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史視野下的三線建設研究
——以816工程為線索的方法論探討
三線建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嚴峻國際形勢下實施的大規模國防基礎設施建設，在工業布局、經濟發展、交通運輸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影響深遠。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三線建設進行了大量研究，大體經歷了從三線建設決策、布局等宏觀問題的研究到大、小三線個案分析的發展歷程。近年來，作為新的學術增長點的環境史研究不斷發展，也使國內外學者開始從環境史的角度對三線建設展開研究。國外如夏竹麗、馬立博等學者對三線建設涉及的環境問題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國內學界的相關研究主要涉及三線建設的地理環境因素、環境與企業發展的關系、環境污染及其治理等。總體而言，上述成果為三線建設的環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思路和視野，但存在研究粗線條化等問題，三線建設環境史的研究路徑仍有較大的探討空間。
環境史是人與自然之間互動關系的歷史，強調自然對人類的制約及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與保護。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環境史研究不斷深入，越發強調對“生命共同體”的探討，其理論認知、敘事范式及研究方法均得到全面深入發展。因此，環境史視野下的三線建設研究，既要著眼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要通過對長時段歷史考察突破既有研究中的簡單敘事模式。816工程是地處西南的三線建設重點項目，是我國第二個核原料工業基地。自1966年定點涪陵專區白濤鎮到1984年停軍轉民，816工程進行了長達20年的建設，此后又轉入艱苦的二次創業時期。該工程的發展與周邊環境息息相關，在選址、建設、轉型與發展的歷程中，環境因素始終貫穿其中，體現著人與自然關系的變遷、環境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及企業對周邊環境的再塑造。鑒于此，本文以816工程為例，從選址與建設初期的環境要素考量、環境的整體史敘事、資料的獲取與利用等方面，探討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三線建設環境史的研究方向與路徑。
選址及建設初期的環境要素考量
20世紀60年代，黨和政府做出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主要是從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戰略布局考慮，將中國的核心工業置于后方，利用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建立起防止外來破壞的屏障，以保護中國的工業基礎。因此，三線建設與地理方位、自然資源、交通狀況、空間布局等環境要素緊密相連。這些環境要素對三線建設具有奠基意義，特別是在工程選址和建設初期尤為關鍵。
（一）選址對環境要素的考量
選址是三線建設的基礎和關鍵，事關其后長遠發展，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1965年11—12月，鄧小平等人到西南地區考察三線建設情況，便數次提及選址問題。為做好三線建設的選址工作，中央專門派出踏勘選廠工作組，基于“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從國防和經濟兩方面對工程選址做了具體考察，并提出了相應要求。
816工程作為當時特殊的重點建設項目之一，其對環境要素的考量尤為重要。為做好該工程的選址，404廠專門抽調人員與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二設計院派出的地質、總圖、工藝、水、電等專業人員組成選廠小組，先從甘肅向西到博斯騰湖孔雀河入口一帶進行踏勘，后轉向大西南的四川與云南兩省。截至1966年9月，包括山西大同、甘肅玉門關等地，選廠小組踏勘地點共計90多個，行程1萬多公里，通過綜合比較提出了位于四川省的3個預選地點：第一個是位于川西洪雅縣羅壩區的“劉溝”，這里可以利用青衣江的水源，能滿足反應堆直流冷卻用水。第二個是位于涼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這里是高原山區，可由越溪河取水，但交通條件太差，隱蔽條件也不太理想。第三個是位于涪陵專區的白濤鎮，這里山高林密，植被良好，隱蔽條件較好，且山體巖石完整，適合進洞，水量也能滿足反應堆直流冷卻用水的要求。總體來看，第三個點白濤鎮的綜合條件更好。除上述優勢條件外，該地的風、氣溫、霧、降雨量等氣象條件也非常適合816工程的建設。因此，816工程最終定點在白濤鎮。
在工程位置大體確定后，其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同樣需要進一步考慮相關環境因素。例如，在考察816工程的進洞部分建設時，地質部門通過對周邊環境的考察后發現，烏江東岸海拔1397米的金子山四面環山，山體、水文、地質、地層巖性及構造和節理裂隙穩定性較好，因此被選定為進洞山體。又如，為了建設機修廠等，機修科、設備科、基建科、設計院等部門對麥子坪、鐵佛寺、木耳山等地的地勢、地形、高度、水、交通等自然環境狀況進行了聯合實地踏勘，因麥子坪地勢不高、水電問題易于解決，又靠近公路，因此被最終確定為816工程機修廠的建設地點。可見，選址工作對三線建設十分重要，選擇一個合適的工程點往往需要多地多次踏勘，以保證工程與環境的良性結合。這在三線建設各工程中普遍存在，需要學界繼續深化對相關問題的研究。
（二）建設初期對環境的利用
在選址確定之后，如何充分利用當地的自然環境，則是三線工程建設初期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涪陵處于四川盆地東南邊緣，山川連綿，河流縱橫，地貌復雜多樣，以沿江河谷丘陵區、坪上低山區和低中山巖溶區為主。因此，816工程建設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當地復雜的自然環境，洞體及其輔助部分都需要先改造周邊環境才能進行建設。如交通運輸方面，因為當地不通火車，交通運輸主要靠水運，所以工程設計部門就根據當地的水文、氣象、地質等自然條件，利用烏江的水運條件，在流域內的水井沱、沙沱分別修建了貨運碼頭和煤運碼頭，以滿足工程建設需要。又如，在居住建筑和輔助性工業建筑方面，工程設計部門根據當地自然條件提出了相應的施工設計方案。其中，住房的建造原則是根據地形依山就勢，見縫插針，不占良田好土，并盡量減少對原始地形地貌的破壞，避免建設過長過寬的建筑等；既要有利于生產也要方便生活，又要根據當地條件把居住區建成“鄉村型的城市”，同時也是“城市型的鄉村”。在建設過程中，施工隊伍充分利用挖洞的石塊來蓋房子，減少了土和煤炭的消耗，實現了對自然資源利用的最大化，減少了浪費。
816工程的建設充分利用了白濤鎮的自然環境特點，在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因地制宜，既保證了進度也保證了質量，在當地建起了我國第二座核原料工業基地，這是借助當地環境進行三線建設的典型代表。816工程主體洞體的建設改變了金子山山體及周邊環境，相關配套設施也改變了當地的環境格局，并由此形成了新的工業小鎮，賦予了白濤鎮新的生機和活力，也促進了其軍事化景觀的形成。816工程遺址在2002年對外開放后，已逐漸成為當地重要的旅游景點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使曾經的工業遺址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也發揮著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
816工程是三線建設的縮影，大批三線企業在建設過程中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融入自然，形成獨具特色的“三線景觀”，是“三線精神”的重要載體。因此，對三線建設選址、初建時期的環境因素的考察，對于深化和拓展三線建設早期史研究、三線建設環境史研究以及三線企業的發展史研究等具有重要意義。
環境的整體史敘事
歷史研究關注時間序列，力求從歷史變遷中探究事物發展的整體脈絡和內在機理，三線建設的環境史研究也應緊緊把握整體史的敘述脈絡，挖掘其在新中國史中的重要價值。筆者認為，三線建設環境史的整體史敘事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長時段的三線建設史與企業發展史，涉及不同時期人與自然的關系及對自然環境理念的演變等問題；另一方面則是以整體史為背景的階段歷史書寫，如對選址、建設、轉型等不同階段的研究，應將其融入整體史，探討不同階段在整體發展中的地位、意義和作用等。因此，從整體史的角度來看，三線建設的環境史研究既要關注早期階段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改造，還要關注調遷后與三線企業相關的環境變遷。
如前所述，在選址及建設初期，三線企業便充分考察當地的自然條件并予以了充分利用。就816工程而言，已有學者在探討征地問題時關注了相關問題，但仍有可以繼續深化的地方，如在建設初期企業對荒地、林地、耕地（包括旱田和水田）、山坡及河谷兩岸的土地的利用；生產、生活用房及交通等設施的建設對當地的土地性質、環境面貌和景觀布局的影響等方面，都是可以深入探究的主題。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在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轉變的背景下，國家開始對三線企業進行調整改造。1983年12月3日，國務院成立了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要求對現有三線企業進行調整規劃，“規劃的重點放在四川（包括重慶市）、貴州、陜西三省、豫西地區和國防軍工企業方面”。1984年，中央批準同意停建816原子反應堆的申請，并指示做好工程維護工作，充分利用現有設備、技術轉向民品生產。816工程由此正式進入三線調整停軍轉民的探索與發展階段。
在轉型過程中，816廠充分利用當地資源，以打破環境制約解決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問題：一方面，因地因廠制宜，利用當地豐富的原材料加工生產地方特色產品，如利用當地的大理石荒料，生產大理石裝飾板材，利用當地的芒硝礦生產元明粉等。另一方面，利用洞體進行二次創業，如借助洞體潮濕的環境養蚯蚓、種蘑菇等。在上述探索遇到瓶頸的情況下，816廠又充分利用當地豐富的煤炭、天然氣等自然資源，在王家壩建立起中型化肥廠，由此實現了成功轉型。此外，816廠還針對位置偏遠、運輸路線過長等問題，以重慶市為依托，在該市建立了建峰氣體廠和建峰電子技術服務公司，解決了企業經營中的相關問題。
在三線企業的轉型過程中，一些企業由于資金短缺、原有的設施和設備無法適應軍轉民的需要等原因，“工業遺產遭到拆除、破壞；一些地方在工業遺產利用中，較多重視空間轉型、業態升級的經濟價值，而忽視其活化歷史、寓教于樂的教育意義，造成不少有歷史價值的工業遺產瀕臨毀滅。尤其西部地區在三線建設時期留存下來的一些廠房、實驗室，更面臨保護不足、缺乏更新的困境”。與大多數三線企業一樣，816廠在轉型初期也陷于發展的困境之中，原有的部分生產廠房、機器處于閑置和荒廢狀態。
在成功轉型之后，816廠的這些工業遺產也成為企業改制后的建峰集團的整體發展與地方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2016年初，建峰集團打造三線特色小鎮工作開始啟動，以盤活閑置資產，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結合，同時還將三峽移民、麥子坪生活區環境改造等工作與打造三線軍工小鎮進行了有機結合。2018年，建峰集團進一步推動816軍工小鎮的建設，在前期保護的基礎上，對原機械制造廠進行開發改造，并將壓力容器廠、軍墾農場、生活區配套設施等三線工業遺產資源及烏江森林公園等后續項目進行整體開發。816軍工小鎮的保護、開發與利用，與816工程、烏江森林公園、武陵源大裂谷等形成了一個整體，使三線建設遺跡所形成的軍事化景觀融入當地自然景觀中，由此實現了三線建設遺址與自然的融合，這是三線企業與當地環境持續互動的結果，更是三線建設環境史研究的新課題。
從20世紀60年代到今天，816工程經歷了從建設初期的利用與改造自然、轉型時期的適應自然再到后來融入自然的演變過程，由此形成三線建設環境史的完整鏈條。因此，對816工程的整體史書寫，既能反映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演變，也能透視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認知理念的演變。
有論者提出，研究新中國史應樹立大歷史觀，在歷史長程中深化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的研究。同樣，研究三線建設環境史也需要堅持大歷史觀，筆者強調對三線建設環境史的整體史書寫，并不意味著從初期建設到后來發展的各個階段歷史不重要，而是對具體階段和個案的研究應以整體史為背景，闡明各階段歷史在整體史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以避免如僅側重于衰敗式論述的單一性與片面性。
雖然三線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確實存在因對自然資源過度開發利用導致環境惡化的現象，但我們在研究相關問題時應樹立大歷史觀，以整體史視野去考察一時、一事所產生的影響，探討其對企業后來發展的影響。如在對攀枝花、六盤水等地三線企業的研究中，過于注重衰敗式敘事則會弱化對環境史研究范式與研究宗旨的認知。攀枝花、六盤水等城市與許多三線城市一樣，經歷了環境污染、環境治理、環境優化的過程。如果將環境史的研究維度置入長時段中，闡述三線建設與環境變遷的辯證關系，將會更有價值與意義。
三線建設資料中的環境史資料及其利用
歷史研究需憑借各類豐富多元的資料，三線建設環境史研究也同樣如此。總體而言，三線建設環境史的材料少而零散，在三線建設的檔案中，有關環境問題的專門記述較少，大多散見于各類報告、勘察記錄、批復、紀要、通知等文件中，是研究三線建設環境史的重要素材。
以816工程為例，其檔案文獻卷帙浩繁，規模龐大。如從工程定點、開建到1984年停建前的檔案就有1400多卷、近13萬頁，僅1983年就有檔案136卷、近1.4萬頁。隨著檔案數量的逐年增多，從1984年開始，關于816工程的檔案開始按黨群、行政管理、經營管理和技術管理四大類進行分類歸檔。在這些豐富的檔案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資料對環境及其變遷進行了記述。如施工部門從地質、氣候、水文、交通等方面進行的勘察記錄，就是對環境的總體記述，其中既有對三線建設所在區域自然環境的總體呈現，也有對三線企業建設地點的詳細考察，這些資料對于探究國家政策的落地、三線建設中人與自然關系的演變、三線企業關停并轉及轉型成敗的環境根源等課題都是重要的史料來源，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對相關議題的探討。
在816工程的檔案中，除了上文中提到的關于選址、建設的相關環境信息外，關乎建設者生產生活條件的環境問題在檔案文獻中也多有呈現，大體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該工程應對自然環境的詳細記錄。如檔案中記載，816工程所在地夏季時間長達5個月，氣候炎熱，室外最高溫度可達到43℃，7—8月房屋內頂層氣溫可達到40℃—42℃，嚴重影響了職工的正常休息；當地傳染病流行，尤其是夏季痢疾較為普遍。為此，該工程提高住房層高至3.2米，室外干廁也改為室內水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環境的制約。與此同時，針對夏季高溫天氣，816工程建設單位在每年6—9月向“生產工人、長期跟班勞動的干部”等發放茶葉、清涼油、人丹等消暑物品。針對雨多路滑等特點，816工程后勤部門還向職工發放了膠鞋、雨靴等勞保產品。此外，由于生產區和生活區分別位于烏江的東西兩岸，而豐水期與枯水期的船運及涪陵地區雨多霧多的天氣對職工通行極為不方便，因此816工程修建了白濤鎮烏江橋。
第二種是該工程保護自然的記錄。在建設初期，816工程就明確了“合理利用、少改變當地環境”的基本原則，如對于自然植被，盡可能保留一草一木，特別是樹木，能不砍的不砍，更不要燒山建設；進行綠化動員，盡快恢復地貌；修建道路盡量減少破壞自然面貌。此后，816工程進一步提出要加強山林保護管理，制止破壞山林、樹木；加強了對職工家屬、附近社員愛護國家財產、愛護森林資源的教育，做好廠區森林管理，并發動廣大職工植樹造林、綠化廠區。如前所述，時至今日，816工程的工業遺產保護與資源開發仍在推進，進入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階段。
在規模浩大的三線建設過程中，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上千萬人次民工等建設者，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號召下，深入祖國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峽谷和大漠荒野參加建設。就816工程而言，在從定點到建設再到停建的20年里，參與者達6萬多人。這些親歷者在工程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留下了大量記錄，后來也有大量回憶錄問世，這些親歷者的相關資料不少便與環境密切相關。其中，三線建設領導人的環境記述往往是綜合性的，是對當地大環境的整體表述。如時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兼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的程子華就在其回憶錄中寫道，西南三線地區“處處是高山峻嶺，道路崎嶇，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相較于領導人來說，廣大職工對環境的體悟則更加生動具體。如當年參加816工程洞體開鑿的工程兵陳懷文回憶：“這里氣候惡劣，夏季溫度很高，高達40度以上，營房床鋪上的涼席熱得能發燙，我們晚上凌晨一點以前很難入睡。當地蚊子又多，蚊子不大，俗稱‘小咬’，但咬一口身上就是個大包，痛癢難耐。在夏天我們尤其怕刮風，由于氣溫太高，吹來的熱風使人頭昏腦漲，難以忍受。秋季開始，這里又是‘天無三日晴’，小雨不斷，整天濕漉漉的，洗了的衣服好多天都不得干，故有‘蜀犬吠日’之說”。
這些親歷者對環境的記錄，從微觀視角展現了個體對周邊環境的感知、對環境變遷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對環境變遷的參與，具有從個體角度記述、認知三線建設的歷史意義，拓展了三線建設環境史的議題和邊界。
除上述資料外，地方志也是研究三線建設環境史的重要資料來源。如《涪陵市志》除概述部分涉及當地環境外，還專設一篇對地質、地貌、氣候、水文、自然災害等生態環境要素進行了詳細介紹。這對于研究三線企業所在地的環境變遷既具有總體上的認知意義，也具有微觀的參考價值。此外，報紙、影像、田野調查等也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例如，當時拍攝的施工現場圖像、對816工程的田野考察都成為研究三線建設環境史的重要資料，其中都包含有當時生產、生活環境的細微化內容，這些對于研究三線建設環境史具有重要的可視化與補充性意義。
總之，雖然三線建設的環境史資料比較零散，但分散在各地的企業檔案及廣大親歷者的記錄還有不少，值得進一步搜集和利用。這些資料對于自下而上考察三線建設的環境史，拓展環境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跨領域研究，回應近年來新中國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等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結語
三線建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嚴峻國際形勢下實施的大規模國防基礎設施建設，其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選址地的自然環境。三線建設的選址、建設以及后來的發展變遷，也涉及利用、改造、適應、融入當地環境等議題。因此，探討三線建設原則的落地、開展三線建設環境史的整體史敘事、進一步搜集利用環境史素材等，是三線建設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向度。例如，整體史敘事范式下對三線建設環境史的探討，既能體現三線建設中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變遷，也能透視當代中國環境保護理念的演變。三線企業在建設與發展中逐漸從最初出于安全考慮的保護自然，發展到后來的有意識的保護環境、融入自然，這一過程反映了三線建設在發展進程中人與環境關系的演變。816工程即其中典型代表，以該工程為個案可以很好地開展三線建設的環境史研究。
目前，三線建設環境史的資料相對較少且零散，如何獲取有價值的環境史資料是研究三線建設環境史至關重要的一環。以816工程為例，三線企業的解密檔案是研究環境史的主要資料來源，但這些材料還不夠充分，尚需不斷通過更為多元的渠道來挖掘史料、拓展史料來源，尤其是在田野考察、影像資料、口述訪談等方面還需不斷努力。環境史有多種研究方法，三線建設環境史研究既要秉承跨學科研究法，也應根據自身特點不斷拓展新的研究思路。近年來，隨著環境保護意識深入人心，在發展的同時保護環境成為建立人與自然伙伴關系的新思考。如何融合三線建設遺址與環境因素，在保護三線工業遺產的同時實現生態系統的修復和再生，成為研究三線建設環境史的新課題。當前，一些三線企業、三線建設遺址所在地政府已經在探索將三線工業遺址與當地景區結合起來發展生態景觀、生態旅游的道路，即通過合理的景觀規劃實現保護三線建設遺址和環境。除涪陵816小鎮外，四川射洪的3536紅色旅游小鎮、湖北宜昌的809微度假小鎮等，都是開發維護三線遺址、保護自然、融入自然新理念的踐行，這既是三線建設環境史研究的新內容，同時也為三線建設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徑。
［作者簡介］劉合波，歷史學博士，教授，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歷史文化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