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市規劃的決策與實踐
——以工業區的規劃建設為中心
關于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市規劃與城市性質的討論，近年來學界對“梁陳方案”關注較多。“梁陳方案”代表了部分本土建筑與城市規劃學者的思路。50年代，北京城市規劃的形成與確立受到了蘇聯因素的影響，但蘇聯經驗只是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城市規劃重要的參照系之一。新生的人民政權對首都的城市規劃與建設進行了積極探索。在查閱相關史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有兩個方針一直被反復提及，那就是“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與“服務于人民大眾、服務于生產、服務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說，這兩個方針與50年代北京的城市定位息息相關，但以往學術界的研究對此著墨不多，對北京城市規劃方案的研究與討論多集中在行政中心的安排上，不過，筆者認為，更能體現北京城市規劃邏輯的其實是工業區的規劃建設與實踐，而這正是“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以及“服務于生產”的直接體現。因此，本文以北京工業區的規劃建設為中心，依據相關史料梳理上述方針出臺的背景、過程及其意義，厘清北京城市規劃的歷史脈絡，以期推進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城市建設方針的醞釀與提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共北平市委各部門開始進入北平城內辦公。3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指出：“怎樣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怎樣才能使城市起領導鄉村的作用？中心環節是迅速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把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社論指出：“在舊中國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統治階級所聚居的大城市（象北平），大都是消費的城市。有些，雖也有著現代化的工業（象天津），但仍具有著消費城市的性質”，它們依靠剝削鄉村和工人而形成了城鄉之間的敵對狀態。而只有發展生產才能改變這一狀態并最終鞏固政權，“這樣，才能夠充分而便宜地供給鄉村以必要的工業品，而換取其農產品，使鄉村和城市，從相互敵對轉變為相互依存；這樣，才能改善城市的經濟地位，從而改善城市人民首先是工人的生活；這樣，才能抵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不再受其剝削；這樣，才能使城市領導鄉村，變農業國為工業國；這樣，才能鞏固工農聯盟，鞏固從城市到全國范圍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應當說，“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這一方針的提出，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城市理論，也考慮到了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某一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導致商業勞動同工業勞動的分離”。基于此，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這正是“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的理論依據。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1949年4月18日，北平市委書記彭真在中共北平市第一次黨員大會上指出：“我們黨的工作……一定要站在工人階級方面，這就叫立場，從這里才有我們的政策”。這也成為北京市工業區規劃的重要依據。
接管北平以后，中共北平市委在彭真的領導下，很快確定將恢復與發展生產作為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1949年4月16日，彭真在他起草的中共北平市委《關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決定》中即明確了這一思想：“在恢復與發展生產的重點上，首先應當是恢復與發展一切可以向農村輸出和供給市民的有益國計民生的工業、運輸業和有利生產恢復與發展的商業”。
1950年1月31日，北京市市長聶榮臻發表了《紀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演講。他指出：“我們的工作，是要摧毀一切反動的殘余勢力，建立強有力的人民民主專政，以便為生產與建設的發展道路掃除障礙，從而造成條件，使北京有可能從消費城市變為生產城市，并實現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與市政建設的計劃，維護與發展人民的福利。”
2月1日，彭真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慶祝北京解放一周年》一文。文章指出：“在教育和其他市政建設工作中，有兩條根本相反的方針：一條是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和滿清北洋軍閥一脈相承的反動方針。他們的教育，他們的市政建設，是為反動的剝削者、統治者服務的……另一條是我們的方針。它是和國民黨完全相反的。我們的教育事業，我們的市政建設，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為恢復發展生產服務的。北京是光榮的人民首都，因此我們的市政建設，同時又是為代表與領導全國人民的中央人民政府各機關服務的。服務于人民大眾、服務于生產、服務于中央人民政府，這三個任務是統一而不可分的”。
這是北京市領導人第一次系統論述“服務于人民大眾、服務于生產、服務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這里突出了階級觀點，否定了國民黨與北洋軍閥的城市建設方針，強調新生人民政權的城市建設要“服務于人民大眾、服務于生產、服務于中央人民政府”。
對此，2月27日，彭真在北京市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所做的總結報告中又進一步指出：“我們人民大眾、人民政府是代表社會生產力的，我們是靠生產、靠體力、腦力勞動吃飯的，所以我們的計劃和概算是以恢復與發展生產為中心的，我們的市政建設和教育是為生產亦即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只有恢復與發展了生產，人民大眾的生活狀況才能獲得改善，過去反動統治者所造成的失業問題，才能獲得解決，各項市政建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才有基礎。只有積極發展生產，才能使中國工業化，使中國經濟繁榮，也才能使首都的一切建設都現代化。生產是這一切的根本。”這一思路一直貫穿于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市規劃與建設的實踐過程中。
1950年2月14日，彭真在北京市黨代表會議上所做的報告主要講了三個問題，“第一是去年工作情況，第二是生產、建設、教育方針和政策，第三是我們北京市全黨全體人民的中心任務”。在講到1949年工作情況時，彭真指出：“去年總方針是消滅敵人，中心任務是恢復與發展生產”。在講到生產時，他指出：“國家是根本的，沒有國家就談不上生產”，“生產首先是公營企業”；“其次是民主管理……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根本問題，這是工廠管理上的一個革命，是根本不同于反動管理的”；“國營企業要有計劃”，“工廠要有計劃，全市也要有計劃”。接著，他舉例說明北京市的生產有了巨大進步，“從生產力來看，石景山鋼鐵廠產量比國民黨統治時期增長了73%，農業機器廠產量增加了11.26倍，汽車修配廠效率增加了四倍半，被服廠過去每工三四套，現在六七套，最高的到十幾套；北京機器廠開工數月產量等于過去的3倍，其他的不論是人民造紙廠人民印刷廠都發展了，由此證明工廠到我們手里，基本趨勢是迅速地提高了生產”，“生產規范〔模〕也發展了”。最后，他重申：“生產就是我們1950年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
在通盤考慮北京城市發展的基礎上，1953年11月26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報告了改建、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要點”。12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提交了關于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請示報告，報告還附上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報告、草案及草圖等。
規劃草案明確提出：舊北京“是在階級對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當初建設的方針完全是服務于封建統治者的意旨的”，而新首都的建設方針是“為生產服務，為中央服務，歸根到底是為勞動人民服務”。因此，北京必須以全市的中心區作為中央首腦機關的所在地，使它不但是全市的中心，而且成為全國人民向往的中心。北京應成為全國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而且，“特別要把它建設成為我國強大的工業基地和技術科學的中心”。但“現在北京最大的弱點就是現代工業基礎薄弱，這是和首都的地位不相稱的，是不利于首都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也不利于中央各工業部門直接吸取生產經驗來指導工作”。可以看出，發展工業是當時規劃草案的重要內容之一。
從“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再到“服務于人民大眾、服務于生產、服務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首都的性質與定位逐漸明確，北京工業區規劃與發展正是這一思路的具體體現。
工業接管與恢復生產
1949年1月1日，北平市人民政府發布成立布告。6日，彭真在對準備進城接管北平市的干部的講話中指出，進城以后應先做三方面工作：掌握政權、建立民主和工商業問題。對于工商業問題，彭真指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任務在于解放生產力，使城市為農民服務，城市農村互相交換物資。在這當中，商業即為彼此交換的媒介，商業搞不好就交換不了，弄得兩頭糟糕。所以，我們進城以后，除了推翻舊的政權建立新的政權以外，必須抓工商業”。
4月12日，《中共北平市委關于加強城市管理與生產建設的決定》發布，決定指出：“經濟建設工作是我們城市工作的中心”。“我們必須迅速制定并實行關于公營企業、私營企業、手工業、機關生產、近郊農業和農村手工業等六項生產計劃。首先著重在恢復生產，并以公營企業為重心，加強對這些生產的領導”。決定還要求“必須建立與健全市政府的企業局，集合各企業中的老干部與城市中管理企業有經驗的專家和工人，共同參加領導”。
4月16日，《中共北平市委關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決定》再次強調：“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則是恢復與發展生產”。“在恢復與發展生產的重點上，首先應是恢復與發展一切可以向農村輸出和供給市民的，有益國民生計的工業、運輸業和有利生產恢復與發展的商業。在工業方面，從長期的發展方針來說，第一位應是公營企業（包括機關工廠）及公私合辦的工業；第二位應是有益國民生計的私營工業；第三位應是機關手工生產和城鄉手工業”。“在步驟上，目前一般地首先應是恢復、改造與充分運用已有的工業，然后才是建立新的工業”。
1950年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對一年來全市公營企業狀況進行了總結：“北京市的公營企業，在去年一年間，不只全面恢復了，而且獲得初步發展。以北京市營的工業來說，人民政府接管時，十四個公營工廠里，開工的只有六個”。“到現在，二十個生產單位都全部開工，而且普遍地超過了解放前的生產水平”。其中，石景山鋼鐵廠在蘇聯專家的建議下改進技術，在1949年12月，日產鐵曾達到331噸，創造了該廠的新紀錄。
1950年2月25日，聶榮臻在北京市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做《關于北京市人民政府1950年度工作計劃的報告》時，提到的五項重點工作中，將“大力恢復和發展生產”排在第二位，僅次于“繼續鞏固革命秩序”。聶榮臻指出：“大力恢復和發展生產，是我們1950年度，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為了實現這一任務，我們準備進行以下的工作”：在公營企業方面，“除將現有各廠礦如京西煤礦、清河制呢廠、燕京造紙廠、新建面粉廠、新建玻璃廠等加以整頓擴充外，并根據需要和人力、財力、技術、原料、銷路等條件，擬增設紡毛廠、地毯廠、面粉廠、染燙廠等幾個新廠，有的是就原有工廠擴大或和原有工廠合并，共投資4700萬斤小米”。可見，新中國成立伊始，北京市人民政府對工業的發展思路基本上是在原有基礎上的維持、調整與擴大再生產。
在此過程中，北京的工業發展也遇到了一些問題。1950年5月25日，彭真在給中共中央及華北局的報告《關于北京市工商業情況及措施》中提道：“自3月至5月中旬，商業共歇業1411戶，開業654戶。歇業為開業的215%，歇業商戶的規模一般較開業者為大。工業歇業215戶，職工778人，開業486戶，職工2305人。歇業戶為開業戶的44.2%”。“商業中帶有投機性而又受公營企業和合作社排擠者，歇業者最多……其次為經售奢侈品的一部分百貨業……此外為大飯莊等。再次為帶季節性行業，如煤鋪等”。“工業歇業的，除奢侈品、迷信品制造業外，第一是由于盲目發展，造成生產過剩的行業，如火柴、紙煙、肥皂業等。第二是技術落后，經營不善的行業，如染織、針織、造紙等。卷煙亦可屬于第一類。第三是勞資關系惡劣的作坊。第四是暫時銷路遲滯的行業”。北京市政府通過勞資協商，調整勞資關系與公私關系應對工商業發展所遇到的困難。“在工業方面，主要是國營企業繼續用加工、定貨、收購、代銷的辦法，大力扶植生產”。
與此同時，北京市將發展工業、進一步壯大工人階級隊伍作為工作的重點。1951年2月3日，聶榮臻在《北京解放的兩年間首都工人階級光輝的貢獻》一文中指出：從解放起，北京的工人階級由機器的奴隸變成了機器的主人”，諸如工會組織的發展與工廠民主改革、愛國生產競賽運動的開展、工人積極參與政治生活等都是重要體現。
1952年8月7日，《中共北京市委關于三年來工商業發展情況致中央華北局的報告》總結道：一是北京市工業比商業發展快。1951年商業營業額為90657億元，為1950年40077億元的226%，即增加了126%，比1949年的20192億元增加了349%。1951年工業生產總值為68634億元，為1950年26783億元的256%，即增加了156%，比1949年的8448億元增加712%。二是國營經濟比私營經濟發展得快。在工業方面，1951年私營的生產總值為24619億元，為1950年10533億元的234%，比1949年的4039億元增加了510%；1951年國營的生產總值為42778億元，為1950年15886億元的269%，比1949年的4390億元增加了874%。在商業方面，1951年私營的營業額為59048億元，為1950年27085億元的218%，比1949年的14318億元增加了312%；1951年國營的營業額為27482億元，為1950年10988億元的250%，比1949年的5365億元增加了412%；1951年合作社營業額為4127億元，為1950年2004億元的206%，比1949年的509億元增加了711%。三是公私比重發生了很大變化。國營工業在工業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51%強增加到1951年的62%強，私營工業則由1949年的47%強減至1951年的36%弱（公私合營工業由1949年的0.2%強增加到1951年的2%弱）。四是當時北京工商業職工人數為247839人，如加上季節工人、臨時工人和零散工人，總數為408578人，比1950年增加50%，比1949年增加68%。國營工業1951年職工人數為101061人（不包括國營商業的員工），比1950年增加56%，比1949年增加88%；私營工業1951年的職工人數為52036人，比1950年增加30%，比1949年增加60%。
整體而言，在1953年前，北京的工業雖然有發展，但并未大規模布局重工業。這一方面與北京城市規劃未出臺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當時的國際國內政治環境有關。1952年8月11日，彭真在北京市第四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做報告時指出：三年來首都的經濟情況“都有很大發展”，以工業來講，1951年生產總值超過6.8萬億斤米，與1950年比較，增加2倍半，是1949年的8倍。“這就是說首都三年來工業生產的發展，是相當快的，但是有很多問題過去沒有能夠解決，真正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還沒有，譬如，能不能在首都發展重工業的問題，因朝鮮戰爭的關系很難下決心”。這正是“一五”計劃期間北京工業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
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的工業規劃建設
1953年，我國進入了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根據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一五”計劃期間北京市在工業戰線上的基本任務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有計劃地建立新廠和充分發揮原有企業潛力，并逐步完成對資本主義工業和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建立首都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中央各工業部和地方工業局在北京市進行了大規模的基本建設。五年來全市工業基本建設投資共計九億四千九百四十七萬元，新建單位四十一個，改建、擴建單位三百二十九個”。
從城市規劃的發展脈絡來看，北京市曾分別于1953年和1954年向中央報送規劃草案，標志著北京城市規劃的制定進入新階段。1953年底，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報送《關于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報告》。隨后，中共北京市委又據此制定了《第一期（1954—1957年）城市建設計劃》與《1954年建設用地計劃》。1954年10月，經過半年多的實踐，北京市又對此前的規劃草案要點進行了修改，將修改重印的《關于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關于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說明》《北京市規劃草圖》連同《關于早日審批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向中共中央的請示報告》再次上報中央。
在修改重印的《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中，中共北京市委明確提出：“首都應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特別要把它建設成為我國強大的工業基地和技術科學的中心。現在北京最大的弱點就是現代工業基礎薄弱，這是和首都的地位不相稱的，是不利于首都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可見，發展工業成為“一五”計劃時期北京城市規劃與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
修改重印的《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還指出，在學習蘇聯城市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城市各部分包括工業區、住宅區、休養區、鐵路、倉庫等，必須按照便利群眾生產和生活的原則，按照經濟和衛生的原則進行合理的分布。在進行城市規劃時，應充分考慮使工業有充分發展的條件。規劃草案明確提出了要“從現狀出發，選定和擴大工業區：東部在現有一些小型工廠的地方，發展為輕工業和中、小型重工業的工業區；南部在北京木材廠以西地區，發展為有礙衛生和高度易燃性企業的工業區；西部在石景山鋼鐵廠、衙門口、田村地區及長辛店鐵路工廠一帶，發展為冶金和重型機械工業的工業區（其中也應有相當的輕工業）；東北部在真空管廠附近，發展為以制造精密儀器和精密機械為主的工業區。在門頭溝、齋堂一帶發展采煤工業。同時并應研究在西山山區中建立重要工業的可能和造價等問題。此外，在通縣以西至現在的北京市區、在良鄉、密云等地區并擬保留大工業的備用地”。據此可知，到“一五”計劃時期北京的工業規劃布局已初具規模。在附后的規劃草案說明中，從人口規模到城市用地都對工業發展予以重點考慮。其中，工業用地規劃面積為10550公頃，占市區面積的18.9%。
對于北京市1954年報送的規劃草案，1954年10月16日，國家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經過反復研究論證，廣泛征求專家及有關部門的意見，提出了初步審查意見并向中央匯報。《國家計委對于北京市委關于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意見的報告》指出：“北京市委提出的首都建設的總方針和制定規劃草案的各項原則，我們認為基本上是正確的。北京市的發展規模、區域的劃分（如工業區、住宅區、對外交通和市中心等）、道路系統、綠化系統、河湖系統、街坊建設的原則以及建立郊區的防護林帶與郊外農業區等，除其中幾個具體問題尚須考慮外，基本上也是合理的。我們建議中央原則上批準北京市委所擬的規劃草案，作為北京市長遠發展的目標和今后編制分期建設計劃的基礎。”同時，國家計委還就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意見。關于北京市城市的性質，國家計委肯定了中共北京市委提出的首都“應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的提法。但對北京工業發展原則則主張“在照顧到國防要求，不使工業過分集中的情況下，在北京適當地逐步地發展一些冶金工業、輕型的精密的機械制造工業、紡織工業和輕工業是必要的。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應該有一定數量的工業”，不贊成北京市提出的建設“強大的工業基地”的設想。可見，發展北京工業已成為國家計委和北京市委的共識，只是在具體工業門類和規模等問題上還有不同意見，主要是考慮到國防的因素。
1954年12月17日，彭真主持召開中共北京市委會議，“討論對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初稿的意見和國家計委《對于北京市委〈關于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意見書的報告》”，會議通過對國家計委關于北京市規劃草案審查報告的幾點意見，上報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主要是圍繞首都工業建設的規模、首都的人口、道路寬度以及綠地問題對國家計委的報告提出了意見。
關于首都工業建設的規模，在參照蘇聯莫斯科的經驗基礎上，中共北京市委認為：現在首都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1953年全市工業產值只占全國的2.7%左右（莫斯科是占20%多），現代工業職工只有12.6萬人（莫斯科有200多萬工人），只占全市人口的4%左右。“因此，首都雖然因為是中央所在地，群眾的政治空氣比較濃厚，但由于缺乏強大的近代產業工人作為群眾基礎，在許多方面的活動中，都突出地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小職員’的，小市民的，消費者的思想情緒和要求。這是首都最大的弱點，和首都的政治地位極不相稱”。所以，中共北京市委認為：“首都不但應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還必須建設成為強大的工業基地，建設的速度也不宜過慢，時間不宜過遲”。
12月29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在討論陳云所做的調整工業的報告時說，調整工業的方針是：“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的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半社會主義工業和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總任務，對中央和地方國營、合作社營、公私合營、私營五種工業，應在保證社會主義成分不斷穩步增長的條件下，采取統籌兼顧、各得其所的方針，進行合理安排”。其中調整工業的具體措施之一是“利用原有工業，控制基本建設和工業投資”。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市大力發展工業并建成強大工業基地的規劃思路似乎并未得到中央的支持。
1955年4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請示關于北京市城市規劃工作中的幾個基本問題：“我們當前在城市規劃方面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重新考慮北京城市規劃的根據，即中央機關將來的規模和人數，在北京將來要建立些什么工業和多大數量的工業，20年左右和較遠的將來首都最大限度的人口總數”。尤其針對北京“現代化的大的工業建設也不多”及工業產值占比不高的現狀，提出“首都在今后還應當建設一些現代工業”。12月，《國家計委、國家建委關于首都人口發展規模問題向中央的請示》報告回應了中共北京市委關注的問題，指出北京市的工業基礎薄弱，但“從國防條件來考慮，今后不宜在北京擺大型的或過多的工業。但為了使工業領導機關、高等學校以及科學研究機關的工作便于和生產現場結合，特別是為了便于現有多余勞動力的就業，以便逐步改造現有的消費人口，在今后兩三個五年計劃期內，除對現有的工業有控制地、適當地改建和擴建外，并再適當地建設少部分中小型工業也還是需要的”。這實際上基本否定了北京市在“一五”計劃乃至之后的幾個五年計劃中大規模發展工業的設想。這與此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1956年2月10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主要內容之一即“討論并同意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關于在工業高潮中產生的一些新問題的解決意見》”。李富春指出：“地方工業要防止盲目性。關于1956年的基本建設投資，需砍6%，對各部門不再增加新的基建項目”。
1956年初，北京市宣告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實現公私合營。1月11日《北京日報》社論《慶祝本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實現公私合營》對此予以高度評價。據當年6月的報告，“多數工廠有了新的氣象，生產有了顯著的提高”。但對北京市工業發展定位問題，彭真在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會上指出：“北京當然要搞工業，但現在不適于過多、太集中。現在打起仗來，什么原子彈、氫彈等等，破壞力很大。到時被我們檢討是小事，黨與國家的損失怎么辦？檢討也后悔莫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的方針是工業不可太集中。北京不是什么工業都建設，得有一點控制，可以搞一些重型的機械、精密儀器等”。對于具體的工業布局，彭真認為：“東郊作為北京主要工業區是合適的，因為東郊已有一部分工業基礎，又在主要風向西北風的下風，有通惠河作為水運及排水系統，有現成的鐵路、公路交通線，而且向東有發展余地”。“西北郊在風向的上風，如建設工業區將妨害本市環境衛生，往西是山區，無發展余地，而且破壞了風景游覽及文教區的環境，不適合發展工業”。“北郊部分仍在上風，不適合建設工業區”。此時，東郊工業區的適度發展成為可行性方案。
1957年12月31日，北京市副市長賈庭三在北京市人民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做《關于地方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總結了北京市“一五”計劃期間工業生產的情況：“本市地方工業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勝利地超額完成了。1957年全市地方工業總產值預計完成143134萬元，比1952年增長了184%，其中工業增長了166%，手工業增長了273%”。“勞動生產率1957年比1952年約提高了53%。五年中新建、擴建的主要工廠76個”。
從整體上看，“一五”計劃期間北京市工業發展較快。“五年內北京約新建50多個工廠，建筑面積187萬平方米。重點建設了東北郊工業區和東郊工業區。從1954年開始，在東北郊酒仙橋、大山子一帶，先后建設電子管廠、無線電器材廠和有線電廠”。“在東郊地區，建設了第一、第二、第三棉紡廠和合成纖維廠，并建設了紡織研究院，形成了一個擁有23萬紗錠的紡織工業中心。同時相繼擴建、新建了第一機床廠、汽車輔件廠、金屬結構廠、人民機器廠、教學儀器廠、度量衡器廠、混凝土預制構件廠、光華木材廠、玻璃廠、燈泡廠、制藥廠、釀酒廠等一批機械加工、建材和輕工業工廠。在建設工廠的同時，配套建設了相應的居住區和公共服務設施”。
1958年5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關于北京市工業發展問題向中央的報告》提出：“爭取在十年內根本改變首都工業的落后面貌，趕上天津”。“二五”計劃期間，北京工業的發展重點有七個方面：一是發展綜合利用煤的工業；二是發展塑料制造及其加工工業；三是發展小型煉鋼和合金鋼的工業；四是對現有機械、電機工廠進行技術改造，發揮現有工廠的潛力，并新建、擴建一批通用機械和中小型電機、電器制造工廠；五是在紡織工業方面，主要是配合化學纖維的原料生產，大力發展合成纖維的抽絲、紡、織、染工業；六是配合北京市的改建，擴大地方建筑材料的生產，提高質量，增加新品種；七是在日用品和文教用品工業方面，新建、擴建工廠以提高為主，并對現有工廠進行技術改造，著重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制造。
為了貫徹落實“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北京市采取“小廠擴建，大廠下蛋，分期建設，邊建邊產，重視研究，多搞實驗”的辦法。關于北京市工業的定位，報告指出，北京市原來的工業底子很差，“一五”計劃期間雖有相當迅速的發展，“但是1957年全市工業總產值（包括中央國營），才不過21億元，只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3.2%，不到上海的1/6，只有天津的一半左右，特別是北京的工業沒有骨干，缺乏個脊椎骨，缺乏個頭腦”。因此，要“在北京建設一批高級的、精密的、重型的、大型的工業，不但可以使北京工業有了骨干，有了首腦，有了依靠，帶動北京工業的大發展，而且也便于中央各部就近取得典型經驗，便于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關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對于全國的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有很重要的意義”。此后，伴隨著“大躍進”及“趕英超美”口號的提出，北京市突破了原來不發展重工業的規劃，希望中央能夠安排一些重大項目，將北京建設成為新的經濟中心。
1958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上報關于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中共北京市委關于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向中央的報告》指出：“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在蘇聯城市規劃專家組的幫助下，已經于1957年春天編制了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的初步方案。現在又根據1957年的工作經驗，做了一些修改，并且制定了1958—1962年城市建設綱要。這個初步方案是在1953年底向中央報送的規劃草案的基礎上制定的。在這次工作中，比較注意了對現狀的調查研究，強調了蘇聯先進經驗和北京具體情況相結合，比1953年的方案進了一步”。報告向中央請示的幾個基本問題之一即是首都的性質和發展的規模，中共北京市委認為：“北京不只是我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還應該迅速地把它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的中心。這個規劃方案，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制定的。這個問題多年來沒有解決，現在解決了”。
在具體的工業布局方面，報告的附件二《北京市1958—1962年城市建設綱要》提出，“首都工業發展的方針是：第一，以鋼鐵工業、機械和電機制造工業、有機合成化學工業為基礎，以高級的、精密的、大型的、技術復雜的工業為骨干，建立起現代工業的體系，站在技術革命的最前線，適應國家建設和城鄉人民生產和生活多方面的要求。第二，大中小型的工業互相結合，市區、衛星鎮和農村同時并舉，遍地開花，而以市區的建設為重點”。“在這個原則下，根據總體規劃和市政設施的條件”，北京市對新建、擴建的工業做出如下安排：一是在石景山工業區發展冶金工業和重型機械、電機制造工業等；二是在通惠河兩岸的工業區布置一般的機械工業，在第一熱電站附近布置塑料和塑料加工等工業；三是在東南郊建設一個化學工業區；四是酒仙橋工業區仍然是無線電工業和精密工業區；五是清河發展成為毛紡和合成纖維紡織工業的中心；六是在西北部高等學校集中的地區，建設一系列儀表儀器工具工業和精密機械工業；七是開始在東南部工業區建立一系列工作母機以及一般機械和電機制造工業；八是在城區的每個區，在工人住宅區，新建特別是擴建一批對居民衛生無害的中小工業和精密工業；九是在三家店建設大型火電站，在化工區建設第二熱電站；十是在門頭溝、周口店、良鄉、房山、通州、順義、昌平、南口、沙河、懷柔等衛星鎮，發展一系列為農業生產服務的中、小型工業。1958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了北京市對此方案的匯報，對方案原則上加以肯定。
從1958年起，北京郊區的工業建設掀起了新高潮。北京市提出，此后北京新建的大工廠將主要分散布置到遠郊區。據統計，“東郊通惠河兩岸工業區原有工廠44個，1958年新建15個工廠，其中包括塑料廠（化工二廠）、電機廠、軸承廠、第二制藥廠、小氮肥廠等化學和機械的基本工業。至此，這個工業區已基本建滿。東北郊除了酒仙橋工業區外，還在東直門外左家莊安排了曙光電機廠和地質儀器廠。東南郊新建了煉焦化學廠，并安排了電解鋁廠和輪胎廠，逐步形成東南郊化學工業區”。20世紀50年代，“國務院有關部和北京市投資在轄域農村征地，先后在八里莊、酒仙橋、垡頭、雙井分別建成紡織、電子、化工、機械4個工業區”，由此基本奠定了北京工業發展的格局。
作為一個有著長期農村革命經驗的政黨，成為執政黨后如何迅速發展工業，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必須面對的重要挑戰。由于缺乏城市與工業建設經驗，新生的人民政權一方面學習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同時借鑒蘇聯經驗；另一方面也結合實踐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工業發展道路，從“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到“服務于人民大眾、服務于生產、服務于中央人民政府”方針的提出即是具體表現。在此基礎上，對首都的定位除了政治、文化中心外，依靠工人階級發展現代化的工業就成為必然選擇。據此，北京的城市規劃得以形成并付諸實踐。
［作者簡介］李揚，歷史學博士，副教授，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歷史文博系。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