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渡江戰役開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席卷江南、華南，解放并接管了南京、杭州、南昌、上海、長沙、福州、廣州等中心城市。到1949年底，除一些沿海島嶼和邊疆少數地區外，長江以南絕大部分地區都已解放。作為原國民黨統治核心區域的浙江省，中國共產黨如何迅速并有效加以接管、建立新政權、恢復社會秩序，是一道亟須破解的難題。干部隊伍建設則是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
關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干部隊伍建設研究，目前學界有的從宏觀立論（如劉維芳：《新中國建立初期干部隊伍建設的歷史經驗》，《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王先俊：《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干部隊伍建設》，《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等等。），有的從教育、培養與選拔等角度加以考察（如王眾：《新中國建立初期山東省軍隊轉業干部的教育培訓》，《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王先?。骸缎轮袊闪⒊跗诘母刹拷逃嘤枴?，《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1期；等等。），有的則從基層干部、工人干部、農村干部等具體方面進行論述（如黃利新：《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區基層政權干部隊伍建設》，《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期；李葳：《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對工人干部的培養與提拔》，《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3期；石武英：《1949～1952年湖北省農村干部的選拔與培養探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6期；等等。），但專題探討新中國成立初期浙江省干部隊伍建設的研究尚付闕如。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檔案資料為主，兼及親歷者的回憶錄和報刊等文獻，擬從新中國成立前后浙江省情、干部隊伍概況、干部隊伍建設舉措、成效和作用等方面進行初步探討，以進一步深化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浙江省干部隊伍建設和政權建立史的研究。
一、新中國成立前后浙江省情及干部隊伍概況
解放之初，浙江省的國民黨統治機構雖已不復存在，但作為國民黨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地，浙江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核心區域，舊勢力在基層仍有相當影響，加之國民黨在敗退時有組織、有計劃地布置了大批潛伏人員，這些潛伏人員以各種身份從事破壞活動，甚至公開組織武裝對抗。“全省武裝股匪約三萬余人，連同其散布黨政人員共約五萬人左右”，或“分散小股活動專打擊我工作人員”，或“威脅群眾離間南北干部關系”，或“搶劫公家物資及來往客商，破壞鐵路橋梁交通要道，并破壞我之征糧”，更有甚者“集中向我進攻”，還一度包圍開化縣城，攻入于潛縣城。［1］另外，沿海尚有眾多島嶼還在國民黨控制之下。浙江仍然是軍事斗爭的前沿陣地。
與此同時，受戰爭影響，浙江市場蕭條，經濟低迷，眾多工廠處于歇業半歇業狀態。盡管浙江有杭州、寧波、溫州、嘉興、紹興、金華、衢州等十余個人口在3萬以上的工商業城市，其中杭州還是當時中國較大的中心城市，但是這些“城市一般是商業性的消費城市，工業基礎很微弱”，全省“除了農村手工業工人外只有五十萬人，而近代產業工人不到十萬”。而且，這些城市的工業對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依賴性極強，農村經濟亦由于“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與農村封建勢力互相結合，互相滲透，因而使得在城鄉經濟關系、階級剝削關系、生產方式上均發生了錯綜復雜的情況”。［1］（p.163）
因此，剛剛解放的浙江接管城市和建立政權的任務更加艱巨。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后，浙江軍區、中共浙江省委（以下簡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相繼成立，一邊繼續解放全省未解放之地，一邊開展新解放區的政權建設工作。5月7日，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以下簡稱杭州市軍管會）正式成立；25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30日，杭州市下設的8個區人民政府全部成立。浙江省共設立3個省轄市（杭州、寧波、溫州）、10個專區（嘉興、寧波、衢州、建德、溫州、臺州、麗水、金華、臨安、紹興）、6個專區轄市（嘉興、湖州、衢州、金華、蘭溪、紹興）以及部分縣、縣轄區、鄉鎮等，各級政權機構紛紛建立。然而，由于以上各級政權機構都是初步建立，政權組織尚不完備，干部調配還不到位。中國共產黨解放杭州時，參與接管杭州的干部僅400余人，與接管濟南的8000余人相比，僅為1/20，［2］其工作難度不言而喻。時任浙江省委書記、浙江軍區政委、杭州市軍管會主任的譚震林曾感嘆：“工作上感到措手不及”，“首先碰到的困難是干部太少”［2］；“過江后敵人跑了，我們很快進了城，因此我們的工作是被迫的、被動的，鑼鼓不齊”［3］。浙江省委認為，干部“如不迅即培養，各項工作將無法開展，聯系發動廣大群眾更為困難”［1］（p.17）。盡管陸陸續續調配干部，到6月中旬左右，全省也只配齊9583名干部（9583名接管干部中，浙江本地干部789人，山東南下干部7533人，獨立縱隊（先遣縱隊）1051人，第七兵團60人，其他150人。參見《浙江一個半月工作報告（1949年6月21日）》，浙江省檔案館：J23-1-3-4。），其中大部分參與城市接管，農村的基層干部則嚴重不足，全省“干部奇缺”［1］（p.17）。
不僅干部奇缺，干部來源多元、短期內難以整合也是掣肘政權建設及其他各項工作開展的重要因素。接管干部有來自山東的南下干部，有來自根據地的干部，也有城市地下黨干部，還有軍隊干部。這些干部之前組織上互不統屬，政治素質、文化水平、工作作風差異較大，“加以地區開展的快，組織上比較亂，工作比較忙。各方面尚未進一步整理，因此產生了不團結現象”［4］。
當時浙江干部隊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第一，南下干部人數多，政治素質和覺悟比較高，但不了解地方情況，語言不通，文化水平不高，短時期內較難打開工作局面。一方面山東南下干部在整個接管干部中占比最大，1949年五六月間共有7533人，約占干部總數的79%，他們大多是農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城市經驗差”；另一方面南下干部具有在老解放區的學習、工作經驗，政治覺悟較高，懂政策，紀律性也較強，這使得他們對本地干部在工作當中存在的“紀律性、組織性和處理問題的原則性較差”，“有些看不慣，不耐煩”。［5］第二，地方干部熟悉情況，文化水平高，但人數少，政治素質和覺悟相對不高。1949年5月初，地方干部共有789人，其中，參與杭州接管的有300多名地下黨干部，不少人是中上層的干部，有“專家、教職員、政府機關的高級公務員、報社編輯等”，且“精通業務，熟悉地情”［2］。在實際工作中，他們對“南下同志文化水平不高，說話不大清楚，亦看不慣、不耐煩”，同時地方干部也存在“對政策不夠了解，組織性、紀律性差，生活鍛煉不夠，建設經驗很缺等”弱點。［1］（pp.22～23）第三，部分軍隊干部思想有待糾正。如先遣縱隊（獨立縱隊）和第七兵團派出的軍隊干部普遍存在一種“我們來地方上學習的，幫忙的”的思想。［4］此外，個別干部當中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思想腐化問題。
因此，對于剛剛建立政權的浙江省委而言，如何造就一支政治素質過硬、業務能力較強、熟悉地方情況的干部隊伍，是建立并鞏固浙江地方政權的關鍵。
二、增加干部數量：“培養村以上干部十萬人”
對于干部隊伍建設工作，浙江省委認為：“只有大批培養干部，才能逐步適應開辟工作的迫切需要”［6］；“訓練干部任務是新區工作發展的關鍵”［1］（p.17）。時任省委書記的譚震林提出了具體目標：“我們要在浙江培養村以上干部十萬人”。［2］為此，浙江省委主要采取了以下幾項措施：
?。ㄒ唬┱鐒e使用舊職員
國民黨政權留下來的舊職員，大多是基層職員，他們熟悉業務，其中不乏文化水平較高的知識分子和熟練的技術人員。對于這些舊職員，中共中央和華東局早有處理的指示和政策。194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指示，要求“除開十分不愿工作不愿受訓者外，我們應采取留用一切有用人員的態度，決不可輕率地把他們開除趕走了事，而應細心地和他們討論如何改造思想作風為人民服務及解決他們家庭困難的辦法，以便能爭取大批舊職員為我們政府工作”。［7］4月1日，華東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及其他地區的城市接管經驗做出了《華東局關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要求對于接管企業的原有人員（包括廠長、局長、監工、工程師及其他職員），除個別破壞分子必須逮捕處分外，應一律留用；國民黨黨政軍機關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顯著反動行為或嚴重惡劣者須經過集中訓練審查改造后可以分別錄用”。［8］據此，浙江省委要求各接管部門通過軍代表了解被接管部門舊職員的情況，加強宣傳教育，使舊職員認清是非、打消顧慮，并使其了解處置舊職員的方針、甄別錄用的原則［8］（p.69），要求接管部門依據政策精神及自身需要甄別錄用舊職員。最初，杭州市軍管會公安部擬定了舊職員分類處置的原則，將舊職員分為“留用”、“洗刷”（即清除）、“暫留工作預備洗刷”三類。其中，留用者包括警士、警長、會計、繕寫、電話、技術、司機等以及少數下級警務人員，如警佐、巡官和個別無特工背景的科員、督察員。依據該原則，杭州軍管會公安部對原警察局“舊員警均暫行留用，令其維持交通指揮，以后再予分別處理”；對原國民黨浙江省陸軍監獄的65名舊職員、看守則“全部予以解散”。［9］5月29日，浙江省委在總結杭州部分部門接管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做出《關于接管中對舊機構人員處理問題的指示》。該指示將舊機構人員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官僚分子，一律清除出各級機構；第二類是經濟、醫學、機械工程、大企業工廠等方面的技術人才、專家、學者及專門管理人才，原則上都留用；第三類是雜務人員、苦力、工人等，原則上留用；所有原則上留用人員，都必須進行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然后甄別錄用。［1］（p.14）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則寬松得多，基本是完全“包下來”。據時任浙江省委副書記的譚啟龍回憶，對原國民黨企業各部門的人員，除少數特務、反動分子、官僚分子外，大部分留用；對服務于原國民黨政權政治組織的舊職員，大部分都按照政策進行了安置，“并逐步加以教育改造，使之為人民服務”。［6］（pp.335～336）甄別使用舊職員，一方面緩解了干部奇缺的困境，另一方面從政治上、經濟上解決了舊職員的出路和生存問題。
（二）創辦各類干部學校和訓練班，培訓新干部
1949年5月17日，浙江省委“開始籌辦八百至一千人的工人訓練班，動員黨員與積極進步工人參加訓練”，由省委領導親自授課。5月31日，浙江省委做出《關于培訓干部的決定》，要求各地、市委“利用暑假大量吸收青年學生（初中畢業程度，要求審查政治純潔）訓練”，并明確規定“湖嘉、寧波、溫州各訓二千五至三千，金華、衢州、臨海各訓一千五至二千，云和、建德、臨安各訓五百至一千”；對原游擊區的干部、黨員、優秀游擊隊員加以短期（一個月）訓練；同時，有計劃的訓練工人干部，組織業余輪訓班或駐廠輪訓班等。［1］（p.17）同月，為培養銀行、貿易、稅收、會計等人才，浙江省委還計劃“將杭市商高改為商業速成學?！?，待當年學生畢業后即開始招生，培訓1000名新干部。［10］6月，浙江省委、杭州市軍管會先后創辦了浙江省干部學校、杭州新聞學校、浙江財經干部學校、杭州青年干部學校、浙江人民警察學校5所省級干部學校，招收青年知識分子入學，加以培訓。9月，成立中共浙江省委黨訓班，次年改為中共浙江省委初級黨校。此外，省委直屬各部門也紛紛創辦訓練班或干部學校，以培養本部門所需要的專業干部。這一時期的干部學校或訓練班等大都是應急式的，旨在“解決新解放區急需補充干部的問題”［6］；有的招收一兩期學員后，即停辦或改辦（停辦或改辦的干部學校有：1949年8月底，杭州青年干部學校停辦；9月，浙江財經干部學校第一期學員畢業后并入浙江省干部學校；杭州新聞學校舉辦一期后即停辦；浙江人民警察學校于1950年1月改為浙江省公安干部學校。因此，1949年6月創辦的5所干部學校后來只保留了浙江省干部學校和改名的浙江省公安干部學校。）。盡管如此，這些應急、短期的干部學校和訓練班仍較大地滿足了新政權對于培訓干部的需求。
（三）軍隊派遣工作隊參與地方建立政權工作
1949年6月中旬，浙江城市接管工作基本結束，在鄉村建立政權成為全省工作的重點。浙江省委提出應“把工作重心和主要力量放到農村”，“七、八、九三個月工作中心，主要的是肅清土匪、散兵，建立革命秩序，實行生產救災，合理負擔，并結合民主反霸斗爭”，要求各級黨委除以必要力量掌握城市工作外，抽出大部分力量到農村去工作。［11］考慮到省內干部力量不足，尤其是缺乏具有武裝斗爭經驗的干部，浙江省委與第七兵團黨委于6月14日做出決定，抽調解放軍干部指導幫助浙江省各新解放區工作。［1］（p.27）7月初，當入浙解放軍大部分離浙南下或西進后，潛伏的國民黨武裝力量趁機反撲，抽調的軍事干部顯得力不從心。為此，浙江省委和第七兵團黨委再次做出抽調軍隊官兵組成工作隊加強各地工作的決定。［3］（pp.331,347）當月，第七兵團就抽調出4973名解放軍官兵參加工作隊。［1］（p.54）9月，譚震林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會議上強調軍隊工作隊是農村工作主力軍［1］（p.79）的同時，又決定派35軍參與剿匪和地方工作，要求35軍各團及直屬隊各級政治干部只留正職，副職全部抽出到縣區鄉去擔任工作。［1］（p.113）
通過以上舉措，到1950年3月，浙江省共吸收了1.7萬余名青年知識分子干部，提拔了1.1萬余名當地農民干部，留用舊職員6萬余人，全省脫產干部已達5.5萬余人。省委書記譚震林也自豪地說：“干部數量不足困難，已因大量培養新干部而基本解決”。［12］
三、提高干部素質：加強黨的領導和對干部的繼續教育
通過多種途徑增加干部數量，只是解決干部匱乏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則是如何更好地提高這些干部的素質，使其成為貫徹黨的主張、開拓新解放區、鞏固新政權的利劍。
（一）從組織上、思想上加強黨的領導
在組織方面，浙江省委調整組織系統，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浙江省委成立后，相繼結束了前杭州市委、浙東臨委、浙南特委等組織的工作；同時，根據現實需要，將全省劃分為3個省轄市及10個專區，并先后設立地委，地委之下設立了近70個縣委。［1］（p.33）縣委歸所屬地（市）委領導，各地（市）委統歸省委領導。1949年9月，浙江省委、浙江軍區要求“剿匪部隊應堅決服從黨委的統一領導，不允許有任何鬧獨立的行為”［1］（p.63），譚震林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會議中強調黨委的“一元化領導”［1］（p.76）。組織上的調整和一元化領導體制消解了南下干部與地方堅持地下斗爭干部、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以及新舊干部之間的隔閡。
在思想方面，浙江省委強調團結的重要性，著手提高干部的團結意識。1949年5月，浙江省委舉行會師大會，慶祝南下大軍與堅持浙東、浙西游擊戰爭及杭州地下斗爭的同志們勝利會師。在會師大會上，譚震林指出：“南下大軍與地方游擊隊的團結，南下干部與堅持浙江地下斗爭干部的團結，是取得今后工作勝利的基本保證，一定要搞好”。［6］（p.329）6月，浙江省委召開直屬機關干部大會，歡迎堅持浙南敵后10余年艱苦斗爭的前浙南地委的同志。與此同時，浙江省委還要求各級干部認真學習省委下達的組織調整、制度劃一的系列文件。在這些文件中，浙江省委高度評價了地方黨組織堅持敵后斗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時要求各級黨組織要做到組織上、思想上、政策上的會師，保證全黨團結一致，努力建設新浙江。
（二）加強對干部的繼續教育
舊職員是干部繼續教育的重要對象。城市接管工作基本結束后，譚震林和時任杭州市軍管會副主任的汪道涵談道：“集中訓練舊人員是不能慢的”。［13］1949年7月25日，《浙江日報》發表社論寫道：對于留用職員，共產黨員必須“認真的幫助這批黨外干部，幫助他們去提高自己改造自己，使他們逐步跟上我們”。［14］當月，杭州市專門成立在職干部學習委員會及留用人員機關學校，制訂了“杭州市留用職員教育計劃”，對留用職員進行教育改造。［8］（pp.87～90）8月后，浙江省委對浙江省干部學校進行了大規模調整（這次調整是從1949年8月下旬浙江省干部學校第一期學員畢業后開始的，在組織機構上將原來的一部、二部合并為第一部，將原設在杭州鐵路分局的訓練班并入后轉為第二部，將原浙江財經干部學校并入后設為第三部，另外新建了第四部。），將以培訓新干部為主改為以舊職員和在職干部再教育為主。11月，第二期干部學校訓練班正式開學，培訓對象主要為舊職員，次年3月結業。［15］1951年2月該校改為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浙江分校后，又接連舉辦了第三、第四、第五期訓練班。除第四期外，均以舊職員為主要培訓對象，前后共輪訓舊職員12726人。［1］（p.273）
堅持地下斗爭的干部也是繼續教育的重要對象。從1949年9月至1950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初級黨校共舉辦了兩期培訓班。培訓對象主要為各游擊隊和城市地下黨堅持地下斗爭的干部、部分基層軍隊干部，包括縣級干部32人、區級干部278人、鄉級干部168人。培訓內容主要有形勢任務學習、黨的基礎知識教育、整風和業務學習等。［15］（p.9）
1950年，為貫徹中共中央、華東局關于全黨全軍整風運動的決定，浙江省委將土地改革（以下簡稱土改）教育和整風運動結合起來，大力推行干部的繼續教育。6月9日，浙江省委規定所有參加土改的干部，事先都要經過訓練。土改訓練班的主要內容是：“首先進行形勢學習。從形勢學習中樹立當家、生產、統戰、遵紀、守法基本思想，穩定學習情緒，接著轉入整風，主要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隨后土改學習，主要弄清新形勢下土改與戰爭情況下土改的不同點及土改法中幾個主要政策及八大紀律”。［1］（pp.228～229）6月10日，省委舉辦了第一期土改訓練班。8月上旬，各地縣委相繼舉辦干部訓練班。10月，省、地、縣各級訓練任務全部完成，全省共訓練土改干部3.6萬余人。［16］
在職學習是干部繼續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受各種環境的制約，干部不可能都參加脫產培訓，在職學習顯得尤為重要。1949年6月3日，浙江省委就干部的教育學習問題做出專門指示：要求各級干部“組織學委學習小組。除聽報告，討論報告外，必須有二小時的時間學習業務”；學習內容為政策、時事、城市通識等，并要求不同干部針對自身弱點進行針對性學習。［17］7月，譚震林在強調“加強學習制度，使之正規化”、“學習由黨組領導，人事處負責”［1］（p.49）的同時，帶頭從省委做起，親自抓省委委員的學習［3］（p.361）。在省委領導的帶頭示范之下，每天兩小時的學習制度得以逐步落實，并成為1949年浙江省干部日常教育的主要方式。［8］（p.101）實際上，在政權建立之初，干部在職教育貫穿始終，只是不同時期隨形勢變化而有所側重。如1950年6月，省委在抽調干部參加土改教育的同時，規定其他干部“一律組織在職學習，由各級黨委及行政負責人直接領導”，學習周期同樣是3個月，學習內容也與抽調輪訓的干部大致相同。［1］（pp.203,205～206）
四、規范制度建設：建立辦公和巡視制度
新中國成立之初，浙江省加強干部隊伍建設還制定了嚴格的制度規范，建立了集體領導和辦公制度以及巡視制度，以保障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一）建立規范的集體領導和辦公制度
1949年6月，浙江省委要求各級黨委建立集體領導和辦公制度。［1］（p.24）這不僅適應了執政的需要，還克服了以前戰爭環境下各自為政、辦公散漫的某些弊端。
嚴格規范請示報告制度是規范辦公制度的重要內容。1949年5月5日，《華東局關于深入城市政策教育的決定》指出：應嚴厲告誡全黨全軍干部必須嚴格執行事前請示制度，必須立即糾正一切無紀律無政府現象，特別對政治宣傳口號、對外政策、勞資關系問題、金融貨幣政策必須嚴格遵守事前請示制度。［8］（p.42）浙江省委和杭州市軍管會也頻頻加以要求和強調（1949年6～8月，浙江省委、杭州市軍管會先后在《省委關于南下干部與堅持干部會師后處理團結問題的指示（1949年6月2日）》、《省委關于執行七、八、九三個月工作計劃的決定（草案?1949年6月13日）》、《省委關于農村工作隊的指示（1949年8月5日）》等多個文件中專門強調要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參見中共浙江省委研究室、浙江省檔案館：《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選編（1949年5月～1952年12月）》，第23、26、53頁。）。為此，1949年9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會議就建立嚴格的請示報告制度進行了專門討論，并對此做了進一步的明確規定。如對各級公安組織，要求“縣局以上之公安局，對該地同級黨委、同級政府及上一級公安機關，應作定期的工作報告，茲規定半月一次簡報，每月一次總結報告，除由于不可克服的原因外，不得藉口拖延或不報告”［1］（pp.74,91）。10月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發布《規定報告制度的通令》，不僅對各級政府每月報告的種類、次數、送呈時間、字數、內容等做了要求，而且規定“綜合報告必須由負責同志親自動手，轉報之報告，必須由負責人審查加章”。（浙江省人民政府秘書處：《法令匯編》第1集，1950年印，第302頁。）隨著各級政權組織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浙江省委對請示報告制度在基層的執行也做出具體的指示。如1950年1月，為迅速完成征糧任務，浙江省委指示“鄉每日匯報一次交換意見，鄉每一天一個簡報至區，區每日一個簡報到縣，縣二天一次簡報到專區，嚴格報告請示制度”［1］（p.145）。3月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再次發布《關于貫徹報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單位嚴格執行。3日，譚震林在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會議上對請示報告制度執行不嚴格、不堅決的現象提出批評，指出“自作主張不請示報告，擅自修改或不堅決執行上級指示，是運動自由發展陷于混亂的基本根源”，并將“加強紀律性”、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列入1950年黨的重要工作任務。［1］（pp.182～183）
（二）建立不定期的巡視制度
1949年5月，杭州剛剛解放，譚震林就要求相關負責人下基層了解干部的思想狀況，并每周向他匯報一次。［3］（p.361）7月，浙江省委抽調省委委員楊思一和浙江省委宣傳部主要負責人林乎加“率一巡視團去各地檢查幫助指導群眾運動及時發現問題”。［1］（p.58）7月29日，在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大會上，省人民政府主席譚震林提出：“要拿出大批干部組織工作團到各地去”，“一切農林、水利、交通等都要由政府機關及派出巡視團、工作團來推動進行，來組織、來檢查”。［1］（pp.48～49）8月5日，浙江省委指示：“各地委專署分區縣委縣府等負責同志，除留少數在機關掌握全盤領導工作和處理日常工作外，均應有計劃的分到區鄉去親自掌握對工作隊的領導，［從］典型的鄉村吸收經驗去指導工作推動全面，應研究和實行新的領導方法去作這一工作”。［1］（p.53）此后一段時期內，省委“實際上經常只有三四個人在機關，大多數干部均在外面巡視幫助工作”。［1］（p.171）不難看出，派遣巡視組、工作團前往一線進行巡視，以了解情況、發現問題，幫助干部解決問題，是浙江省委的重要工作經驗，也是對干部的有效監督舉措之一。
五、浙江省干部隊伍建設的成效及作用
干部是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實踐者，是事業成功的關鍵和保障，因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18］。就浙江來說，1949年5月底，全省大概有1.3萬余名干部，包括南下干部、本地堅持地下斗爭的干部和軍隊工作隊干部。隨后，浙江省委通過創辦各類干部學校和訓練班培訓新干部、甄別使用舊職員、繼續吸收部分南下干部和軍隊工作隊干部，到1949年底，全省干部總數增加到36398人，1950年12月為89209人，1952年底為115258人。［19］這11萬余名干部無疑是浙江地方政權建立的關鍵和鞏固的保障。
從浙江解放之初到1952年底，浙江新增干部10萬人以上。對于新干部，浙江省委、省政府及下屬各級機關不僅從組織上、思想上、作風上加強對其領導，從學校教育、繼續教育上提升其綜合素質，并將教育與土改、整風運動等結合起來，建立規范的辦公制度和不定期的巡視制度，鍛煉其實踐能力。干部教育和建設是有相當成效的。比如干部會師后的團結問題大體上得到了解決。1949年底，譚震林說：“各級黨的領導亦有了某些改善，從省委以下自我批評作風已經開始形成”，“干部的積極性、政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克服了畏縮退卻、害怕敵人、臨時觀點、悲觀情緒、甚至想開小差回山東等等右傾思想”［1］（p.130）。1950年春，他又說：各方干部素質得到了較大的提高，如南下干部對浙江的省情乃至方言都逐步熟悉起來，與當地干部的團結問題也基本上得到解決；普通干部的思想作風、政策水平都有較大的提高，逐步積累了在浙江地區發動群眾運動的基本經驗；當地干部也進步較快。［1］（p.162）譚震林在后來回顧其在浙江三年的工作時說：“雖然浙江的干部來自四面八方，各有山頭，各有一套作風，而在三年中始終是團結的”。［6］（p.332）對舊職員教育改造工作亦成績不菲，僅浙江省干部學校就輪訓了約1.3萬余名舊職員，占學員總數的60%，而且這些經過輪訓的舊職員“百分之九十以上均能服從組織分配工作……一般的工作態度較前進步，在留用人員中部分能起帶頭作用，并能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1］（pp.273～274）。
正是干部隊伍建設的措施得力和干部們的努力工作，浙江各地各級新政權迅速建立，各項建設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社會新秩序逐漸穩固。1949年底，在城市，“完成了接管工作，保證未亂，迅速建立了革命秩序，維持恢復并個別發展了生產，組織了十余萬工人，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農村，殲滅土匪、特務5萬余人，改變了浙江解放初“廣大農村為匪特盤踞的形勢”；反霸、減租等社會改革運動在全省農村范圍內開展，基層的封建惡霸勢力受到重大打擊，保甲制度被完全摧毀，新政權初步建立，各級農協和群眾組織普遍建立。［1］（p.162）1950年9月，全省共建立5367個鄉人民政府，基本上完成劃鄉建鄉工作。［19］（p.49）10月，浙江省農村剿匪、反霸、農業稅征收、生產、減租、組織發展六大任務取得重大勝利［6］（p.345）。1951年3月，全省基本上完成了土改的任務，此外還開展了抗美援朝運動、鎮壓反革命分子等鞏固政權和恢復、發展生產的工作。
浙江省委用兩年左右的時間，通過增加干部數量、提高干部素質和規范制度建設，打造了一支聽黨指揮、規模龐大、素質較高的干部隊伍，不僅迅速實現了全省接管，構建了各級政權，而且完成了農村工作的六大任務和土改，鞏固了新政權，穩定了社會經濟秩序，為沿海島嶼的解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nbsp;參 引 文 獻 ］
［1］《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選編（1949年5月～1952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研究室、浙江省檔案館2011年編印，第55～56頁。
［2］《譚震林在杭州市軍管會成立會上的報告（記錄稿?1949年5月7日）》，浙江省檔案館：J23-1-1-1。
?。?］金冶主編：《回憶譚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頁。
?。?］《浙江一個半月工作報告（1949年6月21日）》，浙江省檔案館：J23-1-3-4。
［5］《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選編（1949年5月～1952年12月）》，第22、34頁；《浙江一個半月工作報告（1949年6月21日）》，浙江省檔案館：J23-1-3-4。
?。?］《譚啟龍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頁。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頁。
［8］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浙江（杭州）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6頁。
?。?］《五月份公安工作簡要總結及六七八三月工作綱要（1949年5月28日）》，浙江省檔案館：J23-1-9-9。
［10］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浙江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頁。
［11］《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選編（1949年5月～1952年12月）》，第25頁；金冶主編：《回憶譚震林》，第331、347頁。
?。?2］《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選編（1949年5月～1952年12月）》，第162、168、171、180頁；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浙江（杭州）卷》，第433頁。
［13］譚震林、汪道涵：《浙江省匯報》，浙江省檔案館：J23-1-9-24。
［14］《加強留用職員的改造與教育》，《浙江日報》1949年7月25日。
［15］包松竹：《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校史（1949～1999）》，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頁。
?。?6］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當代浙江研究所：《當代浙江簡史（1949～1998）》，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頁；包松竹：《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校史（1949～1999）》，第9頁；《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選編（1949年5月～1952年12月）》，第275頁。
?。?7］浙江省委：《關于干部思想、學習問題的意見（1949年6月3日）》，浙江省檔案館：J23-1-1-11。
?。?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頁。
［19］《浙江省中國共產黨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頁。
?。圩髡吆喗椋蒺執┯?，碩士研究生，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310018；游海華，教授，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310018。
*本文為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課題“解放前后浙江地區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投誠資料整理與研究”（18NDJC191YB）的中期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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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