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下稱“國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史、奮斗史和創業史。這段歷史有兩個標志性事件：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二是改革開放。以改革開放為限，中華人民共和國近65年的歷史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當前，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和熱烈討論，甚至還用“兩個不能否定”來具體指稱。從國史研究話語權建設的角度，無論是“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還是“兩個不能否定”，都不是本體論的話語，學界有必要將其稱為“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以統籌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關系。
一、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的形成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問題，始自改革開放。有學者指出：“自改革開放伊始，這一個關系問題就出現了，并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而逐步顯現。”[1] 同樣，正是在改革開放和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逐漸形成。
（一）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形成過程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是中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適時抉擇。改革開放會把中國引向何方，那時并沒有現成答案。對于改革者來說，此時不僅需要改革的決心，還需要改革的勇氣。為此，改革者大多強調改革與革命的一致性，提出改革也是一場革命。這對早已諳熟“革命”話語的中國人而言，既不需要與歷史徹底決裂，另起爐灶，又能夠沿著毛澤東等領導人所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行。
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現代化建設重新出發，黨中央提出要以“歷史的”、“科學的”的態度來處理關系改革成敗的兩大歷史問題（一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問題，二是“文革”的歷史評價）。[2] 再者，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體現出歷史與現實在“思想靈魂”上的內在一致性。這表明，中國共產黨不希望割斷歷史，反而認為歷史為現代化建設提供重要的經驗教訓。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央作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30周年的講話，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30年歷史是“光榮偉大的三十年”，成就巨大。[3] 這為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奠定了初步基礎。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關系改革成敗的兩大歷史問題，決議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4]同時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5]，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6]。這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說的“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7]一致。這種對歷史問題的認識，與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進程相一致。顯然，這樣做不單單是為了歷史，主要目的還是工作重心轉移以及現代化建設。對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8] 同時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9] 這里明確強調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聯系。
在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毅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其中第一條就是社會主義道路，顯然是對過去歷史的繼承。正如決議所說：“我們總結建國以來三十二年歷史經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把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員的意志和力量進一步集中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偉大目標上來。”[10]這次黨內高層的集體寫史，已初步認識到新中國歷史的延續性和統一性。[11] 隨后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大體上繼承了這些思想。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開之時，改革開放即將迎來30周年紀念，黨和國家很有必要全面總結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中共十七大報告先指出改革是新的偉大革命[12]，然后以三個“歷史銘記”說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應該說，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看似與改革開放的關系不大，實則不然。報告指出：“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這種基礎具體表現在哪里呢？報告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改革開放前所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是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得以順利推進的必要條件。這種認識清晰地揭示了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關系，是對《歷史決議》所說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13]的深化。同時，有學者如朱佳木[14]、張啟華[15]等撰文討論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的關系。中共十七大以來，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逐步成型，并在官方重大文件文獻中予以明確。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角度來認識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關系。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二十一世紀。”“新世紀新階段，黨中央抓住了戰略機遇期……成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6] 這里更加突出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的重要性。此時，黨和國家對改革開放前后歷史時期的認識，不再完全強調改革與革命的一致性，而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角度來說明二者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可以這么說，正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點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歷史成為統一的歷史。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以簡潔的語言總結了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統一性。他說：“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17] 思想界、理論界將其簡化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兩個不能否定”，不少學者還紛紛撰文討論[18]，熱度遠超以前。以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以及學界的集中討論為標志，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正式形成。
（二）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形成的原因
思想理論界提出并大力闡述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主要原因有：
1.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需要
對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的認識，關系到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順利推進并取得預期效果。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對過去歷史采取了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全盤否定過去的歷史，如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以及蘇聯完全放棄社會主義等；一種是客觀對待過去的歷史，如“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完整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等。實踐表明，這兩種做法產生的結果完全不同。前者表現為社會主義倒臺，后者則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行，并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對改革開放的爭論從未止息過。但要真正解決思想不清的問題，最好的方式莫過于從歷史的角度弄清楚改革開放的由來、發生及發展，亦即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只有弄清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
2.確立“三個自信”的客觀需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形成于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同樣，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19]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最大的動力來源就是改革開放。如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20]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再次指出：“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21]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信心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二、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的內涵
（一）建構“新時期”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歷史敘事
1978年以來，黨和國家重大文件文獻常用“新時期”來指稱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我們黨所提出的新時期的總任務，反映了歷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這里所說的“新時期”，是指中國共產黨及時果斷地結束了全國范圍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歷史時期。[22]1979年10月，鄧小平說得更明確：“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23] 這是說，新時期最重要的特征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隨后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基本上延續了這種歷史敘事。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開時，“新時期”被賦予了新意義。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步，中共十二大以后全面展開。它經歷了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經濟體制的改革到各方面體制的改革，從對內搞活到對外開放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24] 改革開放的內容首次在黨的重大文件文獻中納入新時期，實際上是更加突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意義。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中則直接稱為“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25]。至此，“新時期”的歷史敘事，已經包含了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兩個方面的重要內容。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時，“新時期”所指沒有變化。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開時，對“新時期”的歷史敘事則用“三最”來加以說明。報告認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新時期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新時期最突出的標志是與時俱進”。[26] 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構成新時期歷史敘事的重要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時期已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歷史時期的同義語。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以后，中國共產黨沒有過多強調“新時期”的歷史敘事，而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角度，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同時強調兩個歷史時期的統一性、連續性。
目前主流的黨史國史書寫中，“新時期”的歷史敘事得到廣泛認可。如《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在論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意義之后，以“一個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歷史新時期開始了”[27]來結束全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則指出：“全會舉起了改革開放的旗幟，開始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特征的新時期。”[28] 但如果完全用“新時期”來建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敘事，那么，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是否就是“舊時期”呢？顯然，這樣認為符合邏輯推理，但不一定正確。首先，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都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探索。其次，“舊時期”的歷史敘事，很容易造成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的割裂，讓人覺得似乎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同改革開放后的歷史關系不大。“新時期”的歷史敘事，一定程度上會讓人產生誤解。有學者指出：“‘新時期’這一產生于70年代后期并在很長時間成為當代中國通用的時期范疇，攜帶著特定歷史語境中的濃厚歷史意識。它將‘文革’后開啟的歷史時段視為一個‘嶄新’時代的開端，也就意味著一種相當意識形態化的‘現代’想象視野中關于時代的自我認知。因為，這并非一個可以用作歷史分析的時期范疇，毋寧說，它本身就是需要予以分析的歷史對象。”[29] “新時期”的歷史敘事，盡管長期以來具有意識形態的適用性，但容易造成認識上的模糊。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史國史學界將國史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發展階段，這是一種歷史長時段的看法，大體反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進程的特點。從“新時期”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歷史敘事，說明我們在理論認識上有重大突破。
（二）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為改革開放后的歷史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有研究者認為：“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也是一脈相承、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壯麗事業。新中國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基礎上接續奮斗、接力探索的結果。”[30]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黨領導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完成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意識形態領域，我們確立起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地位。如此等等。這些都為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三）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本質上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有這樣一種說法，“毛澤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31]乍一看，這的確讓人費解。毛澤東及其所處時代，理論意義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展開，同樣實踐意義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未開始。但如果將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結合起來看，改革開放以后所開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繼續和發展。從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以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化建設、“四個現代化”、“兩步走”以及“三步走”等戰略，都是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希望通過革命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建設社會主義，但由于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以及不符合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我國現代化建設開展得并不順利。改革開放以后，改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參與國際經濟、政治事務，大大促進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無論是革命、建設，還是改革，都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手段，本質上卻有共同的價值追求和實現目標。
（四）改革開放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不少社會問題因之而生。當前，各種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不能因為改革的巨大成就而否定存在的問題。改革由形勢倒逼而生，全面深化改革也是由形勢倒逼而生。時空轉換，當前國內國際形勢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黨和國家希望“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并再次對改革寄予了重大期盼。但我國要真正破除各種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達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絕非易事。對于全面深化改革，任何停頓和倒退都沒有出路。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追求上高度一致，同時還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實踐來說，“全面深化改革”確實是當前各項工作的主題和中心任務。全面深化改革，應該成為改革開放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三、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與國史研究
2014年4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國史研究話語權建設”研討會，研討國史研究話語體系建設。[32]在筆者看來，國史研究話語體系建設，必須提出一些全局性、關鍵性的話語，才有可能得到學界的認同。學界意識到國史研究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性，但目前的成果確實很有限。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從本體論上能夠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完整統一性，從認識論上能夠突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聯系，從方法論上能夠充分肯定兩個歷史時期的重要意義，可以作為國史研究的重要話語。國史學界要在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指引下進一步深化國史研究。犖其要者，主要有：
（一）以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推進國史歷史分期研究
國史的歷史分期，是國史研究比較重要的理論問題。國史的歷史分期，往往同新中國成立后黨史的分期差別不大。有些國史黨史著作在歷史分期上高度一致，難以體現兩門學科的差異。近期，黨史學界提出要“全面推進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間段歷史研究”[33]，更加重視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的研究。對于國史學界來說，如何在堅持國史學科特點的基礎上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研究，的確是全面深化改革時期賦予當代歷史學家的迫切任務。從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的角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65年的歷史分期以改革開放為界，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國史學界可以將1949~1978年這個歷史時期稱為“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1978~2012年稱為“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然后再劃分小的歷史階段，重點突出改革開放的主題。對于國史研究者來說，國史與黨史是既有聯系又有所區別的兩個學科，國史的歷史分期可以不同于黨史的分期，但目前國史學界所展開的討論顯然不夠。
（二）以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調整國史的內容書寫
大的歷史時期確定后，接下來就是確定國史需要寫哪些內容。當前，國史書寫要對其內容做出調整，主要圍繞著改革開放兩個歷史時期來寫，突出兩個歷史時期的統一性和連續性。學界首先必須搞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主體國史書寫的特點，亦即國史的學術史（史學史），但這方面的工作確實開展得很不夠。其次，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主權獨立三條主線來布局國史書寫。再次，適當考慮近現代以來的整體歷史書寫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思想，已經不再局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時段。
（三）以改革開放歷史統一觀應對各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國史、近代史等學科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學界有不少學者已經意識到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危害性和嚴重性，紛紛撰文予以駁斥，但效果并不理想。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些來自于歷史學自身，但大多是來源于歷史學之外，如影視、文學作品等。切實解決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給國人以正確的歷史觀和歷史認識，單靠歷史學界的努力遠遠不夠。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對于國史來說，一直都是黨領導人民探索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過程，用改革開放歷史統一觀統籌人們的思想認識，很清楚地說明了改革開放前后歷史時期的統一性和連續性，不至于造成割裂歷史以及懷疑否定改革開放。舉例來說，國內外學界在評價毛澤東問題上，一直存在三種明顯傾向：一是將毛澤東神化、偶像化，認為解決當代社會問題必須回到毛澤東時代去，中國才有希望；二是將毛澤東丑化、妖魔化，認為只有全盤否定毛澤東，中國才能發展；三是提出要做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以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來認識，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很容易做出歷史的分析，不會有太多的爭議、太大的分歧。應該說，前兩種思想不是實事求是地對待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態度[34]，只有第三種是學界應該不斷堅持的正確方向。
（四）國民教育中大力強調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是說歷史事實本身能夠給人以生動的教育，從歷史中人們能夠得到歷史經驗的鑒戒。對于各種歷史教科書，則要具體分析。如日本的歷史教科書，自稱是“真實的歷史”，但其中有大量不符合事實的歷史書寫，如對侵華戰爭的否認等。再如有些中國歷史的撰述，研究者從自身的立場觀點出發，主觀臆斷地來寫歷史，用對歷史問題的敘述來達到個人的目的。不尊重客觀事實，以自己主觀臆斷來寫作歷史，這種做法在歷史學界時有表現，對此，我們當然要保持高度警惕，堅決予以駁斥。因此，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另一方面則要強調“正確的歷史教科書是最好的營養劑”。國民教育所采用的歷史教科書，必須供給國人以準確的歷史事實、正確的歷史認識、明確的歷史評價，否則很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亂，進而影響到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對于國史教育來說，我們要大力強調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統一性和連續性，講清楚改革開放是在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集體探索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由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集體具體啟動并實施的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講清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為改革開放后的歷史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不能割裂二者的聯系；講清楚改革開放以后新時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問題，正確分析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
四、結語
當代中國，人們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活躍。學界提出開展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建設的任務，真可謂形勢逼人，任務艱巨。正如有學者指出：“時代在發展，理論以及理論體系下的一系列概念、范疇也要進行發展和修正。”[35] 各種概念和范疇，應時代而生，并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同樣需要適應時代的發展，提出一些為大眾所接受的范疇和概念，并以此來分析具體的歷史。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歷史學界對歷史發展五階段論的闡釋以及以“五朵金花”為中心的理論問題的討論，完全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話語體系和理論框架。改革開放以后，學界不斷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但不能說那個時期人們所討論的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必須看到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取得的理論成就。當前，理論和宏大敘事退場，歷史研究“碎片化”嚴重，但不能因此就認為理論不重要，更不能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已經過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要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前提下，提出一些重要的范疇和話語，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形成于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并隨著全面深化改革不斷豐富其內涵，至于能否成為國史研究的重要話語，還有待學界進一步論證。“定義是分析的結果，是分析的出發點。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36] 有理由相信，隨著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研究的深入，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觀將會得到學界的
認同。
[1]宋月紅：《改革開放前后歷史時期的關系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6期。
[2]《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3頁。
[3]《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頁。
[4]《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頁。
[5]《〈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內部出版，第59頁。
[6]《〈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內部出版，第59頁。
[7]《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頁。
[8]《〈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內部出版，第10頁。
[9]《〈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內部出版，第10頁。
[10]《〈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內部出版，第61頁。
[11]宋月紅：《從“建國以來”到“建黨以來”的發展——〈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史范圍確立過程探析》，《光明日報》2014年7月2日。
[12]《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
[13]《〈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內部出版，第10頁。
[14]朱佳木：《從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歷史性質及其相互關系上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當代中國史研究》 2008年第1期。
[15]張啟華：《正確看待新中國兩個30年》，《中國教育報》2009年9月15日。
[16]《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代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頁。
[17]《習近平：不能用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相互否定》，新華網， 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InAndAbroad/2013-01/05/c_114258858.htm，2013年1月5日。
[18]這方面論文很多，如宋月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6期）、李捷《怎樣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求是》2013年第24期）、李慎明《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紅旗文稿》2013年第9期）、齊衛平《正確對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思想理論教育》2013年第7期）、齊彪《“兩個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義》（《光明日報》2013年5月7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論述》(《人民日報》2013年11月8日)等。
[19]《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
[20]《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
[21]《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頁。
[22]《三中全會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
[23]《三中全會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頁。
[24]《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25]《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頁。
[26]《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
[27]《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第2卷（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9頁。
[28]《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1976~1984）》第4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頁。
[29]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頁。
[30]《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論述》，《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11期。
[31]《毛澤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6日。
[32]《“國史研究話語權建設”學術研討會舉行》，《光明日報》2014年5月7日。
[33]曲青山：《全面推進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間段歷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4]儲著武：《虛化毛澤東不可取》，《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4日。
[35]方志遠：《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與海外中國學》，《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3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