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群眾渴望讀書學習的需求從壓抑中得到釋放，興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讀書熱潮。1982年，“振興中華”讀書活動在上海發軔，后在中央的肯定下推廣開來。目前，學界關于此問題的研究多為一些介紹性的成果，而通過回顧這段歷史能夠看到改革開放初期群眾對知識的渴望，“祖國要富強，中華要振興”成為當時社會思潮的一個重要面相。筆者以相關報刊、書籍、檔案、地方志等資料為依據，結合時代背景探究“振興中華”讀書活動的興起及其影響，以求教于方家。
一、讀書活動興起的背景與過程
“振興中華”讀書活動的興起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有著特定的社會背景。同時，讀書活動的興起經歷了一個從上海向全國其他地區推廣的過程。
（一）讀書活動興起的背景
“振興中華”讀書活動與廣大群眾渴望讀書的需求相適應，在讀書熱潮中應運而生。此外，“振興中華”讀書活動聚焦于職工群體，適應了提高職工隊伍文化水平和加強職工隊伍思想建設的現實之需。
1.廣大群眾對讀書學習的渴望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廣大群眾在解放思想的大潮中逐漸擺脫思想文化上的禁錮，探索新知的求知欲被打開，迫切渴望讀書學習。“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補回來”成為流行的口號，校園里的青年渴望通過讀書彌補被浪費的寶貴時光，如在北京大學，書店里“什么‘三言二拍’，巴爾扎克、狄更斯，一來書同學之間就互相通報，馬上全賣光。當時還沒有開架書，圖書館里的外國小說閱覽室里就永遠坐滿人。那真是惡補的一代”。從“惡補”一詞即可見當時青年讀書的饑渴程度。校園外同樣是讀書的盛況，經歷過“文革書荒”后，群眾更加珍視書籍，街頭巷尾均可見讀書的人群，夜晚的天安門廣場上席地而坐的人群捧書閱讀，人們把閱讀、探索、思索作為生活中最大的愉悅，新華書店門前排隊購書的場景更是司空見慣，連街邊書攤上都是人頭攢動的景象。此外，恢復高考點燃了群眾讀書學習的熱情，《讀書》雜志也在這場熱潮中誕生。讀書活動順應、契合了群眾的讀書需求。
2.提高職工隊伍文化水平的需要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但是，“由于十年浩劫造成的災難和我們多年來放松了職工教育工作，這支隊伍現有的水平，同現代化建設的要求遠遠不相適應”。
據1979年9月《全總職工業余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記載：“目前，我國職工的文化、技術、管理水平都很低。據一些省、市的調查統計，文化程度未達到初中畢業水平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其中還有百分之八左右的文盲、半文盲”。這種狀況亟待扭轉，否則將制約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因為只有不斷提高職工隊伍的知識與技術水平才能推動現代化建設加速進行。198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職工教育工作的決定》頒布，職工教育工作被提上日程。“振興中華”讀書活動恰恰為職工學習知識提供了渠道，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曾贊賞讀書活動的開展并強調職工應持續學習：“振興中華”讀書活動“對全國的工人運動、工會工作、青年團工作都有很大的啟示，對黨的宣傳教育工作也有很大的啟示”。“通過學習，今天是初中程度的，要提高到高中程度；今天是高中程度的，要提高到大學程度；到了大學程度，也還要繼續增加和更新我們的知識，要一直學習到我們生命完結的時候”。“只有這樣，我們的工人才能真正成為現代化建設的主人”。“這項活動，在上海也還要繼續推廣，也希望通過中央宣傳部、全國總工會、國家經委、共青團中央等領導部門的努力，逐步推廣到全國去”。
3.加強職工隊伍思想建設的需要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文化等沖擊著職工的思想觀念，一些資本主義“腐而不朽”、社會主義“優而不越”，抱怨我國貧窮落后、懷疑社會主義道路的雜音在職工中出現。此外，一些不健康的書刊在社會上傳播甚廣，“一些青年讀者文化知識貧乏、欣賞水平不高，因而對‘離奇’、‘驚險’、‘愛情’的追求，超過了其他方面”。而當時“三十五歲以下的青年職工約占全國職工總數的三分之二”。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職工教育工作的決定》明確指出：“在政治思想方面，有一部分職工對社會主義缺乏認識，思想不夠健康，缺乏主人翁態度，勞動紀律性差。”究其原因，廣大職工在動亂時期荒廢了學業，政治覺悟和道德修養不高，對黨的理論缺乏深入理解，對低級趣味缺乏辨別力。因此，需要從讀書入手加強職工的思想建設，通過讀書使廣大職工在勞動之余充實精神世界，提高道德修養，抵制不健康的或低級趣味的書刊。同時，“振興中華”讀書活動以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和學習“三史”為主要內容，有利于引導職工在讀書中形成正確的思想認識。
（二）讀書活動興起的過程
“振興中華”讀書活動率先在上海開展，后受到中央的肯定在全國各地推廣開來。
1.讀書活動率先在上海開展
1982年3月，上海市總工會、共青團上海市委、解放日報社和上海市出版局共同發起開展上海市職工讀書活動，并設立“職工讀書獎”。活動宗旨在于“組織職工、特別是青年職工閱讀健康有益的書籍，引導他們通過讀書和實踐逐步樹立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當家作主人的觀念，陶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德、情操，增長科學文化知識，發揚工人階級積極進取、勇于改革的精神，努力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而奮斗”。職工讀書活動“堅持自愿原則，以自學為主，同時引導職工自愿結合，組織近代史、中共黨史、思想修養、優美文學作品等各種讀書小組，以便經常舉行討論會、交流會，促使讀書活動深入持久地開展”。3月27日，據《解放日報》報道，上海市職工讀書指導委員會已正式成立，該委員會“由主辦單位代表、各有關方面負責人和社會知名人士組成”，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陳沂任主任委員，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張偉強、共青團上海市委副書記范鴻喜、解放日報總編輯王維、上海市出版局局長宋原放任副主任委員；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副主席羅竹風、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負責人馮崗、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陸志仁、華東師范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周原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負責人陳虞冰、上海廣播事業局局長鄒凡揚、上海市婦女聯合會宣傳部部長荒砂、青年報總編輯施惠群任委員。委員會負責協調有關讀書指導、組織推動及“職工讀書獎”評選方面的工作。從委員會的組成人員看，上海對職工讀書活動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振興中華”這一活動名稱是通過征名確定的。1982年3月27日，上海市職工讀書指導委員會發布了“上海市職工讀書獎征名啟事”，時間截至4月20日。征名活動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情支持，共收到來自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河南、山西、陜西、新疆、黑龍江、遼寧、貴州、廣西、湖北、湖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福建20個省、市、自治區的應征信2066封。根據多數讀者的意見，上海市讀書指導委員會決定將職工讀書獎定名為“振興中華”。“振興中華”一詞為多數讀者所贊成，反映出其在民間話語場域被高度接受，具有振奮人心的作用。
2.讀書活動受到中央的肯定
1983年4月，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在上海召開會議，交流了上海和其他地方開展職工讀書活動的經驗，倡議在全國職工中開展讀書活動，并于5月14日做出《關于在全國職工中開展讀書活動的決定》。5月16日，全總黨組向中共中央呈交了《關于在職工中開展讀書活動的報告》，認為“讀書活動反映了廣大職工、特別是青年職工奮發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面貌，激發了職工群眾的學習熱情，在廣大職工中出現了一個讀書學習的好勢頭”。5月30日，胡喬木等領導接見了上海市“振興中華”職工讀書活動報告團。胡喬木在講話中指出：“‘振興中華’這個口號很好，它能夠鼓動全國廣大青年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心”，同時強調“這項活動，在上海也還要繼續推廣，也希望通過中央宣傳部、全國總工會、國家經委、共青團中央等領導部門的努力，逐步推廣到全國去”。6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進一步宣傳上海開展的職工讀書活動，稱其“時間不長，效果很好，值得在全國職工中提倡和推廣”。6月10日，中共中央批復了全總黨組《關于在職工中開展讀書活動的報告》，要求“充分發揮工會、共青團和各宣傳、教育部門的作用，組織出版、報刊和圖書館、文化館、文化宮、俱樂部等各有關單位通力合作，把越來越多的職工吸引到讀書活動中來”。
3.各地落實中央精神開展讀書活動
在中共中央批復報告之前，北京就較早響應了全總的倡議。1983年５月21日，“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統一領導下，北京市總工會、共青團北京市委、北京日報、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出版社聯合發出倡議，在全市職工中開展‘振興中華’讀書活動”，并成立了市職工讀書指導委員會。為了更好地學習上海的經驗，5月下旬，北京市職工讀書指導委員會還和國家經濟委員會、全總、共青團中央、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聯合邀請上海市“振興中華”職工讀書報告團到京演講。6月1日，北京市職工讀書指導委員會公布了1983年推薦書目。
從1983年6月開始，各省、市陸續落實中央精神開展讀書活動，如安徽“省總工會、團省委、省人民出版社、安徽日報社、省廣播事業局五家聯合發出倡議，倡議全省職工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開展‘振興中華’讀書活動”。6月22日，中共廣東省委轉發了廣東省總工會等12家單位《關于在全省職工中開展“振興中華”讀書活動的意見》，并做出批示：“最近，黨中央批復了全國總工會黨組《關于在職工中開展讀書活動的報告》，高度評價正在興起的職工讀書活動”，“省委認為中央這個批示非常重要，我省各級黨委和有關部門要認真學習中央的批示，提高認識，把這一活動在全省廣泛地扎實地開展起來”。6月24日，山東省總工會發布《關于發動組織全省職工開展讀書活動的意見》，要求“把開展這一活動作為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經常任務，在黨的領導下，積極配合有關部門，采取切實措施，加強組織領導，把越來越多的職工吸引到讀書活動中來”。6月28日，河南省總工會“向全省各級工會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制定規劃，采取多種形式，在全省職工中積極開展以‘振興中華’為目標的讀書活動”。7月，中共渡口（即今攀枝花市）市委批轉了市總工會等11個單位的報告——《關于開展“振興中華、建設攀枝花”職工讀書活動的意見》，并在批示中要求“各級黨委對開展職工讀書活動，要給予足夠的重視，切實加強領導，把這項活動作為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內容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新形式，持久不懈地開展下去”。寧波市總工會、團市委對讀書活動做了安排部署，計劃于1983年7月建立組織，報名登記，成立讀書小組，準備書籍等；8—11月為閱讀階段，并積極配合搞好各種輔導活動。至1983年10月，各地參加讀書活動的職工已有1000萬人左右，13個省、市、自治區建立了職工讀書指導委員會。從上述各地的情況不難看出，職工讀書活動受到重視且開展速度較快。20世紀80年代末后，各地職工讀書活動仍然以各種形式延續著，但逐漸不再以“振興中華”冠名，“振興中華”的活動名稱只在上海沿用至今。
總之，各地借鑒上海的經驗并開展職工讀書活動，正確引導職工讀那些有益于身心健康，有利于推動社會進步的書籍，使廣大職工加倍努力奪回失去的時間，如饑似渴地學習，盡快地用知識豐富自己的頭腦，不僅對于促進社會風氣的好轉大有裨益，而且有利于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二、讀書活動開展的主要方式
全國各地在開展讀書活動中采用多種多樣的方式，將職工自發的、零散的讀書活動逐步引導到正規的、系統的學習上去，不僅提高了職工的思想境界，激發了他們的愛國熱忱，充實了他們的業余生活，而且加速了職工隊伍的知識化進程。開展讀書活動的主要方式有：各單位在基層職工中建立讀書小組，將職工組織起來共同讀書學習；開展如知識競賽、演講比賽、書評、征文、講座等活動，吸引廣大職工參與讀書活動；通過表彰讀書活動中的先進集體與個人，激勵職工持續讀書學習。
（一）建立讀書小組
讀書小組是讀書活動的基本組織形式，以自愿參加、自由組合、自選書目等為組織原則。例如，北京第一制藥廠在舉辦讀書活動時，“不是象以往那樣停留在發號召、做決定上；而是根據群眾的興趣和愛好，讓群眾自覺自愿地組織讀書小組，開展書評、演講、歌詠等多種形式的活動，一環套一環，一浪高一浪，把愈來愈多的職工群眾吸引過來，組織起來。從少數到多數，積小勝為大勝”。讀書小組能夠將基層職工組織起來，并不斷吸引更多職工加入讀書的隊伍，為后續開展更多活動打下基礎。從讀書小組的閱讀取向看，有的職工讀書小組主要閱讀思想政治與文史類的書籍。例如，至1983年底，銅陵有色金屬公司基層廠礦建立職工讀書小組共879個，參加讀書活動的職工達8784名，占職工總數的22%，學習的書目有：《鄧小平文選》《中國近代史》《社會發展史》《中共黨史》《職工政治讀本》《中國工會十大文件匯編》等。再如，棗莊礦務局在全礦區廣大職工群眾中開展了讀書活動，職工自愿結合成閱讀書小組，主要學習了《鄧小平文選》《祖國》《八十年代尋路記》《中國共產黨歷史講話》《高山下的花環》《科學社會主義常識》等書籍。除了閱讀思想政治、文化歷史的讀書小組之外，有的單位強調干什么學什么，出現了立足崗位需要的讀書小組，這些讀書小組注重對科技知識的學習。例如，上海鐵合金廠“涌現出51個諸如冶煉工藝、機械設備、企業微機、定向成才等等的專題、專業讀書小組。這類讀書小組的最大特點是專業性強，技術性強”，有利于企業攻克生產技術難關，促進了企業技術進步。從整體上看，學政治、學文化、學技術成為各類讀書小組的主要學習方向。讀書小組作為讀書活動的基本組織形式，遍布于全國各地，到1984年初，全國成立讀書小組80多萬個，參加讀書活動的職工達1100萬人。概言之，讀書小組成為基層職工圍繞讀書展開學習交流的重要方式。
（二）開展多種活動
各地通過開展豐富多樣的讀書活動吸引職工參與讀書學習，其中主要包括知識競賽、演講比賽、書評、征文、講座。
1.知識競賽
為推動職工讀書活動，《工人日報》于1983年和1984年主辦了兩次讀書活動知識競賽，影響較大，意義深遠。1983年12月，胡喬木在聽取了出席職工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部分代表和《工人日報》主辦的知識競賽獲獎者代表的發言后，贊揚各級工會組織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經驗，高度評價了在全國各地興起的“振興中華”讀書活動，并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和讀書活動要長久開展下去。此次知識競賽“狀元”空軍武漢5741廠女工王素華受到隆重表彰，其先進事跡報告會在武漢舉行。1984年10月，職工讀書活動知識競賽頒獎大會在京舉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郝建秀等到會祝賀，長沙市醫藥公司伍蔚滇榮獲此次職工讀書活動知識競賽“狀元”。除了這兩次讀書活動知識競賽，各地也紛紛舉辦形式不一的讀書活動知識競賽。例如，山東省墾利縣圖書館開展的“讀書讀報知識競賽”活動就收到良好效果，主辦方“列出了120個競賽題目，內容包括文學、哲學、自然科學等十幾個學科。開賽以來，圖書館由原來每天接待讀者20人次猛增到100多人次。有1300多名讀者參加了競賽”。單位內部的讀書知識競賽也是一番熱鬧景象，如北京市供銷合作社在系統內部舉辦了知識競賽，職工踴躍報名參加，“其中既有領導干部、技術人員，也有一般職工；既有老同志，也有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同志。大家積極翻閱書籍，查找資料，互相研究探討。有的同志廢寢忘食，答卷到深夜”。與此同時，知識競賽學習輔導資料隨之出現，例如，《知識競賽題集》是《工人日報》社收集了當時一些報刊舉辦知識競賽活動的試題以及“專家學者對競賽試題、解析答題的文章”等匯編出版的，非常受讀者歡迎，70萬本《知識競賽題集》全部售罄。《各地振興中華讀書活動知識競賽試題匯編》由浙江日報編輯部分7個專題將各地試題匯編成冊。江西也出版了類似的讀物以供職工參考。這些學習輔導資料的出現反映出當時知識競賽的火熱程度。
2.演講比賽
1982年，上海市率先探索舉辦職工演講比賽，由比賽優勝者組成的“振興中華報告團”受到熱烈歡迎，聽眾達十萬余人次。中共中央宣傳部對此高度肯定，要求各級黨委宣傳部參考上海的做法，把思想政治工作生動活潑地、富有成效地開展起來。之后，各地紛紛效仿上海舉行職工演講比賽。至1983年12月，北京市已有相當多的單位召開了讀書演講會。1984年，湖北全省已有60%以上的單位開展了演講活動，有2萬多名職工登臺演講。演講不僅在省城火熱進行，在縣城也受到歡迎，如湖南省新邵縣工會就組織了讀書活動演講團巡回演講10余場次，聽眾達2800多人。此外，各行業系統也積極舉辦讀書演講比賽。截至1983年8月，上海冶金工業局有30個單位、600余名職工參加讀書演講活動，有92名職工參加局組織的讀書演講競賽。1984年8月，全國金融系統職工讀書演講競賽在河北省張家口市舉行。同年，遼寧省人民銀行系統也舉辦了相應的讀書演講活動，賽后精選45篇優秀演講稿匯編成冊。概覽許多匯編成冊的演講集可以發現，職工們的演講主題多圍繞愛國主義、理想信念、愛崗奉獻展開，有《發揚愛國精神致力振興中華》《飛騰吧！偉大的中華》《珍視民族的歷史》《是貢獻，還是索取？》《遠大理想與平凡工作》等題目，體現出廣大職工熱愛祖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振興中華拼搏奮斗的情懷。
3.書評
隨著出版事業的不斷繁榮，職工可選擇的書籍雖越來越多，但其中卻是良莠不齊。“有的地方反映，越是受到批評的書，越是有人要找來看，反而成了‘俏’貨。簡單地不讓群眾看某些書是辦不到的。這就更需要我們組織深入的使人信服的評論，幫助職工認清它的丑惡和危害，自覺地厭棄它”。各地在職工中開展書評活動，引導職工多評好書，多讀好書。例如，在北京，門頭溝煤礦工會圖書館、重型機器廠工會圖書館、豐臺橋梁廠工會圖書館等均建立起職工書評小組，定期開展書評活動，評論有影響的書刊。撫順市總工會組織建立了職工業余讀書書評員隊伍，在職工業余讀書的基礎上，開展有組織的業余書評活動，結合當時的熱門作品，“先后舉行了《蹉跎歲月》、《高山下的花環》等書評報告會，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既引起了職工業余讀書的興趣，又幫助職工加深了解了書籍深刻的思想內涵，把職工讀書活動逐步引向了深入。據不完全統計，僅1982、1983兩年，市總工會工人文化宮職工業余圖書評論組就寫出書評文章140余篇，舉行圖書評論會14次，聽眾達1500余人次”。此外，還有地區以比賽的形式吸引職工參與書評活動，如福建省圖書館與福州市圖書館、福州市工人文化宮圖書館從1984年到1987年聯合舉辦了4屆“振興中華”書評寫作比賽活動，共收到書評文章3000余篇，評出一、二、三等獎250篇，有力地推動了全社會讀書活動的開展。正如《經濟日報》社論指出的那樣：“各地的經驗證明，把讀書、評書結合起來，開展群眾性的評書活動，引導職工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分析書籍的內容，增強辨別是非的能力，是把讀書活動引向縱深發展的一個好形式，應該加以推廣”。
4.征文
征文也是一種較為普遍的讀書活動形式。從大的區域來看，各省、市舉辦了“振興中華”讀書征文。例如，1986年，天津公共圖書館系統18個單位開展了“振興中華”讀書活動，“參加讀書活動的讀者可結合‘振興中華’這個主題，撰寫千字以上的讀書心得和文學評論，于十月底以前寄送到原報名單位。讀者撰寫文章篇數不限，舉辦單位將從中擇優選送其中一篇參加評選”。在讀書活動期間，舉辦單位還邀請京、津兩地著名作家、評論家與讀者見面，進行閱讀指導。除了地市舉辦的“振興中華”讀書征文活動外，一些企業也會面向本單位職工舉辦征文活動，吸引愛好寫作的職工參與其中。例如，1984年5月，齊魯石化公司發布“振興中華”讀書有獎征文比賽的通知，征文以“‘振興中華’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為主題”，要求“作者要聯系個人的思想和工作實際，談認識、談收獲、談成果、談體會、談經驗。征文可采用散文、評論、心得體會、日記、通訊等形式。內容必須真實，不能虛構，不準抄襲，每篇在三千字以內”，評選設一、二、三等獎和一定數量的鼓勵獎，最后將“優秀作品編印成冊”。征文活動為愛好寫作的職工提供了展示與交流的平臺，與作家、評論家交流以及將作品編印成冊等形式激發了職工的參與熱情。
5.講座
許多單位為職工舉辦講座，以增強職工讀書學習的深度，發揮對職工讀書的輔導作用。如北京市供銷機械廠“專門聘請了北京師范學院教師來廠講授中國近代史，每周兩次，全廠四十多名職工到場聽課。現在已講授了十一次，效果較好”。在上海，“許多單位舉辦黨史、社會發展史、中國近代史、哲學、道德、科學知識方面的講座，還邀請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的教師主講，深受歡迎。市工人文化宮舉辦的近代史講座，名額只有1000人，而聞訊前來報名的達到5000人”。再如，從“1980年6月起，福州市工人文化宮圖書館堅持舉辦系列講座，每月2—4次，以傳授知識、思想啟迪、藝術欣賞相結合，講評文學名著，共辦136場，聽眾達6萬多人次，青年工人讀者占90%以上”。除聘請單位之外的教師為職工授課以外，有的單位還根據自身條件讓本單位同志兼任授課教師，這種講座的益處在于能夠把書本知識同本單位實際工作充分結合，幫助職工更好地吸收所學。例如，貴州省汽車配件廠開辦了青工讀書班，每期學習兩周，廠團委、宣傳科、教育科的負責人兼任讀書班教師，對搞好教學起了很好的作用。綜合來看，文藝、歷史、科學等不同內容的講座開闊了職工讀書學習的視野，更為職工汲取知識提供了渠道。
除此以外，一些地區還發展了讀書特色活動，比如歌詠比賽、聯誼活動、游藝、故事會等，囿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列舉。
（三）表彰先進
在“振興中華”讀書活動開展過程中，涌現出一批先進集體與先進個人，成為廣大職工讀書學習的榜樣。為此，各地區和各單位隆重表彰讀書活動中的優秀職工，表彰活動通常每年舉行一次。從表彰的級別來看，有國家級的表彰，省、市級的表彰，行業系統的表彰以及基層單位的表彰。例如，1984年6月，全總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振興中華”職工讀書活動積極分子表揚大會，向203名“振興中華”職工讀書活動積極分子頒發了證書。1985年6月，全總在全國職工讀書、自學經驗交流會上，頒發首次自學成才獎，50名自學成才的職工各獲獎章1枚、獎狀1張、獎金1000元。另有245名讀書、自學積極分子和37個先進集體（單位）受到表彰。物質獎勵與精神獎勵并舉，進一步激發了廣大職工讀書的熱情。從省一級看，陜西省“從1984年起，每年（1985年因故未評）評選一次全省讀書自學先進集體和自學成才模范人物，給予表彰和獎勵”。1984年4月，《江蘇省總工會關于表彰全省職工讀書活動先進集體、先進個人的決定》頒布，授予鎮江焦化廠工會等82個單位以“江蘇省職工讀書活動先進集體”稱號，并頒發獎狀；授予沙凡等317位同志以“江蘇省職工讀書活動先進個人”稱號，并頒發證書。決定指出，希望受到表彰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學出新水平，創造新經驗，充分發揮橋梁、骨干和帶頭作用”。再如，1985年1月，《河南省總工會關于表彰職工讀書活動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的決定》頒布，決定表彰一批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授予“職工讀書活動先進集體”和“職工讀書活動積極分子”稱號。1985年6月，中國煤礦地質工會、中國煤礦文化宣傳基金會在京共同召開了煤炭系統職工讀書活動表彰大會。84個讀書活動的先進集體和200名先進個人受到大會表彰，26名先進典型介紹了他們開展讀書活動、自學成才的事跡。除此以外，各單位為了激勵職工持續參與讀書活動也會舉行表彰活動，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總之，表彰活動能夠促進職工積極讀書學習，激勵職工堅持讀書學習。
綜上，各地在開展“振興中華”讀書活動的過程中不斷創新和豐富活動形式，吸引職工廣泛參與，調動起職工讀書學習的積極性。
三、讀書活動的積極影響
“振興中華”讀書活動促進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帶動了讀書學習的良好風氣，創新了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同時也提高了職工隊伍的思想道德素質與科學文化水平。
（一）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改革開放之初，逐漸豐富起來的圖書市場為人們提供了多樣的閱讀選擇，滿足了人們讀書學習的需求。但與此同時，一些內容低俗的圖書也悄然流入圖書黑市，侵蝕著一些缺乏判斷力的讀者。例如，不少城市出現了黑市交易性知識圖書的情況；一些出版社相繼刮起一股搶出舊小說之風；種類繁多、荒誕淫穢的黃色書刊在中學廣泛流傳。不良思想侵蝕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精神狀態。因此，1984年10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要努力在全社會形成適應現代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學的生活方式，摒棄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東西”，“要努力在全社會振奮起積極的、向上的、進取的精神”，“這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振興中華”讀書活動吸引越來越多的職工加入讀書的隊伍，通過讀書“把那些撲克迷、象棋迷、睡覺迷、閑聊迷，以及失足者轉成看書迷”，帶動讀書學習的良好風氣，展現出奮發向上的精神狀態。此外，各地讀書指導委員會主動為職工推薦或提供優秀的書籍，充斥著不良思想的書籍被邊緣化，不合時宜的閱讀取向得到糾正，許多職工在讀書過程中自學成才，甚至成為崗位上的佼佼者。
（二）創新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
豐富讀書形式，提升職工思想政治工作吸引力 為滿足職工差異化的閱讀興趣與閱讀需求，“振興中華”讀書活動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豐富其活動形式，吸引更多職工參與讀書活動，為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打開了新局面。例如，有的職工喜歡演講，讀書演講比賽就為其提供了鍛煉學習與展示風采的平臺，這種活動形式受到廣大職工的歡迎，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演講比賽的內容往往與熱愛祖國、堅定理想信念以及愛崗敬業等話題相關，可以說，職工從讀書到登臺演講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再如，北京市各級工會以廣大青年職工為主體，把讀書活動同各單位的實際工作相結合，“開展了形式多樣的讀書活動，如舉辦讀書心得講演、知識競賽、征文、讀書游園會、讀書夏令營等”。截至1986年8月，“‘振興中華’讀書活動已吸引了全市一百多萬職工，讀書小組發展到四萬個”。競賽型的讀書活動吸引職工通過讀書獲得超越自我的價值實現，娛樂型的讀書活動吸引職工在輕松的狀態中學習知識。總之，豐富多彩的活動形式吸引更多職工參與其中，使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更加多元。
樹立讀書榜樣，增強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感染力 通過表彰讀書先進分子，帶動其他職工努力提升自身素養，可以使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更富有感染力。這些讀書榜樣往往就是職工身邊的普通人，他們通過讀書實現了自我價值，成為廣大職工競相學習的對象。相關部門不僅對讀書榜樣進行表彰，同時各大報刊也進行公開報道，使這些先進事跡激勵了廣大職工。例如，《人民日報》報道了一位曾經失足的青年在妻子的信任與鼓勵下，通過讀書學習改過自新的先進事跡，“他被評為礦先進生產者，并光榮地出席了遼寧省思想政治工作會議，榮獲了省職工讀書自學活動積極分子證書”。再如，鄭州鐵路局一名職工，原本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長期堅持自學，讀完了清華大學、北方交大和南京大學編寫的電學教材。他設計的脈沖快速充電及網絡放電設備，獲河南省重大科技成果獎”。這些先進事跡不勝枚舉，在職工群眾中產生了良好的榜樣效應。換言之，讀書活動當中的積極分子，“都以自己的學習成績為職工群眾樹立了榜樣，使人民看到讀書的作用和力量”。改革開放后，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知識與人才，在讀書活動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在其崗位上成長成才，通過積極讀書為單位和社會做出貢獻，同時也帶動了其他職工形成了堅持讀書學習的風氣。
鼓勵讀書自學，提高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力有限，學校教育的發展不能不受國力的制約。因此全國總工會號召我國職工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刻苦自學”。在此過程中，廣大職工逐漸養成讀書自學的良好習慣，許多職工通過讀書走上了自學成才的道路。以上海冶金局為例，“這個系統的讀書積極分子幾年來就有3137人加入共產黨，151人加入共青團，2051人走上領導崗位，16119人成為生產骨干，844名后進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轉變”。
總之，在讀書自學過程中，許多職工的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強調職工在讀書活動中的能動作用，體現了職工的主體地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得以彰顯。
（三）提高職工隊伍素質
一方面，讀書活動注重思想引領，使職工學以明理，提高了思想道德素質。1981年，中共中央就已經認識到有部分職工對社會主義缺乏正確認識，思想上還不夠健康，甚至缺乏主人翁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提高職工的思想道德素質迫在眉睫。因此，中共中央要求“企業黨組織要經常聯系實際，對職工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形勢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特別要加強對青年職工的教育，提高職工的政治素質”。當時“，許多地方的職工讀書活動都是從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入手，倡導讀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同時推薦富有教育意義的文藝作品和思想修養讀物”。這些優秀書籍有助于職工提升思想認識水平，堅定理想信念。此外，據《工人日報》報道，領導帶頭讀書學習已經成為讀書活動的一大特點，比如，“福建永安縣委強調各級領導干部帶頭讀書，目前全縣已有很多領導干部參加了讀書活動，使全縣的讀書活動開展得熱氣騰騰”。領導干部帶頭參加職工讀書活動，密切聯系職工群眾，能夠發揮方向引領、把舵護航的作用，有益于廣大職工讀書明理，使思想道德素質不斷提高。
另一方面，讀書活動貼近崗位實踐，使職工學能所用，提高了其科學文化水平。讀書與生產實際緊密結合，可以在豐富職工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為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做出貢獻。進一步講，“讀書活動能積極能動地適應并在較大范圍內滿足職工在一定時空間，對各類文化技術知識的不同的具體需求，采取‘缺什么補什么，需要什么讀什么’的對應式學習方法”。實際上，“過去，許多職工提出脫產深造的要求，領導很為難，因為外出進修或脫產培訓的只能是一部分人，生產不能停下來”，現在“人人都可參加，在崗位上學，在崗位上用，花費很小而收效很大”。可見，讀書活動貼近職工的崗位需要可以化解工學矛盾，使職工學能所用。例如，“上海大中華橡膠廠‘激發積極性’讀書小組的10名成員，以‘如何激發廣大職工積極性’為研究課題，幾年來開展小組活動142次。他們運用書本上學到的心理學、管理科學等知識，組織車間勞動競賽，使汽車內胎的生產質量穩步提高”。許多在讀書活動中成才的工人，成為工人群體中的知識分子，這對于提高職工的科學文化水平和企業的生產效率大有裨益。
總體來看，讀書活動使職工群體興起讀書學習之風，使職工通過讀書展現出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還有一部分職工走上了成才之路，用讀書所學推動了企業的發展。
經歷“文化大革命”后，許多職工的科學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質與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相適應。上海率先開展了“振興中華”職工讀書活動且反響良好，后在中央的肯定之下在全國職工中開展起來。讀書活動通過多種多樣的形式吸引廣大職工參與其中，不同的活動形式為職工搭建了展示風采、交流經驗的平臺，許多表現優異的職工在獲得表彰的同時帶動身邊職工讀書學習，營造出讀書學習的濃厚氛圍。總之，“振興中華”讀書活動促進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營造了讀書學習的良好風氣，創新了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同時也對提高職工隊伍的思想道德素質與科學文化水平有重要意義。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80年代，“振興中華”一詞與現代化的目標相聯系。例如，“擺在我國人民面前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振興中華民族”。可以說，“振興中華”讀書活動增強了對廣大職工目標引領、價值引領的作用，使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讀書、為振興中華讀書的理念深入人心。
［作者簡介］梁騰，博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2022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