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主動是掌握和運用歷史規律的自覺能動性。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人們把握歷史主動提供了思想武器。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中國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推進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取得新勝利，開辟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在這一過程中，黨和國家圍繞探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形成了一系列發揚歷史主動精神的認識和經驗。
掌握科學理論是發揚歷史主動精神的根本所在
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但是由于錯失歷史發展的機遇，自近代以來曾多次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因此長期處于發展緩慢、停滯乃至倒退的境地。“中國落后，是由于生產力的落后和社會政治的腐朽”，“而且，我國歷史上雖然有著偉大而豐富的文明成果和優良的文化傳統，但相對說來，全社會的科學精神不足也是一個缺陷。”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不簡單套用，并在實踐中“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創造性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把我國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從來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人民從此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中華民族發展進步從此開啟了新的歷史紀元。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開啟了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路。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十年的經驗時指出：“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全黨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開辟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了治黨治國新的寶貴經驗”。中共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新的發展要求，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聚焦“如何趕上時代、加快實現現代化”，從新的實踐和時代特征出發，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立足國情和歷史條件，建設“中國式的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科學回答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發展戰略、政治保證、祖國統一、外交和國際戰略、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新勝利。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新的實際出發，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深刻總結和充分運用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繼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涵蓋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總任務、總體布局、戰略布局和發展方向、發展動力、戰略步驟、外部條件、政治保證等基本問題，并根據新的實踐對經濟、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會、生態文明、國家安全、國防和軍隊、“一國兩制”和祖國統一、統一戰線、外交、黨的建設等各方面做出理論概括和戰略指引，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黨和國家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站穩人民立場，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尊重和弘揚人民首創精神，掌握歷史主動，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立足客觀實際是掌握歷史主動的基本結論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一般規律。但是，不同國家的道路模式將因其各自歷史環境及其相關條件而不同。所謂歷史環境，就是一個國家文明歷史形成的綜合背景，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不同國家應用的客觀根據、前提條件和文化土壤。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實際出發開辟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正如習近平所說：“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會議提出了“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目標。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一步明確，要將新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后，毛澤東要求全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集中力量“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首次完整明確提出，要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到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出訪日本、新加坡、美國時考察了發達國家的高新科學技術，感受到中國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1979年3月21日，鄧小平會見英國代表團時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3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正式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強調：“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在這里，鄧小平用《詩經》中的“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描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一步目標。中共十三大據此制定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并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強調“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此后，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
黨和國家十分注重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鄧小平倡導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同時堅決反對搞全盤西化。他指出：“絕不允許把我們學習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技術和某些管理的經驗，變成了崇拜資本主義外國，受資本主義腐蝕，喪失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鄧小平強調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指出：“新中國的成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開始了偉大的中國文明的復興”。1990年5月，江澤民出席首都青年紀念五四報告會并發表講話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對“立足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著眼世界文化發展的前沿，發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做出重要全面部署。2007年10月，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正式使用“文化軟實力”這一概念并強調：“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指出：“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并進一步強調：“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增強歷史主動，努力為人類現代化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開創性的歷史偉業。習近平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因此，要強化歷史意識，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2022年11月17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發表書面演講，進一步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與促進人類和平發展事業的關系。他指出：“迄今為止，世界上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不超過30個，人口總數不超過10億。中國14億多人口實現現代化將是人類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中國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使中等收入群體在未來15年超過8億，推動超大規模市場不斷發展”。中國將繼續“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加大對全球發展合作的資源投入，同各方一道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中國將“不斷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為世界文明朝著平衡、積極、向善的方向發展提供助力”。中國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中國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
2023年2月7日，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研討班在中共中央黨校開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對“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進行了回顧和展望，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極大豐富和發展，將引領黨和人民群眾踔厲奮發、勇毅前行，扎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扭轉近代以來的歷史命運，探索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最根本在于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定性，是管總、管根本的。”中國式現代化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這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運、最終成敗，主要體現在黨的領導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質，即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向共產主義邁進的現代化；黨的領導確保了中國式現代化錨定奮斗目標，行穩致遠，一代一代地接力推進，一以貫之，實現階段性任務和終極目標統一；黨的領導激發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勁動力，勇于改革創新，不斷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不竭動力；黨的領導凝聚了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磅礴力量，堅持群眾路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充分激發全體人民的主人翁精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中國式現代化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際，是共性和個性的統一，既遵循了現代化一般規律，又具有本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五個方面的中國特色”，即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是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頂層設計。文化底蘊在于：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了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其意義在于：中國式現代化發揮后發優勢，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克服了西方現代化為少數人謀利益、以資本為中心、物欲橫流而精神空虛、資源枯竭且環境污染的弊端，不走殖民掠奪的老路，不走國強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發展的人間正道，展現了現代化的美好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其貢獻在于：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樹立了典范，為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事業貢獻了中國力量、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發揚斗爭精神，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我們行動的科學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我們發揚歷史主動精神、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理論根據和工作方法，即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都是矛盾的對立統一，矛盾著的雙方既有同一性又有斗爭性，同一性是相對的，斗爭性是絕對的，在斗爭中雙方發生量的變化，達到一定程度就會質變，從而推動事物變化發展。人類社會同樣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哪里有問題，哪里有困難，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會有斗爭，哪里就要通過發揚斗爭精神，在矛盾雙方相互斗爭中促使問題解決、事業發展、社會進步。這種“斗爭精神是主觀能動性的一種表現形式”。正如馬克思所言：“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馬克思主義立足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而積極地“改變世界”，揭示了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深刻、最徹底的革命，“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實現人類的徹底解放。
毛澤東從學生時期就富有斗爭精神。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中共七大上他又提出“建立一個新中國”的目標。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鄭重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毛澤東在審閱修改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時強調指出：“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中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必須打破常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一輪科技革命興起，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果敢做出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首創經濟特區。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提出先行一步，在鄰近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汕頭興辦加工區，鄧小平贊同并表示：“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正是靠著“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斗爭精神，經濟特區得以成功創辦。“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連同它們的“闖”的精神、“創”的勁頭、“干”的作風，對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帶動作用，再次證明“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力量”。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進行了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堅持以深刻的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開展了史無前例的反腐敗斗爭，刀刃向內、刮骨療毒，猛藥祛疴、重典治亂，同時要求每一位黨員不斷自我凈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使黨在革命性鍛造中變得更加堅強有力；部署開展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擺脫貧困斗爭，“上下同心、盡銳出戰、精準務實、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負人民”，以“不破樓蘭終不還”的英雄氣概，組織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黨和國家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勇毅擔當、舉國同心，部署開展抗擊疫情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中國人民堅持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知難而上、迎難而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全面改革開放向廣度和深度進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積極構建國內外雙循環發展格局，國防和軍隊實現整體性革命性重塑，嚴厲打擊“港獨”“臺獨”勢力，堅定不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黨和國家事業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歷史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是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偉大政黨”。
新時代、新征程、新作為。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創新性系統性工程，要掌握歷史主動、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從以往的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自覺按照歷史規律和歷史發展的辯證法辦事”，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確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重大關系，防范化解風險，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保持戰略清醒、戰略自信、戰略主動，既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依靠頑強斗爭不斷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撐天一根擔日月，拔地千筍寫春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無古人、頂天立地。只要真正把馬克思主義看家本領掌握在手，不斷認識把握歷史規律，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積極擔當作為，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不斷攻堅克難，充分發揚歷史主動精神，就一定能夠勝利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作者簡介］陳鋒，哲學博士，研究員，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