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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歷程、成就與經驗
發布時間: 2017-12-19    作者:張浩    來源:第十六屆國史學術年會論文集 201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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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進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發展走的是一條以改革為主調,改革與建設并進的漸進增量式的道路。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由局部到整體逐步展開的過程,是一個先易后難、先外圍后中心、先微觀后宏觀、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不可逆進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進程可以分為三個時段。 

  第一,初步探索時期。時間跨度為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屆四中全會。“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從理論上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不但重新確立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且掀開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新的一頁。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重要的改革作了系統深入而精辟明確的論述。1986年6月,鄧小平指出改革不僅應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標志。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原則同意《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11月,中共十三大勾畫了改革藍圖,十三大報告吸納該政治體制改革設想的內容,提出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以十三大召開為標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步入了有目標、有步驟的全面配套改革階段。 

  第二,穩步推進時期。時間跨度為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六大。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就重大問題與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的制度。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把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有一個較大的發展,作為必須努力實現的關系全局的10項任務之一。1994年,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關于進行黨的領導制度改革,逐步完善民主科學決策制度,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問題。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報告中特別將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作為專門一部分進行論述。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再次啟動。1998年11月,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強調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修正案。2000年2月,江澤民同志提出“三個代表”的新論斷,隨后發展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體系,標志了中共作為執政黨的新覺醒。 

  第三,積極拓展時期。時間跨度為從十六大至十八大。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規劃,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在提出加強黨內民主建設措施的同時,也提出了一系列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規范黨政機構設置、擴大黨政領導成員交叉任職等涉及政治權力構成的具體改革辦法。2006年10月,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更加完善”這一政治目標列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指標體系中首要任務。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在改革進程中“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積極性日益高漲的必然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1]在2008年2月舉行的黨的十七屆二中全會上,胡錦濤同志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正確道路,必須更加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第四,深入發展時期。時間跨度為從十八大以來至今。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2013年11月9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說明中強調:要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2014年9月5日,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在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繼續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同年10月20日至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召開成為我國法治事業上新的里程碑。 

  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主要成就 

  3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全國各族人民義無反顧地探索和堅持不懈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不斷發展。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是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基本路徑。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在積極穩妥的政治體制改革中不斷完善和發展。一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日益發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增強。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我們不斷發展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強化了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人民有效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可靠保證和組織形式,在改革和完善中逐漸步入制度化軌道。人大的組織建設進一步加強,工作制度日趨完善,特別是通過完善選舉制度,直接選舉進一步擴大,差額選舉制逐步確立,實行城鄉人口按相同比例選舉等,使全國人民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權利得到保障和發展。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得到全面恢復與發展。1982年,統一戰線的指導方針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增加了“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內容。1989年底,中共中央經與各民主黨派充分協商制定了《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使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經過30年的恢復和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下,各民主黨派的組織更加健全,規模不斷擴大,自身建設得到加強,更具生機和活力。三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少數民族權利得到保障。1984年5月,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2001年2月,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關于修改《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決定,將民族區域自治“是國家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修改為“是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強調要繼續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使其在國家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四是基層民主制度有較明顯發展,推進了基層社會自治。1989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進一步明確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我國農村基層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設也穩步推進,并于1998年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為主要內容的基層民主自治體系基本建立。 

  第二,行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行政體制。行政體制的調整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又一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行政管理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要求的提高,行政體制的改革更是被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以最為引人關注的政府機構改革為例,從1982年開始,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總體原則,我國不斷進行政府機構的改革。這些改革,強化了政府從事經濟調節監管、社會管理服務的機構,減少部門間的職責交叉,精簡了政府機構和人員的數量,有效地推進了政府職能的轉變和行政效率的提高。與此相適應,政府職能也發生了重大轉變:一是根本改變了以計劃為龍頭,由綜合部門管理專業部門,專業部門管理專業局,專業局管理國有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二是撤銷了直接管理企業的絕大多數部門,原來的綜合部門也改成宏觀調控部門,初步建立了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框架,并先后組建了市場、質量和金融管理等一批機構,形成了市場經濟新的管理格局。三是政企分開邁出了實質性步伐,特別是2003年機構改革成立了國資委,完成了政府社會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所有職能分開的歷史性任務。在改革機構,整合行政管理資源的基礎上,責任政府建設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行政問責制逐步被納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軌道,為加強對行政管理人員的監督,增強其責任意識發揮了積極的影響。黨和國家還及時地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戰略目標,這標志著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又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不斷完善,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現代政治是一種典型的參與性政治。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積極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使我國公民政治參與取得巨大進展,人民民主權利得到有效保障。一是公民政治參與的權利得到有效保障。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使人民真正享有了憲法規定的各種權利,如選舉權、被選舉權,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權、建議權、罷免權、申訴權、控告權、檢舉權等。知情權也隨之擴大,人民的監督權也因監察制度的完善而得到了增強。二是公民政治參與意識不斷增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公民的民主意識、主體意識、平等意識和權益意識不斷增強;同時,社會政治資源由高層向低層、由政府向社會流動,公民政治參與的效能感有所增強,有力地推動了自主型政治參與的發展。三是公民政治參與規模顯著擴大。人大代表直選從鄉鎮一級擴大到了縣區一級,公民參與人數增加,從而直接擴大了公民政治參與的規模。而在村(居)委會選舉中,由于利益直接且實現了有限競選,所以村民和居民的選舉積極性都很高。四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形式不斷豐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和完善了公民政治參與的具體制度,如投票制度、選舉制度、信訪制度、聽證制度、旁聽制度、測評制度、公示制度、信息公開制度、民意調查制度等,這些制度的建立健全和貫徹落實,使得公民政治參與的形式逐漸豐富。 

  第四,黨的自身建設不斷改進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顯著提高。中國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共產黨的自身建設對政治發展影響極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制度建設以及反腐倡廉建設,不斷增強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純潔性與先進性,積極構建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水平得到顯著提高。一是黨的理論建設成果豐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始終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堅持不懈地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二是黨的組織建設卓有成效。改革開放以來,基層黨組織基本實現全覆蓋,凝聚力和戰斗力明顯提升,各級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顯著增強。黨員隊伍持續發展壯大、結構不斷優化,黨員素質普遍提高、先鋒模范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和展示。以改革精神大力加強中國特色干部制度建設,培養和造就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的高素質干部隊伍,保證了干部隊伍新老交替與合作,保證了黨的事業繼往開來。三是黨的制度建設扎實推進。以擴大民主、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為重點的黨內制度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黨內政治生活走上制度化、規范化的健康發展軌道。四是作風建設有效推進。先后開展了整黨運動、“三講”教育活動、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教育活動、創先爭優活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活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等,堅持不懈地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使黨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中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五是反腐倡廉建設成效顯著。黨中央從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反腐倡廉的重要性、緊迫性和艱巨性,與腐敗現象進行堅決的斗爭,并且使反對腐敗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服從和服務于全黨和全國工作的大局,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始終把維護、發展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反對腐敗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反腐體系逐漸健全的條件下,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反腐倡廉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初步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推進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取得了偉大成就,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第一,從中國國情出發,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樣的政治發展道路,歸根結底取決于這個國家最廣大人民的意志,取決于這個國家的具體國情和歷史文化條件。世界各國國情不同,政治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是多樣化的,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制度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政治發展道路。要實現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找到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實踐證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開辟的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是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的唯一正確道路。這條道路凝聚著幾代人的艱辛探索,積累了近代中國百余年歷史經驗,順應了時代的潮流,既能夠反映人民群眾中不同群體的意見和呼聲,又能夠從全局出發將人民群眾的各種意見集中綜合起來,使國家的法律與政策能夠兼顧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協調人民內部的局部利益、個別利益與整體利益、根本利益。我們倍加珍惜、長期堅持、不斷發展民主政治成果,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對歷史和人類的尊重,符合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根本利益。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必須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照抄別國的政治發展模式。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必須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分清良莠、擇善而從,而不能頂禮膜拜、照搬照抄。實踐證明,即便是在他國有效的制度模式,如果不顧國情,照搬照抄,也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后果。 

  第二,堅定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信,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已經建立起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構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關于民主理論的基本原理,又吸收了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有利于保持黨和國家活力,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有利于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有利于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統一。我們必須堅定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信,始終堅持這一套政治制度。但是,黨和國家現行的具體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還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在堅持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我們必須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第三,堅持政治秩序優先的漸進式的政治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直主張穩定壓倒一切,要求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的觀點非常明確,他旗幟鮮明地表示中國不允許亂。“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來搞建設。過去二十多年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去年一年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現在我們有了、或者說基本上有了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來之不易,現在還很不鞏固,還有來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在各個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負起責任,維護、保障和發展這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2]為了使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能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前提下推進,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中國政治發展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形成了漸進式的政治改革思維。在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緊迫性的1986年,鄧小平用一段通俗的話語闡述了他的政治漸進主義的基本邏輯:改革需要以穩定為念,不斷地選擇和調適其方案和行動,循序漸進地(有時是間歇式地)向前推進。他說:“這個問題太困難,每項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的障礙,需要審慎從事。我們首先要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范圍,弄清從哪里著手。要先從一兩件事上著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樣就亂了。國家這么大,情況太復雜,改革不容易,因此決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后再下決心。”[3]在鄧小平看來,“改革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情,政治體制改革如能在十年內搞成功就很了不起了。”[4]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堅持漸進式政治發展戰略,中國的政治發展才取得了顯著成效。這說明,漸進式改革戰略是經理論和實踐證明了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戰略。 

  第四,政治發展要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政治發展總是處于一定的經濟社會環境中,受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制約。能否處理好政治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直接決定著政治發展的成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歷史證明,民主政治建設與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先進文化建設、和諧社會建設,既相互聯系又相互支持。堅持走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相互關系的全面把握中,從深入理解經濟社會發展與政治民主的辯證關系中,研究和認識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黨始終注重政治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性。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將處理好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擺在第一位,始終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如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在《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制觀念》一文中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5]同年,他在《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一文中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6]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遵循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經濟的發展規律,強調“要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相應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7]并根據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情況,決定政治改革的內容和步驟,從而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 

  (作者為中共廣東省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教授) 

  [1]《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頁。 

  [2]《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頁。 

  [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頁。 

  [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頁。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頁。 

  [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頁。 

  [7]《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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