點。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理論思考到具體實踐，都作了全面闡述，從頂層設計、政策措施直至重點任務，都作出了全鏈條部署。訪談指出：認識新常態(tài)、適應新常態(tài)、引領新常態(tài)，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fā)展的大邏輯。從目前情況看，對這個大邏輯的認識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認識逐步深入，適應更加主動，引領已經開始。這種情況在不斷增加，這是好的。第二種是認識還不到位，一知半解，適應不太主動，引領基本無為，流于口號化。這種情況還比較普遍。第三種是很不適應，沒有擺脫“速度情結”、“換擋焦慮”的思維定勢，結果行動上自覺不自覺逆向而行。大家都要照照鏡子，往第一種靠攏，認識不到位的要盡快抓提高，思想不適應的要盡快換腦筋。提高認識后，還要靠扎實的工作和頑強的毅力來完成這個歷史責任。第三篇訪談明確指出根據綜合判斷，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訪談還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一些具體的認識和政策問題一一作了解答。
以上就是筆者對“新常態(tài)”這一概念從提出到變遷的一個回顧和總結。在信息大爆炸時代，對這樣一個全球性的熱詞進行思想史的梳理，不借助大數據分析的手段殊為不易。簡單說來，“新常態(tài)不是一個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裝。”[44]“新常態(tài)”概念用在世界經濟領域是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后進入蕭條期的經濟走勢的悲觀性預測，用在中國經濟領域則是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結束后即將出現(xiàn)的新狀態(tài)、新格局、新階段的客觀判斷；前者是消極的，后者則是積極的。盡管國際輿論預測的世界經濟前景并不樂觀，但是筆者認為，從規(guī)律上看，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危機后的世界經濟遲早會呈現(xiàn)一個U型或者V型的走勢，而中國的經濟則會呈現(xiàn)L型走勢，新常態(tài)下，“中國經濟的‘列車’不僅不會掉擋失速，反而會跑得更穩(wěn)健有力，帶來新機遇，形成新動能。”[45]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1]王健、李肖：《“新常態(tài)”的前世今生》，工業(yè)和信息化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網。
[2]張慧蓮、汪紅駒：《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銀行家》2014年第6期。
[3]Roger McNamee，The New Normal：Great Opportunities in a Time of Great Risk，Portfolio Hardcover，2004.
[4]《國際統(tǒng)計年鑒（2010）》，http：//data.stats.gov.cn/files/lastestpub/gjnj/2010/indexch.htm。
[5]張慧蓮、汪紅駒：《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銀行家》2014年第6期。
[6]張慧蓮、汪紅駒：《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銀行家》2014年第6期。
[7]《新總統(tǒng)面對新的政治生態(tài)》，《聯(lián)合早報》2011年8月29日。
[8]周健明：《埃爾埃利安：“新常態(tài)”全球金融環(huán)境》，《期貨日報》2011年2月1日。
[9]《解讀美國經濟“新常態(tài)”》，《中國日報》2014年8月27日。
[10]http：//data.stats.gov.cn/files/lastestpub/gjnj/2015/indexch.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2/14/c_127494679.htm。
[11]張華君：《PIMCO解析經濟“新常態(tài)”：當前是“新中性”階段》，《第一財經日報》2014年5月15日。
[12]Christine Lagarde，“The Challenge Facing the Global Economy：New Momentum to Overcome a New Mediocre”，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14/100214.htm。
[13]《新平庸主義在時尚界成為新常態(tài)》，美國紐約時報中文網，轉引自http：//qqenglish.com/bn/8936.htm。
[14]《博鰲亞洲金融論壇熱議“新平庸”與“新現(xiàn)實”》，《第一財經日報》2016年3月25日。
[15]國家統(tǒng)計局網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16]國家統(tǒng)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人民日報》2016年3月1日。
[17]《林毅夫：中國經濟還能快速增長20年》，財新網，http：//china.caixin.com/2012-06-19/100402280.html。
[18]當時，對中國經濟走勢的判斷流行的有“拐點”說、“換擋”說、“新階段”說等，可謂眾說紛紜，比較而言，“換擋”說、“新階段”說更科學一些。
[19]當然，起初中國學者也有在前述意義上使用“新常態(tài)”概念的，如林毅夫、李揚等。
[20]徐以升：《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第一財經日報》2012年3月12日。
[21]《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與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金融中間智庫，2012年11月5日，http：//www.cf40.org.cn/plus/view.php？aid=5988。報告由黃益平執(zhí)筆，全文載于http：//www.cf40.org.cn/plus/view.php？aid=5982。
[22]馬光遠：《什么是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中外管理》2014年第6期。
[23]李佐軍：《如何理解新常態(tài)》，《北京日報》2014年8月18日。
[24]參見王子約、重華：《確認“新常態(tài)”：中國容忍經濟放緩》，《第一財經日報》2014年5月13日。
[25]《劉世錦：中國經濟轉入增長新常態(tài)》，《經濟參考報》2014年3月25日。
[26]陳瑩瑩：《關于我國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的觀點綜述》，《經濟研究參考》2014年第66期。
[27]《李克強：以民之所望為施政所向》，《新華每日電訊》2013年3月18日。
[28]《李克強：兩個前所未有 打造經濟升級版》，搜狐證券，http：//stock.sohu.com/20130327/n370502905.shtml。
[29]《李克強談中國經濟升級版：靠改革釋放制度紅利》，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13-03-29/144126681015.shtml。
[30]《習近平接受土、俄、哈、烏、吉五國媒體聯(lián)合采訪》，《人民日報》2013年9月4日。
[31]陳學慧、林火燦：《“三期”疊加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征》，《經濟日報》2013年8月8日。
[32]轉引自夏寶龍：《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經濟工作的系列重要講話，不斷開創(chuàng)浙江經濟社會發(fā)展新局面》，《政策瞭望》2014年第10期；張占斌：《經濟新常態(tài)的提出及背景》，光明網，http：//economy.gmw.cn/2016-01/09/content_18428508.htm。
[33]《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強調：深化改革發(fā)揮優(yōu)勢創(chuàng)新思路統(tǒng)籌兼顧 確保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社會和諧穩(wěn)定》，《人民日報》2014年5月11日。媒體普遍認為這是習近平首次提“新常態(tài)”，看來并不準確。
[34]《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習近平主持并發(fā)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7月30日。
[35]這三篇評論員文章的標題分別是《經濟形勢閃耀新亮點——新常態(tài)下的中國經濟（上）》（8月5日）、《經濟運行呈現(xiàn)新特征——新常態(tài)下的中國經濟（中）》（8月6日）、《經濟發(fā)展邁入新階段——新常態(tài)下的中國經濟（下）》（8月7日）。
[36]習近平：《謀求持久發(fā)展，共筑亞太夢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2014年11月9日），《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0日。
[37]《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李克強作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12月12日。
[38]《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李克強作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2月22日。
[39]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40]可以說，是世界經濟新常態(tài)構成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的外生動力。
[41]《引領新常態(tài) 發(fā)力供給側——論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重要講話》，《新華每日電訊》2016年1月19日。
[42]《以新理念把握引領新常態(tài)——一論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在省部級專題研討班上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1月19日。
[43]這三篇訪談的標題分別是《五問中國經濟（權威訪談）——權威人士談當前經濟形勢》《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權威訪談）——權威人士談當前經濟怎么看怎么干》《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
[44]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45]李克強：《維護和平穩(wěn)定 推動結構改革 增強發(fā)展新動能——在世界經濟論壇二○一五年年會上的特別致辭》（2015年1月21日），《人民日報》2015年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