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港澳回歸并開始“一國兩制”建設已分別歷20個年頭、18個年頭，“五十年不變”的“求一國之大同、存兩制之大異”之“一國兩制”的偉大試驗、偉大探索有了逾三分之一時段的歷史積淀，一些帶有整體性、普遍性、規律性的階段性特征開始逐步顯現，我們有必要同時也有可能對于蘊含其中的豐富而深刻之歷史經驗包括歷史教訓以及現實啟示進行一番比較全面、比較系統的梳理和闡釋、總結和揭示，以期作為未來繼續前行之參考和借鑒。
一
事實上，對于港澳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之基本經驗的總結工作，歷代中央領導集體一直將其提升至如何有效破解新形勢下在港澳地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之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和“重大課題”的戰略高度，提升至如何將“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有機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體系、制度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之戰略高度，緊密結合“一國兩制”在港澳實踐的不斷探索，始終在持續不懈地進行，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逐步豐富而深刻。港澳回歸以來的歷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關于港澳問題的論述，中央領導人在港澳回歸“逢五逢十”的“大年”親臨港澳特區所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央領導人在每年接見來北京述職的港澳特區行政長官時的重要講話、中央領導人在每年“兩會”期間會見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的談話以及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政協政治決議，包括在2014年6月所公開發布的港澳回歸以來關于“一國兩制”實踐問題的第一個政府白皮書《“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就是這一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之高度濃縮和集中體現：
從歷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港澳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之歷史經驗、現實啟示的梳理和闡釋、總結和揭示可以看出，其中，既有一以貫之始終堅持不懈的基本原則，也有直接面對形勢發展變化以及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而提出的新的指導方略；既有對于兩個特區均普遍適用的基本原則，也有根據香港、澳門的具體區情和實際情況而分別強調的不同側重點。但其最核心、最基本、最關鍵的，不外是以下幾個主要方面：必須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和方針不動搖；必須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堅持根本宗旨之“兩個基本點”和“三個有機結合”之“三個不可偏廢”；必須維護“基本法”的權威，嚴格按“基本法”辦事，依法治港、依法治澳；必須維護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權威，支持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必須堅持特區行政主導的地位，不斷提高特區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必須加強對于青少年的“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教育，加強對“愛國愛港”、“愛國愛澳”人才的培養，以使“一國兩制”事業可以薪火相傳、后繼有人；必須“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不斷提高香港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不斷推進澳門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必須確保港澳社會的和諧穩定，努力實現港澳社會的長治久安……，未必面面俱到，但是卻重點突出，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明晰。這些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是歷代中央領導集體集體智慧的結晶——這里，自然也包括社會各界尤其是學界的研究和探索成果之特別貢獻。當然，同理，歷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港澳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之歷史經驗、現實啟示的梳理和闡釋、總結和揭示，也為未來社會各界尤其是學界關于“港澳問題”的進一步研究和探索、關于“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進一步研究和探索，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指導原則以及思想和理論基礎，必須予以 遵循。
二
下面，筆者擬依據有關“中央精神”，并緊密結合個人對于港澳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歷程的學術研究和學術探索，就“一國兩制”在港澳特區實踐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問題，談幾點印象最深的切實感受：
（一）“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是歷史遺留的港澳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港澳回歸后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和“重大課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新世紀新階段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都是我們必須堅持不懈的“基本國策”和長期實行的基本方針政策，即使遭遇任何艱難險阻包括任何“突發事件”、任何內外壓力，我們也不能輕易動搖、輕易改變。對此，我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國兩制”偉大工程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以及其后的歷代中央領導集體，一直都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一直都是有明確而清晰的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的。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后也不變”，“一國兩制”是“一國”下的“兩制”以及“兩制”都不變的思想，是“總設計師”鄧小平最早提出并加以系統論述的。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即“一國”之下的“兩制”以及“兩制”都“不變”，這是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具體而言：
1.“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核心內容和本質之一，就是保持港澳回歸以后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而且是“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后也不變”。另一方面，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不變”“并不是絕對的‘不變’”。
2.“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核心內容和本質之二，就是“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而且是“永遠不會改變”。
鄧小平特別強調：希望大家能夠學會辯證地看待“一國兩制”，絕不能“忽略了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面，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面不變，而是兩個方面不變。”“‘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里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否則怎么能說是‘兩制’呢？那就變成‘一制’了。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國大陸變成資本主義，叫做‘全盤西化’。在這個問題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講兩個方面，‘一國兩制’幾十年不變就行不通了。”[2]
港澳回歸以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繼承和發展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后也不變”，“一國兩制”是“一國”下的“兩制”以及“兩制”都不變的思想認識方面，又在新形勢下有所創新和突破，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對于這一基本原則的思想認識內容。
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央會一如既往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和澳門基本法，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一如既往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3]“大家都很關心中央領導集體實現新老交替后，中央對香港、澳門的方針政策會不會發生變化。今天，我想借此機會重申：中央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的方針不會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職責的決心不會變；支持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的政策也不會變。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關于港澳工作的大政方針，同中央長期以來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是一脈相承的。”[4]“‘一國兩制’是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牢牢堅持這項基本國策，是實現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促成部分，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門整體和長遠利益，符合外來投資者利益。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是中央政府、特別行政區政府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使命，無論遇到什么樣的困難和挑戰，我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都絕不會動搖，我們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信心和決心都絕不會動搖！”[5]
對此，筆者是感同身受，深以為然的。
（二）把港澳的事情辦好，關鍵是要“全面準確把握‘一國兩制’的含義”、“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必須兼顧“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之根本宗旨的“兩個基本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必須保證“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理解和貫徹的“三個不可偏廢”——“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必須堅持“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一國”之內的“兩制”并非等量齊觀，而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這是“一國兩制”在港澳實踐的“頂層設計”，也是“一國兩制”在港澳實踐的“底線思維”。對此，我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
在這個問題上，港澳回歸以來，歷代中央領導集體一直都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一直都是有明確而清晰的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的，并且這種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是在逐步豐富和深化的。
習近平明確指出：“辦好香港的事情，關鍵是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基本法權威。”[6]“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必須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必須堅持依法治港、依法治澳，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只有這樣，才能把路走對了走穩了，否則就會左腳穿著右腳的鞋——錯打錯處來。”[7]
與此同時，集中反映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于“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問題之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之2014年“白皮書”，在這個問題上也有明晰闡釋：“‘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于‘一國’，并統一于‘一國’之內。‘一國’之內的‘兩制’并非等量齊觀，國家的主體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在這個前提下，從實際出發，充分照顧到香港等某些區域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允許其保持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在‘一國’之內，‘兩種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鑒，才能和諧并存，共同發展。”[8]
對此，筆者是感同身受，深以為然的。
（三）中國憲法和港澳“基本法”共同構成港澳特區的憲制基礎，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都必須尊重和維護，都必須嚴格遵守，必須依法保障“一國兩制”的實踐，必須依法治港、依法治澳。作為港澳特區最高層級的“憲制性”文件，港澳“基本法”是港澳特區一切制度和政策的依歸，必須堅決保障港澳“基本法”的權威地位，必須堅決支持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另外，在堅決保障港澳“基本法”維持基本穩定的同時，必須充分尊重和維護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港澳“基本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要逐步完善與港澳“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在中央層面、在全國范圍建設“法治中國”、“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同時，要建設“法治香港”、“法治澳門”。
在這個問題上，港澳回歸以來，歷代中央領導集體一直都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一直都是有明確而清晰的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的，并且這種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是在逐步豐富和深化的。
習近平明確指出：“辦好香港的事情，關鍵是要……維護基本法權威。”[9]“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依法保護港澳同胞利益。這是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邁出的重要一步，對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促進香港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法治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10]
與此同時，集中反映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于“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問題之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之2014年“白皮書”，在這個問題上也有明晰闡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范圍內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因此，必須“全面把握、整體理解香港基本法的各項規定”。“香港基本法的所有規定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條文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的，必須把香港基本法的每個條文放在整體規定中來理解，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體系中來把握。”必須“尊重和維護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改權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基本法同時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對基本法中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也可對其他條款解釋。這種解釋權來源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香港基本法關于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系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基本法解釋權是維護‘一國兩制’和香港法治的應有之義，既是對特別行政區執行基本法的監督，也是對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的保障。”同時“完善與香港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有利于更好地維護香港基本法的權威”。“香港基本法實施以來，已經建立完善了一系列與之相關的制度和機制。……隨著‘一國兩制’實踐不斷發展，香港基本法實施不斷深入，必然要求繼續完善與香港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特別是要著眼香港的長治久安，把香港基本法規定的屬于中央的權力行使好，使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系切實納入法制化、規范化軌道運行。”[11]
對此，筆者是感同身受，深以為然的。
（四）“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要充分相信“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澳同胞是可以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港澳特區的。港澳同胞必須適應香港回歸的歷史性轉折，必須傳承和發揚“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盡快建立起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中華民族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徹底完成從“英人治港”時代的“二等公民”向“港人治港”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全面嬗變，在實現“法理回歸”的同時實現“人心回歸”，“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必須使“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成為港澳社會的主流核心價值。必須全面加強對于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加快培養“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治港人才、治澳人才，以使“一國兩制”事業在港澳特區薪火相傳、后繼有人。
1.關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思想，是“總設計師”鄧小平最早提出并加以系統論述的。
港澳回歸以后，歷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承和發展“總設計師”關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思想認識方面，又在新形勢下有所創新和突破，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對于這一基本原則的思想認識內容。這一傳承與發展，主要體現在2014年的“白皮書”中，其明晰而具體化地闡釋道：“‘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這就是鄧小平所強調的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愛國是對治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如果治港者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或者說治港者主體不能效忠于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就會偏離正確方向，不僅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難以得到切實維護，而且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的福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12]
這里說的是香港，同樣對于澳門也是適用的。
2.關于港澳同胞必須傳承和發揚“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使“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成為港澳社會的主流核心價值的問題，港澳回歸以后，歷代中央領導集體，都有非常明晰的論述和具體化的指導意見。
2014年的“白皮書”指出：“‘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對中央來說是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對香港和香港同胞來說是重大歷史轉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各項事業取得全面進步的同時，‘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現的一些在經濟社會和政制發展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都與此有關。因此，要把‘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繼續推向前進，必須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出發，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13]
3.關于必須全面加強對于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加快培養“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治港人才、治澳人才，以使“一國兩制”事業在港澳特區薪火相傳、后繼有人的問題，港澳回歸以后，歷代中央領導集體都有非常明晰的論述和具體化的指導意見。
習近平明確指出：“‘一國兩制’事業發展需要新人輩出，這樣我們的事業才能薪火相傳，不斷取得新的成功。”[14]“要實現愛國愛澳光榮傳統代代相傳，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后繼有人，就要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培養。”“要把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讓青少年更多領略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發憤圖強的光輝歷程，更多認識新中國走過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夢的內在聯系，從而牢牢把握澳門同祖國緊密相連的命運前程，加深民族自豪感與愛國愛澳情懷，增強投身‘一國兩制’事業的責任感與使命感。”[15]
對此，筆者是感同身受，深以為然的。
（五）“一國兩制”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創新性事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的鮮明特點，絕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風順，在前進的道路上，必然會不斷遇到來自方方面面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需要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特區政府和港澳同胞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逐步總結與積累經驗，同時要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豐富和發展這些經驗。在港澳地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和“重大課題”，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偉大實踐中來逐一破解。
在這個問題上，港澳回歸以來，歷代中央領導集體，一直都是有明確而清晰的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的，并且這種思想認識和理論思考是在逐步豐富和深化的。
習近平明確指出：“我們深知，作為前無古人的事業，‘一國兩制’實踐不會一帆風順。”香港、澳門“在取得巨大進步和成就的同時，也還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仍會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需要加以妥善應對”。[16]“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是中央政府、特別行政區政府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使命，無論遇到什么樣的困難和挑戰，我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都絕不會動搖，我們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信心和決心都絕不會動搖！”[17]
對此，筆者是感同身受，深以為然的。
三
港澳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和成就，收獲和積累了大量豐富而深刻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這里也包括囿于歷史局限而產生的一些思想認識方面的誤區和實際工作方面的偏差等同樣豐富而深刻的歷史教訓和現實啟示，都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汲取、參考、借鑒，都是我們進一步推動“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向前發展和繼續探索的寶貴思想遺產和精神財富。在“以史為鑒”的基礎上，勵志前行，將“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境界，是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特區政府和港澳同胞，同樣也包括我們學界的共同使命和責任。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全面繼承新時期以來由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所創立并實施、由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徹底解決臺港澳問題的大政方針和基本國策的基礎上，在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一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和“重大課題”的規律性特征之認識和把握日益深化和精準的基礎上，直面“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實踐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并有機結合新形勢下治國理政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五大發展理念”、推進“三個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的中心工作和戰略目標，務實進取，開拓創新，在堅如磐石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在進一步鞏固和深化港澳特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制度性優勢，鞏固和深化港澳特區全面準確地理解認識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鞏固和深化祖國內地和港澳特區經濟領域全面交流與合作，在進一步鞏固和深化祖國內地和港澳特區“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建設“中華民族共同家園”認同，攜手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體制機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意義和價值的“頂層設計”、“底線思維”和重大戰略舉措，贏得了在港澳特區全面準確地理解認識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重大進展、重大突破，開創了直接針對港澳問題徹底解決之“國家統一”和“國家治理”的新局面、新氣象，為在確保“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得以全面準確地理解認識和貫徹落實的基礎上徹底完成港澳特區的“人心回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創造了必要條件。我們堅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艱苦奮斗，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完成和鞏固“國家統一”的皇皇偉業一定有一個光明的前景。
[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頁。
[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219頁。
[3]《習近平會見崔世安》，《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1日。
[4]《習近平會見梁振英崔世安》，《人民日報》2013年3月19日。
[5]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14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2014年12月21日。
[6]《習近平會見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訪京團》，《人民日報》2014年9月23日。
[7]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14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2014年12月21日。
[8]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2014年6月10日），《人民日報》2014年6月11日。
[9]《習近平會見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訪京團》，《人民日報》2014年9月23日。
[10]《習近平會見梁振英》，《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0日。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2014年6月10日），《人民日報》2014年6月10日。
[1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2014年6月10日），《人民日報》2014年6月10日。
[1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2014年6月10日），《人民日報》2014年6月10日。
[14]《習近平會見崔世安》，《人民日報》2014年12月20日。
[15]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14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2014年12月21日。
[16]習近平：《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上的致辭》，《人民日報》2014年12月20日。
[17]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14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2014年12月21日。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統戰部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