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對國內互聯網的成功治理是實現互聯網事業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中國之治”的亮點之一。中國互聯網治理歷程與技術進步、時代發展和社會變遷密切聯系，呈現出起步、發展、全面推進、深化的梯度演進歷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在互聯網基礎設施、互聯網應用、互聯網制度體系、網絡生態、互聯網國際影響力等方面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成為舉世矚目的互聯網大國。中國互聯網發展奇跡蘊含著互聯網治理的中國經驗，包括依托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保障、站穩人民立場、堅持科學的方法論等，是堅持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互聯網治理之路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中國互聯網；綜合治理；治理效能
作為20世紀人類最重要的發明之一，互聯網誕生至今已有50余年。中國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至今也有30余年。30余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互聯網事業取得了重大成就，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網之路，積累了一系列寶貴經驗，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人類福祉做出突出貢獻，成為“中國之治”的亮點之一。然而，長期以來，某些西方國家和反華勢力對于中國互聯網治理模式一直存在著意識形態偏見，對中國互聯網治理工作橫加指責乃至“妖魔化”。例如，把中國互聯網治理體系貼上“威權主義”不當標簽，把中國的互聯網戰略惡意曲解為“中國網絡稱霸論”，等等。因此，加強對中國互聯網治理歷史經驗的研究，不僅有助于進一步正本清源、激濁揚清，為中國特色治網之路提供有力的實踐和理論支撐，而且對于開啟網絡強國建設新征程也具有啟發意義。
近年來，國內學界高度關注互聯網治理的歷程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是總體而言，相關研究在中國互聯網治理歷史階段的劃分依據和具體區間等方面尚未形成共識。同時，學界聚焦互聯網治理重心變化的研究較少，尚未系統性地勾勒出中國互聯網治理的歷史全貌。本文遵循互聯網信息技術進步影響社會進而調適治理模式及方法的發展邏輯，以互聯網信息技術重要進步和用戶交互方式變革為主要劃分依據，結合重要時間節點，將中國互聯網治理進程分為四個階段，從全球視野、國家發展、技術進步、制度環境等維度綜合把握中國互聯網治理的歷史脈絡，探討中國特色互聯網治理梯度演進的歷程，以期深化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中國互聯網治理的起步階段（1994—2001年）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計算機、互聯網和現代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許多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紛紛制定和實施“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全球互聯網迅猛發展的序幕也由此拉開。截至2000年7月，美國上網人數已經達到1.37億人，“占全美總人口的一半”，電腦擁有量也已于2000年達1.6億臺。與之相比，這一時期中國的信息化水平還較為落后。固定電話、移動電話、個人電腦還屬于“奢侈品”；中國還沒實現與國際網絡的互聯互通等。1993年，國務院成立了國家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信息化建設。互聯網是信息化的顯著標志。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推進，社會各界對于互聯網的需求迅速提升，中國也加快了接入國際互聯網的步伐。1994年4月，中國“通過美國Sprint公司連入國際互聯網的64K國際專線開通，從此中國被國際上正式承認為真正擁有全功能接入互聯網的國家”。從1994年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起到2002年博客誕生前，我國處于以靜態網頁信息展示和有限交互為主要特點的第一代互聯網發展階段，也是中國互聯網治理的起步階段。這一階段，黨和政府采取的主要治理舉措有：
大力推動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互聯網普及率 信息化的基礎在于網絡基礎設施。自1993年底起，中國相繼啟動了金橋、金關和金卡工程，即“三金工程”，加快建設以中國科技網、中國公用計算機互聯網、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為代表的互聯網骨干網，為中國互聯網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1994年，中國政府開始發放第二代移動通信（2G）牌照。互聯網發展初期，受互聯網基礎設施薄弱、電腦價格和上網資費昂貴、辦理手續復雜等因素影響，互聯網普及率很低，“中國的互聯網用戶（網民）在1994—1996年尚不足10萬”。國家也因此積極采取各種措施提高互聯網普及率。1995年5月，郵電部正式向全社會開放互聯網的電話線接入服務，從此，用戶可以快速便捷地辦理入網手續。1999年3月起，郵政電信資費進行結構性調整，降低了固定電話初裝費和上網相關資費。這雖有利于增加互聯網用戶，但由于當時個人電腦價格和上網資費依然較高，更多的人是通過1998年前后在大街小巷迅速興起的網吧接觸互聯網，享受互聯網帶來的溝通、娛樂等便利。短短幾年，中國網民數量增長迅速，截至2001年12月31日，我國有上網計算機1254萬臺，網民達3370萬人。網民隊伍的日益擴大不僅促進了互聯網商業化，也逐步生成網絡空間輿論場。以水木清華BBS論壇（1995年創立）和天涯社區（1999年創立）等為代表的各種網絡論壇迅速興起，成為人們溝通交流的新途徑及社交的新方式。互聯網的社會屬性逐漸顯現。
以較為寬松的互聯網產業政策，促進互聯網行業發展 20世紀90年代初，互聯網商業化浪潮席卷全球。1995年5月，中國第一家互聯網公司瀛海威在中關村成立，為中國互聯網商業化奠定了基礎。中國政府順勢而為，實施鼓勵創新和發展的扶持政策，為互聯網創新創業者創造較為寬松的環境。例如，2000年6月，國務院印發了《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隨著遍布各地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軟件產業基地以及各種優惠政策支撐互聯網企業不斷發展壯大，騰訊、百度等標志性互聯網服務企業紛紛涌現。互聯網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斷創新業務，電子商務、即時通信工具、網絡文學、網絡音樂等快速發展，推動了互聯網的社會應用。
對互聯網發展中出現的負面效應加強治理，趨利避害 我國接入國際互聯網后，互聯網的“雙刃劍”影響逐漸顯露。互聯網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其開放性、匿名性也帶來了網絡信息良莠不齊、網絡犯罪等治理難題。黨和政府在積極發展互聯網的同時也著力加強對互聯網的管理。一是動態調整互聯網管理體制。為了加強對互聯網事務的有效管理，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延續由國家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對互聯網事務進行領導和協調的同時也不斷對具體監管機構進行調整。在中國互聯網接入國際互聯網和早期發展階段，由于中國科學院具有電子計算機方面的技術和人才等優勢，在國務院授權下，由其牽頭承擔互聯網相關管理職責。比如，1997年中國科學院獲得授權組建和管理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負責域名等互聯網基礎資源的管理工作。隨后，當互聯網商業化浪潮到來時，學術機構監管力量相對不足，治理模式過渡到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負責統籌協調信息化、郵電部負責網絡運營、電子工業部負責產業政策、中國科學院負責技術管理的“四駕馬車”階段。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互聯網業務監管越來越細化，信息產業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安部、文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等多部門參與互聯網管理。這種互聯網管理體制的變化是政府對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業務的細化調適，有利于發揮各監管部門的專業優勢。但當互聯網技術和業態的不斷創新逐漸模糊了原有的監管邊界時，“多頭管理”弊端也就隨之顯現出來，需要通過提高協調的層次和力度加以解決。二是重視對互聯網的規范管理。黨和政府針對互聯網管理逐步建章立制，“1994—2001年，中國頒布了針對互聯網的法律１部、行政法規７部、部門規章４部”，使互聯網發展和治理有法可依。在2000年之前，中國互聯網領域的立法重點在于規范互聯網接入環節，涉及互聯網安全、域名等方面。2000年后，中國互聯網領域立法逐步轉入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階段，連續出臺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等。
總體而言，在中國互聯網治理起步階段，黨和政府以發展為導向，以加快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網產業發展為施策重點，同時通過立法對互聯網接入環節和信息內容進行必要規制，以保障互聯網的健康發展。2001年7月，江澤民在中共中央舉辦的法制講座上強調，我們對信息網絡化問題的基本方針是“積極發展，加強管理，趨利避害，為我所用”。實踐證明，在積極發展的同時兼顧管理是符合當時我國互聯網發展實際的正確方針，為下一階段互聯網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中國互聯網治理的發展階段（2002—2011年）
2002年，“博客中國”網站開通，博客這一個性化、交互式的網絡交流新方式迅速在網民中興起，互動性的顯著提升標志著中國互聯網正式進入第二代互聯網發展階段。博客用戶短時間快速增長，一些博客因吸引了大量關注而成為“網絡大V”，具有一定的網絡影響力。網絡輿論功能在我國手機普及和自媒體發展的背景下進一步凸顯。2009年1月，工業和信息化部（以下簡稱工信部）向電信運營商發放了3G牌照，我國正式進入3G時代。3G網絡的發展帶動了我國手機網民數量迅速增長。截至2009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已達2.33億人，這也帶動了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以微博為代表的“自媒體”“草根媒體”快速發展，“每個人都有麥克風”的多點參與傳播新形態改變了以往廣大網民單向接受媒體信息的局面，同時，無序的網絡表達等行為影響越來越大，對國家意識形態安全也構成了挑戰。2002—2011年，我國處于以創造信息和分享交互為主要特點的第二代互聯網發展階段，也是互聯網治理發展階段，黨和政府采取的主要治理舉措有：
強化對互聯網媒體屬性的認識 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網絡媒體影響力不斷擴大的現實。2002年11月，江澤民首次指出：“因特網的發展尤為迅速，它已成為中國新聞傳媒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報告中也明確提出“：互聯網站要成為傳播先進文化的重要陣地”。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再次強調要“高度重視互聯網等新型傳媒對社會輿論的影響”。針對互聯網的媒體屬性，黨和政府提出了“大力發展中國特色網絡文化”，“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等一系列新要求，并根據互聯網的媒體屬性提出新的治理方針，如強調思想政治工作陣地向互聯網轉移，走好網上群眾路線，網絡媒體要傳播先進文化，等等。
順勢調整互聯網管理體制 第二代互聯網發展階段的到來也對原來以信息產業治理為主的互聯網治理體系提出新的要求。這一階段以2008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為界，可分為兩個具體時段。2008年之前，我國互聯網管理體制在維持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領導下的多部門共管格局基本不變的同時，政府積極構建社會參與的互聯網治理新模式，鼓勵各類網絡社會組織在行業自律的基礎上發揮紐帶、社會監督等作用。例如，截至2002年4月，130家互聯網行業從業單位簽署了我國第一部《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邁出了建立我國互聯網行業自律機制、規范從業者行為的第一步。2004年6月，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網站開通，為公眾監督互聯網信息傳播提供了新的直接渠道，多元參與的互聯網管理體制初步形成，也標志著我國互聯網在加強行業自律和公眾監督方面又向前邁出實質性一步。2008年3月，國務院實行大部制改革，其中，“新組建工業和信息化部”。2011年5月，國務院設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家網信辦），負責落實互聯網信息傳播方針政策和推動互聯網信息傳播法制建設，指導、協調、督促有關部門加強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等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互聯網事務的統籌協調，但由于統籌的層級還不夠，仍不能有效解決日益嚴重的互聯網“多頭管理”問題。
多角度展開治理工作，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 為有效應對網絡意識形態的復雜局面，黨和政府采取了多項舉措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第一，黨和政府鼓勵主流媒體網絡化發展，建設網上宣傳陣地。1997年1月，人民日報網絡版進入國際互聯網，成為我國最早進入國際互聯網的大型網絡媒體。2000年8月，在第十六屆世界計算機大會的展會上，人民日報網絡版首次以“人民網”的形象亮相，標志著人民日報網絡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表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網絡空間這一重要宣傳陣地。第二，拓展公共部門網絡溝通新途徑，做好網上輿論引導工作。各級政府積極開通官方網站、網上論壇、網上留言板等網絡溝通渠道，將民間網絡表達行為納入制度化軌道，主動問政于網民。2008年6月，胡錦濤在人民網“強國論壇”，通過視頻直播同廣大網民在線交流。此后，越來越多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也借助微博等形式積極發聲，與網民溝通交流，致力于正確引導網絡輿論。2010年，微博元年開啟。短短兩年，我國微博用戶數量已超過3億，其中政務微博數量超過5萬，政務微博已從局部嘗試走向全面應用，成為各級政府踐行社會管理創新的有力途徑，微博被公認為“正在改變官方和公眾話語權整體格局”。第三，黨和政府把對互聯網信息內容的治理放在了重要位置。在網絡技術和通信技術加速融合的背景下，網絡傳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網絡信息內容的治理尤為重要。互聯網事務相關職能部門陸續出臺了《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等規章，不僅規范了互聯網信息內容的發布流程，還對違法和不良信息內容的處理及責任追究等重要事項進行了規范，通過網絡實名制對信息發布者實施人員身份管理。同時，有關部門加大了執法力度，通過在全國開展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等，對大量低俗、不良信息內容進行集中整治，并運用技術手段對網絡信息內容進行了監管。
簡言之，這一階段我國互聯網的治理在延續產業發展的同時進一步強化互聯網媒體治理和互聯網信息內容治理，以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和社會和諧。在前期互聯網治理實踐的基礎上，201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就我國互聯網建設和管理提出“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的方針，6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互聯網狀況》白皮書闡明該方針是“中國政府的基本互聯網政策”。2011年11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再次強調了這一方針的重要意義。這既是對前一階段方針的繼承，又突出了發展的科學性和安全性要求，是因應當時互聯網治理環境新變化的必要調整。
三、中國互聯網治理全面推進階段（2012—2019年）
自2011年起，互聯網發展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我國面臨的國際互聯網安全形勢日益嚴峻。2011年5月，美國政府出臺《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將所謂的“網絡自由”概念納入美國外交政策框架向全世界推銷，并以此攻擊與其理念不同國家的互聯網治理政策，制造國際互聯網陣營的分裂。2013年6月起持續發酵的“棱鏡門”事件暴露了美國以維護自身安全為由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多國實施網絡監控、竊密和網絡攻擊的嚴峻事實，危及我國網絡安全和國家安全。另一方面，中國互聯網發展進入以移動互聯網為主要特征的新階段。2013年12月，工信部向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和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頒發“LTE/第四代數字蜂窩移動通信業務（TD—LTE）”經營許可，即4G運營牌照，標志中國互聯網信息通信技術升級換代到4G時代。4G技術真正滿足了隨時隨地聯入網絡的要求，深刻改變了通信方式、信息傳播和社交方式，也推動中國全面開啟指尖上的移動互聯網時代。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2014年6月，中國網民通過手機上網的比例達到83.4%，手機首次超過臺式電腦成為最主要的上網終端。手機網民成為網民中的主體，各類手機應用程序得到廣泛使用，也因此催生出移動支付、“互聯網+交通”等新業態新模式。互聯網輿論場進一步活躍，以網絡直播、短視頻等為代表的新興媒介形態崛起，也因而增強了互聯網的“風險變量”效應。基于互聯網對國家安全的重要影響，從2012年到2019年，以中共十八大召開為標志，到2020年“全球數字治理元年”開啟之前，我國進入互聯網治理的全面推進階段，黨和政府采取的主要治理舉措有：
確立網絡強國發展新目標 經過近20年的發展，我國互聯網和信息化工作取得了顯著發展成就，已成為網絡大國。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在自主創新方面還相對落后，區域和城鄉差異比較明顯，國內互聯網發展瓶頸仍然較為突出。因此需要整體布局，統籌協調各個領域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重大問題。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時，把網絡安全上升到了國家安全的全新高度，強調“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回應了嚴峻的網絡安全態勢，首次提出“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網絡強國”的目標，錨定了我國互聯網事業的發展方向。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網信事業代表著新的生產力、新的發展方向”，同時也深刻剖析了我國同建設網絡強國戰略目標相比，在互聯網創新能力等方面還存在不小差距，并提出“盡快在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等要求，為建設網絡強國進一步指明了方向。7月公布實施的《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將網絡強國的戰略總目標分解為三個階段性目標，細化組織實施方案，建設網絡強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更加清晰明確。2017年10月，建設網絡強國的目標寫入中共十九大報告。2018年4月召開的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對加快推動網絡強國建設進行全面部署，網絡強國建設進入快車道。
實施“寬帶中國”戰略和“互聯網+”行動計劃，進一步釋放互聯網的紅利 伴隨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寬帶網絡作為關鍵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各國紛紛加強寬帶建設。截至2012年底，超過127個國家和地區發布并實施了寬帶國家戰略。與發達國家相比，彼時我國寬帶網絡發展還面臨著區域和城鄉發展不平衡、寬帶應用不夠豐富、寬帶產業鏈上游環節對外依存度較大等問題，既不能滿足在國際競爭中塑造國家發展新優勢的外在需要，也不能滿足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需求、亟須在國家層面啟動實施“寬帶中國”戰略。2013年8月，國務院印發《“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將寬帶網絡作為國家戰略性公共基礎設施，加強戰略引導和系統部署，推動我國寬帶基礎設施快速健康發展。以“寬帶中國”工程為標志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支撐起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自2015年網絡提速降費實施以來，2015—2020年，固定寬帶單位帶寬和移動網絡單位流量平均資費降幅超過95%。各項降費舉措年均惠及用戶逾10億人次，累計讓利超過7000億元。寬帶網絡的加快普及為互聯網與經濟社會的融合創造了有利條件，“互聯網+”概念逐漸進入大眾視野。2015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互聯網+”概念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7月，《國務院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正式發布，明晰了“互聯網+”行動計劃的實施路徑。在中央、地方、企業多層面多主體的共同推進下，互聯網賦能千行百業，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和改進公共服務質量的強勁動能。為保障互聯網基礎設施安全，2017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推進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規模部署行動計劃》，對下一代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進行系統部署，標志著我國互聯網基礎設施進入升級換代新階段，對于維護國家網絡安全具有深遠意義。
制定綜合治理的方針，提高互聯網治理效能 互聯網治理的復雜性要求黨和政府進行綜合治理、形成治理合力，通過構建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綜合運用多種治理手段、開展國際交流和合作等途徑提高治理效能。
一是構建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管理體制的完善是互聯網治理的關鍵環節。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原有互聯網管理體制“存在明顯弊端，主要是多頭管理、職能交叉、權責不一、效率不高”。因此，解決多頭管理問題十分緊迫。進入新時代，網信事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顯，加強中國共產黨對網信事業的強有力領導成為必然選擇。2014年2月，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履行對網信事業的集中統一領導職責，包括統籌協調網信領域重大問題、制定實施發展戰略等，有效解決了中央層面統籌不夠的問題。8月，國務院授權國家網信辦履行全國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職能，互聯網治理權的具體行使主體更加明確。隨著網絡強國戰略的實施，黨和政府對網信事業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能力需要進一步增強。2017年，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正式提出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改為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國家網信辦與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作為“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為加速推進網絡強國戰略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組織保障。為了更好應對網絡空間的復雜局面，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并通過了《關于加快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的意見》，為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提供指導。在綜合治理方針指導下，我國對互聯網平臺和信息服務商的責任和義務作了詳細規定，壓實了企業的主體監管責任；將身份認證嵌入互聯網治理中，先后出臺具體規定落實了電話、即時通信工具、互聯網用戶賬號的實名認證，增強了網民的責任和自律意識。
二是綜合運用多種治理手段。中國互聯網治理實踐中更加注意綜合運用行政、經濟、法律、社會、技術等多種手段，以提高網絡綜合治理能力。2016年11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標志著我國網絡安全領域首次有了基本大法。
三是開展國際交流和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互聯網治理表現出較強的國際性。自2014年起，以主辦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為標志，中國更加主動地參與國際互聯網治理進程。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創造性地提出了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的“四項原則”和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五點主張”，成為互聯網治理的中國理念和中國主張。中國還在發展數字經濟、網絡執法、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務實開展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2017年3月，中國發布《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戰略》，并于12月和有關國家一起發起《“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等。此外，中國還積極參與聯合國、金磚國家等多邊框架下的互聯網國際規則制定，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綜上可見，這一階段中國互聯網治理圍繞維護國家安全和建設網絡強國，對網絡基礎設施、網絡意識形態、國際合作等諸方面進行系統部署、綜合治理。
四、中國互聯網治理深化階段（2020年至今）
2020年以來，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化與經濟社會深度融合，數據要素價值不斷釋放，以數字化為基礎的個性化和定制化、智能化應用蓬勃發展，全球加速從信息時代邁進數字文明新時代。例如，2021年“元宇宙”概念流行，2022年ChatGPT橫空出世，等等。
網絡信息技術的迭代更新，客觀上要求互聯網治理范式也要與時俱進。“隨著智能時代的到來，全球互聯網都開始轉向以數據為核心的新范式。”這個新范式即為數字治理范式。所謂數字治理，“是現代數字化技術與治理理論的融合，以政府、市民和企業為治理主體，是一種新型的治理模式”。從2020年開始，數字治理成為聯合國和世界主要國家的重要政策議程，因此也有學者稱2020年為“全球數字治理元年”。2020年6月，聯合國秘書長公布“數字合作路線圖”，開啟了全球數字治理新篇章。多國也紛紛出臺本國數字轉型戰略，例如，美國的《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戰略》、英國的《國家數據戰略》、日本的《綜合數據戰略》等，形成全球數字競爭新格局。各國還加強了數字治理立法和執法力度，比如，美國制定的《2020年5G安全保障法案》，不斷加大對互聯網科技巨頭的反壟斷調查。作為世界第二大數字經濟體，面對全球數字治理浪潮，我國從2020年開始，以5G技術的大規模應用為契機，基于數據為新型生產要素的新認識，推動互聯網治理進入深化階段，黨和政府采取的主要治理舉措有：
實施數字中國戰略，完善數據治理的管理體制 數字時代下，數據信息呈爆炸式增長，數字技術加速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融合，中國數字經濟、數字政府、數字鄉村等建設蓬勃開展，數據要素成為驅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黨和政府對數據資源的重要性認識日益清晰。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數據增列為生產要素，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里明確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為中國數字化建設領航定向。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建設“數字中國”。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發布，為中國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激活數據要素潛能、增強經濟發展新動能、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提供戰略性指導。2023年2月，《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出臺，明確推進數字技術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深度融合，標志著數字中國戰略建設進入了系統實施的新階段。同時，黨和政府加快部署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前沿產業發展，出臺《“十四五”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元宇宙產業創新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年）》等。為了協調推進數據基礎制度建設，統籌數據資源整合共享和開發利用，統籌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和建設，2023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決定組建國家數據局，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管理，為實現數字中國戰略目標提供了組織保障。
“剛柔”相濟，展現互聯網治理新氣象 數字時代數據、算法的重要性和價值日益凸顯，成為互聯網治理的新場域。針對數據侵權、算法濫用、大數據殺熟等技術作惡亂象，黨和政府重點對數據、算法進行治理。202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開啟了數字平臺反壟斷治理進程。2021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規范數字經濟發展，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出臺為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提供了專門的法律保障。此外，2022—2023年，《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先后實施，使算法推薦行為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有了明確規范。這期間，國家先后對一些知名互聯網公司的違法行為進行了查處，有力保障了數據安全、個人信息權益，也維護了互聯網市場秩序。在突出抓法治硬約束的同時，黨和政府也加快網絡文明體系化建設，更多地增強主體內在的軟約束。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明確做出“加強網絡文明建設，發展積極健康的網絡文化”的重大決策。2021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網絡文明建設的意見》，專門就加強網絡文明建設工作做出部署，標志著我國進入系統建設網絡文明階段。國家還通過舉辦中國網絡文明大會等活動搭建交流平臺，開展“清朗”“凈網”“護苗”等專項整治行動，營造網絡文明新氛圍。
增強中國數字化發展的安全性、公平性和開放性 我國數字治理采取更加安全、協調、開放、包容的政策。一是持續增強數字基礎設施的安全性。2021年開始，中國加快部署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積極拓展互聯網的創新空間，我國網絡自主可控能力大大提升。在此基礎上，我國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速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力度，不斷夯實互聯網安全基礎。二是努力實現互聯網更加均衡、普惠的發展。2022年，我國加快實施“東數西算”工程，推動東部和西部的算力資源平衡；進行互聯網網站、互聯網應用適老化改造，縮小代際數字鴻溝；等等。三是提高數字發展的開放性。數據的高流動性、高滲透性特點是國際數字合作的基礎。中國積極為世界提供解決數字治理問題的“中國方案”。例如，我國先后于2020年、2023年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表達了對于數據、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基本主張。中國以開放的視野不斷深化數字領域的國際合作。2020年，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世界互聯網大會組委會發布了《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行動倡議》，倡導開放合作，共享數字紅利。此外，中國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主動參與數字領域國際規則和標準的制定，為塑造全球數字治理新格局貢獻了中國力量。
概言之，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數據的重要性凸顯，數字競爭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焦點，我國這一階段的互聯網治理也開啟了以數據和算法治理為顯著特征的數字治理深化階段。
五、中國互聯網治理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經驗
30余年來，我國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發展與治理之路，書寫了互聯網治理的“中國故事”，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研究總結中國互聯網治理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經驗，不僅是理解中國互聯網成功之治的密鑰，更能為新時代新征程建設網絡強國提供智慧和力量。
（一）中國互聯網治理的主要成就
在互聯網治理過程中，黨和政府堅持全局性謀劃、綜合性治理，不斷提升互聯網治理的法治化、科學化、規范化、系統化水平，各項工作取得突出成效。
互聯網基礎設施優化升級，推動形成超大規模的網絡社會 目前，我國已建成規模巨大、技術領先、更加均衡的互聯網基礎設施。比如，我國已實現全國行政村“村村通寬帶”目標，光纖網絡接入寬帶實現從十兆到百兆再到千兆的指數級增長。我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5G網絡。持續改善的網絡基礎設施支撐我國形成全球最大規模、充滿活力的網民群體，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79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6.4%”，為中國互聯網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和強大內生動力。
互聯網應用蓬勃發展，持續釋放互聯網紅利 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二，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41.5%，有效助力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此外，我國電子政務開展成效明顯，世界排名“從2012年的第78位上升到2022年的和第43位”。在線教育、互聯網醫院、智慧養老、數字職業等民生領域數字化方興未艾，不僅提高了社會服務效率，改進了治理效能，也促進了社會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持續增強。
互聯網治理體制制度基本建成，綜合治理效能顯著提升 我國通過調整過去的“多頭管理”體制，構建黨領導下的政府、市場、社會多元主體參與的具有中國特色綜合治理格局，增強了治理合力；改變早期被動式互聯網治理方式，綜合運用行政、法律、經濟、社會、教育、技術等多種手段，推動互聯網治理由事后管理向過程治理、前端治理轉變，初步形成了涵蓋立法、執法、司法、普法、守法全鏈條的互聯網制度體系。比如，至2023年，我國制定出臺網絡領域法律、法規、規章140余部，成立互聯網法院等，保障了我國互聯網有序健康運行。
網絡生態持續向好，網絡主流意識形態不斷鞏固發展 我國基本建成從中央到地方全覆蓋的網上輿論宣傳平臺和渠道，在網絡空間唱響主旋律、激蕩正能量，開展“中國好網民工程”、“網絡文化節”等網絡文明創建活動，社會網絡文明程度進一步提升。同時，黨和政府出重拳對網絡“飯圈”、網絡謠言、網絡暴力、網絡詐騙等網絡生態亂象進行強力整治。截至2022年8月，有關部門“累計清理違法和不良信息200多億條、賬號近14億個”，網上生態面貌煥然一新，網絡空間更加清朗，得到群眾的支持和認可。
中國互聯網領域對外交往卓有成效，提升了我國在國際互聯網版圖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中國提出的網絡主權、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和主張日益深入人心，《全球數據安全倡議》等中國方案對世界互聯網發展治理貢獻了力量。互聯網國際交流合作全方位展開，切實造福了各國人民。例如，中國與20多個國家建立“絲路電商”雙邊合作機制，推動世界經濟復蘇。中國還積極參與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和技術標準制定，目前已在5G、自動駕駛、大數據等方面獲得數字標準制定主導權，促進了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日益成為世界互聯網的重要一極。
（二）中國互聯網治理的基本經驗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中國能夠在互聯網治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需要從制度、價值、方法等層面提煉和總結中國互聯網發展奇跡背后蘊含的豐富經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為互聯網發展提供了堅強制度保障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與西方多利益相關方治理模式不同，中國依托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優勢，探索出以執政黨為核心的互聯網治理體制，實現黨集中統一領導、政府有效執行、社會多元參與的有機統一，兼顧效率和活力、穩定和靈活，成為中國互聯網成功之治的制度“密碼”。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中國互聯網發展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作為國家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依靠“科學謀劃—形成政治綱領—頂層設計—行動部署—監督實施”的組織運作機制實現對互聯網治理的領導，確保互聯網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為我國互聯網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強勁推動力；堅持全國一盤棋、一張藍圖繪到底的目標連貫性為中國互聯網發展確立了穩定的預期。黨和政府整合各種有限資源、進行重點突破，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提高了互聯網治理的韌性和敏捷性。監管部門在具體實踐中采取包容審慎監管方式，提高了對環境的快速反應能力，有利于互聯網創新發展，注意發揮市場、社會等主體的作用，以共治的方式進一步激發互聯網的發展活力。
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追求為中國互聯網的成功之治提供了不竭動力 我國把“人民至上”價值理念貫穿互聯網發展和治理全過程，回答了為誰發展互聯網的根本問題，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互聯網發展因此獲得了不竭動力。黨和政府始終把滿足人民群眾對互聯網信息的需求作為互聯網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秉持著發展互聯網為了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的價值立場，不斷推動中國互聯網取得更大成功；我國互聯網發展和治理緊緊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充分激發人民群眾的創造活力，匯聚起中國互聯網發展和治理的磅礴力量；讓人民群眾更好共享互聯網發展成果，努力縮小社會上各種“數字鴻溝”，加速互聯網與經濟社會的深度融合，以互聯網賦能各行各業，促進共同富裕，也凸顯了中國互聯網治理的人民性。
以辯證思維處理好一系列重大關系是中國互聯網成功之治的科學方法論 互聯網治理既是一個認識論問題，也是一個方法論問題。中國互聯網治理運用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正確處理發展和安全、活力和秩序、自主和開放等一系列重大關系，在科學方法論指導下實現了我國互聯網高速發展的同時確保良好網絡安全與秩序的奇跡。多年來，中國互聯網發展和治理的一條主線就是確保在生動活潑的發展態勢與安全有序的發展要求之間實現動態平衡，達到行穩致遠。在促進互聯網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國牢牢守住互聯網基礎設施安全、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等安全和秩序的底線，保障了互聯網健康、有序發展。互聯網的開放性形成互聯網治理問題兼具國際性和國內性的特點，中國把獨立自主與開放合作有機統一起來，立足國內環境強化獨立自主導向，堅持走自己的路，努力掌握發展的主動權，攻克關鍵核心技術等，著眼國際環境促進對外開放和合作，增強了我國的自主能力，在實現自身和世界的協同發展過程中不斷發展壯大。
中國互聯網發展與治理的歷程，是一幅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勇立網絡時代潮頭、不斷開拓進取的歷史畫卷。中國互聯網治理歷程蘊含著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精神力量，既契合互聯網發展的一般規律，更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中國對互聯網的成功治理，不僅破除了西方一些人士所謂“信息化與社會主義相沖突”的言論，堅定了我們走中國特色互聯網發展與治理道路的信心，也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互聯網發展與治理提供了有益啟示。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中國特色互聯網治理的實踐路徑研究”（19BKS05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鄭振宇，法學博士，教授，臺州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