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321地質隊為中心的考察
新中國成立之初，數量極為有限的科技人才與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迫切需要之間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按部就班地通過學校教育培養科研人員及各類工程技術人才的方法已經無法適應新的建設形勢，一些非常規的人才培養方式出現在許多領域，由此形成了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人才成長的獨特路徑。地質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培養地質人才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僅地質部直屬的6支地質隊中，便有十余人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而321地質隊（以下簡稱321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隊中有5人當選院士、6人任省級地質局總工程師，可謂人才輩出。地質隊并非專業教育機構，類似的人才成長途徑也非地質行業一例，因此分析梳理這一現象，總結其歷史背景與原因以及這類人才培養模式的經驗得失很有必要。然而，目前地質教育史界多關注院校、研究機構等正規教育（關于地質教育史的研究概況，可參見于洸編《中國地質學史研究三十年》（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第22屆學術年會論文集，2010年），其中詳細列舉了地質教育機構和地質學家兼教育家的研究成果。），地質學史界則將地質隊視為礦業開發的先行部門，多看重其在礦產勘查方面的貢獻（一般地質學通史類著作都將地質隊附屬于地質礦產事業論述，很少單獨研究。如《當代中國的地質事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礦產史：1949~2000》（地質出版社2003年版）等。），既有的各種地質隊史、隊志等行業史的研究也很少涉及其在人才培養方面的作用（與本文研究相類似的是余君對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人才培養研究，探討了科考活動在人才培養方面的作用與成績。但考察團與地質隊的功能（以找礦為主）又有較大區別。詳見張九辰、徐鳳先、李新偉等著《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專論》（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年版）。）。事實上，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有助于了解地質人才的成長歷程，還有助于豐富當時全國人才培養機制的研究。
321隊創建于新中國成立初期，是地質部直屬的國家重點地質隊。其在建隊之初的幾年時間里，重點勘探了銅官山銅礦，為礦山開采設計與開發提供了技術支持；對銅陵及周圍地區開展了系統的礦點普查，奠定了該隊此后60余年找礦的基礎格局；對銅官山銅礦的成因與構造開展研究，使“銅官山式”礦床聞名于地質學界；同時也在培養地質技術工人、技術員與地質研究人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在查閱321隊檔案資料、調查采訪當事人的基礎上展開研究，以期揭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這樣一個“生產單位”如何培養人才以及為何能夠培養人才的經驗。
321隊的創建及初期人才配置
新中國成立之初，地質工作成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前提之一。鑒于當時地質人才數量十分有限（一般認為，新中國成立之初能參加一線工作的地質人員僅有200多人。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礦產史：1949~2000》，第8頁；《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頁。），中央遂決定采取集中使用的方針，將主要力量放在自然資源的調查、勘查上來。在1952年12月召開的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會議上，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云提出：地質工作要進行一個大轉變，今后絕大部分地質人員“都要參加探礦、普查及其他野外地質工作”。［1］根據這一要求，有些從事古生物學、巖石學等基礎理論研究的地質學家也暫時離開了科研領域，投入到礦產資源的勘探工作中。［2］為了迅速壯大地質勘查力量，地質隊還吸納了大批大學及專科院校的畢業生，并從社會上招收初高中畢業、具備基礎理化知識的社會青年入隊作為練習生，并對他們進行短期培訓。由此，地質隊成為地質學家和青年地質人員的匯聚之所。
為了滿足實施“一五”計劃對礦產之急需，一批已知礦床成為重點勘探的對象。6支直屬于中央地質部門的地質隊伍重點開展了對銅礦、鐵礦、煤礦的勘探工作。負責勘探銅官山銅礦的321隊便是其中之一。
銅官山銅礦位于安徽銅陵，水陸交通便利，地理區位優越，是長江中下游工業建設帶上一個重要的資源供應點。該礦床有著悠久的開發歷史，在唐宋時期已有頗具規模的官方機構。例如唐代的《元和郡縣志》就記載了利國山（即銅官山）產銅供梅根監冶鑄一事。宋代梅堯臣所做的《銅官山》描繪了當地采銅之盛況。抗日戰爭時期，日寇曾對鐵礦進行過掠奪性開采。日本投降后，國民政府一度擬恢復生產，但終未實現。
新中國成立后，銅官山因其具有較好的工作基礎、良好的前景和優越的地理區位，被列為重點勘探對象。早在1949年9月，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礦產查勘處即先后兩次派張兆瑾、趙宗溥、劉宗琦等到銅陵的銅官山、獅子山一帶進行銅礦地質調查。1950年6月28日，位于南京的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礦產測勘處委派工程師張兆瑾帶領潘明福、謝榮智等6名勘探工人到銅陵創建“銅官山銅礦測探隊”，開始進行勘探工作，其后又派殷維翰擔任隊長。1952年5月9日，321隊在“銅官山銅礦測探隊”的基礎上成立，隸屬于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礦產地質勘探局。8月，地質部成立后，該隊改屬地質部直接領導，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321地質隊”。此時321隊的首要任務是查明銅官山銅礦的地下信息，提供礦山開發所必需的地質資料，同時在其外圍進行礦產普查，以擴大勘探后備基地。
盡管當時地質人才十分稀缺，中央地質部門依然給321隊配備了頗有造詣的地質學家和技術人員。該隊由地質學家郭文魁擔任隊長，負責全隊的技術管理與領導工作。（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力量，1953年初，中共安徽省委派滕野翔擔任321隊黨組組長（7月改任黨委書記），兼任第一隊長，郭文魁任第二隊長，兩人平級。）郭文魁193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地質系，后留校任教。抗日戰爭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系巖石學、礦床學助教，曾對昆明附近二村的奧陶紀地層及易門鐵礦、永勝鐵銅礦做過研究。從1940年起，郭文魁在敘昆鐵路沿線探礦工程處（亦即后來的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任助理工程師、副工程師。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他一直在四川、云南、貴州一帶從事區域地質和礦產地質工作。1945年赴美進修，先后在美國聯邦地質調查所和明尼蘇達大學從事金屬礦床學、巖石學的學習與研究。他于1947年回國后繼續致力于地質與礦產調查，曾赴湖南資興調查東江大壩壩址，到四川、廣西調查石油地質，并在四川發現酒店坪銅礦，還曾至臺灣調查水文地質情況。［3］新中國成立后，郭文魁成為華東軍政委員會重工業部礦產測勘處工程師，并于1950年10月被任命為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委員，成為21位委員之一，同時他還是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足見其具有淵博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是一位有較高學術地位的地質學家。郭文魁雖然長期在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工作，但他與前中央地質調查所以及前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人員均較為熟悉，有著良好的工作交流基礎。321隊以他為核心，依靠南京的地質力量，組建起了一支科研和技術人才配備良好的地質隊伍。
除郭文魁外，321隊建隊之初的主要技術骨干還有郭宗山、陳慶宣、沈永和、段承敬、李錫之、楊慶如、董南庭和劉廣志等人。郭宗山時任地質科科長，亦是技術負責人之一。他1940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系，畢業后就職于敘昆鐵路沿線探礦工程處（后改為資源委員會西南礦產勘測處，亦即后來的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任工務員、助理工程師，在謝家榮的領導下從事西南地區的地質礦產調查；1943~1948年間于中央地質調查所西北分所任技士，在西北地區繼續從事礦產地質調查；1949~1951年赴英國劍橋大學巖石礦物系學習，取得后補博士資格；1951年冬回國從事地質勘探事業。而陳慶宣、沈永和以及劉廣志等人都是民國時期的大學畢業生，他們來自西南聯合大學、中央大學、北洋大學等著名高等學府，畢業后多有科研或實踐經驗。其中有5人曾供職于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還有的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前中央地質調查所等機構工作，一些人長期與謝家榮、李四光等地質學家共事。他們都具有較為豐富的工作經驗和一定的科研能力，是新中國地質事業最為倚重的人才資源。
地質部為保障勘探工作的順利進行，還將一批大學及專科院校的地質系畢業生分配到321隊。1952年，分配的應屆畢業生有清華大學地質系的常印佛、朱康年，北京大學地質系的馮鐘燕、馬志恒，以及謝家榮創辦的南京地質探礦專科學校的朱安慶、方云坡和張善禎。同年，地質部與石油管理總局又接收了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多所大學的80余名物理系畢業生。這些畢業生經過為期一個多月的地球物理探礦訓練班培訓后，被分配到地質和石油部門。［4］分配到321隊的人中就有后來成為工程院院士的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的趙文津。此后數年間，每年亦都有新畢業的學生到隊。
321隊在建隊之初的人才配置和大學畢業生的陸續到來，反映出國家地質力量向礦產勘查一線傾斜。這一指導思想在其他地質隊中同樣得到了體現，由地質學家負責一支地質隊的技術工作的情況在當時較為普遍。如負責河北龐家堡鐵礦221地質隊的是王曰倫、負責內蒙古包頭鐵礦241地質隊的是嚴坤元、負責陜西渭北煤礦642地質隊的是李春昱、負責甘肅白銀廠銅礦641地質隊的是宋叔和、負責湖北大冶鐵礦429地質隊的是程裕淇。另外，還有負責山西中條山銅礦地質隊的是王植、負責貴州水城觀音山鐵礦地質隊的是路兆洽，等等。（以上所舉地質隊技術工作負責人皆為地質學家，有的兼任隊長職務。各隊技術負責人是由謝家榮提名，經李四光等批準任命的。詳見張立生主編的《豐功偉績 永垂千秋：紀念謝家榮誕辰110周年》（地質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頁。）他們與郭文魁一樣，都是民國時期的優秀地質學家，各隊圍繞他們組成了技術團隊。同321隊一樣，其他地質隊也分配到許多剛從大專院校畢業的青年學生。
由一位地質學家組織若干技術骨干，領導一群高校畢業生，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許多地質隊基本的人員構成。這種人員梯隊安排有利于團隊的協作和成員水平的提高。盡管隊伍中許多技術骨干還很年輕，但他們已經是能夠獨當一面的地質人才。相對于新畢業生而言，年輕的技術骨干無疑屬于師傅輩，起著傳授知識和經驗的作用。而新畢業生在隊伍招收練習生后，也部分扮演起教師的角色。在地質隊的實際工作中，新畢業生和練習生迅速成長，從僅有理論知識甚或無知識基礎的隊員，成長為經驗豐富、能夠獨立開展野外工作甚至進行科學研究的地質人才。
實踐能力的形成及經驗的積累
能夠開展野外地質填圖、觀察各類地質現象、采集樣品、提出問題、編制報告等是對地質隊員的基本要求。新畢業生雖然經過系統的專業知識學習，且大多經歷了野外實習教學，但整體而言，新畢業生的獨立野外工作能力仍顯不足。例如，有的畢業生在學校“礦床的理論學了不少，而真正的礦床卻未曾見著一個”。（2012年10月16日，呂凌峰對常印佛的訪談記錄。）受當時快速培養政策的影響，許多專科地質院校的學制僅為一到兩年，學校僅教授實用知識和技能，學制設計之初地質隊便被納入畢業生繼續學習的計劃。謝家榮在南京地質探礦專科學校的開學典禮上即曾指出：學生經過一年的在校學習畢業后，還要讓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繼續學習。［5］至于從社會上招收的練習生，地質知識與實踐經驗則完全沒有。對于這些地質新人而言，地質隊成為他們學習和實踐的全新課堂。
（一）畢業生的“再教育”
1952年9月初，來自北京、南京等地的新畢業生到321隊報到，他們隨即被安排到銅官山各鉆機工地，負責巖芯取樣和編錄工作。這是地質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之一，可以接觸到最原始的現場資料。在鉆井工地工作月余，他們又被派到野外參與礦產普查工作。根據郭文魁的部署，321隊在銅官山進行勘探的同時，還派出一支小分隊到獅子山評價銅礦點的成礦遠景，另派出多只流動小分隊到銅官山外圍地區進行路線地質填圖和礦產的初步普查工作。為了尋找更多新礦點，普查的工作范圍后來又擴大到銅陵周圍地區，以進一步拓展找礦后備基地。這一時期的工作即是新中國找礦史上“點上起步，由點到面”的找礦階段。
派出的流動小分隊由“一老一新”組成，有野外工作經驗的老地質隊員為負責人，新畢業生則作為助手。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50年代初，321隊在銅陵及其周圍地區開展的野外工作（詳見下表）。
20世紀50年代初321隊主要野外工作情況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321隊此期的野外普查活動十分頻繁，且內容豐富。新地質隊員在填制地質圖、尋找礦點的過程中，從富于實踐經驗的“師傅”那里學到了野外工作方法，積累了實踐經驗。野外工作既要觀察地質現象、測量地形、劃分地層、識別化石，又要注意尋訪古采礦遺跡，留意古礦渣廢洞乃至河谷中的卵石，鄉下房屋的基石中是否夾有礦石，等等。［6］馮鐘燕、朱安慶、方云坡、常印佛等都在實際工作中鍛煉了野外工作能力。常印佛還因較多地參與野外普查，實踐能力提升迅速，畢業僅一年后就獨立帶隊開展野外工作了。
除進行礦產普查、填制地質圖外，一些新隊員還參與了地質勘探報告的編寫工作。1953年年底，工業部門要求先把銅官山主礦段編寫出一份“中間性”報告，以應礦山建設之急需。為此，321隊成立了銅官山銅礦調查報告編寫綜合組，由郭文魁領銜，郭宗山任組長，朱安慶、朱康年、常印佛以及南京大學地質系新畢業生李梅玲等參加，著手中間報告的編寫。在郭宗山的組織和指導下，編寫組成員對原始地質資料、數據進行核對、處理，編制勘探剖面和中段平面圖，計算儲量，等等。再由郭宗山執筆，郭文魁修改定稿，中間報告遂告完成。1954年7月，郭宗山、朱康年等又編制了補充勘探報告。1955年5月，常印佛等將上述兩份報告合編成一份完整報告，并對兩份報告中的不足之處進行了修正。［7］
新地質畢業生經過巖芯編錄、地質普查填圖、礦產評價、編寫報告等多種基礎性工作的鍛煉，熟悉了全套地質工作流程，從而更加感覺到在地質一線“如魚得水”。［8］《人民日報》曾報道常印佛的同班同學、被分配到大冶429地質隊的劉湘培，并總結道：“許多和劉湘培一樣的青年地質工作者，都在實際工作中得到鍛煉，學到許多在課堂里沒有學到的東西”。［9］正如《人民日報》所言，對這些被分配到地質隊從事物理探礦工作的大學物理系畢業生而言，地質隊的實踐對于他們的成長更是不可或缺。中國工程院院士趙文津在1953~1954年間，曾在321隊擔任物探隊隊長，負責獅子山、鳳凰山、銅山等礦區的物探普查工作，這是他從物理學踏入地球物理領域的開始；知名地球物理學家黃緒德、秦葆瑚等也是當時被分配到地質隊的物理系畢業生。他們與趙文津一樣，都是在地質隊的實踐中走入新的研究領域并最終取得卓越成就的。
自1952年以后，321隊幾乎每年都有大專院校地質或采礦專業畢業生到隊。如1953年有南京大學的李梅玲、東北工學院的張衛鵬；1954年有南京地質學校和淮南煤礦工業專科學校的畢業生；1955年有武漢地質學校的張兆豐；等等。其中的專科畢業生由于在校學習時間較短，到地質隊參加實際工作就成為他們繼續學習的一個重要環節。李四光對此曾指出，“經驗告訴我們：經過一度在學校學習以后，參加實際工作，再從事于更高深的學習，成就往往是優越的”［2］(p.284)。一些人通過在地質隊的實踐成為工程師，有的還成為省地礦局的總工程師。（例如，朱安慶曾任浙江省地質礦產局總工程師；方云坡后調入322地質隊，繼續在安徽從事地質勘探工作，20世紀80年代成為從事電瓷材料粘土礦產類開發和研究的高級工程師。）由于地質工作的流動性，地質隊的人員變動較大。321隊的許多隊員有的回到學校或研究機構，從事教學或科研工作；有的則被調往其他地質隊。對于前者，要恰當地評估地質隊在其成長中的作用十分困難，但影響無疑是存在的。如馮鐘燕后來被調入北京大學，而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即與銅官山銅礦有關。其他地質隊也有類似情況，以甘肅白銀廠641地質隊為例。中國科學院院士劉寶珺、肖序常，曾分別于1952年、1953年到隊，在地質隊工作近兩年后又被調回技術管理或科研、教學部門，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做出了卓越成就，且他們都認為在地質隊工作、學習的這段經歷非常重要。［3］（pp.482, 509）總之，畢業生在參加地質隊工作的最初幾年時間里，迅速提高了野外工作實踐能力并積累了一定經驗，可謂是經歷了一次“再教育”。這對于他們此后無論是繼續從事礦產勘查還是轉向科學研究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二）練習生的培養
培養練習生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地質隊的突出特征與成就之一。為了解決地質隊人才不足的問題，中央提出可招收一些社會青年采取短期訓練班、師傅帶徒弟的方式，讓他們“在戰爭中學會戰爭，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即在實際工作中“邊做、邊教、邊學”。［10］
321隊成立后，艱巨的勘探任務急需擴充人才隊伍。為此，郭文魁1953年初讓常印佛、馮鐘燕編寫一套試題，通過考試從青年工人中選出一批初、高中畢業且具有一些基礎理化知識的青年。先由隊上的技術人員和大學生為他們授課，普及基礎地質知識，隨后分配到各組，讓他們邊工作邊學習。郭文魁則時常利用周末帶他們到野外開展現場教學。這樣可以在短時間內使他們掌握實用知識和技術。
查閱321隊檔案可知，1956年時全隊共有技術人員20余人，中專以上畢業的僅5人（此5人為：黃廣球（北京地質學院）、楊澄祥（東北地質學院）、張啟址（重慶大學）、曾憲文（四川大學）和劉學圭（長春地質學校）。），其余均為初、高中畢業甚至還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其中初、高中生平均年齡為23歲，他們多數是在1953年前后加入地質隊的，職稱多為助理技術員，這說明他們已經初步掌握了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術。（詳見321隊檔案：《1956年321隊關于職工調查表》。）由于321隊在完成對銅官山銅礦的重點勘探任務后，許多技術骨干調離了隊伍，因而使整體技術水平下滑，但這也使練習生在隊中發揮出愈加重要的作用。練習生出身的王學立認為，321隊的短期培訓和實踐教學使其印象深刻，受益良多：“郭文魁、郭宗山、楊慶如、方云坡……各位先生，他們在百忙的工作中，抽出時間為我們備課和講授，從基礎地質學開始，輔以蘇聯高等專業教材，各位老師認真備課，深入淺出地講授，我們學員認真聽講，努力筆記，不懂的問題隨時隨地都可向任何先生請教，學員互相討論，學習熱情空前，師生共同努力，經常測試，學習成績又好又快”。（王學立：《地質人生》，四川省地質礦產局區域地質調查隊網，http://www.scqd.com/articleInfo.asp?sid=17&id=584，2009年9月10日。）他此后長期工作于多個地質隊，承擔過多項技術任務，還發表過學術論文。身為練習生老師之一的常印佛則認為，練習生們“在當時以及后來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有的通過自我努力，還成為某一方面的熟練專家”。［11］截止到1959年，321隊在實踐中培養出地質和鉆探技術人員近百名（321隊資料室：《皖南十年：321隊史》。這一數字不包括大中專畢業生，僅指將具有中學文化程度的青年培養成才。），他們在各類專業技術崗位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他地質隊也普遍招收練習生。呂開子與陳訓雄曾是湖北大冶429地質隊招收的練習生，他們是轉調到321隊的。1959年，呂開子主持編寫了《安徽銅陵新屋里銅礦萬迎山、虎形山、約園山礦段中間地質報告》，陳訓雄則參與了獅子山銅礦地質勘探報告的編寫，并曾主持編寫《安徽省青陽縣銅礦里鉬礦床地質勘探報告》，后者成為經驗豐富的矽卡巖型銅礦專家。他們在練習生出身的地質人才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此可見，地質隊以招收練習生的方式培養了許多實用地質人才，師傅帶徒弟的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練習生和大專院校畢業生在地質隊的成長，反映了兩類不同層次地質人才的培養方式，其共同點是野外地質工作能力的形成和經驗的積累，對于學歷更高的隊員而言，在地質隊的實踐更進一步地提升了其探索與研究地質科學的能力。
研究能力的訓練——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常印佛為例
雖然地質隊的任務是礦產勘查與勘探，目的是服務國家經濟建設，但一些地質隊員在實踐中學會了如何開展科學研究，有些還成長為杰出的地質學家。究其原因，除個人因素外，還具備兩個客觀條件：一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許多地質專家如前文所述的郭文魁、程裕淇、宋叔和、李春昱等到地質隊工作，從而形成了注重科學研究的工作氛圍，這對于新地質隊員而言，既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更有直接的指導；二是地質科學倚重實踐和經驗，而地質隊的工作無不在野外實踐中進行。早期地質隊雖不是專業研究機構，卻在客觀上具備了培養隊員研究能力的條件。
從321隊的情況來看，一些地質隊員就是在實踐中形成了探索與研究的能力，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常印佛。常印佛自1952年分配到321隊后，到1960年任該隊總工程師，除中間一年在華東地質局有色金屬辦公室工作外，其余時間都在隊里。常印佛入隊早期是在郭文魁指導下進入礦床學研究領域，后又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到20世紀60年代，他已經能夠結合實際需要獨立從事科研活動。在321隊的十多年時間是常印佛科研能力成長的關鍵期。
前文已提及常印佛在321隊早期的活動，包括編錄巖心、野外地質填圖、普查礦產、編寫勘探報告等。這些經歷使他快速具備了地質工作者必需的野外獨立工作能力。與此同時，與前輩地質學家朝夕相處、合作共事，使他不僅受到了學術討論氛圍的影響，還得到隊長郭文魁的直接指導。由于新中國的勘探工作在20世紀50年代初尚處在學習蘇聯經驗階段，地質隊的技術領導也是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大家聚在一起時經常討論的都是礦床學上的一些科學問題，作為旁聽者的新地質隊員們，也因此受到科學研究氛圍的熏陶。（2012年10月20日，呂凌峰對常印佛的訪談記錄。）郭文魁十分重視地質人才的培養，并有意識地給青年隊員以科研指導。常印佛經常參加他開展的野外實地教學活動。據常印佛回憶：“參加地質工作以后，我的第一位老師就是郭文魁先生，他以高度的熱情和耐心的誘導，使我們這些新兵又受到一次‘再教育’，從他那里我感到一切地質現象都是有意義的，關鍵在于要用敏銳的觀察和科學的思維認識其本質和相互聯系……”［8］常印佛認為，郭文魁是他走進礦床學研究領域的“引路人”。［12］
參加銅官山銅礦中間勘探報告的編寫以及合編最終勘探報告，使常印佛在郭文魁和郭宗山的指導下，對銅官山礦床地質問題形成了科學的認識。銅官山勘探報告最后總結道：“勘探初期總結的礦體在平面上呈‘一層一圈’，剖面上沿接觸帶及有利層位作‘椏枝狀’分布……銅官山銅礦的礦床具有受有利地層層位控制成礦特征，這對擴大找礦思路也具有指導意義”［7］。這些科學總結中的部分認識成為常印佛進一步研究的起點，如銅官山銅礦受有利地層層位控制成礦的觀點，即是常印佛后來在理論上提出“層控（式）矽卡巖型礦床”新類型的經驗基礎之一。（關于“層控（式）矽卡巖型礦床”概念提出的完整過程，詳見王申、呂凌峰的《樂在圖書山水間：常印佛傳》（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六章末節。）可見，郭文魁等地質學家在地質隊扮演著學術導師的角色。
常印佛總結自己的科研發展特點，認為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沒有實踐也就沒有科學研究。（《常印佛回憶手稿》，2014年12月，第137頁。）事實上，長期的地質找礦實踐成為他提高科研水平的內在動力。1957年12月，常印佛任321隊的技術負責人，次年“大躍進”運動開始。321隊在找礦大躍進的浪潮中，發現了大批新礦床，這使得常印佛萌生了探索銅陵地區控礦規律的想法。隨后他在對獅子山和鳳凰山的銅礦勘探工作中，即留意對相關材料的搜集，開始了研究工作，并將最終研究成果寫進了獅子山礦床地質報告。［13］其后，他又與劉學圭、王乙長等合作，進一步將成果撰成論文發表于《中國地質》上。文章首次明確提出隱伏基底斷裂制約和控制銅陵矽卡巖銅礦帶的觀點，認為銅陵地區銅礦的形成受兩組不同方向的基底斷裂制約，其中一組近東西向的斷裂帶控制了整個銅陵地區的巖漿——成礦活動，為該地區最主要也是基本的控礦構造。［14］這一成果在國內礦床地質勘查研究的理論和實際工作中都具有創新意義。常印佛的研究工作是在地質隊的實踐中進行的，從研究對象的選取到材料的搜集、問題的提出與成果的問世，均與礦產勘查的實踐緊密結合。應該說，在具備了野外工作能力而又掌握了地質研究方法之后，地質隊就成為勇于探索者的理想之所，而豐富的實踐又促使他們的研究能力和認識水平不斷提高。
于實踐中形成研究能力的地質隊員，在321隊并非只有常印佛一例。劉學圭1956年畢業于長春地質學院，隨后進入321隊工作。他除與常印佛合作完成論文《某區內生礦化作用的幾個問題》外，又參與研究了銅陵地區下、中三迭統地層的劃分［15］，還從巖漿巖的尼格里系數探討了花崗巖—閃長巖的成礦專屬性。［16］更重要的是，他后來還與常印佛一起研究了層控矽卡巖礦床，并合作完成了《關于層控式矽卡巖型礦床——以安徽省內下揚子坳陷中一些礦床為例》，文章系統論述了層控式矽卡巖型礦床新類型，引起了當時礦床學界的關注與重視。［17］又如，曾為練習生的陳訓雄，也曾對銅陵地區矽卡巖型銅礦床成礦控制條件做過探討。地質技術人員在進行普查勘探或編寫報告的過程中，無疑需要開展不同層次、不同程度的地質研究工作。
當然，地質隊員科研能力的形成與其主觀努力是分不開的，而地質隊則在客觀上提供了這種可能。地質隊雖然以找礦工作為中心，是“面向生產”的單位，但礦產勘查離不開對區域地質構造、地層、礦床的研究，而這些工作同樣也是地質科學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地質工作中獲取的供礦山設計、開采使用的地質資料，同時也是科學研究所需的原始資料。因此，地質隊具備一定的培養科研人才的條件。中國科學院院士尹贊勛在談及20世紀50年代地質人才的培養時也認為：“不可否認，工程師也要進行研究，而且通過生產實踐，積累豐富經驗的較老工程師必然有一部分轉向科學研究，成為以研究為主的地質學家。”［18］這里的工程師即是相較于地質學家而言的在地質隊從事礦產勘查的技術人員，尹贊勛的回憶指出了經過地質隊的生產實踐，一部分工程師必然會成長為地質學家。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特殊歷史條件，這一人才培養模式在當時具有普遍性。
結 語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地質部門為滿足國家建設的需要，集中使用有限的地質力量，將一批地質學家和技術骨干投入到礦產勘查一線的地質隊，同時采取非常規手段壯大地質隊伍，培養地質人才，大批高校畢業生和社會練習生進入地質隊。如此便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因緣際會地形成了有利于地質人才成長的特殊路徑。此時期321隊在人才培養方面的表現與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地質隊里，工作實踐使大量青年地質人才迅速學習和成長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學院式的正規教育的不足，短時間內壯大優化了礦產勘查力量，為支持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與學院教育不同的是，在地質隊成長起來的地質人才的實踐能力和科研成果的實用性均表現突出，這也是后來常印佛能以地質局總工程師的身份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進而被遴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原因。這一人才培養模式也成為地質學家的共識。李四光早在1954年的全國普查會議上就提出教育部門與生產部門（即地質隊）要加強合作與聯系，在實際工作中教育和鍛煉地質人才。［2］(pp.316~323)常印佛則根據自己的成長經歷，勸勉大學生在畢業后可先到野外隊工作幾年，而后再轉向教學或科研領域。［12］20世紀50年代后期，隨著地質人才隊伍的壯大，以資深地質學家擔任地質隊技術負責人的情形不再多見，且已無須再從社會上招收練習生，學生們更多的是通過學校或研究院等接受正規教育。即便如此，地質隊依然能夠促使新隊員的實踐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只是其范圍和意義已不同于從前。
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來考察，新中國成立之初類似于地質部門培養人才的方式也多見于其他行業，無數實用型技術人才在生產第一線成長成才，也有不少專家的成長得益于在生產崗位上的不懈鉆研與積累，而地質隊則是其中成績較為突出的。這與地質科學自身的特征有關。地質勘查過程既是一項服務于經濟建設的生產活動，又是一項科學調查研究活動，兩者在實踐中合二為一，因此地質隊員在工作過程中也提升了科研分析能力。相比之下，理論性較強的科學領域在生產實踐中培養人才的概率就相應要小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地質隊的這種人才培養模式也并非毫無弊處。由于當時國家更加強調了地質學為國家建設服務的實用功能，將大量地質人才投入到礦產地質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一些基礎性地質研究進展緩慢，這一時期有影響的地質成果更是鮮少見到，這說明這一人才培養模式雖有其特色，但也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
［ 參 引 文 獻 ］
[1]《在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會議上陳云副總理的講話》，《人民日報》1952年12月19日。
[2]《李四光全集》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2頁。
[3]《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地學卷·地質學分冊》二，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頁。
[4]袁學成：《默默耕耘物探這方沃土》，《顧功敘文集》，地質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382頁。
[5]《新中國第一批地質專業高等學校——南京礦專創辦50周年紀念》，石油工業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頁。
[6]陳慶宣、常印佛：《貴池地質普查小結》，安徽省地質資料館：245。
[7]常印佛：《安徽省銅陵縣銅官山銅礦地質勘探報告（1955年）》，全國地質資料館：8965。
[8]常印佛：《與大山結緣的道路》，中國科學院院士工作局：《科學的道路》下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6頁。
[9]范榮康：《勘探祖國地下寶藏的人們》，《人民日報》1953年3月27日。
[10]《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8頁。
[11]王申、呂凌峰：《樂在圖書山水間：常印佛傳》，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頁。
[12]劉榮、王彤：《此身許國無多求 樂在圖書山水間——訪“兩院院士”、著名地質學家常印佛》，《科技創新與品牌》2011年第1期。
[13]常印佛等：《安徽省銅陵市獅子山銅礦區獅子山礦床最終地質報告（1963年）》，全國地質資料館：34698。
[14]常印佛、劉學圭、王乙長：《某區內生礦化作用的幾個問題》，《中國地質》1965年第12期。
[15]王乙長、劉學圭、胡福仁：《安徽銅陵地區下、中三迭統的劃分》，《地質學報》1966年第2期。
[16]劉學圭：《從巖漿巖的尼格里系數探討花崗巖—閃長巖的成礦專屬性》，《地質論評》1966年第2期。
[17]常印佛、劉學圭：《關于層控式矽卡巖型礦床——以安徽省內下揚子坳陷中一些礦床為例》，《礦床地質》1983年第1期。
[18]尹贊勛：《往事漫憶》，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頁。
［責任編輯：楊文利］
［收稿日期］2016-05-06
［作者簡介］王申，博士研究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230000；呂凌峰，副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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