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個歷史時期具有重大區別，不能混為一談
首先，兩個歷史時期所面臨的時代問題不同
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積極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并為此作出了積極努力。毛澤東指出：“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都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1]1964年10月16日，赫魯曉夫下臺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在同一天發生，震驚了世界。毛澤東對這兩件事用兩句話來描述：“無可奈何花落去，無可奈何花已開。”當時還議論到是否能爭取到十年和平時間。毛澤東說：“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彈、氫彈、導彈都搞出來了，世界大戰就打不成了。將來我們要把原子彈試驗轉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氣！”[2]1976年2月，毛澤東對前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說保持和平“25年可能”。尼克松說：要想建設一段時間的和平的世界，我們之間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毛澤東說：講得好。[3]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致力于建立和發展同世界上愛好和平國家的外交關系，建立了中美大使級關系，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積極爭取有利于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但總體上看，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長時期處在“革命和戰爭”這樣的國際環境中，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經常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甚至威脅。建國初期主要面臨的是來自美國的威脅，20世紀60年代主要面臨來自蘇聯的巨大威脅。1964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一項批示中明確說：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周恩來總理在1965年4月訪問巴基斯坦時，請阿尤布·汗總統在訪問美國時轉告中國的立場：中國并不準備同美國打仗。但是在軍事上，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如果美國把戰爭強加給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將抵抗到底，別的出路是沒有的。進入60年代后，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戰爭，已經進入了中央領導層的預想。“這個預想后來延續了十多年，密切影響著國家政治經濟的走向。”[4]
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和平與發展”成為了時代的主題，中國共產黨科學把握了這一時代主題的精髓，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局勢開始緩和，和平的力量壓倒了戰爭的力量，和平與發展問題成為了時代的主題。鄧小平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90年代以后，隨著冷戰的結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稱霸世界的格局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超多強”的多極世界和經濟全球化的格局。進入21世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不斷發展，給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有利條件，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可以實現。“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際局勢發展的基本態勢。”[5]正是基于對時代主題的準確判斷和科學把握，中國共產黨才能夠提出并且始終堅持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基本路線，領導人民致力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其次，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不同
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上“有過好文章”，《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初步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但由于主觀上對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1957年以后逐步偏離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巨大損失，留下了深刻教訓。1956年黨的八大宣布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6]遺憾的是，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很快就改變了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毛澤東提出，“八大決議說，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將來還會有，因此這句話從長遠講也對，但現在看則不適當。”“總起來講，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7]1957年以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們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錯誤地執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路線，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動亂，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黨中央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我們重新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會生產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并由此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致力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生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指導思想貫穿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始終，指導我們勝利渡過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波濤，“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傲然屹立于世界東方，煥發出勃勃生機和活力。
再次，黨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同
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我們黨領導人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消滅一切剝削制度，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8]但是，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缺乏正確認識，黨的八大以后我們黨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逐步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在所有制結構上，我國過早地消滅了非公有制經濟，搞所謂的“一大二公三純”，使得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要內容的單一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偏離了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現實水平，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分配制度上，實現單一的按勞分配，搞“一平二調”，使得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盛行，嚴重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經濟體制上，實行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對經濟活動大包大攬，指令性計劃占主導地位，使得經濟發展失去了應有的活力；在對外關系上，批判所謂的“洋奴哲學”，實行僵化封閉政策，使得我國失去了抓住世界科技革命發展自己的歷史機遇，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在政治上，搞所謂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使得原本應該生動活潑的社會主義政治變得“萬馬齊喑究可哀”，甚至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國家和民族的巨大悲劇。“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9]
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我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撥亂反正，糾正了過去長期實行的“左”的路線方針政策，實行了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需要的路線方針政策，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在所有制結構上，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發揮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優勢和積極性；在分配制度上，堅持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在經濟體制上，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遵循價值規律，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又加強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使得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在對外關系上，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堅持對外開放，善于學習和借鑒世界上所有國家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思想文化；在政治建設上，深刻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堅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改革開放成為這個歷史時期最鮮明最生動的特點，“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全面改革的進程勢不可擋地展開了；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對外開放的大門毅然決然地打開了。”[10]
第四，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成效不同
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我國的經濟社會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初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改變了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到1978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分別比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了幾倍、十幾倍的增長，農業生產條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有工業部門大大加強，許多新的工業部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迅速發展起來，幾乎所有工業產品都比舊中國最高年產量有了成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長。”[11]但由于黨在指導思想上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行“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處于比較落后的水平，經濟長期停滯不前，“文革”時期甚至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長期處于很低的水平，在世界上屬于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據估算，“大躍進”時期，國民收入損失了一千兩百億元，經過三年調整才恢復過來；“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國民收入損失了五千億元。[12]這個數字相當于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百分之八十，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13]城鄉居民收入較低，1978年，農民從集體分得的平均收入為七十四元，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為六百四十元。“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得太少，社會生產力發展不快、不穩、不協調，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改善。”[14]我國同世界上某些國家之間本來已經縮小的距離又拉大了。1957年，日本同我國經濟水平相差無幾，但到70年代中期，日本已經成為人均產值五千美元以上的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之一，而我國卻落在了人均產值四百美元的貧窮國家的行列里。[15]
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成效，就是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國成為了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前列的經濟大國。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長期被禁錮的社會生產力，推動我國經濟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續快速發展起來。國民經濟從“文革”期間一度瀕于崩潰邊緣，發展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主要農產品和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二、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農村貧困人口從兩億五千多萬減少到一千四百多萬（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自1981年到2005年，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家減貧成就最為顯著的國家，如果將中國的減貧成果排除在外，那么在此期間，世界貧困人口實際上還增加了1億多），我國的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等也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的發展，不僅使中國人民穩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而且為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16]
二、兩個歷史時期“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第一，立足于中國特殊國情，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面對國民黨政府留給我們的“一窮二白”的爛攤子，提出并致力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努力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鄧小平指出：“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17]在1956年4月4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我們初步總結了自己發展的經驗教訓，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18]在此后長達二十年的時間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國人民，殫精竭慮，孜孜探求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努力實現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即便毛澤東錯誤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19]，目的是要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誠如毛澤東所言：“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20]遺憾的是，由于在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上發生重大偏差，錯誤地推行“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出現了重大的挫折和失誤。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但什么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在摸索之中。”[21]因此他特別強調“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2]
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國情和時代特征相結合，開創并不斷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等一系列科學理論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并不斷完善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使社會主義中國逐步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目標邁進。“三十年的歷史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3]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都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這是由中國特殊的國情所決定的，具有歷史必然性。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建立在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構想的經濟高度發展的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完全等同于蘇聯、東歐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式，而是建立在經濟文化發展十分落后、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脫胎而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殊國情決定特殊道路，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我們必須也只能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的有機結合，“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設社會主義，艱苦創業，使中華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社會主義中國贏得世界的廣泛尊重
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進行政治和經濟等的封鎖，由于蘇聯赫魯曉夫上臺后對中國采取敵視政策，又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威脅我們，所以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我們完全或基本上處于相對封閉和沒有外援的狀況。但無論遇到什么樣的困難，我們都沒有動搖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決心，沒有屈服于任何外來的壓力，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族人民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設自己國家的堅強決心。“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下，我們在這個期間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發射了人造衛星等等。”[24]正是因為始終堅持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奉行“不信邪、不怕鬼”的原則，中國共產黨提振起整個國家和民族奮發圖強的精神，同心同德，艱苦創業，戰勝了一個又一個的艱難險阻，不斷取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勝利，終于使中國以嶄新姿態傲然挺立在世界的東方。著名學者胡繩說：1956年中國面前有兩條路好走。“一條路就是我們實際上在這20多年里走過的路，另一條路就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蘇聯走。認為中國應該走另一條路的至少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如果走這條路意味著什么呢？那不僅意味著中國會走上一條不是那么健康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意味著中國會成為在蘇聯指揮棒下一個大的‘衛星國’”[25]。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
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更加自覺和堅定地奉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則，創造性地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有機地統一起來。鄧小平指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26]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始終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設自己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方針，從不依附和屈從于任何外國和政治集團。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從不盲目排外，善于向世界上一切國家學習，大膽吸收和利用外國資金、先進技術、科學管理和一切進步的東西。我們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同許多國家建立友好合作關系，又堅持自己的國家主權原則和“不結盟、不稱霸，韜光養晦”的國際戰略思想，決不拿原則作交易，敢于對任何國家說“不”，按照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國家利益作出自己的判斷和決定。鄧小平深刻指出：“中國本來是個窮國，為什么有中美蘇‘大三角’的說法？就是因為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為什么說我們是獨立自主的？就是因為我們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否則，只能是看著美國人的臉色行事，看著發達國家的臉色行事，或者看著蘇聯人的臉色行事，那還有什么獨立性啊！”[27]中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經濟的經驗也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評價。尼日利亞著名學者費米·阿科莫萊夫說，中國今天的經濟騰飛為非洲人提供了特殊的經驗，“要想發展本國經濟，只能靠自己民族的努力和決心，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的經濟是靠外國人發展起來的。”[28]
三、科學把握兩個歷史時期的內在邏輯關系
首先，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
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積累了建設社會主義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時期實行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經驗、失敗時期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經驗后制定的。“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29]他在接見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時強調，為什么我們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這些政策概括起來，就是改革和開放。”[30]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積累的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開創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更不可能走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思想先導和理論準備。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對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出了一些具有創造性的重要思想，成為三中全會以后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先導和理論準備。如關于中國式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思想，為改革開放時期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成為新時期社會主義改革動力論的思想基礎，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和科學方法；關于三個世界理論和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對外關系的思想，為新時期實施中國特色的外交與國際戰略，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奠定了實踐和理論基礎。[31]薄一波在談到第一代領導集體和第二代領導集體探索的相互關系時說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承了毛澤東探索的積極成果，揚棄了他老人家探索中的失誤，并在實踐中有新的發展。“始于毛，成于鄧；繼往開來。”這一論述，為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為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重要理論準備，提供了權威的詮釋。
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發展“建立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32]。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盡管黨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我們的經濟建設曾經有過較快的發展速度。”我們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基本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在工業建設中取得了令世界驚嘆的重大成就，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等等。所有這些成就，為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的發展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物質基礎。正如鄧小平所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33]應該承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由于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經驗不多，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產生偏差，后來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長時間的嚴重錯誤，“同全國人民作出的艱苦努力相比，同社會主義制度應當發揮的優越性相比，我們的成就很不夠。”但是，這個歷史時期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這些“成就和成功經驗是黨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基礎”。[34]我們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
其次，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是對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堅持、改革和發展，決不能用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35]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黨在思想戰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撥亂反正，就不能科學總結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黨就不可能果斷地停止使用“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徹底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也就不可能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提出一整套符合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制定一系列既符合國情又行之有效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這樣，我們的國家就不能走出貧窮落后的泥潭，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能得到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就會受到重大的挑戰，甚至連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果也不能鞏固，可能還會被葬送。這已經為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事實所充分證明了，絕不是危言聳聽！
從某種意義上講，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是對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撥亂反正和合乎邏輯的繼承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篇宏大的文章，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可以分為上下兩大篇章。我們在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進行的這個篇章，就本質而言，是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續篇，是要彌補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留下的歷史遺憾，是要找到一條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中成功實現崛起的“中國道路”，從而真正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中國夢”。鄧小平說得好：“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36]
（作者為紹興文理學院醫學院教授）
[1]《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378頁。
[2]《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6頁。
[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39頁。
[4]《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16頁。
[5]《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頁。
[6]《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0頁。
[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頁。
[8]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頁。
[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頁。
[10]《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頁。
[11]《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3頁。
[12]《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頁。
[1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5頁。
[1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頁。
[1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頁。
[16]《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頁。
[1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頁。
[18]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頁。
[1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頁。
[20]《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0頁。
[2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頁。
[2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23]《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09頁。
[2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頁。
[25]《胡繩全書》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頁。
[2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2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28]《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9年第4期，第6、10頁。
[2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頁。
[3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頁。
[31]柳國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第8—10頁。
[3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頁。
[3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頁。
[34]《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頁。
[35]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頁。
[3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