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提出和確立了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戰略布局，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四個全面”是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來的，也是對中共治國理政經驗、特別是對我國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
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是改革開放的首要經驗；“四個全面”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的黨。中共十七大在回顧改革開放偉大歷史進程的基礎上，總結和概括出“十個結合”[1]的寶貴經驗。胡錦濤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又對“十個結合”作了進一步闡述。在“十個結合”中，排在首位的就是：“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為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指導。”[2]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也一再強調這一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形成和確立，正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結合起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取得的重大成果。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接過了歷史的接力棒，自覺擔負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推進事業發展的莊嚴使命，接續書寫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篇大文章。正是在治國理政、推進事業發展的實踐中，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點緊密結合起來，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緊密結合起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強調既要看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也要看到和準確把握我國不同發展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使主觀世界更好地符合客觀實際，按照實際決定工作方針；強調要不斷強化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善于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積極面對和化解前進中遇到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推動事物發展；強調面對復雜形勢和繁重任務首先要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做到心中有數，注重總體謀劃，同時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3]，因而是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我們適應新形勢、認識新事物、完成新任務的根本思想武器。“四個全面”的形成和確立，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在中國的又一次鮮活體現。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之路，從“摸著石頭過河”到“頂層設計”，從單兵突進到全面統籌，從“兩個文明一起抓”到“五位一體”，從“一個中心、三個堅定不移”[4]到“四個全面”……，在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中，圍繞著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基本問題的持續深入探索，中共對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和拓展，相繼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四個全面”的提出，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是我們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總方略，是事關黨和國家長遠發展的總戰略”[5]，“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6]
二、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是改革開放的一條根本經驗；“四個全面”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戰略目標，內在地規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道路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所進行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但這場革命并不是要“革”社會主義的“命”，而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因此，我們的改革開放具有明確的方向和道路，這就是社會主義，更確切地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7]這是鄧小平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和方向所作出的一個重要原則規定。我們之所以要堅持社會主義，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它不僅能夠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快更好地發展生產力，而且能夠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能夠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文明更高更燦爛的文明。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其對象只能是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各方面表現形式的具體制度（即“體制”）中影響社會主義優越性充分發揮的東西，而絕不可能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社會主義各方面的體制，同時又在各方面的體制改革中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這二者是有機統一的。堅持這二者的有機統一，歸根結底是要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這不僅關系改革的成敗，而且關系社會主義的命運。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改革中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方向。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一再強調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極端重要性。他明確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8]現在我們搞現代化建設，是搞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采取的所有改革、開放、搞活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30年多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所以獲得了巨大成功。習近平在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時概括出了五條，第一條就是：“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9]他強調指出，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和道路。在作為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總方略的“四個全面”中，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戰略目標，從根本上規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和道路。這是因為，作為“四個全面”中的戰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自身包含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道路的規定性。眾所周知，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中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也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現階段（21世紀頭20年）的奮斗目標，實現這一階段性奮斗目標，是實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目標”即“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一步。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本身并不是一個僅僅體現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平面目標，而必然是一個同時反映發展方向與制度屬性及完善程度的立體目標，是必須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的條件下才能實現的目標。又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戰略目標在“四個全面”中居于主導地位，在整個戰略布局中具有主題協調和目標引領的功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都以一定方式和特有功能服從和服務于這一戰略目標。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四個全面”是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統一主題、以實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奮斗目標為統一目標的戰略布局。這對于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和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改革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全面深化改革是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和動力源泉
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正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推動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社會主義制度也有一個從不成熟、不完善到逐步成熟和完善的過程。改革既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途徑，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和正確認識基本國情的基礎上，強調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同時，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從而解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問題。
改革是一場新的偉大革命，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中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蓬勃生命力也是由改革激發的。沒有改革就沒有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改革是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靠的是改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要靠改革。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面向未來，我們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破解發展面臨的各種難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和挑戰，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別無他途。正因為如此，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任務。幾年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僅將全面深化改革納入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而且進一步對如何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頂層設計”，作出了全面系統部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我國改革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也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發展的客觀需要。
改革必須是全面的改革。我們黨在提出改革任務時即闡述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一起變革、經濟與社會政治共同進步的思想。鄧小平更是突出強調了改革的全面性。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我國改革開放成功經驗的總結，也包含了“全面改革”這一點，即強調“改革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堅持全面改革，在各項改革協同配合中推進”[10]。強調改革的全面性，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是以對社會主義改革規律的深刻認識為基礎的，反映和體現了我國改革的歷史經驗。從根本上說，改革是一場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革，既包括經濟體制又包括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體制，既涉及生產力又涉及生產關系，既涉及經濟基礎又涉及上層建筑，每一項改革都會對其他改革產生重要影響，每一項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協同配合。隨著改革不斷深入，改革的關聯性和互動性明顯增強，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在深化改革實踐中更加注重各項改革的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形成推進改革的強大合力。另一方面，也是以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性的深刻認識為基礎的，反映和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發展的客觀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布局就是“五位一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現階段的奮斗目標，也是“五位一體”全面發展的目標，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任務也必然是全面系統的。全面深化改革，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由之路和動力源泉。
四、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法治是治國理政基本方式，二者內在統一；全面依法治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標和法治保障，也是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客觀需要和法治保障
改革與法治，一個是強國之路，一個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二者從根本上說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內在統一的。堅持改革開放與法治建設相結合，也是我國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和確立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這兩個“全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堅持改革開放與推進法治建設相結合，就是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相結合。“四個全面”本身就彰顯了當代中國改革與法治的辯證關系，同時也要求必須充分發揮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協同效應，以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如期實現。
改革與法治的內在統一，首先體現為“改革和法治相輔相成、相伴而生”[11]。我國歷史上的歷次變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緊密結合，變舊法、立新法。現在，我國改革進入了攻堅期和深水區，在如何認識和處理改革和法治的關系問題上，既要糾正“改革就是要沖破法律的禁區，改革要上路、法律要讓路”的認識誤區，也要糾正“法律就是要保持穩定性、權威性和適當的滯后性，因而難以引領改革”的認識誤區；要牢牢把握科學立法這一處理改革和法治關系的重要環節，努力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發展需要，改革和法治同步推進，增強改革的穿透力。改革與法治的內在統一，還體現為二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乃至在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進程中，改革與法治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有力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向前發展。中共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分別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為主題并作出相應的決定，是有其內在邏輯的，可以說是一個總體戰略部署在時間軸上的順序展開。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都離不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姊妹篇，我們要切實抓好落實，讓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像兩個輪子，共同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事業滾滾向前。”[12]
“四個全面”是一個有機整體，各個“全面”之間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具體到全面依法治國來說，作為“四個全面”之一，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標和法治保障，又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重要途徑和法治保障，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客觀需要和法治保障。就其對全面深化改革的功用而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完善憲法和法律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僅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和重要目標，而且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基本遵循和法治保障。就其對全面從嚴治黨的功用而言，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國必然提出全面從嚴治黨的課題，要求通過全面從嚴治黨切實解決黨內存在的各種問題；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國又為全面從嚴治黨開辟了重要途徑，即通過全面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完善黨的建設制度，從而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基本遵循和法治（制度）保障。就其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功用而言，全面依法治國作為“三大戰略舉措”之一，歸根到底是以其所特有的功能服務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既通過促進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從嚴治黨間接地服務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也通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法制支撐和法治保障，直接服務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堅持黨的領導是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全面從嚴治黨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所在和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歷史還告訴我們，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13]這就多方面深刻揭示了黨的領導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極端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客觀需要，也是我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歷史經驗。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即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納入了作為立國之本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根本前提的“四項基本原則”，而且將其作為“核心”。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中共歷次總結經驗，都突出強調這一點，“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中也包含這一條。在習近平總結的改革開放“五條經驗”中，第五條即為“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必須堅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推進”[14]。改革開放是人民的要求和黨的主張的統一，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黨的領導的統一；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越繁重，越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越要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善于通過提出和貫徹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帶領人民前進，善于從人民的實踐創造和發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張，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為深化改革開放夯實群眾基礎。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認識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辦好中國的事情，應對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在黨。“打鐵還需自身硬”。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正是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適應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客觀需要，習近平明確提出“全面從嚴治黨”并將其納入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這個戰略布局中，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都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戰略舉措。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從根本上決定了全面從嚴治黨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及整個戰略布局中的關鍵地位。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最根本的是要全面從嚴治黨。具體說來，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和政治保證，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所在和政治保證。首先，通過全面從嚴治黨，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堅強政治保證。“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確保改革取得成功。”[15]其次，通過全面從嚴治黨，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堅強政治保證。“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保證。必須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過程。”[16]再次，全面從嚴治黨作為“三大戰略舉措”之一，歸根到底也是以其所特有的功能作用服務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全面從嚴治黨既通過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提供堅強政治保證間接地服務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也通過全面從嚴管黨治黨鍛造堅強的領導核心直接服務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包括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把握正確發展方向、凝聚強大推動力量、創造良好社會環境、鍛造過硬干部隊伍等。
（作者為安徽省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1]即“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
[2]《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96頁。
[3]《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49頁。
[4]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并且使這幾個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進。”［《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頁］
[5]《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準確把握和抓好我國發展戰略重點?扎實把“十三五”發展藍圖變為現實》，《人民日報》2016年1月31日。
[6]《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50頁。
[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
[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頁。
[9]《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頁。
[10]《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頁。
[11]《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頁。
[12]《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頁。
[13]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
[14]《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頁。
[15]《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44頁。
[16]《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17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