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一直致力于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大規模農村扶貧開發，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減貧成就。自1992年起，世界銀行開始對中國實施的扶貧項目做出系列專題報告，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政策和實踐，為國外社會了解中國反貧困狀況奠定了初步基礎。與此同時，國外學者也開始對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進行系統研究。2000年9月8日，聯合國大會第55/2號決議通過《聯合國千年宣言》，決心“在2015年年底前，使世界上每日收入低于一美元的人口比例和挨餓人口比例降低一半”。截至2004年初，中國提前實現了將1990年的8500萬貧困人口減少一半的減貧目標，從而吸引了更多的國外學者研究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實踐。2015年9月，聯合國第70屆會議正式通過《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其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第一項為“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2020年3月，習近平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今年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我國將有1億左右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幫助這么多人脫貧，這對中國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義”。這些都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對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展開進一步研究。
從研究內容來看，國外學者關于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研究，注重觀察中國農村絕對貧困的狀況及發生原因，分析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所采取的政策及卓越成效。他們既致力于用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顯著成就來驗證既有反貧困理論的有效性，又注重總結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實踐經驗對世界反貧困斗爭的普遍性意義。
國外學者對中國農村絕對貧困狀況及原因的分析
在各國消除絕對貧困的努力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搞清楚絕對貧困的狀況及原因，然后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制定消除絕對貧困的政策。國外學者研究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政策和實踐，也是從分析中國農村絕對貧困狀況及原因開始的。
?。ㄒ唬╆P于中國農村絕對貧困的類型
國外學者通常將農村絕對貧困問題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態型貧困，即絕對貧困集中于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的貧困地區，在非貧困地區可能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但幾乎沒有或根本不存在絕對貧困；另一類是社會經濟型貧困，即絕對貧困人口與富人、中產階級生活于相同地區，彼此交融在一起。在這兩種類型貧困之下，絕對貧困的分布狀況不同，所采取的反貧困政策也會有很大區別。解決生態型貧困應把整個貧困地區作為政策目標，解決社會經濟型貧困則需要查明分散在非貧困人口中的個別貧困家庭并將其作為政策目標。可以說，對于貧困類型的正確判斷是制定有效減貧政策的前提條件。
國外學者研究中國農村扶貧開發，首先判斷的就是中國農村絕對貧困是生態型貧困還是社會經濟型貧困。1992年6月，世界銀行發表題為《中國20世紀90年代減貧戰略》的報告，認為中國農村絕對貧困屬于生態型貧困，指出：“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使所有農村人口擁有土地使用權，所以中國沒有失地農民”，換言之，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不是農村勞動力失地問題”，“絕大多數中國農村貧困人口集中于資源匱乏的偏遠地區，尤其是中國北部、西北和西南的內陸地區。這些地方的貧困農民雖然擁有土地使用權，但是糧食生產水平極低，仍然處于缺衣少食的境地，醫療教育條件惡劣”。在這些貧困地區，“艱難的丘陵耕種條件、貧瘠和退化的土壤、稀少的降雨、交通不發達和其他落后的基礎設施以及遠離城市市場等因素，都導致了貧困的加劇”。
不過，國外學者并非全都認同將中國農村絕對貧困視為生態型貧困的判斷。例如，1994年5月，紐約城市大學皇后學院經濟系李思勤發表了《中國農村貧困：邊緣化還是分散化》一文，認為：“簡單地將中國農村貧困界定為生態型貧困很容易忽視造成貧困的社會經濟因素，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農業核心地區正在出現一種新的個體化貧困，貧困在全國范圍內更加分散，而不僅僅是集中在偏遠地區。如果貧困人口的分布范圍確實比政府確定的貧困縣要廣，那么很多人就不在政府減貧政策扶持范圍之內，他們得不到政府的援助。因此，需要對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分布有一個更準確的認識”。作者之所以有這種看法，實際上還是由于缺乏對中國農村貧困狀況和扶貧開發政策的全面了解。事實上，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扶貧開發采取了中央財政重點支援老少邊窮地區的政策，對“分散插花貧困鄉村”也沒有忽視，而是由各省地方財政支持開展扶貧開發工作。隨著對中國農村貧困狀況和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實踐研究的深入，國外學界越來越趨向于肯定中國農村絕對貧困屬于生態型貧困，認為這符合中國貧困的實際狀況。
?。ǘ╆P于中國農村絕對貧困發生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絕對貧困的發生與多種因素有關，既有農業經營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制約，也有貧困地區經濟、社會、歷史、地理等方面的局限。對于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的原因，國外學者有各自的分析視角，因而眾說紛紜。
1.地理性因素
1999年5月，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馬丁·拉瓦雷等發表《中國落后的貧困地區》一文，分析了中國農村絕對貧困發生的原因：“農村地區之間的差異似乎完全是由于地理外在因素所致，而不是由于農戶家庭自身財富收益的增加。地理外在因素意味著生活在貧困地區會降低投資回報”，“如果貧窮的農民碰巧生活在貧困地區，他的投資幾乎不會帶來任何收益。這樣就會出現‘地理貧困陷阱’，使得生活在富裕地區的貧困家庭最終可以擺脫貧困，而生活在貧困地區的相同家庭卻陷入停滯或衰退”，而且，“持續貧困地區可能會出現貧困的自我延續”。2000年12月，瑞典哥德堡大學比約恩·古斯塔夫松等發表了《中國貧困狀況及其變化》一文，也認同地理性因素導致了貧困的發生。作者指出：“在中國，貧困與地理位置密切相關。城鄉之間存在重要差異，統計證據表明貧困主要是農村現象；較富裕的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與欠發達、最貧困的西部地區之間存在更大的差異”?！霸谥袊?，有針對政府所劃定農村貧困地區的措施，因為生活在這些貧困地區的人們比其他農村地區的人們更容易貧困。到1995年，中國不同農村貧困地區之間的貧困率存在顯著差異”。
2.限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因素
1993年6月，牛津大學經濟學家約翰·奈特等在《中國農村收入差距的空間因素》一文中提出“對農村人口向城市地區和較發達的農村地區流動的嚴格限制使窮人無法擺脫貧困”這一觀點，并認為促使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政策的重點所在，如果農村勞動力不愿意向城市轉移，那么，政府就要致力于提升他們在城市的工資來促使他們轉移。1998年秋，世界銀行農業發展經濟學家皮安瀾等在《中國減少絕對貧困的現狀與問題》一文中也提出了類似觀點。作者指出：“從長遠來看，在提高貧困地區生產能力的同時，需要把振興社會事業與發展農業和鄉鎮企業統籌安排。最有成本效益的大規模減貧方法就是增加貧困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到發達地區就業的機會”。
3.城鄉差距因素
2000年、2005年，英國樸次茅斯大學的姚樹杰先后在《改革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減貧》一文和《當代中國的經濟增長、收入分配與減貧》一書中，批駁了國外學者關于中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是擺脫貧困的重要途徑的觀點，他指出：“國外大多數經濟分析人士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農村擺脫貧困的有效途徑。然而，中國過去20年的經驗證據并不支持這一觀點。盡管移民人數大幅度增加，但城鄉差距并未縮小，相反，它一直在逐步上升；同樣，沒有證據表明農村勞動力轉移已大大減少了農村貧困的發生率”?！叭绻毨У貐^大批年輕勞動力到城市就業，那么農村留下的都是老弱勞動力，實際上會削弱當地農村生產力，而外出勞動力在城市從事低薪非正式工作，所掙工資根本不足以消除農村貧困；而且，中國嚴格的戶籍制度使得農村勞動力很難在城市謀求正式工作，無法獲得城市人口所享有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他們只能是農民工，絕大部分人會成為城市中的貧困者”。在姚樹杰看來，農村貧困的發生與許多因素有關，包括收入增長、城鄉差距、經濟結構、基礎設施、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地形、性別和農村工業化等，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是人均收入和城鄉差距。因此，中國的減貧工作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限制城鄉差距的擴大。
持續關注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實踐，充分肯定中國減貧成就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實踐取得了突出成就。從1978年到1985年，中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從2.5億人減少到1.25億人，到1993年進一步減少為8000萬人。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的減貧歷程和成就便吸引了世界銀行、聯合國以及國外的諸多專家學者的持續關注，并得到了這些國際組織及研究者的充分肯定。
?。ㄒ唬χ袊r村絕對貧困的歷程和成就持續關注
1.世界銀行
改革開放后，國外對于中國努力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關注始于世界銀行。1992年6月，世界銀行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減貧戰略》報告中充分肯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減貧成就，指出：“在過去40年中，中國在整體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了全體人民的教育、健康和營養水平，中國在減少絕對貧困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中國人口整體福祉改善最有說服力的指標是預期壽命的增加，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34歲到當前的67歲幾乎翻了一番。社會發展的其他指標也證明了巨大的進步。自50年代初以來，粗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均下降了約3/4；文盲率已從50年代初成人人口的80%下降到目前約30%；人均食物能源的可利用量增加了近40%，從50年代初的約90%增長到80年代后期的115%。這些中國社會發展指標與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以及其他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具有優勢”。2001年3月，世界銀行發表題為《中國克服農村貧困》的報告，介紹了中國第一個專項扶貧計劃《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的實施情況，評估了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農村絕對貧困的狀況，報告高度評價了中國政府的減貧努力，指出：“中國政府對減貧做出了堅定承諾，其減貧計劃的規模和資金投入以及在過去20年改革中持續顯著減少絕對貧困的成績，用任何標準衡量都堪稱典范”。
2.聯合國
2000年9月《聯合國千年宣言》發表后，聯合國對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進展和成就進行了持續關注與充分肯定。2004年3月25日，聯合國駐華機構發表了《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進展情況》的報告，這是聯合國發布的第一個有關實施千年發展目標進展情況的國別報告。報告指出，自1980年以來，中國就制定了自己實現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和指標。在這方面，中國走在了《聯合國千年宣言》的前面。報告認為，中國在實施千年發展目標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在消除極端貧困和饑餓方面，中國已實現了千年目標中的減貧目標。2010年，聯合國宣布在全球范圍內千年發展目標中關于極端貧窮人口比例的具體目標已實現，這比原定實現日期提前了5年。當時，聯合國有關人員就指出，這一判斷主要是基于中國減少絕對貧困的成就而做出的?！皟H在中國，貧困人口數量就從1981年的8.351億下降到2005年的2.077億，這意味著中國的貧困率從84.0%急劇下降到15.9%”。2015年，聯合國在《千年發展目標報告》中高度肯定了中國在全球減貧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明確指出：“由于中國的進步，東亞的極端貧困率從1990年的61%下降到了2015年的僅有4%”。
3.專家學者
世界銀行等機構以及國外高校的專家學者也以個人名義發表了一些研究中國農村扶貧開發和減貧成就的著述。1998年，皮安瀾等在《中國減少絕對貧困的現狀與問題》一文中，介紹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的成立，中國農村貧困標準的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中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內容，以及《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的主要目標和措施。1999年，美國當代世界事務研究所丹尼爾·萊特等撰寫文章，不僅記述了中國政府各部門的扶貧行動，還介紹了社會扶貧組織、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等全社會的扶貧努力以及世界銀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中國開展的扶貧項目等，比較全面地呈現了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情況。2000年，姚樹杰發文高度評價了改革開放后中國所取得的減貧成就，指出：“自1978年至1996年，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從75.5%—100%（5.96億人—7.9億人）下降到6.7%—13.2%（0.57億人—1.14億人），這一減貧記錄在世界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ǘπ聲r代脫貧攻堅新舉措和突出成就的研究
近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創造了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史上的最好成績，譜寫了人類反貧困斗爭的輝煌篇章。國外學者持續關注新時代中國脫貧攻堅的新舉措、新進展，開展了相關研究。
1.對中國農村絕對貧困標準的研究
2011年，中國將農村絕對貧困標準提高為人均年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當時國內一些媒體認為這一標準低于世界銀行于2008年制定的每人每日平均1.25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但國外學界發表了不同意見，認為中國貧困標準高于世界銀行的國際標準。如2014年10月20日，英國的《經濟學人》周刊發表了《國家扶貧日：中國經濟》一文，指出：“中國的農村貧困線是每人每年2300元，或每日6.3元，按當前匯率計算，僅為每日1.03美元，看起來比世界銀行劃定的每人每日1.25美元貧困線低出很多。按照國際標準，中國仍有超過2億貧困人口，實際上，中國并沒有2億人的生活水平低于世界銀行的全球貧困線，因為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是按購買力平價匯率而非市場匯率計算”?！白C明中國貧困線高于世界銀行貧困線的最簡單方法是比較落在每條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數量。2011年，根據世界銀行1.25美元標準，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是8170萬，中國政府發布的2011年貧困人口數據則是1.2238億。在中國貧困線標準以下人口數量更多，這一事實證明，中國的貧困線高于世界銀行標準。如果世界銀行要想把中國政府2011年統計到的貧困人口全部劃入國際標準貧困人口，其貧困線就不得不提升到每日1.45美元”。
2.從政治層面解讀新時代中國的脫貧攻堅
2017年4月29日，《經濟學人》刊登了《跌宕起伏：中國正在嘗試新的扶貧方法》一文，指出：“中國一直是世界減貧事業的英雄，中國不僅消除了城市貧困問題，還把農村貧困人口從1980年的7.75億減少到2016年的4300萬。到2020年時，中國打算讓所有人都脫貧”。文章還闡釋了中國把脫貧目標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任務的主要原因：“從政治意義來看，脫貧事關重大……因為共產黨是通過貧困所引發的農村革命走上執政之路，它不希望被指責未能履行其消除貧困的任務”。2017年6月，新美國基金會經濟增長計劃政策分析師喬?！じダ锏侣诿绹妒澜缯唠s志》發表了《中國貧困的終結：兩個村莊的故事》一文。文章通過對湖南省2個貧困村的個案研究，展現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最新實踐，認為近幾年來扶貧開發最重要的變化是政治性的變化，中國政府把2020年定為擺脫貧困最后期限增加了扶貧開發工作的政治壓力，為此，全國進行了相應的政治動員。
3.對近年來中國脫貧攻堅成就的高度評價
2016年8月23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阿爾斯頓指出：“中國在減輕貧困領域值得驕傲”，“近年來，中國在減輕極端貧困以及實現改善社會福祉的宏偉目標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他強調，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經濟增速放緩、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惡化等巨大挑戰，但是其建立沒有絕對貧困的小康社會的決心是毋庸置疑的，“這種政治意愿令人印象深刻，在當今世界上太罕見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致2017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賀信中，高度評價中國精準扶貧成就，稱贊精準減貧方略是幫助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已實現數億人脫貧，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用國際減貧理論分析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措施，
用中國減貧實踐驗證國際減貧理論的有效性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本身是一項綜合性建設工程，既著手經濟開發，又建設基礎設施，還包括開發教育智力、改善醫療和住房條件、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等，注重增強貧困地區、貧困戶的自我積累和發展能力，使之能夠根本改變貧窮面貌。這種綜合性實踐為國外學者從各種理論視角開展中國減貧實踐研究提供了范本。
（一）農村社會保障在消除絕對貧困中的基礎性作用
1999年11月，美國學者馬克·塞爾登發表《中國農村的扶貧、不平等與福利》一文，他在肯定中國采取扶貧開發行動、在一些最貧困的農村地區取得顯著減貧成績的同時，認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取消了原來以人民公社為基礎的農村醫療和福利計劃，新的社會保障措施沒有擴展到農村，農村社會福利、農村貧困和城鄉不平等問題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文章指出：“如果中國不能在不久的將來通過有效分配政府資源來解決這些問題，必然會加劇政治不穩定，削弱國家改革的道德基礎，這凸顯了通過可靠的福利和有效的養老保障對于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重要性”。國外學者擔憂的這種狀況與新中國成立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有關，但事實證明這種擔憂是多余的。進入21世紀，中國工業化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國家整體實力增強使得國家有能力統籌城鄉發展，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對農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2006年，五保戶等農村特困人員由集體供養變為國家財政供養，2007年全國建立起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進入“低保兜底維持生存，扶貧開發促進發展”兩輪驅動新階段。新時代脫貧攻堅進一步把“社會保障兜底一批”作為重要環節，對于那些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靠自己沒有脫貧可能性的貧困人口，國家通過社會保障實施政策性兜底扶貧。
國外學者對這些社會保障舉措在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中所發揮的作用予以高度關注。2019年2月，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經濟學院納納克·卡克瓦尼亞等發表的文章《中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性評估》，分析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對于減貧的作用和影響。文章通過數據模型發現：“最低生活保障確實為減少貧困做出了貢獻，按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衡量，農村低保有助于將貧困人口的百分比降低0.42個百分點；按人均消費支出衡量，貧困人口的減少幅度更高，達到0.63個百分點”。
也有國外學者習慣性地質疑最低生活保障對于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作用。例如，2017年5月，英國的《世界發展》雜志刊發了《中國的無條件現金轉移支付：誰從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中受益？》一文，指出：“盡管最低生活保障為貧困受益人提供了可觀的收入利益，但它對消除農村貧困總水平的影響是有限的；盡管低保的總支出是相當大的，但該制度并未從人數或貧困差距的角度大幅度減少貧困”。文章之所以質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減貧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作者錯誤地以為“中國放棄了先前對貧困地區的扶貧計劃，而采用了低保計劃”。實際上，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保障措施，在中國農村消除絕對貧困的實踐中只是基礎性措施，不能把它與扶貧開發政策放在同等位置來衡量其對于減貧的效果。
（二）農業發展在消除絕對貧困中的關鍵作用
不少國外學者把農業發展視為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關鍵抓手。1992年，世界銀行指出：“廣泛的農業改革促進農業發展是1978—1984年中國農村絕對貧困減少三分之二的主要因素”。2004年10月，馬丁·拉瓦雷等在《從成功中學習：解讀中國的反貧困進展》一文中概括了改革開放25年間中國消除絕對貧困的成就，總結了其中的主要經驗。文章指出：“當一個國家的貧困主要集中于農村地區時，農業發展在減貧中就會發生重要作用。雖然中國農業增長是在公正分配土地這一獨特歷史條件下所取得的，但是中國的經驗與過去許多研究觀點是一致的，即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推進農業和農村發展是扶貧成功的關鍵因素，消除農村貧困不可能繞開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這一關鍵步驟”。2008年9月，馬丁·拉瓦雷等發表《東亞改革中的土地與貧困》一文，考察了改革開放后中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土地制度變革在反貧困中所發揮的作用及其經驗，再次強調了農業部門在扶貧工作中的重要性以及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在減少絕對貧困中的潛在作用。2017年底，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巴里·諾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對于農村貧困地區而言，農業增長比工業投資的成功可能更為重要，因此農業增長和農村發展是中國減貧的主要驅動因素。
還有國外學者專門研究了中國退耕還林政策在消除農村絕對貧困中的作用。2007年8月，美國羅德島大學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系內田惠美等發表了《貧困人口從退耕還林工程中受益了嗎？》一文，指出：“作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自然保護工程，中國的退耕還林工程主要在農村貧困地區實施，參加該工程的貧困農戶比非參加者的收入增長顯著，而且參加該工程的農戶家庭已開始將其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部門?？傮w而言，該工程不僅在環境保護方面取得成效（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水土流失已大大減少），還增加了大多數貧困人口的財富，在實現其扶貧目標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三）經濟增長與減少貧困的關系
21世紀以來，國際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長期減少貧困的必要條件和最主要因素。2001年，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大衛·杜爾等在《增長有利于窮人》一文中研究了社會上最貧窮的人從經濟增長中受益的程度，得出“窮人收入增長與平均收入增長之間的一般關系是同比例增長”的結論。2006年，世界銀行成立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牽頭的經濟增長與發展委員會，他們堅稱：“一般而言，平均收入增長1%會使貧困人口減少1%”。
在對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研究中，也有國外學者用中國減貧實踐來驗證經濟增長與減少貧困之間的關系。新加坡管理大學的約翰·唐納森重點考察了經濟增長與減少農村貧困之間的聯系，并試圖揭示更多有關經濟增長與貧困之間的關系。在他2007年發表的《貴州、云南的旅游、開發與減貧》一文和2011年出版的《小工程：貧困與中國西南地區經濟發展》一書中，集中研究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云南、貴州兩省的反貧困實踐，發現貴州省經濟增長緩慢，但是農村貧困率卻持續下降，貴州農村絕對貧困率從1990年的41.9%下降到1996年的24.5%，到20世紀90年代末下降到20%以下；而云南省20世紀90年代的GDP增長很快，農村貧困率卻從1990年的30.3%增加到1996年的近33%，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沒有惠及該省的農村貧困人口，貧困人口比例反而更高。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作者從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勞動力轉移、旅游和煤炭資源開發四個領域比較了兩個省的不同做法：云南省重點發展現代化高速公路、重工業、城市旅游業和大型煤礦，這些政策有益于該省的城市地區和一些較富裕的農村地區，但其經濟結構導致該省最貧困的農村人口被排除在經濟增長受益范圍之外；貴州省重點發展廉價土路、貧困縣旅游和小規模經濟，使貧困人口獲得交通、煤炭開采和旅游業的好處，即使缺乏教育、缺少啟動資金和經驗的人也能參與其中，因此盡管經濟增長緩慢，卻有效減少了貧困。作者認為，世界上很多貧困地區經濟增長的前景不佳，貴州經驗為這些不可能依靠經濟增長來解決貧困問題的地區提供了一條可行的扶貧途徑。
總結吸取中國減貧經驗，展望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后所面臨的挑戰
2020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后，中國將徹底消除農村絕對貧困，進入解決相對貧困的新階段。然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絕對貧困狀況卻依舊形勢嚴峻，據聯合國《2018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顯示，全球饑餓人口“從2015年的7.77億增至2016年的8.15億”。在這種情況下，全面總結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有效經驗，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借鑒；密切關注中國未來減貧工作所面臨的挑戰，成為國外學者研究中國減貧實踐的重要內容。
?。ㄒ唬┤婵偨Y中國減貧經驗
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減貧方案，以其卓越成效逐漸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2018年11月1日，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在北京召開的改革開放與中國扶貧國際論壇上發表的講話，是迄今為止國際社會關于中國減貧經驗最全面的總結。他指出：“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農村扶貧開發成為中國增長政策的旗幟。我們可以從中國扶貧工作的主要特征中吸取一些重要的經驗：第一，從改革開放開始到現在，扶貧始終得到最高層領導強有力的支持，這種強有力的領導為各級政府在其所在地區尋求減貧奠定了基調。第二，中國成立了專門的消除貧困組織，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和各地扶貧辦一直是減貧的主要倡導者，他們制定消除貧困的政策，并根據當地情況實施扶貧開發工程。第三，中國絕對貧困集中于農村地區，因此農業的增長對減輕貧困最為有效。1981年至2017年間，GDP每增長1%，貧困人口就減少0.97%。第四，中國將扶貧資源集中用于最貧窮、最脆弱的貧困地區。新時期中國農村扶貧開發以‘三西’建設為起點，90年代集中開展八七扶貧攻堅，新世紀著力構建和諧社會，自2012年以來精準扶貧致力于‘最后一英里’為剩余的極端貧困人口提供支持，以提高他們的生產率和收入。中國扶貧開發注重瞄準機制，從一開始的全國性扶貧到西部大開發等廣泛的區域政策，從起先貧困縣的選擇到貧困村，再到確定貧困戶，進行精準貧困定位。第五，政策制定者注重解決不平等加劇這一公眾關注的問題。近年來，40%的最底層人口收入增長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消費增長達到每年8.1%，略高于全國7.9%的平均水平。第六，中國專注于建設人力資本。1979年采用拼音進行語言教學后，識字率大大提高，改革開放以后逐步擴大義務教育，自2000年以來，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為中國目前作為一個創新型國家的崛起奠定了基礎；醫療保險的快速發展現已覆蓋幾乎所有公民，改善了中國人民的健康水平。中國在人民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資高于大多數中等偏高收入國家，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水平接近”。
聯合國也對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在2015年制定《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時，還充分吸收了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實踐的有關做法。例如，在可持續發展目標一（“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的七項具體目標中，第三項“執行適合本國國情的全民社會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最低標準，到2030年在較大程度上覆蓋窮人和弱勢群體”，第四項“到2030年，確保所有男女，特別是窮人和弱勢群體，享有平等獲取經濟資源的權利，享有基本服務，獲得對土地和其他形式財產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第七項“根據惠及貧困人口和顧及性別平等問題的發展戰略，在國家、區域和國際層面制定合理的政策框架，支持加快對消貧行動的投資”，都是在中國解決農村絕對貧困問題的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舉措。
此外，一些國外學者不斷總結中國減貧經驗，以期為世界其他貧困地區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2011年，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詹姆斯·加爾布雷斯在《減少貧困：我們可以學到什么？》一文中對中國的減貧經驗進行了總結：“大眾教育和公共衛生項目；家庭責任制引入農業，鄉鎮企業吸收剩余農村勞動力；推動城市化并建設基礎設施；控制人口流動，防止出現拉丁美洲地區的貧民窟；對外開放與技術升級，控制資本流動；使中國經濟免受全球金融沖擊的影響；等等”。還有一些國外學者總結了中國特色減貧做法，為發達國家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提供借鑒。美國伯米吉州立大學的約瑟菲娜·李專門研究了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的寧夏生態移民工程（西海固生態移民工程），指出：“寧夏生態移民工程與美國政府實施的就業保障計劃有相同之處，寧夏的真實經驗值得實施就業保障計劃借鑒”。
（二）展望中國未來減貧的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圍繞這一目標任務，國際學界展開了較為豐富的討論，其中涉及目標能否如期實現、目標實現后如何繼續實施減貧政策以及這對全球減貧實踐所具有的重大意義等。
2017年4月29日，《經濟學人》刊發的《跌宕起伏：中國正在嘗試新的扶貧方法》一文最后指出：“按照當前的減貧速度——（絕對貧困人口每年減少一千多萬），習近平主席應該能夠在2020年完成他的目標，這是一項巨大的成就。然而，政府仍要付出極大努力幫助貧困人口，因為這并不是中國脫貧路的盡頭”。2018年5月，巴基斯坦學者塔哈·基哈爾在《一場不同的戰爭》一文中，從解決相對貧困的角度展望了中國未來的減貧之路。作者指出：“盡管中國在消除絕對貧困的努力中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為其人均收入比發達國家少。這表明，國家消除貧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的市場改革甚至還沒有接近完成階段，這可能會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這很明顯地提醒我們，廣泛的社會經濟變革需要更多時間”。
2018年11月1日，金墉在展望中國未來所面臨的減貧挑戰時指出：“到2020年，中國很可能已經消除了絕對貧困，但隨著中國的發展，人們對貧困的看法將發生變化。世界銀行正在采納全球貧困問題委員會的建議，運用兩條貧困線衡量中國的貧困問題：一是中低收入國家的貧困線每天3美元20美分，中國7%的人口即9600萬人生活在這一貧困線之下；二是中等收入較高國家的貧困線每天5美元50美分，中國27.2%的人口即3.73億人生活在這一貧困線以下。中國現在是一個中等收入較高的國家，不久將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然而，中國的收入水平僅為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中國還需要強勁的增長才能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對中國來說，保持快速增長變得更加困難，因為中國有來自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中國的經濟增長將越來越依賴于生產率的提高和創新。這一新方向需要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
總體來看，長期以來研究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國外學者多為經濟學專家，他們從反貧困的理論視野出發，既考察了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過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農村改革，又分析了農村扶貧開發專項行動，還關注了農村社會保障在消除絕對貧困問題中的基礎性作用。這與國內學者研究消除農村絕對貧困時重點研究農村扶貧開發的做法有所不同，但又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國內學者研究農村扶貧開發時往往也將農村改革、農村社會保障等一并納入研究視野。國外學者對于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介紹和研究，有助于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減貧實踐、學習吸收中國減貧經驗。而且，國外學者不同的理論視野，也有助于他們更加深刻地認識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實踐，這對國內學者開展相關研究同樣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不過，中國消除農村絕對貧困是一項綜合性宏大工程，其中蘊含的宏觀理論和微觀經驗需要全面深入地挖掘，這對于對中國國情缺乏全面了解的國外學者來說并非易事。準確地、全面地總結中國特色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的實踐經驗，更需要也更有賴于國內學者的努力。
［作者簡介］王愛云，法學博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