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移民不僅帶來繁榮的全球商貿網絡交流，“移民所帶動的宗教文化、藝術和科技的相互交流，其價值遠過于商貿交往”。華僑引種是華僑華人移民所推動的中外交流的重要歷史現象之一。華僑引種史研究是橫跨華僑華人史與中國農業史研究領域的新課題。華僑華人史和中國農業史研究領域曾有利用古人筆記介紹明清時期華僑引進美洲農作物的科普短文，而對近代華僑引種的論述主要集中在民國時期華僑華人對海南橡膠等產業的貢獻。在新中國與華僑華人關系的歷史框架下，有學者雖然對東南亞華僑華人在熱帶作物引種和技術推廣方面有所研究，但是相關研究基本散見于相關著作之中，關于華僑引種的學術論著尚付闕如。
在華僑引種變遷的歷史脈絡中，坐落于福建鼓浪嶼的廈門華僑亞熱帶植物引種園（以下簡稱華僑引種園）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作為全國唯一以“華僑”命名的植物引種以及植物科研機構，該園處于華僑引種網絡的中心位置。該園從1959年建立并開拓華僑引種聯絡網，到21世紀初脫離僑務機構管轄，始終保留“華僑”兩字。為何寸土寸金的鼓浪嶼有一個占地約10萬平方米、以“華僑”命名的植物引種科研機構？華僑引種網絡運作以及變遷過程又是如何？本文在對華僑引種園文獻整理、中國華僑引種文化展覽館建設史料收集與籌備工作以及對華僑引種的當事人及第二代的口述訪談的基礎上，嘗試還原新中國華僑引種網絡的建立、發展以及退出歷史舞臺的過程，希望借此讓學界更多了解華僑引種，并管窺華僑華人史與中國農業史的跨領域研究。
一、新中國華僑引種網絡的建立
華僑引種與國人移民海外是同步的，東南亞華僑歷來有把僑居地豐富的作物種苗和栽培技術引回中國的歷史傳統。早在明清時期，隨著西方殖民者通過“馬尼拉大帆船貿易”把美洲新大陸作物引入東南亞，東南亞華僑也持續把美洲作物引回中國種植傳播，“為拓展農業生產的空間，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公元1506—1620年間，僑胞引回家鄉的植物有花生、玉米、番薯、煙草、南瓜、苦瓜等。特別是原產美洲的玉米、煙草和番薯的引進，大大豐富了我國的糧食、經濟和飼料作物種類”。至20世紀上半葉，東南亞華僑社會與中國的互動更加頻繁，華僑引種種類范圍也進一步擴大，這一時期引入的如“橡膠、咖啡、煙草、棉花、金雞納等經濟價值很高”，促進了我國近代工農業的發展。
（一）華僑引種的背景
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對華施行嚴密的貿易封鎖與禁運政策。早在1949年3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41號文件就制定了對華貿易管制的基本方針：對華貿易實施系統管制；對直接軍事用途物質實施全面禁運；對其他重要物質和設備實施嚴格審視。隨著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美國以及巴黎統籌委員會（以下簡稱巴統）加大了對華經濟封鎖。1950年12月3日，美國商務部要求“所有個人或公司向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出口任何商品都必須申請貿易許可證”。12月16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又發布NSC92/1號文件，“禁止任何在美國注冊的船只、飛行器進入中國大陸的任何地區”，并游說其他盟國配合其政策，菲律賓、日本等美國盟友先后對華實施嚴格的貿易管制。其中，東南亞盛產的熱帶經濟作物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工業原料，是貿易封鎖和禁運的重要目標。
在中蘇同盟的背景下，中國是蘇聯獲取橡膠、油棕、劍麻等戰略資源的渠道之一。1950年11月，斯大林致信毛澤東：“請您和您的中國朋友們利用私人的形式和其他合適的途徑購買天然橡膠并將其轉給蘇聯。如果最近能購買50000噸天然橡膠就很好了”。斯大林所述的“中國朋友們”和“合適的途徑”意指新中國可以通過陳嘉庚、李引桐等東南亞愛國僑領經由香港和澳門以避開封鎖獲取橡膠。1950年，中國將通過東南亞華商等渠道購得的12萬噸天然橡膠中的8萬噸轉售給蘇聯，1951年，中蘇橡膠貿易更是占中國對蘇聯輸出總額的15.14%。
依靠對外購買橡膠等戰略物資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從地理環境看，中國華南僑鄉地區與東南亞氣候相似，存在通過引種大規模生產熱帶戰略作物的可能性，這是社會主義陣營突破西方封鎖獲取這些戰略物資的關鍵突破口。1952年9月15日，中國與蘇聯簽訂《關于橡膠技術合作協定》，由蘇聯向中國提供農具設備、技術專家和低息貸款等，中國將每年生產的橡膠大部分出售給蘇聯。但是，缺乏合適的種源仍是在中國種植熱帶經濟作物的主要障礙。
（二）華僑引種政策及工作進展
新中國成立后的華僑引種是過去華僑引種文化傳統的自然延續，同時新中國的成立也極大鼓舞了海外華僑的愛國熱情，廣大僑胞傳承引種文化的心情更加迫切。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及冷戰禁運背景下，為中國引進優質戰略、經濟作物以及種植技術成為20世紀50年代華僑引種工作的重中之重。早在1950年5月海南島解放后，海南軍政委員會農林處就內設橡膠科；8月，廣東省擬定《關于恢復和發展海南與（廣東）南路樹膠業方案》，明確了“積極扶助和獎勵華僑與工商界進行私人投資，恢復和發展海南島與廣東南路橡膠種植業”的政策。1951年8月31日，政務院第100次政務會議做出《關于擴大培植橡膠樹的決定》，指出：“為保證國防及工業建設的需要，必須爭取橡膠自給”。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向中央提出：“征集有種膠經驗之華僑及技術專家分派各地擔任指導”，“一般技術干部擬主要從歸國華僑中解決”。11月，華南墾殖局成立，葉劍英擔任局長并主抓橡膠引種和種植工作，種源除了征集自之前華僑在海南創辦的橡膠園外，還廣泛聯系東南亞華僑引進最新的橡膠良種和技術。在國家政策的鼓勵下，被譽為“華僑橡膠王”的雷賢鐘冒著生命危險把100多斤優質膠籽、300多株芽接樁和200多米芽條帶回國并試種成功，周恩來稱贊其“比帶金子回國更寶貴”。有第三代膠業巨子之稱的華僑李引桐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對橡膠的需求，經過多次回國考察后，在中國農墾、安全和交通等各部門的密切配合下，分多批“通過新加坡、中國香港將橡膠幼苗偷偷運到國內”，并移植到海南島，開創了新中國“桐字號”自產天然橡膠系列。
新中國的華僑引種政策激發了廣大華僑的引種熱情。除橡膠外，很多愛國僑胞紛紛尋找渠道設法把更多的熱帶作物良種帶回中國，對國內的引種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以印度尼西亞（以下簡稱印尼）華僑生物學家孫洪范為例，他“1950年約友生同道，創‘印尼華僑生物學會’……凡屬母國所需要的植物資料，氣求聲應，竭知盡能，全力以赴”，每年帶領學會會員自籌資金，分別在西爪哇、泗水、萬隆地區深山采集植物標本，至1966年共采集種苗標本“計一萬二千多號，約一萬多種”，分送福建、廣東、北京、海南等地植物機構充實研究材料。根據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國家標本平臺數據庫資料，截至2022年，中國現存歷史上從境外引入植物種苗標本共26482種，其中標記孫洪范為采集人的有2489種，“實為中國華僑引種第一人”。廣大東南亞華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接觸各種高產熱帶作物，也擁有成熟的貿易和人脈網絡可以獲取優質種源，但是，20世紀50年代，華僑引種仍然局限于小范圍的點對點模式，參與引種工作的多是僑領或高級知識分子，大多數普通華僑并不清楚需要引進什么品種、如何避開禁運引種等問題。因此，建立一個專門聯絡、規劃華僑引種的網絡平臺是當務之急。
（三）華僑引種網絡中心——廈門華僑熱帶作物試驗場的建立
至20世紀50年代后期，受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全國普遍出現糧油供應困難的情況，如廈門“肉票、糖票每人每月半斤，豆干票每人每月4塊”，購買糧食更是需要糧票。如何提高糧油產量、保障社會民生成為國家工農業建設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育種工作是提高糧油產量的關鍵，因此成為國家制定農業政策的重點之一。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規定“積極繁育和推廣適合當地的農作物的優良品種，并且加強種子復壯工作”，這一文件編入福建、廣東當年的歸僑僑眷學習資料，向僑胞宣傳支持國家農業種業發展的政策。此外，“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和財貿辦公室領導下，以中僑委為主，由外貿部、商業部、人民銀行等有關部門參加，成立處理僑資僑匯的辦事機構，以便及時處理華僑進口物資”。這一時期，在中國急需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引入大量優質高產糧油種苗以緩解糧油供應緊張的背景下，20世紀50年代末，華僑引種的重心從戰略作物轉變為高產糧油作物。
國內嚴峻的農業形勢和海外僑胞迫切的引種熱情，為打破封鎖禁運、催生華僑專門植物引種機構提供了契機。1958年底，廈門大學生物系的印尼歸僑學生周才喜“見許多愛國華僑通過各種渠道把一些經濟作物和苗木良種帶回祖國”，“便提出了創辦引種園的建議”，意在通過華僑渠道打破封鎖，從海外引進植物良種，再通過試驗場培育馴化，最后向全國推廣優質作物品種，緩解國家農業困境。這一建議很快得到廈門市歸國華僑聯合會（以下簡稱廈門市僑聯）的響應，1959年3月，廈門市僑聯決定創辦“廈門華僑熱帶作物試驗場”（廈門華僑亞熱帶植物引種園原名），并“捐款數千元人民幣幫助籌建”。考慮到引種需要與外界相對隔絕的環境，而鼓浪嶼四面環海，面積、氣候適宜，且是重要僑鄉，因此華僑引種園選址在鼓浪嶼的2畝菜地，“由此開啟了中國大陸近代史上獨一無二的華僑經濟植物引種的新篇章”。
華僑引種園建立后，很多歸僑僑眷通過親朋好友積極宣傳“鼓浪嶼開辟了一塊專門為華僑準備的引種場”。當時國內嚴峻的農業形勢已在東南亞華僑社會中引起廣泛關注，眾多華僑通過將食品糧油物匯回鄉的形式突破西方對華禁運禁匯，但是愛國僑胞更希望有一條專門的渠道把高產作物引回中國，從根本上緩解中國農業所面臨的困境。當鼓浪嶼建立專門的華僑引種機構的消息傳來，很多華僑主動與各地僑聯聯系提供幫助。“廣泛的引種通道就這樣靠著一封一封家書打開了，在很短的時間就建立了一個覆蓋東南亞的華僑（引種）網絡。”鼓浪嶼由此成為中國華僑引種工作的中心。
至1961年，華僑引種園已經初具規模，大量海外僑胞把海外良種贈送給華僑引種園，華僑引種園也積累了通過華僑民間渠道開展國際引種工作的經驗。原先的2畝菜地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引種試驗需求，廈門市僑聯、廈門市僑務局、廈門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聯合向廈門市政府倡議擴大華僑引種園面積，獲得廈門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先是成立“廈門植物研究所籌備處”，由副市長許祖義帶隊反復勘察選點，最后選定“鼓區雞山路、鼓聲路、五個牌，英雄山腳下一帶的土地作為亞熱帶植物試驗場之用地……土地面積計57669㎡”。鼓浪嶼英雄山腳一帶與廈門島和漳州隔海相望，不僅土壤氣候適合熱帶植物種植，而且是天然的植物引種隔離區和理想的引種馴化培育場所，加之劃撥的其他用地，華僑引種園在創建兩年時間內就由2畝擴展至約200畝，由廈門市僑聯副主席汪萬新兼任場長，并修建了華僑接待樓、科研樓、標本樓、排灌設施、試種苗圃等完整配套設施。
華僑引種園的建立使得過去分散、小圈子的華僑引種事業擴展到整個東南亞華僑社會，普通華僑也能通過植物引種參與新中國建設，開創了通過民間華僑渠道集中化、網絡化引種的歷史。需要指出的是，與20世紀50年代初由政府自上而下發動華僑引進戰略作物種源和技術有所區別，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華僑引種網絡的建立更多是海外華僑群體自下而上自發的愛國行為，是特殊歷史背景下海外華僑與祖國發展共命運的縮影。
二、華僑引種網絡的運作模式及成功案例
華僑專門引種機構的建立為中國華僑引種事業的發展打開了大門。華僑引種園在20世紀60年代初創建了“東南亞—香港—廈門”的華僑引種聯絡網，承擔了這一時期全國華僑引種事業的絕大部分工作。
（一）華僑引種聯絡網的運作模式
隨著引種場地的擴大和科研隊伍的成型，華僑引種園進入快速發展期。20世紀60年代初，華僑引種園著手加強與東南亞僑胞的聯系，逐步在香港和東南亞地區創建華僑引種聯絡網。愛國僑胞“有的從境外帶回名貴苗木種子，有的捐款蓋玻璃溫室，贈送拖拉機、電冰箱與儀器設備”。為了方便廈門島與鼓浪嶼之間運輸種苗，僑胞還購買了一艘摩托艇捐贈給華僑引種園。
這一時期華僑引種的主要來源地是印尼。據1964年華僑引種園全年工作總結記載：“（僑胞）形成以雅加達為中心，其他地方已能將收集的種苗集中雅加達，然后由船運或空運寄回祖國，在那里的僑胞團體對我場已有比較深刻的印象，這對今后開展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華僑引種網絡的建立大大推動了引種工作的推進，以1964年為例，華僑引種園收到華僑引種自印尼、巴西、越南、緬甸、柬埔寨、馬里等地的肉豆蔻、柚木、人心果、香子蘭、羅望子、貓須草、橡膠、南洋檻、水稻、旱稻、鱷梨、銀合歡、金雞納、桃花心木等種苗65種。華僑引種園在對引入種苗進行培育和馴化試驗后，再將種子和苗木分發到福建、浙江、廣西、江蘇等地的華僑農場和農科院所，1964年分配上述引進種苗“共計種子1027.94市斤、苗木2464株”。
在西方對華封鎖禁運的背景下，由于貿易網絡不暢、配額有限，加之出口許可證書以及獲取海關通關證明耗時且煩瑣，從東南亞直接進口種苗至廈門的運送路線并不暢通，很多種苗在等待漫長的通關手續時就已腐壞，而通過香港中轉則可以避免上述問題，這一運輸方式引起很多華僑的注意。英國當局基于香港轉口貿易的豐厚利潤而并未嚴格執行美國主導的對華禁運政策，所以，香港是當時中國內地與東南亞僑胞之間貿易、銀信往來的主要窗口，華僑引種工作亦是如此。為了完善華僑引種網絡，1962年，華僑引種園在香港成立了代表處——香港華僑引種聯絡小組，所有成員都是由廈門市僑聯委員義務兼任，印尼華僑陳大棟進駐香港并代表華僑引種園“進行海外引種的一切聯絡工作和經營財務管理”。香港華僑引種聯絡小組始終堅持與東南亞各地華僑保持密切聯系、負責轉送工作、保證資金安全，維系引種網，確保廣大僑胞在禁運背景下仍然找得到渠道為國引種。
根據筆者對時年95歲高齡的華僑引種園引種接收員梁永泰老先生的訪談，引種工作是通過廈門市僑聯和香港華僑引種聯絡小組居中聯絡，由輪船或飛機運送種子到香港，然后托人帶至深圳或廣州的華僑招待所交給接收員，接收員攜種子經江西鷹潭乘車返回鼓浪嶼。這成為華僑引種聯絡網的基本運作模式。
在華僑引種工作中，有不少海外華僑幾乎是傾盡所有、冒著生命危險突破封鎖禁運，為中國引種做出重大貢獻，涌現出一大批代表性人物。例如，菲律賓華僑蔡韻玫以及印尼華僑黃奕苗和黃文珍、新加坡華僑劉毓奇和柯朝陽等。其中，蔡韻玫女士是20世紀60年代海外華僑引種的標志性人物，當她收到朋友書信得知可以通過華僑引種的方式參與新中國建設，立刻開始長達十多年的艱苦引種工作，僅在1963—1965年間，就發動其在中國臺灣地區、日本、菲律賓等地的親朋引進數十種稀缺水稻、番薯、蔬菜和其他經濟作物；黃文珍為中國首次引進“食品香料之王”香子蘭；劉毓奇散盡家財引入最新的無性系橡膠品種和1噸優良油棕種子，并捐贈當時在國內罕見的德國照相機、切片機、顯微鏡等科學儀器。截至1966年，華僑引種園通過海外僑胞引進優良植物品種共計280多種，其中具有高產、穩產和較強抗病性等優良特性，無論是旱季還是晚季都可以種植的水稻良種“科情3號”，在該園馴化成功并在全國13個省市大面積推廣，“為我國六十年代初單季水稻畝產突破五百公斤作出了重大貢獻”。至60年代中期，華僑引種園已經匯聚了全球各地大量植物品種和標本，其中很多作物的試驗植株在當時是全國唯一的。
正當華僑引種網絡初步完善之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中斷了華僑引種事業，華僑引種園遭到沖擊，試驗種苗、科技資料和檔案文獻遭到破壞，華僑引種網絡基本陷入停滯。
（二）一個華僑家族內部的引種網絡運作——“奇跡稻”案例
華僑引種網絡的停滯并沒有阻斷華僑引種報國的赤子之心，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愛國僑胞仍然冒著艱難險阻堅持引種，這其中就包括蔡韻玫家族通過自發構建的“菲律賓—香港—鼓浪嶼”引種網絡引入系列水稻良種。
20世紀60年代，菲律賓、印尼、印度等多個國家推動“綠色革命”，其中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的“奇跡稻”系列品種在菲律賓全國廣泛推廣，使1968年菲律賓稻米總產量從1967年的274萬噸增長至306萬噸，增長11.6%，稻米產量首次破300萬噸大關，同時這也是菲律賓歷史上第一次實現糧食自給，且首次對外出口了4萬噸稻米。
當時身在香港的蔡韻玫獲悉相關信息后，第一時間聯系菲律賓的親友購買“奇跡稻”稻種約60公斤以及英文種植指導資料，設法寄回廈門。1969年10月，蔡韻玫致信在鼓浪嶼的丈夫杜申裕：“前晚哥嫂寄朋友（帶）來一大包20—30磅的‘稻’米，立即向中國旅行社詢問，有否什么方法可以寄到廈門……適合亞洲的，以前菲律賓，時時年年缺糧，每年要向外買糧食，現在就不同，不僅可以供給人民充足，并可外銷，那邊稱為‘奇跡米’……如果這些米帶到閩南一帶種，明年一定有很大的收效。”1969—1974年，蔡韻玫、杜申裕以及菲律賓的親友之間通過大量書信來往，想盡各種辦法和渠道將每年最新“奇跡稻”稻種搶在春耕前引至鼓浪嶼試種，先后引入IR—8、IR—532、IR—20、IR—22、IR—1561等品種，這些珍貴稻種的部分原品以及種植指導資料原件留存至今。
當時華僑引種網絡運作的每一個交接環節都采取口頭聯絡的方式，具體過程普遍缺乏文字記錄，尤其是種苗從香港進入中國內地的途徑并不清晰，但是蔡韻玫家族的引種網絡非常特殊。蔡韻玫家族在菲律賓、香港、廈門三地之間頻繁的家書往來完整記錄了華僑引種的詳細路徑和方法，而且引種過程的來往電報、發貨單據和海關檢疫證書留存至今，從這些書信和單據資料可以管窺其家族內部引種網絡的運作模式：稻種由蔡韻玫在菲律賓的親友設法購得后從馬尼拉空運至香港；蔡韻玫收到稻種后，聯系香港中國旅行社或香港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熟識可靠的閩南籍業務經理代辦托運，形成穩定的人對人合作關系，同時通過書信與杜申裕約定時間和地點；稻種寄至廈門食品進出口公司后再轉送杜申裕，最后由杜申裕通過廈門相關部門送到華僑引種園。
20世紀60年代初，不僅是蔡韻玫家族，其他華僑引種從香港至中國內地也大多是通過類似路徑。華僑引種網絡是廣大僑胞愛國愛鄉的重要實踐。在華僑引種網絡中，華僑引種園是整個運作過程的“終點站”，而駐港引種組織則起到了重要的“中轉站”作用。
三、華僑引種網絡的重建和改革開放后的變遷
“文化大革命”中，華僑引種園“引進的珍貴植物和先進儀器設備大部分遭受破壞，房屋、土地和場內人員被分別處理，引種場不復存在”。重建華僑引種平臺和網絡是廣大海外僑胞的心愿。海外僑胞的赤子之心引起了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的極大關注，他多次向福建省有關部門咨詢華僑引種園的重建問題，福建省和廈門市也非常重視僑界的呼聲，1976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和廈門市委做出恢復重建廈門華僑植物引種場的決定，華僑引種園引種聯絡工作開始恢復。粉碎“四人幫”后，改革開放為華僑引種網絡的重建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一）華僑引種網絡的重建
華僑引種園重建時，之前引進的近300種優良品種僅僅剩下40多種，設備幾乎被完全破壞。1976年底，重建工作先是修葺完善了原科研辦公樓、植物標本所、華僑接待樓、溫室、蔭棚、苗圃、水利排灌、圍欄、圖書室等科研基建設施。
場地以及基礎設施的恢復只是重建華僑引種網絡的基礎，為華僑引種平反正名、落實政策才是重建的重點。1981年10月6日，中共廈門市委召開華僑引種園政策落實大會，會上宣讀了中共廈門市委《關于廈門華僑植物引種場有關問題的批復》：“引種場建場以來，在海外僑胞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做了大量工作，對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一定貢獻……應予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著名歸僑植物學家李來榮以及華僑引種代表杜申裕在會上號召廣大僑胞繼續堅持引種。與此同時，華僑引種園著手重建華僑引種網絡。
首先，華僑引種園邀請曾參與引種的僑胞前來訪問，見證重建工作。每有海外僑領訪廈，廈門市僑聯總是帶其來園參觀，希望各地僑領能發動更多華僑社會關系參與引種。
其次，華僑引種園也主動走出去直接聯絡引種僑胞。1981年5—7月，時任福建省亞熱帶植物研究所所長的李來榮率團前往泰國拜訪曾為新中國引種橡膠建立奇功的僑領李引桐，并走訪泰國各地收集良種；1983年，華僑引種園原負責人李芳洲不顧年邁殘疾，親赴香港逐個登門拜訪在港廈門市僑聯委員和原香港華僑引種聯絡小組成員。會見每位僑胞時，李芳洲都轉交廈門市僑聯主席顏西岳手書的《給在港僑聯委員和親朋好友的聯絡信》，情真意切地呼吁僑胞攜手重建引種網絡。引種聯絡小組各位成員“共同捐資近3萬港元，支持引種場重建”。
最后，考慮到重建華僑引種網絡需要僑務部門的緊密配合，華僑引種園向上級部門建議確定正式名稱包括“華僑”兩字，實行僑務、科委雙重領導，國外引種工作由僑聯為主導。1984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廈門市人民政府批復同意華僑引種園的特殊涉僑身份，正式定名為“廈門華僑亞熱帶植物引種園”，“由市科委和市僑辦雙重領導……通過華僑渠道開展引種業務由市僑辦領導”。華僑引種園中的“華僑”兩字也存留至今。
（二）創建華僑引種專門聯絡組織——廈門華僑植物引種聯絡會
1984年，鼓浪嶼劃入廈門經濟特區，華僑引種園的對外交往急劇增多，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僑胞參訪和境外引種工作與日俱增，世界多地華僑社會建立起類似香港華僑引種聯絡小組的組織，原先松散的聯絡小組模式已經難以承擔起繁雜的僑胞聯絡工作，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年青一代引種僑胞也急需一個實體組織的聯系平臺。
1985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胡平以及菲律賓歸僑、原福建省省長、上將葉飛等相繼考察華僑引種園，胡平強調：“引種園是聯系華僑的好途徑，老一代華僑為引種做了很多的工作。目前有必要做好華僑第二代、第三代人的工作，發揮他們的優勢，繼續做好引種工作。”新生代華僑引種網絡建設提上議事日程，福建省農業、僑務、外事等部門密集召開華僑引種跨部門工作會議，于1987年6月聯合成立了廈門華僑植物引種聯絡會，并召開第一屆廈門華僑植物引種聯絡理事會，定期編印《引種聯絡簡報》，確立了“做好華僑第二代、第三代工作以保證引種連續性”的組織宗旨，確定聯絡會“加強對海外僑胞、臺胞、港澳同胞的聯絡、接待和宣傳工作，溝通關系、建立感情，以及向‘三胞’和相關人員提供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引種目錄，爭取做到有計劃、有目的的引種，以及定期、不定期召開引種聯絡會議等四項任務”。經過兩代僑胞的努力，華僑引種工作終于建立起實體組織。更為重要的是，廈門華僑植物引種聯絡會的建立使得過去數百年華僑引種工作從主要依靠民間網絡渠道轉變為政府部門參與的“雙車道”機制，這也是中國自明清以來華僑引種工作首次正規化、系統化。
廈門華僑植物引種聯絡會的建立再次激發海外僑胞引種熱情，尤其是理事會成員大多是引種功臣第二代，更加重視自己的使命感。1991年8月，第二屆廈門華僑植物引種聯絡理事會召開。1993年7月，第三屆廈門華僑植物引種聯絡理事會召開，選出理事17名、海外顧問16名。兩年間通過聯絡會共從16個國家和地區引進優良植物441種，其中由顧問和理事成員引進的占1/3。除了繼續聯系海外僑胞引種回國，聯絡會還開創性地開展由海外理事邀請國內科研人員到當地有目的、有計劃考察引種，前后共組織了8批引種工作組赴東南亞、南美和非洲引種。廈門華僑植物引種聯絡會對推動海外僑胞了解引種的宣傳工作也頗有成效，“由于引種聯絡會的宣傳介紹和牽線搭橋，許多海外‘三胞’對引種園的引種工作有了進一步了解，有的僑胞體會到從海外引進寶貴的植物資源，也同投資辦廠、捐資興辦公益事業一樣，都是對家鄉經濟建設的贊助和支持，紛紛表示要盡可能多地引進國家所需的海外植物資源”。
改革開放后，華僑引種工作再次進入黃金時期，“引種范圍已從東南亞一帶擴大到5大洲20多個國家和地區”，到1990年，“由華僑、外籍華人引進的熱帶、亞熱帶植物已有1000多個品種，其中無籽西瓜、優良甘蔗品種、西番蓮、青花菜等栽培成功并推廣”。
（三）改革開放后華僑引種網絡的運作特點
改革開放后華僑引種工作的內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華僑引種網絡組織專業化；另一方面華僑引種網絡呈現出引種內容多樣化、引種地域擴大、新僑參與引種以及華僑引種市場化等。
其一，這一時期由于中國農業的引種需求不再是戰略或者糧油作物，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發展外匯創收的各種經濟作物，廣大僑胞也在華僑植物引種網絡的引導下把引種重點轉為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型水果、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例如，1984年由僑胞引入的雜交西番蓮經研發試種成功，平均畝產達585公斤，推廣進入市場后成為消費者熟知的“百香果”。同樣是僑胞引入的“華引一號”優質高產糖甘蔗比我國傳統品種產量高出40%，成為當時我國重要的出口創匯產品。
其二，改革開放后，世界各地僑胞回鄉探親更加便捷，很多僑胞甚至隨身攜帶種苗送至當地僑務部門轉交華僑引種園，引種網絡從東南亞地區擴展到全球各個角落，華僑引種路徑由原先的“東南亞—香港—廈門”轉變為更加開放、便捷的全球各地直達廈門路線，尤其是南美和非洲地區的華僑把當地豐富熱帶種源大量引入中國，引種網絡不再依賴香港作為唯一的引種通道。引種網絡的迅速擴大突破了明清以來主要從東南亞引種的局限。
其三，歐美地區新僑社區的壯大，尤其是新僑群體中不斷涌現出生物醫藥領域高科技專業人才，使得華僑引種網絡開始從傳統華僑社會擴大到新僑群體，其中多個中外聯合項目組進行的珍稀藥用植物合作引種成果斐然。例如，經過新僑引入的馬鈴果和加納籽在我國馴化成功，打破我國鎮靜劑藥物制作原料長期依賴進口的格局。
其四，改革開放后，中國外貿環境大為改觀，巴統連續緩和對華禁運政策，1984年起巴統成員國對華貿易可循“例外”原則不再需要許可證，大批量種苗運輸獲取貿易許可和海關文書的手續簡化，世界各地僑胞憑借市場信息和商業網絡優勢，可通過市場化的國際貿易形式完成引種。1985年，華僑引種園在廈門注冊“廈門華僑園藝技術開發公司”，而華僑引種園創始人周才喜在香港成立“香港繽紛園藝公司”，內地和香港合資興辦“廈門僑繽園藝公司”，通過全球華商的商業網絡從世界各地采購引進名貴花卉以及各種經濟植物。公開化、市場化的貿易公司逐漸取代各地華僑引種聯絡小組的功能，華僑引種網絡最為核心的環節首先完成歷史變革。
（四）新世紀華僑引種網絡去中心化并結束歷史使命
1994年，巴統正式解散，華僑引種網絡的歷史背景——嚴格的貿易封鎖和禁運環境已經發生變化。此外，國際引種的程序和標準也都更加規范化，華僑引種網絡隨之進入劇烈調整期。首先，華僑引種運作方式由過去的華僑直接引種轉變為“以僑為橋”的間接引種；其次，華僑專門引種機構華僑引種園脫離僑務部門，華僑引種網絡去中心化并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1.華僑直接引種轉為間接引種
華僑引種網絡的建立和運行是冷戰禁運時代背景下的特殊產物。冷戰結束后，開放與合作取代封鎖和對抗，全球化的急速發展也對國際科技交流的規范化提出更高要求，1999年，聯合國糧農組織主導締結了新版《國際植物保護公約》，對境外引種的貿易程序規范、隔離檢疫等方面均提出更高標準。在新的形勢下，傳統華僑引種方式已經難以適應新的國際引種交流現狀。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傳統華僑引種開始迅速減少，每年由華僑引進的植物種苗種類1991—1995年分別為149種、138種、65種、34種、18種，華僑傳統引種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仍然心系引種事業的愛國僑胞從直接引種轉變為通過貿易合作、提供信息人脈、接待等間接支持，如提供住在國植物展銷信息、贈送住在國的植物志和植物名錄、翻譯非英語國家發表的引種科技論文、聯系當地科研機構和管理部門協助中外引種合作等。
2.華僑引種網絡去中心化
隨著華僑引種方式的改變，中外農業科技合作更加開放，華僑引種園承擔華僑引種網絡中心的地位不再彰顯。世紀之交，一方面，華僑引種園的引種業務從過去的以僑務工作為主轉為以育種研發、檢驗檢疫為主，另一方面，東南亞華僑社會基本完成了向華人社會的轉變，引種聯系減少。此外，由于華僑引種園地處鼓浪嶼這個特殊的世界遺產和風景旅游區，園區面積大、景觀特殊等因素被納入鼓浪嶼整體市場開發的考量。2004年，華僑引種園管理機制發生調整，整體劃歸鼓浪嶼管委會，業務方面繼續受科技部門指導。華僑引種園從僑務系統脫離加劇了華僑引種網絡去中心化，網絡化的華僑引種作為特殊時代的產物已經完成其歷史使命。
華僑引種是伴隨著中國海外移民的出現就古已有之的現象，與華僑把住在地貨幣、建筑藝術、語言、服飾、文化以及思想帶回中國一樣，域外植物也伴隨華僑引種成為中國自然景觀文化的一部分，是跨國移民物質文化交流的必然結果。據不完全統計，華僑等特殊群體“在歷史上成功引種保存4000多種境外植物，向社會成功推廣數百種經濟植物”。相反，華僑泛海揚帆移居海外也同樣帶去中國的語言、服飾、建筑藝術以及草木種苗，中國同樣也是全球最重要的作物傳播起源中心。與早期馬尼拉大帆船時期華僑引種美洲作物不同，新中國成立后，華僑集中引種東南亞作物明顯帶有參與新中國建設的主動意識，是海外華僑傳統愛國愛鄉精神的重要體現。1959年，華僑引種園的建立和發展，為海外華僑在特殊時代背景下通過植物引種的方式參與新中國建設提供了新路徑，是自發形成的民間華僑引種網絡。這一時期的華僑引種網絡利用香港在冷戰期間的窗口作用，突破了貿易禁運，建立起“東南亞—香港—廈門”的引種模式。華僑引種園重建后進入華僑引種的黃金時期，與中國改革開放大規模引入僑資的大背景重合。這一時期華僑引種網絡無論是引種品類、引種來源、引種群體還是引種模式都發生較大變化，并催生了專門的華僑引種聯絡會組織平臺，這個變遷過程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社會經濟的變遷以及冷戰大環境的改變，華僑引種網絡的變化是對內外環境改變的調適。冷戰結束后，全球化時代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科技交流的方式已與冷戰時期大為不同，加之國際引種程序規范化、商業化，華僑引種運行方式進一步由直接引種轉變為間接參與，而華僑引種園也順應華僑引種業務的改變，通過體制改革完成華僑引種網絡去中心化并結束歷史使命。因此，華僑引種與僑匯僑捐、華商投資一樣不再是中國各領域發展“引進來”的主要來源，但是海外僑胞仍然是中國種業“走出去”參與國際合作、落實中國《種業振興行動方案》、推進種業振興，“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目標的重要合作橋梁。
［作者簡介］張行，歷史學博士，講師，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明艷林，生物學博士，研究員，廈門華僑亞熱帶植物引種園。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