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盗摄精品一区二区三区在线_亚洲精品一区二区三区香蕉_精品国产免费人成在线观看_亚洲高清一区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政治史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錢穆曾說過：“若不明白到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可說就不能懂得中國史。”[①]當代學人中白壽彝和龔書鐸均對政治史給予了充分的重視。白壽彝曾指出：“歷史主要寫政治，政治是歷史的脊梁，經濟雖是基礎，但要受政治的制約；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約，文化不能作為歷史的中心。”[②]。我們可以從當今一些學者對歷史研究的批評中發現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國當代政治史[③]被稱為是中國當代史上“難度最大、最容易‘觸礁’”[④]的領域，然而鑒于它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還是引起了廣大歷史研究者的重視和關注。隨著新中國歷史研究的深入，中國當代政治史也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主要表現如下：

　　一、中國當代政治史的內涵和外延

　　中國政治史的內涵和外延的討論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它隨著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而日益受到廣泛的關注。如果說以往關于政治史與政治學關系的討論，還可從研究對象的時間屬性上加以探討的話，那么中國當代政治史與政治學在這一點上的區別愈益不明顯。從學科屬性上說，政治學則與歷史學并列的一級學科。政治學是一門以研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以及政治相關領域為主的社會科學學科。政治學以政治關系作為研究對象。在實際生活中，政治關系具有多種外延形態，如政治行為、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等，這些都是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我國的政治學目前大體上是按照政治學基本理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和國際政治五大類來劃分其基本內容的。政治學的體系是隨著政治理論的變化不斷發展變化的。中國當代政治史屬于歷史學的范疇，是中國政治史的分支學科之一。有學者指出：“中國當代政治史是中國當代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分支學科，主要研究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政治領域發生的變化和進步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的階級性質及其與之相適應的國家權力、組織結構形式和運行機制的建立與健全、改革與發展的規律。在思想層面，它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個階級階層和政治集團對社會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組織以及各階級階層相互關系所形成的觀點和理論體系，各種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間的斗爭、演變和更替的具體歷史過程，各種不同政治思想對現實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各個階級階層對待國家政權的態度和主張。在實踐層面，主要包括社會變革時期新舊階級之間的政治斗爭，社會相對穩定時期社會政治制度的運用，政治體制的改革、發展，政治決策的實施以及公民的政治參與行為等。”[⑤]這是迄今為止學界對中國當代政治史所作的最為完備的定義。

　　政治史的研究范圍十分寬泛，一般地講，它包括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含政治學說史）、政治運動史（含農民戰爭史）、政黨史、民族關系史、國際關系史、政治人物研究等。[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成為新的關注重點。[⑦]由此我們不難推出中國當代政治史的基本內容。中國政治史研究的相關觀點也值得我們關注：“在傳統的政治斗爭、政治制度等內容外，將治理國家的各項‘實政’，不僅有以往研究較多的政治、民族、文化方面的政策、行為，還應將經濟政策等，如鹽政、漕政、農政、糧政、礦政、財政等等均作為研究的重點既關注大政制定的背景、經過等內容，又要探索其實際運作的各個環節，如皇權與官僚在政策推行中的關系變化、地方高級官員與中下級官員的態度反應、政策推行的方式、政策與基層民眾產生的摩擦與融合(政策推行的社會效應，或言政策的滲透性)等等，凸顯社會事務中的政府角色與作用問題，并以此為依托，研究傳統社會政治文化的階段性或整體性特征。”[⑧]這也為我們思考中國當代政治史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提供了參考。此外，中國當代政治史的研究內容還應該包括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認同和政治意識。雖然政治史由于已經過去，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故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由于新中國歷史的不斷發展、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視野的不斷拓展，中國當代政治史的內涵和外延也將隨之豐富和發展。

　　二、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歷程

　　中國當代政治史的研究狀況很不平衡。“文革”前，由于“左”傾思潮影響學術界，中國當代政治史被認為風險很大的領域，除了民族關系史以及一小部分政治事件、部分政治人物的研究，得以在“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口號下，小心翼翼地開展以外，屬于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主體的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則處于被冷落的狀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獲得了長足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一）1978年以來，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作為新中國歷史研究這門新興學科的一個分支研究領域逐漸發展起來。

　　這時期對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具有開創意義的事件是，1981 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歷史經驗作出基本總結的重要文獻。從政治史研究的視角看，《歷史決議》的制定和通過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在于：（1）《歷史決議》本身對中國當代政治史中的許多問題，諸如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和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黨的八大、整風運動、“大躍進”運動、廬山會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平反冤假錯案等具體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在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中具有開啟風氣的地位。（2）《歷史決議》的通過，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認識，達到了政治史研究“資政”的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也遭到過嚴重的挫折，取得了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而且有條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32年的歷史作出科學的總結。《歷史決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32年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確的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意義。這不僅起到廓清思想迷霧的作用，而且對于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發揮了重要作用。（3）《歷史決議》的制定和通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全黨，甚至全國范圍內學習和研究當代政治史的思想解放運動，掃清了人們頭腦中的思想障礙，為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全面展開，樹立了參照，指明了方向，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規定和制約著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理路和方法，形成了傳統政治史研究的學術特點和學術風格，開啟了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新階段。

　　此后，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紛紛提上了史學家的研究日程。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率先進入了歷史研究者的研究視野。這一時期，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研究是成績最大的領域之一。20世紀八十年代后半期，已經出現了綜述中國當代政治體制的論著。鄭謙、龐松、韓鋼、張占斌：《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發展概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8年版）。該書將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劃分為：國家的權力結構、政黨、國家結構形式、國家行政管理、干部人事管理、司法、意識形態管理和社會群眾組織等八個體制范疇，將30多年復雜多變的社會政治生活進行了系統的梳理。[⑨]

　　（二）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進入到向縱深發展的時候，這一時候由于有了《歷史決議》的指導，史學界開始對中國當代史產生重要影響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拓荒，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1982年5月，當代中國叢書，開始啟動，至1998年基本完成。它的規模之宏偉龐大、檔案資料之豐富確鑿、內容之全面系統，在新中國出版史上都是空前的。“這套叢書是我國第一部全面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規模最大的叢書。”[⑩]《當代中國》叢書中的《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1993）、《當代中國的民政》（1994）、《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1993）、《當代中國的統一戰線》（1996）、《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1997）、《當代中國的民主黨派》（1999）以及《當代中國的公安》（1992）、《當代中國的檢察工作》（1988）、《當代中國司法行政工作》（1995）、《當代中國的審判工作》（1993）等卷，第一次對中國當代政治史的主要內容進行了系統研究，在學科建設方面具有開創意義。此外，叢書中30卷當代中國的省、市、自治區的綜合歷史，也有相當的篇幅研究了當代中國的地方政治史的發展形態，這對于全面了解中國當代政治史提供了全面、詳盡和權威的資料。

　　胡喬木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是其所論國史中的精彩篇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久，胡喬木就對這次會議的歷史意義作了系統的總結。緊接著，胡喬木還對社會主義的歷史和現實，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等問題作了深入思考。胡喬木在《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一些提法問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關于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中國在五十年代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中國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中國領導層怎樣決策》、《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等文章中作了深入系統的闡述。這些文章撰寫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可以說是胡喬木面對當時風云變幻的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和現實所作的總結和思考，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得以產生的重要思想資源。胡喬木在中國當代政治思想所作的探索，已經成為一份珍貴的思想遺產在中國當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中，關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問題、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問題、如何看待新中國歷史上所出現的“左”傾錯誤、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現實關系等問題的觀點，對于我們今天自覺發展馬克思主義、加強黨的建設、提升黨的理論素養和歷史意識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個人著作則有：梁榮迅著的《社會發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對中國當代政治史中的社會系統、社會變遷、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及社會諸方面的協調等等問題進行了回顧和辨析。翁有為、席富群、趙金康：《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全書凡36萬言，闡述了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對象，發展、演變的基本線索。然后，根據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內在的軌跡和特點，分八章即八個歷史階段全面論述了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發展和演變情況，總結了“當代中國政治思想的發展規律”。

　　（三）21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在吸收借鑒相關學科理論方法和國外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成果后，開始了更為深入的研究，有更多研究專著問世，標志著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傳統的政治史研究向更加深化的層面推進，出現了綜合性研究專著。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浦興祖撰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涉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制度、元首制度、行政制度、公務員制度、各級政府、司法制度、軍事制度、國家結構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等各項內容，客觀地闡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發展變化的歷程及其與時代變遷的關系。王義祥的《當代中國社會變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結構從“文革后的撥亂反正”、“機構改革”、“人大制度建設”、“基層民主”、“干部制度改革”等角度，進行了較為全面的闡述。

　　陳明顯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史》（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該書在闡述共和國政治制度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背景和基本理論的基礎上，介紹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多黨合作制度、中央與地方行政制度及國防、外交、司法、區域自治、人口、教育、干部等制度。時間上迄共和國建立，下至1997年實現“一國兩制”，完整、科學地反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性質、特點及作用。全書內容豐富，論述充分，史實準確，是有關專家集體撰寫的當前我國第一部共和國政治制度史。

　　在充分借鑒和吸收相關理論、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基礎上，形成了以考察基層政權運作，以及國家與社會權力互動關系為重點的新政治史。于建嶸的《岳村政治——轉型時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商務印書館 2001年版）和張樂天的《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以其研究視角的獨特和敘述風格的新穎引起了相關研究者的廣泛關注。

　　黃立新撰寫的《共和國初期北京市城區基層政權建設研究(1949-1954》（博士學位論文首都師范大學 2008年）則對共和國初期北京市城區基層政權建設，作了深入系統的考察。中共基層政權的施政工作主要從如下開展：秩序建設、政權的常規工作與組織群眾運動。中共城區基層政權非常重視政治文化的構建，中共建立基層政權的過程也是將自己的政治亞文化上升為主流政治文化的過程。共和國初期,北京市各區實行區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基層政權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形成和發展的歷程中基層政權的一種過渡的組織形式。江燕著《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基層建設的歷史考察》（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9年版）。該書系統考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狀況，試圖在對我國農村基層政權的歷史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了解的基礎上，從時代和歷史的高度研究和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發現其中的基本規律。[11]上述論著從學科性質、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對中國當代基層政權均有嘗試性的分析，豐富了新政治史的研究。

　　三、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現狀

　　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新領域。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界對中國當代政治史上的重要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其中，過渡時期總路線、八大關于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黨制度、對外開放、政治體制改革、關于民主、法制建設研究等問題探討最為深入。新拓展的研究對象主要有：“一國兩制”史、香港、澳門回歸史、西藏問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熱點問題。此外，信訪制度、行政建制、干部考核制度、領導體制、黨政關系、民主政治、政治改革、階級階層、基層政權、基層村民自治、基層選舉、經濟特區、民族政策，以及“中國模式”、政府運作機制[12]等問題也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

　　21世紀以來，以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和新中國成立60年為契機，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著：《轉折年代： 1976～1981年的中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王雙梅、譚利平主編：《劉少奇與中共八大》，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版。程中原等著：《新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到十二大》，河北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版。劉杰、徐綠山著：《鄧小平和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徐文欽編著：《崛起之路——共和國風云60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丹珠昂奔主編：《西藏民主改革50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程中原等撰寫的“歷史轉折三部曲”（《前奏》、《決戰》、《新路》）已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些著作對于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通史類著作的政治史研究和專題類政治史研究取得了新進展。中共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年版）和當代中國研究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2年版）對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均有推進，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部門對當代政治史研究的水平。鄭謙主編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對中國當代政治史用力頗多。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是中國當代政治史的專題研究領域是近年來最為活躍的板塊。李立華;、陶維兵：《近二十年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述評》（《學習與實踐》2012年第6期）對近二十年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作了梳理。

　　國外學者對中國當代政治史給予了重點關注，取得了不少成果。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和綜合國力的強大，世界各國更加重視中國當代史的研究。國外學者研究中國當代政治史與國內學者比，具有更大的困難和障礙，但也具有其自身的優勢，如受中國意識形態的影響較小，研究的視角比較新等。下面以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為例加以說明。

　　[美]蘭比爾·沃拉著靳海林譯《中國：前現代化的陣痛》（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該書雖然在歷史觀方面固守西方中心論的窠臼，甚至認為現代化就是西化，但通過對19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梳理，向讀者展示了中國政治制度演進的大致脈絡，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之路”、“從‘解放’到‘獨立’（1949—1958）”、“從統一到斗爭（1959—1966）”、“從文化大革命到毛澤東逝世（1966—1976）”、“毛澤東以后的中國：‘一場新的革命’”等章，對中國當代政治史的研究，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對中國學者也具有一定的啟示。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由美國學者費正清和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主編，是西方學者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有相當權威性的代表作。從該書研究的內容看，也可以認為是國外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成功之作。正如費正清本人在《總編輯序》中所說：“在英語世界中，劍橋歷史叢書自本世紀起已為多卷本的歷史著作樹立了樣板。”[13]“《劍橋中國史》已經擴充為15卷，而且還必須舍棄諸如藝術史、文學史等專題史，經濟學和工藝學的很多方面內容，以及地方史的所有寶貴資料。”[14]很顯然，作者的這些努力正是為了充分展示該書的政治史研究格局。劍橋中國史的第15卷，就是后來增加的。從中我們不難看出，西方學者對中國當代政治史的重視。同樣的研究理念也體現在費正清撰寫的《偉大的中國革命》和《美國與中國》中。

　　美國學者李侃如著，胡國成、趙梅譯：《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年版）。該書是作者近40年研究中國當代政治史的代表作。從中華帝國的遺產及其式微、中國共產黨所走過的特殊發展道路、1949年以后的中國管理機構設置和結構、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四個方面，對中國社會變革、政府管理體系、經濟發展及中國社會目前所面臨的挑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李侃如還對中國在政治體制發展方面給予了種種預測：“在政治上，一個成功的中國到2020年時可能會實行有限的競爭性選舉，但在全國范圍內它可能仍將保持著一黨統治的體制。中共的變種可能會越來越像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墨西哥革命黨、80年代末臺灣地區的國民黨，或50年代以來日本的自民黨。其結果將會出現一個更加自由和準民主的政治體制”，中共還有可能發展成為精英權力主義的民族主義體制、軟弱而腐敗的權力主義體制、虛弱的民主體制以及持久的根本性不穩定（完全崩潰）等。[15]俄羅斯、日本、英國、韓國等國的學者也有中國當代政治史方面的著作問世。這充分說明國外學者對中國當代政治史的關注和研究是他們取得最為突出的成績的領域之一。這是值得國內學者引起關注的。

　　美國學者傅高義撰寫的《鄧小平時代》中文版由三聯書店2013年在大陸出版發行。該書從一個外國學者的視角展現了1969—1992年中國政壇的風云變幻、潮起潮落，可以看作是這一時期政治史研究的新嘗試。

　　四、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面臨的困惑與挑戰

　　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目前面臨的形勢是挑戰與機遇并存、沖擊與發展同在，成就與不足共生，加上相關反思、總結性研究的滯后，這就使它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的困惑和難題。

　　首先，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中的跨學科整合問題值得關注。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在借鑒西方政治史研究范式和模型，吸收相關學科的分析理論的同時，也面臨如何保持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邊界和領域的問題。從政治學的角度進行探討中國當代政治史的研究很多，政治學史的意味很濃，很多研究成果缺乏歷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容易從中窺出政治變遷、歷史轉折與當代社會發展變化的關系。不少論著中對于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相關學科的理論的吸收和借鑒，也存在著生吞活剝的情況。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新政治史的興起，無疑是與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其他研究取向交叉融合，與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他學科門類持續互動的產物。若非走科際整合的道路，政治史研究或許至今還躺在新史學的‘垃圾箱’里乏人問津。范圍的擴展、視域的敞開給政治史研究帶來了無限活力，卻也意味著其界限的消融、面目的模糊。”[16]如何在跨學科研究的洪流中不迷失自我，且保持自身特色，是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對此應該保持清醒的認識。而歷史學者沒有在新形勢下將中國當代政治史的研究提上日程，也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因素。

　　其次，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學科建設起步時間晚，這影響了對相關理論理解的深度、學術史的梳理和觀點的闡發，因而增強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成果的學術含量，顯得尤為重要。當前的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多為政策性、對策性研究作鋪墊，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和短暫性，純學理性的、長期性的研究較少。這與中國當代政治史學科剛剛興起不久有關，與學科建設和理論建設均沒有提上研究日程有關，也與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導向有關。中國當代歷史發展變化的節奏日益加快，中國當代歷史進程的發展也變得更加紛繁復雜、千變萬化，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也存在功利化、近視性的研究傾向。如何處理好中國當代政治史的研究與為現實政策決策服務的關系，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再次，當前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整體上分布不平衡，在走兩個極端，兩者之間缺乏有機結合與融會貫通。中央層面、國家層面的整體性研究與基層和民間的政治史研究成果較多，但零散不成體系，中間層面，即中觀的政治史研究很缺乏。近些年這一狀況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中國當代政治史也越來越多地被置于社會史視野下進行研究，越來越多地從微觀細致的范圍內來考察。包括中國當代政治史在內的政治史研究，“把國家的宏觀政治放置到一個區域（或叫地方）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通過各個地方這一視野，不但能夠使我們窺探到的政體政治史這張地圖，而且所看到的這張整體史的地圖較之從前更為多姿多彩和真實可靠。”[17]這一研究路徑為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局面的打開，提供很好的思路，并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將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帶來活力。然而，中國政治史的其它研究領域，諸如中國古代政治史、中國近代政治史在這兩種研究路徑指導下的研究，較之中國當代政治史的研究要成熟許多、積累得研究成果也要多很多。究竟該如何避免兩個研究路徑的學者自說自話，而是有機結合起來或許是中國政治史研究，尤其是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應該考慮的問題。因為只有在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領域中差不多這兩種研究路徑仍是同步進行的，都表現出了蓬勃的活力。借鑒中國古代和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經驗、教訓，結合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特色和實際，率先在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領域探索出新的研究范式，是有可能的。

　　最后，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還存在著碎化現象，更多地滲透在社會史、區域史、環境史，甚至政治學、經濟學中，缺乏綜合研究的自覺意識。這種碎化并不僅僅體現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而且還體現在研究方式的單調和研究結論的重復方面。相關研究的個案之間，中國當代政治史的研究者很少能夠聯系起來研究，似乎這成為史學理論研究者的事情。應當承認，類似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以基層社會的視角透視政治史的內容”，推動了政治史研究，另一方面，“就根本而言，仍走了政治史的外圍，只是提供了從外部窺視‘政治’的角度，并未深入到政治及政治事件的內部；只提供了認識政治史內容的條件和手段，并未將政治史探討的‘政治’的真正內涵和靈魂闡發出來，充其量是從政策、事件等政治問題的反響層面作出了一定詮釋，究竟國家政治運作呈何態勢仍不得而知。”[18]這既是對傳統政治史研究的批評，也包含有對新政治史研究的反思。此外，國內學術界階段性、區域性、專題性的研究較多，但缺乏整體性、全局性、系統性的綜合研究。還表現在，“對政治事件的研究上，關注重大政治事件的多，挖掘事件背后潛藏的因素，把具體的政治事件當作透視社會結構及其變遷的窗口方面注意不夠；在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對政治機構設置及其沿革、制度條文規定及其演變的表層化描述的多，對政治制度的實際運作情形，對影響制度形成、運作和變遷的社會歷史背景關注得不夠。”[19]這一點與國外學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五、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發展趨勢

　　1、歷史人物或特定群體的政治思想研究率先取得了突破，并且可能得到最為深入的發掘。

　　關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思想研究，是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中最先關注的領域之一。孫力的《當代政治發展的新范式——鄧小平對當代政治發展的三大貢獻》（《天津社會科學》，1998/2）、陳建坤的《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政治思想發展論綱》（《東岳論叢》，1998/3）、李艷的《江澤民對毛澤東、鄧小平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思想的繼承發展論析》（《黨的文獻》，2004/4）、羅歸國的《毛澤東晚年政治思想散論》（《科學社會主義》，2004/4）、肖延中的《“身份的顛覆和重建”——毛澤東晚年政治思想的倫理基礎》（《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05/4）、陳文勝的《試析我國政黨制度的演進與毛澤東鄧小平民主政治思想的發展》（《政黨制度》，2009/6）等文章在一定意義上具有其典型意義，反映了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特點和路徑。

　　2、中國當代政治發展、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認同、政治意識等研究領域的拓展，反映了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新氣象。

　　對于一門學科來說，新的研究領域的拓展無疑是這門學科深具發展活力和成長動力的表現。中國當代政治史在政治發展、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認同和政治意識等領域，均進行了值得關注的開拓。戴敏敏的《兩種取向一個結局——略論當代政治發展研究之困境》（《南京社會科學》，1999/1）、魏敦友：《中國政治史上的“黃炎培難題”與當代中國政治的制度創新》（《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1/1）、戴長征的《中國當代政治社會化述論》（《煙臺師范學院學報》2001/2）、羅建榮的《當代政治文化建設的路徑選擇》（《延安大學學報》，2005/1）、史炳軍的《文化學視野下的當代政治文明建設》（《社會科學戰線》，2006/5）、施雪華的《1949～1956年中國政治發展的表現、動因和隱患》（《武漢大學學報》，2007/3）等文章對中國當代政治史的若干問題進行了專門探討，促進了當代政治史研究的發展。王麗萍的《政治發展中的中國政治文化構建——兼論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政治文化》（《北京大學學報》，2009/1）、阮清華：《中國共產黨建立城市政治動員網絡的初步嘗試》（《中共黨史研究》2010/4）彭正德：《新中國成立初期合作化中的政治動員和農民認同》（《中共黨史研究》2010/5）等文指出，在政治文化結構即體系文化、過程文化和政策文化等三重維度上，改革開放豐富和完善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內涵尤其是政策文化的內容，在保持政治文化同質性的同時，也使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成為明顯的政治文化特征。正如有的學者所論，“該研究領域至為寬廣，理論工具和研究方法也十分多樣，諸如語言、心態、空間、建筑、儀式、節日、身體、服飾、音樂、影像、紀念物、象征物等傳統政治史的相對盲點，皆可成為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對象。”[20]

　　3、區域、基層的當代政治史研究獲得了廣大史學工作者廣泛認可，并取得了大量成果，還有進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間。從選題難易程度、史料的占有、研究分析的把握、理路范式比較來看，這一研究理路都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江燕：《建國以來農村基層政權的發展路徑和基本經驗》（《長白學刊》2009/5）、袁金輝：《中國鄉村治理60年：回顧與展望》（《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9/5）、張祝平：《六十年來農民政治參與的歷史進程及當代走向》（《浙江社會科學》2009/9）、謝迪斌：《論新中國成立初期鄉村社會改造的經驗》（《中共黨史研究》，2010/3）、張麗琴：《建國以來村級組織建設及其職能演變——60年村級民主發展的歷程考察與政策分析》（《長安大學學報》2010/1）、王曉榮、李斌：《建國以來農村社會整合模式的歷史變遷及經驗啟示》（《東南學術》2010/1）。著作中江燕的《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歷史考察》、黃立新的《共和國初期北京市城區基層政權建設研究》、吳淼的《鄉村政治過程:生產經營與秩序建構：來自江漢平原曾鎮的經驗(1949-1978)》、廖周的《改革開放以來的鄉級政府》、丁云的《農村基層政權變革：新時期中國鄉鎮政權改革研究》（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7年版）等為典型。

　　4、中國當代政治史問題的總結和梳理也開始逐漸為學者所關注，正成為相關研究中的熱點問題。

　　隨著研究成果的積累、領域的拓展、各種研究范式的交流碰撞，對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適時加以總結，日漸受到學者的重視。劉杰的《如何評價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科學社會主義》，2008/3）、吳超的《“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評》（《北京黨史》，2008/3）、張荊紅的《國外學界關于1949～1956年中國政治發展的研究視角探析》（《國外社會科學》，2008/4）、杜治洲的《中國行政體制縱向權力結構調整30年——經驗、教訓與趨勢》（《學術界》，2008/5）、章念馳的《和平統一離不開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對臺政策回顧與總結》（《上海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5）、張蘭芳、周曉陽的《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回顧及辯證思考》（《南華大學學報》，2008/6）、劉洪記的《西藏宗教50年》（《中國藏學》，2009/1）、李凱的《中國式民主模式的歷史反思——中國民主政治建設60年的的探索與展望》（《學術界》，2009/4）、王延中和蔣來用的《新中國60年的反腐倡廉建設：一個簡要的評述》（《政治學研究》，2009/5）、張祝平的《六十年來農民政治參與的歷史演進及當代走向》（《浙江社會科學》，2009/9）席文啟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歷史與發展》（《新視野》，2009/6）、許崇德的《祖國統一大業60年進程》（《新視野》，2009/6）等文章對相關問題的研究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和評析，反映出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中日漸興起的反省意識，這為中國當代政治史的學科建設奠定了基礎。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李文主編的《國史研究中的重點難點問題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8年版）一書對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條協議》談判及簽訂問題、“高饒事件”、建國后黨的指導思想是否有民粹主義影響、中共八大路線問題、廬山會議、“文化大革命”起源、20世紀60年代戰備問題、林彪反革命集團、“九一三”事件歷史影響、粉碎“四人幫”問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政治體制改革、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胡風事件、反右派斗爭等中國當代政治史上的重要問題進行了系統總結，從這些作者對相關問題研究狀況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窺見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總結意識。

　　5、中國當代政治史的學科定位問題是其學科建設的基礎性問題。一段時間以來，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研究模式的出現，對中國傳統的政治史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中國當代政治史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其作為一門分學科存在的必要性一直以來也備受爭議。然而，隨著各種研究范式發展的成熟和相互間的交融，學界對政治史研究也有了新的認識。“史學研究的進程仍應保持政治史的主帥角色，深入國家政治的內部，開展對國家大政及其國家治理等課題(即側重政府治國理念、政策措施的實施及其實際反響與效果，用現代詞匯講就是國家治理與‘政府績效’)的研究，探討傳統社會國家治理的理念及思想、現實的邏輯，學術路徑上則以政治史向其他領域發散，而非單純相反由其他領域向政治史集中。”[21]這對于中國當代政治史來說，或許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時機。進入新世紀以來，社會史與政治史的關系成為眾多社會史研究者重新思考的重大理論問題。[22]建構一種既能還原歷史真相，又能充分反映歷史發展復雜性的新革命史框架，在相當大程度上成為社會史研究者正在思考的重要課題。從社會史的視角多方面地、自下而上地開展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必將進一步豐富對中國革命史的認識。[23]還有學者從“加強中共革命史與中國鄉村史的連接”和“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視角”來探討中共黨史的研究。[24]這種新革命史框架的建構無疑為中國當代政治史和當代社會史研究的進一步結合，應對來自文化史、社會史的挑戰，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基于此，借鑒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視野中的政治史研究，深化中國當代政治史范式研究、編纂模式研究，進而推進當代政治史研究向著系統化、理論化發展，很可能成為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的趨勢之一。

　　就中國當代政治史的學科建設問題來看，尚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即便對于研究相對充分的中國近代政治史來說，“還必須吸收包括政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各領域的養分，并且參考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學界新思潮，從而使得歷史學家的歷史描寫更接近事實”[25]，那么對于中國當代政治史研究來說，在這方面所要做的工作也就更多。與整個中國當代史研究所處的發展階段基本相一致，中國當代政治史的學科建設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均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發表于《黨史研究與教學》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