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選舉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意涵，同時也是公民有序進行政治參與、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新中國成立后開展的首次全國普選是為迎接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而進行的民主政治實踐，是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目前學界已有一些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學者們不僅從宏觀層面對新中國首次普選進行了整體考察，而且也從微觀層面對此次普選的某一領域、某一地區的具體情況進行了研究，有力地推動了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研究的發展。基于此，本文試圖對近年來學界重點關注領域做一梳理和評介，以期對推進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研究概況
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是自21世紀特別是200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50周年之際開始受到學界關注的研究領域，盡管研究成果數量不多，但這些研究成果對于推動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研究有著重要意義。
（一）匯編資料的整理出版情況
研究資料是研究開展的前提和基礎。目前，在公開出版的匯編類資料中并無專門搜集整理的選舉文件資料集，但在其他一些資料集中卻收錄了較多關于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的文件資料。如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整理匯編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即收錄了1953年1月13日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和2月11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以下簡稱《選舉法》）。《決議》說明了召開全國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原因并公布了憲法起草委員會和選舉法起草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選舉法》對此次普選總的原則、地方及全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各少數民族的選舉、選舉委員會、選民登記、代表候選人的提出、選舉程序、對破壞選舉的制裁等方面內容做出法律規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整理匯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或者批準的法律及部分文件（1949—1956年卷）》中除收錄上述《決議》和《選舉法》以外，還收錄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草案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中央選舉委員會關于開展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中央選舉委員會關于選民資格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解答》）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進行無記名方式投票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等文件。《說明》一方面對《選舉法》中的各項內容做了具體說明，另一方面還強調了新中國普選權的普遍性、平等性，指出：“我們選舉法的實質，是著眼于實際的民主”。“我們現在規定的這個選舉制度，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的選舉制度所不能比擬的”。《指示》規定了全國基層單位選舉工作完成的時間安排、選舉工作的要求、縣市選舉委員會的工作任務、上級選舉委員會委派到鄉鎮的選舉工作指導組的工作內容、基層單位首次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要求及主要議程、基層選舉委員會在選舉完成后應進行的工作等。《解答》對“什么人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關于選民資格的相關問題作了詳細規定。《辦法》就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選舉方式及其他具體事宜做了說明。
除此以外，由國家統計局法規制度司整理匯編的《統計制度方法文件選編（1950—1987）》收錄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為準備普選進行全國人口調查登記的指示》和《全國人口調查登記辦法》等文件，并附有人口調查登記表及填寫說明、1—100歲年齡計算表等。另有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整理匯編的《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53）》、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整理匯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匯編（1949—1990）》、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整理匯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第2卷）、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整理匯編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重要文獻選編》等，同樣收錄了較多關于此次全國普選的文件資料。
總之，這些文件資料的匯編出版為研究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加以重視。
（二）研究著作的出版情況
據筆者所見，目前關于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的專著僅見吳繼平的《新中國第一次普選運動研究——以北京市為個案》一書，系在其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完成的著作。該書以北京市為個案，并以大量北京市檔案館館藏檔案為重要材料支撐，以歷史學研究為基礎，結合政治學、社會學、計量學、統計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對首次全國普選中北京市普選工作的各主要環節進行了全景式梳理。之后，作者又回到對首次全國普選的探討，認為此次普選對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創建、民眾參政水平和參政意識的提高，以及民主選舉模式的確立等均有重要作用。同時，作者也認為此次普選客觀上存在著一些不足，諸如此時中國共產黨還缺乏全面執政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普選工作的順利開展，等等。
除上述專著外，一些相關著作也從某一側面探討了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的相關情況。例如，胡盛儀等人合著的《中外選舉制度比較》一書一方面敘述了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的基本情況，另一方面還對包括此次普選在內的整個中國選舉與西方國家選舉進行了比較研究，涉及選舉原則、選舉方式、選區劃分、選民資格等多個方面的內容。王浦劬主編的《選舉的理論與制度》一書在探討選舉機構時，對《選舉法》及前述《指示》所確立的選舉機構及其功能進行了分析。李猛等人合著的《新中國選舉制度發展歷程》一書將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界定為人大代表選舉制度的創立時期，并對這一時期人大選舉制度的基本精神、基本內容和歷史意義進行了論述。張濟順的《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一書以一章的內容探討了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在上海的開展情況，并對普選運動中的底層民眾給予了特別關照。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1954年期間出版的一些關于選舉的圖書，雖然并非研究論著，但對于開展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西北行政委員會指導選舉工作辦公室編印的《選舉問題解答》、中南人民出版社編的《中南區基層選舉試辦工作初步經驗》、廣東省選舉委員會編的《基層選舉講話》、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編印的《普選宣傳提綱》、谷嶺輯錄的《普選運動歌曲集》等，這類圖書同樣值得研究者重視。
（三）學術論文的發表情況
對于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研究而言，論文是目前最主要的研究成果。筆者于2022年10月分別以“普選”和“選舉”為篇名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檢索范圍包括學術期刊數據庫，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會議論文數據庫，報紙數據庫等，并輔之以維普網、萬方數據網，力圖全面搜集相關論文。經甄別，去除1953—1954年首次全國普選開展期間的文獻資料及其他不相關論文資料后，共計68篇。從研究成果看，不僅包含學術類文章，而且還囊括了紀實類文章、親歷記等；從成果發表時間段來看，也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特征（詳見下表）。
通過上表可以看出，關于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的最早研究成果出現在2002年，為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劉政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模巨大的普選》一文，此后這一問題逐漸受到學界重視，關注度較高的時段為2010—2012年和2016—2019年，成果數量均在5篇及以上，其他時段成果數量則均在5篇以下。
博士和碩士學位論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相關研究的情況。目前共有博士和碩士學位論文5篇，其中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篇。吳繼平的《當代中國第一次普選運動研究——以北京市為個案》為其攻讀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學位期間完成的學位論文，現已出版，論文內容如前所述。金子求的《1953—1954年江蘇省普選研究》以江蘇省為考察地域，對普選的宣傳動員、選舉權的確定、代表選舉情況及普選后的基層政權進行了探討。魯麗敏的《建國初期上海首次普選運動研究（1953—1954）》分析了開展全國普選的歷史背景以及上海普選的實施過程、成效、啟示等內容。董小鵬的《執政黨與民眾：建國初武漢市首次普選運動研究》同樣考察了開展全國普選的歷史背景以及武漢市普選的歷史過程，并對普選中的積極分子、地主階級和其他底層民眾進行了討論。彭姨逍的《四川省長壽縣農村普選運動研究（1953—1954）》在對四川省長壽縣農村地區普選進行考察的過程中，對普選的宣傳動員、選民資格認定、代表候選人提名、投票等重要環節進行了專題探討。
在期刊方面，相關學者的研究不僅涉及全國和地方開展此次普選的概況梳理，還涉及許多深層次問題的思考，諸如國民素質與普選民主的問題、普選中的權利與身份問題等。需要說明的是，一些期刊十分關注此選題，如《北京黨史》自2004年以來陸續刊載了6篇相關文章，可謂此領域研究的“重要陣地”。還有一些專業性期刊刊發的文章對于研究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有著較為重要的意義，如由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辦的《江蘇地方志》刊載的《親歷解放后首次基層普選》一文即為陳俊才對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臨湖鎮開展此次普選的回憶，對于相關研究的開展有重要價值。因此，本文在對學界重點關注問題進行梳理時也將此類文章納入了討論范圍，以期全面展現學界的研究狀況。
二、學界重點關注的幾個問題
學界關于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研究的內容十分豐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普選決策出臺原因的研究
關于普選決策出臺的原因，即為什么要實行人民普選是研究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首先應當解決的問題。
有學者從歷史維度出發，通過對經典文本的考察，認為早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便明確提出了建立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構想，依據是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構成，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因而新中國成立后實行人民普選是國家政權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有學者從現實維度出發，認為在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召開之際，經過各項社會運動洗禮后的人民群眾在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等方面均已有顯著提高，并且由于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已經成為“經常的制度”，人民在民主生活中已經有了“進行民主選舉的初步經驗”，即實行普選以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已基本成熟。
有學者從理論與現實雙重維度出發，認為新中國的選舉制度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吸收蘇聯選舉的經驗，根據新中國成立后三年多政權建設的實踐經驗而創建的。更有不少學者從國際視角出發，認為此次普選的推行與斯大林的相關建議有關，斯大林曾一度將新中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擺在了中國共產黨面前，認為若不及時制定憲法和進行選舉，“敵人可用兩種說法向工農群眾進行宣傳，反對你們：一是說你們沒有進行選舉，政府不是選舉產生的；二是國家沒有憲法”。因此，斯大林建議中國在1954年之前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這是目前學界對普選推行原因比較普遍的看法。
（二）關于中國共產黨普選策略與普選理論認知的研究
民主選舉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不同歷史時期制定的選舉策略也呈現出一定差異。
有學者從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和改革這一歷史維度出發，認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便經歷了從對民主選舉的價值認同到策略運用的轉變，“民主政治選舉第一”的口號雖然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才提出的，但這一認知自建黨之初就有清晰的表達，1922年6月，中共中央發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明確表達了對“實行民主憲法，建設民主政治”的追求，將“采用無限制的普通選舉制”等列為“目前奮斗的目標”，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結合特定的政治生態與政治目標智慧而創造性地加以運用，從而不斷豐富對民主選舉的認知。有學者同樣從歷時性維度出發，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選舉策略的制定和實施取決于特定時期的政治生態及其階段性政治目標，階級話語是其策略制定的根本依據，而其政治功效與“三大法寶”尤其是與統一戰線有著重要關聯。此外，還有學者還從民主選舉的實質與形式維度出發，認為在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共產黨的選舉策略經歷了由此前注重投票的過程與形式轉而注重選舉的結果，強調當選者應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對代表性的考慮更多是代表的結構，即當選者所代表的群體、階層、界別、職業、性別、民族等的覆蓋面，這就是代表廣泛性，而實現“代表廣泛性”的方式主要是通過民主協商，協商成為實質民主的硬核。
另有學者從中國共產黨人對選舉的理論認知維度出發，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后，對“在一個貧窮落后、人口眾多的國家里，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民主原則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并非想象的那般簡單”這一點有著深刻的體會和清楚的認識。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對馬克思主義的選舉原則進行了必要的修正，認為鑒于中國的實際情況，不能立即實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原則”。“對于新中國的第一次普選，中國共產黨人是非常慎重的，既堅持發揚民主，又考慮到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只是在基層實行了直接選舉，而在縣以上則實行間接選舉”。還有學者同樣從這一維度出發，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對國民素質與普遍選舉關系的認知，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創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時，對普選前提的認識更加符合現代政治的原則，充分肯定了實行普選的可能性，并不是將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狀況作為決定是否推行普選的核心要素。然而，人民群眾的文化狀況也必然造成技術上的難題，中國共產黨在闡述是否應當實行普選時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人民的文化程度等并不是否定實行普選的關鍵性因素；二是區分“真民主”與“假民主”的關鍵是人民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而不是“素質”；三是需要以漸進的方式來解決人民文化水平較低與行使選舉權利之間的矛盾。
（三）關于普選相關法規的研究
選舉法規是選舉開展的法律依據。目前學界對于這一問題主要關注以下兩方面內容：
一是《選舉法》等法規的形成及內涵。有學者通過對《選舉法》等法規的形成脈絡進行全景式梳理，討論了普選開展前相關法規的討論、制定情況，為還原歷史本貌奠定了基礎。另有學者以《鄧小平年譜（1904—1974）》披露的相關資料為依據，對鄧小平參與制定《選舉法》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還有學者通過對選民資格審查問題的分析，詳細考察了此次普選中保障公民權利的三個文件，即前述《選舉法》《說明》《解答》，認為三個文件對被剝奪選舉權的人做出了限定性的規定，意在防止將被剝奪對象擴大化，從而達到此次普選是“普遍的”“廣泛的”這一政治目標，剝奪三種人（依法尚未改變成分的地主階級分子、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的選舉權是基于階級斗爭話語，給予絕大多數人以選舉權則是基于公民話語，即強調對公民權利的尊重與保護。
二是《選舉法》等法規的實施及其效果。有學者通過對選舉實踐的考察，認為《選舉法》等為選民資格審查等環節提供了重要依據，在實踐中，各地結合《選舉法》制訂了更為詳細的標準，主要依照家庭出身和歷史表現來判定一個人是否具有選舉權。此外，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等因素也是考察個人是否擁有選舉權的標準之一。另有學者從政治參與維度出發，認為《選舉法》在選舉制度的設計上是鼓勵而不是限制民眾的參與，對整個選舉提供制度保障，包括選舉經費由政府負擔等。“通過提供政策支持，擴大了政治體系政治參與的容量，推動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發展”。還有學者通過對婦女群體的觀察，探討了《選舉法》的具體實施效果，認為有的試點地區按照《選舉法》規定，認真發動婦女群眾，保證了婦女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出的代表也具有廣泛代表性。但有的試點地區沒有采取積極措施把婦女吸引到普選工作中來，因而這些地區婦女參加普選的比例很低，普選工作沒有取得預期效果。
（四）關于普選宣傳與動員的研究
為了順利完成全國普選工作，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群眾進行了廣泛的宣傳與動員。學界關于普選宣傳與動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注重對普選思想動員的探討。有學者認為，在普選運動中各地均有步驟、有計劃地對群眾進行了思想動員，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向群眾講明普選的意義和政策方針，說明普選與個人之間的關系，開展國家主人翁思想教育，初步把群眾發動起來。有學者專門對普選中婦女的思想動員進行了探討，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不少婦女對普選表現出漠然的態度，有些婦女存在自卑心理，因而對參與普選并不熱情。針對這一情況，選舉工作組運用新舊政權、兩條道路的回憶對比的方式去打通婦女思想，結果頗為有效。
二是注重對普選動員形式的探討。不少學者對各地在普選運動中采取的各種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形式進行了評析。有學者認為，四川省的普選宣傳依靠的是這一時期建立起的組織嚴密的宣傳系統，具體運用了電影、黑板報、廣播筒等形式進行宣傳。有學者認為，湖南省古丈縣在進行普選宣傳時針對苗族特點，采用了唱苗歌、唱山歌和打猴兒鼓等形式進行宣傳，由于宣傳形式通俗易懂，因而很受歡迎。還有學者認為，廣東地區在開展普選宣傳時使用了“山歌、粵曲、龍舟、白欖、木魚等群眾所喜聞樂見形式”，效果顯著。
三是注重對普選宣傳內容的探討。有學者認為，在普選宣傳過程中，針對群眾的種種顧慮和擔心，各級干部充分考慮農村的具體生產情況，采取“送上門”“跟下地”的方法，抓住各種機會，召開小型座談會、談心會，組織黃昏會、乘涼會，圍繞為什么進行選舉、為什么要進行人口調查和選民登記，什么人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以及候選人的提名等內容進行了宣傳動員。有學者對普選運動中的婦女動員進行了考察，認為宣傳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糾正錯誤思想，提高婦女對參加普選重要性的認識；對人民群眾進行男女平等觀念教育，營造婦女參選的良好社會環境；向婦女宣傳《選舉法》及國家有關選舉政策，打消婦女參選的顧慮；加強教育，克服婦女自卑心理，向婦女宣傳民主思想。
此外，在一些親歷記、回憶錄等文章中也記錄了普選動員的相關情況。例如，有親歷者回憶，在江蘇常州青果巷的普選過程中，通過召開群眾大會，進行了大會報告和小組討論，同時配合文娛、說唱、大字報、黑板報、漫畫等其他宣傳形式進行了普選宣傳與動員，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讓他們知道這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該好好使用神圣的權力。
（五）關于普選中各類群體的研究
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中的各類群體是目前學界關注較多的問題，主要涉及婦女、青年、普選工作隊等群體。
關于普選中的婦女，有學者對發動婦女參加普選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這是新中國的政權性質決定的，婦女在全國人口中占半數，為了確保婦女參政權的實現，必須充分動員最大多數的女選民積極參加普選運動，以保證普選的廣泛性和群眾性，選出為男女選民一致擁護的人民代表和人民政府。有學者認為，除上述原因外，更因為婦女是“一支重大的革命和社會建設力量”，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婦女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需要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進行建設，婦女作為一支巨大的力量不容忽視。在首次普選中，動員廣大婦女參加普選，就能進一步發揮婦女不可限量的潛在力量，提高婦女在國家建設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還有學者對普選中的婦女代表候選人進行了專門探討，認為此次普選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男性一統天下”的政治結構和性別結構，而且還推動了中國婦女參政議政的進程。
關于普選中的青年，學界主要探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青年團）對廣大青年的教育和引導。例如，有學者認為，青年團主要通過三種形式對青年團員進行了教育：舉辦專題報告會；開辦訓練班；舉行文娛晚會，寓教于樂。“正是對青年群體的發動，普選目標得以順利實現，鄉村社會干群關系得以改善，黨和國家的政策意圖在鄉村社會得到進一步闡釋和執行”。
關于普選中的工作隊，有學者認為，為完成普選工作，各地采取的普遍做法是“上級部門從各級黨政機關、人民團體、中小學校中抽調大批干部和師生組成工作組，集中培訓”，“選舉啟動后，工作組即下鄉蹲點”，“通過工作組到基層‘蹲點’，不僅加強了對選舉工作的領導，而且保證了選舉下鄉的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值得一提的是，有學者從身份與權利的角度探討了一屆全國人大的基層選舉，認為“政治選舉權的獲得必然受社會成員身份的制約”。“一屆全國人大的基層選舉明確剝奪地主階級分子、反革命分子的選舉權，限制了精神病人行使選舉權，確定革命進程中涌現的先進分子為人民代表候選人。盡管中央選舉委員會對剝奪選舉權利的階級身份與政治身份有相當細致的明確界定，但是實際的選民資格認定依然存在差錯。這些差錯主要是由政策理解偏差而起，因而糾正起來并不復雜”。“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質疑一屆全國人大基層選舉的廣泛性和民主性”。
（六）關于普選成效的研究
總體而言，學界對新中國成立后開展的首次全國普選均給予了積極評價。
有學者從普選對民眾的影響出發，認為農村選舉制度的建立和運行對當時中國共產黨有效治理廣大新解放區農村產生了重大影響，它改變了長期以來農民對政治的冷漠心理，極大地提高了廣大農民參政議政的熱情。有學者認為，選舉下鄉一方面為民眾提供了民主政治教育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增強了民眾對新政權的認同和擁護。
還有學者在考察普選對民眾的影響時，從普選對民眾的國家意識構建維度出發，認為“此次普選并非以培養鄉村民眾的政治權利意識為目的，而是借此構建并強化這種以新政權向心力為主要特征的國家意識”。
也有學者從普選對中共干部的影響出發，認為此次普選對于純潔干部隊伍、轉變干部工作作風、提高干部工作效率、整頓黨的基層組織有著重要作用。
有學者從民族團結維度出發，認為“選舉活動促進了民族團結”。各級黨委利用普選的時機，既宣傳了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政策，又在實際過程中給予少數民族以看得見的實惠，雙管齊下，進一步消除了各民族之間的隔閡。
還有學者從選舉制度文明建設維度出發，認為“普選首開了基層群眾通過選舉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渠道，客觀上進一步推動了選舉制度文明建設，促進了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其對選舉制度文明建設的推進體現為：普選標志著新中國選舉制度基本框架的建構；普選產生了社會主義性質的人民政權；普選賦予了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功能。
除此以外，部分學者也看到此次普選中存在著的一些局限性。例如，有的學者便認為，由于初辦全國規模的選舉，此次普選中存在著對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的分配規定得過于具體、選區劃分規則過于單一、缺乏完善的代表罷免機制等問題。
（七）其他研究
除上述學界關注較多的研究領域外，還有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例如，有學者對普選中的城鄉人口比例問題進行了考察，認為如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則產生的各級人大代表不可避免地是農民占大多數，然而，新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一國體規定了選舉的性質和內涵，選舉必須為鞏固和發展這一國體服務，選舉的結果要與工人的領導地位相適應”。新中國首次普選采取了城鄉按一定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的方式，這是對蘇聯選舉經驗的一種歷史借鑒。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只有規定城市和鄉村選舉代表名額的不同人口比例，才能充分反映工人階級對于國家的領導作用和我們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方向”。有學者從政治參與維度出發，認為在江蘇省開展普選的過程中，通過提高政治效能感、增強現狀滿足感、提升政治信任感以及降低參與成本，激發了民眾參與選舉的熱情。還有學者還從政治傳播維度出發，認為在江蘇省開展普選的過程中，通過組織傳播保證了選舉信息的暢通，會議傳播加速了選舉信息的擴散，媒介傳播契合選舉目標，口號傳播濡化了民眾的政治心理。通過上述方式，基層選舉的政治傳播功效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實現了普選的目標，增強了民眾對新制度的認同”；“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推動了新的政治文化社會化的進程”。這些從不同角度進行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的研究。
三、深化拓展研究的若干思考
通過上述分析會發現，經過學界近20年對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及相關問題的思索和探討，已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通過對此次普選的歷史梳理，對于相關問題已經有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研究不僅涉及傳統歷史學、中共黨史學的研究理論和方法，更有不少學者對“新史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加以運用，開拓了新的研究視野；學界十分注重原始檔案的運用，使研究成果更具真實性和可靠性。
與此同時，盡管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較廣闊的發展空間。
一是研究史料有待進一步挖掘與分析利用。從目前已出版的論著和發表的論文來看，學界在史料運用上雖較注重原始檔案、中共領導人年譜以及親歷者材料，但對于完善相關研究卻依然不夠。因此，在開展相關研究時應當更加全面地搜集研究史料，以推動研究的發展。具體而言，首先，在挖掘和運用原始檔案時不應僅局限于某一特定區域資料，可將從中央到各大行政區、省、市、縣、區、鄉（鎮）的檔案資料全面系統地搜集起來，以縱向的邏輯思路考察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將“普選”這一宏觀制度設計一步步落到實處的，又是如何將“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抽象概念落實到基層社會的，以及其間中央與地方、地方與中央的互動過程。其次，需要加強對1953—1954年普選期間報紙、期刊等的運用，如《人民日報》《四川日報》，以及《陜西政報》《山西政報》《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報》等政府公報記錄了大量關于此次普選的相關資料，均可在研究中加以運用。最后，加強對蘇聯檔案資料的運用，解決學界討論較多的開展此次普選的“蘇聯因素”但卻未能使用蘇聯相關資料的問題。
二是研究內容有待進一步拓展。首先，如前所述，研究本領域的學者從一開始就十分注重原始檔案的運用，從研究的微觀視角出發，選取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群體作為研究考察對象，其結果是一方面使相關研究更具學理性、真實性和可靠性，但另一方面卻不可避免地使研究缺乏一定的全局性與整體性，對于一些問題缺乏整體關懷。其次，從目前學界注重微觀、個案研究的趨向來看，盡管不少學者給予了婦女、青年等特定群體一定的關注，但更多的是注重其在政治地位上的提升，即側重的是公民權利維度。但根據相關研究資料可以看出，此次普選在總體上的確得到了廣大民眾的認同，但就不同群體而言卻有著不同的主體感受，并且即使是同一群體在普選前、普選中、普選后也有著不同的主體感受，這些均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拓展。最后，一些基本問題還需要深入探討。例如，選舉前的培訓問題，選舉中的經費問題、選舉訴訟及選舉人民法庭工作情況，選舉后基層人大代表、人大的具體工作情況，還有宗族關系、姻親關系對于基層選舉的影響，以及少數民族地區普選情況，等等。
三是研究方法有待進一步整合。目前，學界對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的研究多是使用中共黨史的研究方法和解釋框架，以定性分析的方式來闡釋問題。筆者以為，在運用中共黨史研究方法的同時，也應吸收和整合多學科研究方法。具體而言，可采用比較史學的研究方法，進一步探討此次普選與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選舉的聯系與差別，此次普選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選舉、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選舉、與改革開放新時期選舉的聯系與差別等，對于此次普選與人口普查、“新三反”運動、農村中的“五多”問題等也應給予關注。與此同時，在研究中有必要將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研究理論、研究方法加以整合利用。例如，可運用社會學的群體理論和方法對此次普選中的青年、婦女、老年群體，以及不同階級、階層進行群體考察，以弄清其在普選中的不同表現及內在原因；運用心理學的認知理論和方法對普選工作干部及基層民眾的復雜心理樣態進行分析，以弄清其對于此次普選的主體感受；運用統計學的一般理論和分析模型對選舉數據進行整理與研究，以揭示其內在的一般性規律；等等。總之，上述研究方法的運用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研究思維的轉變及研究方法的革新，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新中國首次全國普選研究的發展。
總體而言，新中國成立后舉行的首次全國普選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現當家作主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領域，具有曲折的歷史過程和復雜的歷史樣貌，加強此問題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廓清對相關歷史問題的認知，對于現今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和借鑒意義，因而需要學界在今后的研究中給予此問題更多關注。
［作者簡介］陳剛，博士研究生，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繼承性與創新性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