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中國，人民群眾的工作和生活依然籠罩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氛圍中，教育、科技、文藝等領域的工作依然在混沌中進行，老百姓依然看不到“出路在何方？希望在哪里？”但希望的曙光就在這一年出現了：1975年初，鄧小平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副總理等職務[1]；1975年1月25日，鄧小平傳達毛澤東“軍隊要整頓”的指示[2]，為鄧小平主導的1975年全面整頓工作拉開了帷幕。這次整頓從軍隊開始，擴及鐵路、鋼鐵、工礦企業、科技、文藝等各領域，教育整頓也隨之悄然興起。
一、教育整頓的緣起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界是“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眼中釘、肉中刺”，在十年浩劫中遭受重創。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指導下，我國教育領域矛盾重重：在行政領導權上，“知識分子領導”和“無產階級領導”之間存在尖銳的沖突，奪權斗爭此起彼伏；在教學體制和辦學模式上，存在“關門辦學”和“開門辦學”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和主張；在教學內容和課程設置上，以“書本知識”還是“實踐經驗”為主要學習對象成為爭論的核心內容之一；在師生關系上，堅持“師道尊嚴”還是以“革命戰友”關系相處成為矛盾之一；在考試方法上，“閉卷考試”與“開卷考試”的矛盾愈演愈烈；在招生制度上，主張“文化考查”與實行“四大步驟”兩種主張爭論不休；在畢業分配問題上，是“鍍金回城”還是“下鄉扎根”存在顯著矛盾；等等。[3]這些矛盾在實踐中則表現為亂象重生：“白卷英雄事件”、“小學生日記事件”、“王亞卓事件”、“馬振扶公社中學事件”等一系列擾亂教育秩序的惡性事件接連發生，真實地反映了“教育革命”不僅沒能實現“天下大治”的夙愿，反倒嚴重破壞了各級各類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擾亂了人民群眾的教育理念，大大降低了我國教育質量和教育水平。
久亂思治。經歷了十年摧殘的廣大教育界人士和普通民眾由衷地期盼能有一個安靜祥和的讀書環境，能夠通過學習來實現人生理想和社會和諧。鄧小平主持、周榮鑫主抓的1975年教育整頓就在這樣的期盼中呼之欲出了。
二、教育整頓的過程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打著“文化革命”的旗號、在文化領域進行、以教育和學校為主戰場展開的一場動亂。“文化大革命”伊始，教育部門就被“四人幫”等反動力量把持，學校成為“文化革命”的“重災區”，教師和學生成為被打壓的首批對象，大量教師被打倒，眾多教育界人士被錯定為“反動學術權威”、“特務”以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記載：在教育界，僅教育部直屬單位和17個省市高校，受誣陷、迫害的人數就達到14.2萬之多，著名學者熊慶來、翦伯贊等就在其中[4]。其中幸運的人到“文革”結束時被釋放，不幸的人則直接被批斗致瘋、致死。
教育整頓是鄧小平1975年全面整頓中繞不開的環節。1975年3月8日，鄧小平同葉飛談話時指出，“目前我首先要抓鐵路、鋼鐵、煤炭、軍工，還有教育。”[5]可見，鄧小平早就開始考慮教育整頓問題，只是迫于現實顧慮，著手教育整頓的步伐相對遲緩。9月19日，他在會見胡喬木時強調，“軍隊要整頓，地方也要整頓，工業、農業、文教、文藝等都要整頓。”[6]這里所說的“文教”就是指的文化教育，教育整頓從此進入實施階段。9月26日，在聽取胡耀邦等人工作匯報時，鄧小平提出，科技工作要后繼有人，這是對教育部門提出的要求。他指出，“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7]發展高等教育成為解決科技問題的突破口，同時也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教育整頓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早在1975年5月，教育部長周榮鑫就著手準備教育整頓與改革事宜。他通過召開各種會議對教育領域問題進行調查研究。調查工作圍繞以下主題展開：如何認識教育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如何看待建國后17年的教育路線？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否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通過調查，周榮鑫了解到教育界問題嚴重，倍感痛心，深感責任重大。隨后，周榮鑫先后多次發表針對性極強的講話，明確表示教育界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極“左”思潮。他認為教育的根本問題出在教育部門的領導和管理上，并非學校領導的問題，更不是教師的問題。[8]他義正詞嚴的講話在教育界引起了強烈反響與共鳴，教育界人士普遍感嘆“這回教育有救了”。在周榮鑫的帶領下，教育界在短時間內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甚至抵制住了來自“四人幫”的錯誤宣傳，出現了教育部及相關報刊一度停止宣傳“朝農經驗”的可喜景象。
1975年的教育整頓，嚴格來說，以9月15日鄧小平明確提出“教育也要整頓”為標志，分為前后兩個階段。[9]
第一階段（即1975年5月至9月）的工作主要由周榮鑫牽頭，在隱蔽狀態下進行。1971年《紀要》中所提出的“兩個估計”[10]就像一把利劍，懸在教育界每個人頭頂，窒息著整個教育界的空氣。經實地調查后，周榮鑫認為，“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界存在的諸多問題責任應歸咎于教育部門的領導，因此，教育整頓首先要整頓的是教育思想。為此，周榮鑫等人深入扎實地做了以下三件事情：一是認真學習，深化認識。周榮鑫組織教育部內部各單位認真總結，認真學習中央文件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的指示，深刻理解中央精神。二是調查研究，澄清問題。周榮鑫等人有計劃地組織召開各種座談會和討論會，細致入微地了解情況，就教育方面的重大是非問題與各級領導和各界同仁交換意見，力求劃清界限。三是辦好刊物，搭建平臺。創刊于1972年的內部刊物《教育革命通訊》為教育討論與交流搭建好平臺，引導教育戰線分清是非，廓清迷霧，劃清界限，營造良好的風氣和氛圍。
第二階段從1975年9月鄧小平提出“教育也要整頓”的論斷開始。周榮鑫前期的調查研究、資料收集和整理為鄧小平著手教育整頓奠定了基礎。1975年鄧小平在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指出，“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11]鄧小平在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積極倡導整頓教育，是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也是為了重新確立教育基礎性地位的需要。9月26日，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會議，聽取胡耀邦等人匯報中國科學院工作，詳細聽取了《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鄧小平在會上指出，“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們提高工廠自動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員，這就要靠教育。”[12]他還指出“教育戰線也要調動人的積極性”[13]。10月4日，鄧小平明確批評林彪、“四人幫”沒有完整理解毛澤東思想，還以學校教育為例加以說明，從而強調學校教育的重要性。鄧小平的多次講話清晰地展示了他關于教育整頓的主旨思想：一是要凸顯教育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二是主張辦好大學，學校應以教學為主；三是重視教師的作用，突出教師的地位，倡導提高教師的勞動積極性。[14]
教育部長周榮鑫和副部長李琦等鑒于教育部內部情況復雜，深感有責任和義務將教育戰線的問題如實向中央領導匯報，故在隱蔽狀態下，親自主抓、找人單獨談話，由方玄初執筆起草《教育工作匯報提綱》。《教育工作匯報提綱》是鄧小平思想在教育領域的具體體現。
然而，理性的設想在非理性的時代也沒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當《教育工作匯報提綱》推進到第三稿時，劉冰等人寫信狀告遲群、謝靜宜的事件發生了，“四人幫”借用這個機會大肆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教育工作匯報提綱》就此夭折。盡管該《匯報提綱》沒能付諸實踐，但教育整頓精神的春風已經在教育界不脛而走，教育界人士奔走相告，倍受鼓舞。“反擊右傾翻案風”這股逆流的襲來，使得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教育部長周榮鑫則于1976年4月13被批斗致死。1975年教育整頓就此告一段落。
三、教育整頓的特征
教育在“文化大革命”全過程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方面，基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思考，鄧小平主持1975年全面整頓的重點放在了交通系統和經濟領域，力圖盡快恢復國民經濟形勢，改善物質生活條件；另一方面，教育界是“文化革命”的“重災區”，其領導權一直把持在“四人幫”及“左”傾“黑干將”手里，受“左”傾思想影響深重。對教育界開刀，就意味著對“左”傾思想開刀，就意味著與“文化大革命”的基調針鋒相對，因此，教育整頓比其他領域整頓顯得更復雜、更艱難，并由此呈現出不同于其他領域整頓的特征。
（一）隱秘性
盡管早在1975年3月鄧小平就已經明確了“教育也要整頓”的思想，卻遲遲未能付諸實踐，而只是在隱秘狀態下進行各種調查研究和資料收集的準備工作。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后，在鄧小平的授意下，新任教育部長周榮鑫、副部長李琦等開始在教育領域著手調查研究。從5月到9月初，他們由內而外組織召開了人數和規模不等的各類座談會和討論會，圍繞教育基礎理論問題收集基層意見，諸如：教育與經濟基礎是否相適應的問題、當前知識分子的主流問題、大學人才培養目標問題、學校發展的核心力量問題等。經過深入細致的調研與探討，教育界的現實難題及破解對策在醞釀中萌生。
《教育工作匯報提綱》的編撰和起草工作也是在隱秘狀態下進行的。起草該《匯報提綱》的目的旨在讓中央領導了解教育界的真實情況。其起草在隱秘狀態下由周榮鑫和李琦主抓，他們通過調查走訪、個別訪談等途徑收集到教育界人士的中肯意見和真實想法，由方玄初執筆。盡管該《匯報提綱》沒能付諸實施，但卻在教育界刮起了一陣暖心的春風，起到了思想引領的作用。
（二）敏感性
“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終極目標之一。[15]“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界一直是重災區：從高校到中小學，常規的教學秩序被打亂，日常的教學工作無法正常進行，學生無法正常升學和繼續接受教育，升學和就業的矛盾成為擺在廣大青年學生面前的現實困境。積極擁護和支持毛澤東的廣大青年學生紛紛響應毛澤東“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號召，“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人才隊伍的可持續發展遭遇嚴重挫折；各級各類學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師和學者們大多被扣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黑幫”、“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臭老九”的帽子而被打倒。他們或是蹲牛棚，或是進“五七”干校，或是在批斗中致死，災難深重。此處僅以北京、上海、天津為例進行不完全統計（見表1）
表1 紅衛兵“文革”期間抄家數據統計
資料來源：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頁。
另據材料統計，在當時的成就卓越的學者、專家、教授被批斗的不僅限于教育界，其他各個部門均災難深重。具體數據如表2。
表2 文化界受批斗情況匯總表
資料來源：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321頁。
教育領導權一直被“四人幫”主持下的“左”傾思想支持者把持著，教育界的任何風吹草動帶來的都是牽一發而引起大矛盾的后果。所以，教育整頓是一條敏感的神經，盡管大家都能意識到其錯誤，意識到需要嚴加整頓，卻難以下手；也正是因為其敏感性，致使1975年全面整頓因教育整頓而夭折；也還是由于其敏感性，上任不到一年的教育部長周榮鑫被打倒，并于1976年4月13日在教育部辦公室中被批斗致死。
（三）滯后性
鄧小平領導的1975年整頓，其首要目標不在于教育整頓，他是希望通過對鐵路交通系統的恢復和工業企業的整頓來恢復國民經濟發展，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基于此種考慮，全面整頓的起點始于鐵路交通系統的整頓，直到軍隊、鐵路、工礦企業等領域的整頓初見成效后，鄧小平才明確提出了“教育也要整頓”的主張。由此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教育整頓在整個1975年整頓中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但這種滯后性又是必然的，它是由各種原因綜合促成的。
（四）開創性
教育整頓之所以隱秘、滯后、敏感，都是因為教育是一項塑造人的思想和行為的工作，這一特性決定了對其整頓的艱難與復雜的程度遠勝于其他領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關乎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教育興則民族強，教育衰則民族弱。站在時代的拐點，回望教育發展道路上的崎嶇與坎坷，作為負責任的領導者和戰略家，鄧小平深感大學教育改革勢在必行。
為了提高大學教育的質量，鄧小平果敢地提出破除“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招生制度，積極倡導從高中畢業生中擇優錄取，“科學院要把科技大學辦好，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生入學，不照顧干部子弟。這樣做要是犯錯誤，我首先檢討。”[16]他不僅明確了招生制度的改革，還打破了傳統的干部子弟優先的原則，實行教育公平。此開創性舉措的推行，引領了新時期教育發展的正確方向，為改革開放以來教育人才的大量培養和中國科學技術實力的突飛猛進奠定了良好基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輸送了可靠的人才隊伍。
（五）反思性
1975年的鄧小平，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體驗了江西南昌新建縣拖拉機廠三年半的疏離，飽讀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中國歷史典籍，對很多問題形成了深刻認知，對教育問題的理性認知和深刻反思也是其厚積薄發的理論成就。他的反思體現在：一是對教育質量的反思。他指出，“教育方面存在不少問題，現在老師積極性不高，學生也不用心學，教學質量低，這樣下去怎么能實現四個現代化？”[17]“有些大學只是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18]可見，他對教學質量表示不滿，并有了自己的疑問和思考。他的這種不滿實際上是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不正常現象進行反思，他的整頓工作實質是改革的試驗。二是對教學方式的反思。1968年毛澤東的“七二一指示”成為“教育革命”的指導思想，高校也隨之實行“開門辦學”。這樣一來，教學質量大打折扣，貽誤了青年一代的教育和成長，造成了黨和國家人才隊伍的斷層，后果極為嚴重。[19]據材料顯示，“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教學被長期中斷，使我國少培養大學畢業生100多萬，中專畢業生200萬，少培養了幾百萬青年人才。在我國科學技術隊伍的組成上，出現了一個長達10年以上的空白。”[20]其后果是在舊文盲未被掃除的情況下，又產生了大批新文盲。據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結果顯示，我國文盲和半文盲達到2.3億人，其中很多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間教育中斷而造成。[21]鄧小平深感痛心，他指出“要后繼有人”。[22]三是對招生制度的反思。“文革”時期實行的是“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即工農兵學員免試上大學。學員知識基礎相當貧乏，無法適應大學教學內容，鄧小平因此發問：“大學究竟起什么作用？培養什么人？”[23]鑒于此，鄧小平明確提出了“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畢業生入學”[24]，為招生制度的改革確定了方向和基調。
四、教育整頓的影響
1975年的教育整頓是中國教育界在經歷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的一線曙光，帶給了教育界乃至全社會無限希望和遐想，教育界人士普遍感嘆“教育有救了”。
首先，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教育整頓喚醒了人們對教育的期待和敬仰，扭轉了教育界的混亂認識，促進了人民群眾教育思想的覺醒和統一。經過這次整頓，人民群眾普遍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從而為在粉碎“四人幫”后的“撥亂反正”中更加自覺自愿、積極主動地貫徹各項教育政策和方針奠定了思想基礎。據江蘇省統計，恢復高考的第一年（1977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報考人數最多的一年。僅就江蘇省的錄取情況來看，1978年3月全省共錄取新生9556人，后又擴招4896人，合計招生14420人[25]。統一教育思想后人民群眾投身教育的積極性可見一斑。這些通過高考走向人生坦途的人改變的不只是其自己和家人的命運，更有幸成為國家新一輪建設和發展征途中重要的一員。
其次，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教育整頓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的具體措施，為“撥亂反正”后的教育改革、恢復高考等一系列科學的方針政策推行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迎來了中國教育的春天，從而間接地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發展提供了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再次，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教育整頓為鄧小平第三次復出贏得了民心和支持，為“四人幫”倒臺和后來鄧小平的再次復出以及其領導的改革開放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1975年的教育整頓，受影響最大的有兩大人群，一是早已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二是正在成長中的青年人。這兩大人群的發展和成長，事關中國發展的前途，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就等于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力量。
四十年風雨兼程，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教育整頓以開創性的思維引領了中國教育發展的方向。盡管歷經曲折，但前途光明，在后來的改革開放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征程中，為我國的教育改革與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
（作者為贛南師范大學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講師，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7頁。
[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頁。
[3]程晉寬：《“教育革命”的歷史考察：1966—197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408頁。
[4]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頁。
[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頁。
[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頁。
[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8]張化：《鄧小平與1975年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406頁。
[9]程中原、夏杏珍：《鄧小平與1975年整頓》，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頁。
[10]所謂“兩個估計”，是在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出的。其主要內容是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基本評價，即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大多數教師和新中國成立后培養的高等學校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11]《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頁。
[1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1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14]程中原、夏杏珍：《鄧小平與1975年整頓》，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頁。
[15]程晉寬：《“教育革命”的歷史考察：1966—197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頁。
[1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17]《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頁。
[1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19]何沁：《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頁。
[20]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320頁。
[2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頁。
[2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頁。
[2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頁。
[2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25]馬征里：《新中國成立60年江蘇省教育大事記》（12），《江蘇教育報》2009年10月19日，第2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