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現代化是近現代以來國家發展的核心目標，也是學界研究的核心議題。西方國家是現代化的先行者，它們在此進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現代化理論和實踐優勢。二戰后，許多后發國家紛紛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加速發展時期，并在現代化實踐基礎上，摸索出更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理論范式。中國共產黨經過百余年奮斗，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超越了既有的現代化范式，探索出通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代化新方案，具有深遠的世界性意義。習近平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時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并在《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在黨的二十大上，習近平進一步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這必然會引發海內外關于現代化的理念再認知。
近年來，中國在現代化建設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海外當代中國研究者的高度關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突出比照，使海外分析者重新審思自身的現代化模式。特別是習近平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重大命題后，中國式現代化迅速成為當前海外分析者的主要議題之一，他們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在新的歷史階段，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既要堅持自信自立，也需研究“他山之石”，更需要與外界就現代化問題形成理論對話。本文以海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重要理念、生成邏輯、意義價值等方面的探討為邏輯主線，提煉其核心觀念，分析其價值關懷，以資借鑒。
一、海外學界對中國式現代化基本特征的探討
海外學界非常關注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模式所存在的結構性和本質性差異，并就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進行探討，從不同視角反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某種狀態或特點，總的來看，聚焦在以下幾個方面：巨大的人口規模；先經濟后政治的改革時序；“雙強型”的央地關系；公有制主導的混合所有制；新型舉國體制；國防和軍隊高速現代化；加強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等。
第一，巨大的人口規模。海外研究認為，中國式現代化反映了中國的基本國情，其中最無法忽視的是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有學者指出，中國通過改革將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釋放出來，轉變為大規模的低成本勞動力，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雇傭勞動力的國內外公司的成本，并大幅提高了利潤，成為國家經濟繁榮的核心引擎。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及大量高素質人才可以有效地降低人力成本，并提供巨大的市場，是獨有的資源優勢，同時也為加速創新提供了平臺。中國發展模式符合本國國情，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人力資源的迅速增長，產生了大量擁有非常卓越領導能力的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管理者，這使中國經濟充滿活力。中國的最大優勢在于其經濟影響力，而這建立在巨大的人口優勢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并具有巨大且購買力強的市場，這有利于中國利用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成果加快發展，建設成一個全面工業化的高科技社會。
第二，先經濟后政治的改革時序。有分析者認為，中國采取的是漸進主義戰略，即由國家主導發展工業化并取得成功，之后在經濟現代化基礎上進行政治改革。“將這一想法應用于中國背景，關注漸進的轉型過程并不等同于放棄更大的改革目標。這意味著，首先完成過去沒有充分發展的部分，然后追求具有更高維度更深層次的漸進變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對改革持開放態度，他們基于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體系可以通過被科學地設計而提高其整體效率，從而采取了漸進式的、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進程，這帶來了更強大的國家權力，并且避免了東歐所使用的激進模式帶來的經濟迅速衰退。“為什么中國如此成功，而俄羅斯等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卻失敗了。答案很簡單：中國沒有遵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主張的改革，而是逐步開放了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政府開放了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事實證明，這一戰略適合當地條件。”還有學者認為，中國通過不斷提高現代生產技術，并運用大量廉價勞動力和大規模的外國直接投資，在經濟方面成功且快速地實現了現代化，但它仍面臨著后現代化的挑戰，即法治形式的政治現代化、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妥善處理國際關系。
第三，“雙強型”的央地關系。許多海外分析者指出，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一方面維護中共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另一方面賦予地方政府較強的自主權力，形成了有別于其他國家的“雙強型”的央地關系。有學者認為，中國地方政府通常充當中央在地方的代理人，由于中央支持權力下放，地方領導層獲得了對經濟資源的更大控制權，并在地方政府運營方面減少了對上級政府的依賴。但在調控經濟資源和稅收方面，地方和中央仍存在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其在區域經濟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扮演了“變革時期制度轉型的驅動力、市場重要資源的分配者、社會和文化變革的領導者、經濟增長的直接推動者”的角色，盡可能調動資源，不遺余力地促進區域經濟增長，這種作用的發揮在全世界很少見。中國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中央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權力、經濟資源和干部激勵等多種方式，推動地方政府實施改革，這有利于相關政策從中央高效地延伸到地方，以便為人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
第四，公有制主導的混合所有制。有學者認為，中國探索出了混合主體驅動的創新發展道路，一方面發揮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方面的主導作用，另一方面利用私營企業進行技術升級和創新，充分激發了兩者的比較優勢，實現了包容性發展。還有學者從共存理論的視角分析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打破了“公有制不能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教條，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所有權領域有機融合，從而既能利用市場進行資源分配又可以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第五，新型舉國體制。有學者指出，在國家政策的壓倒性驅動下，中國建立了國家創新體系，在全國各地推動高新技術開發區建設，使本土技術力量崛起，高科技公司不斷被孵化，科技成為新的強大驅動力，促進中國向科技創新型國家轉型。“一個大型經濟體可以通過專注于某些優先事項來完成偉大的使命。中國可以利用舉國體制，集中大規模投資在某些領域以取得重大突破。在此基礎上，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可以從跟隨模式轉向領導模式。一些關鍵領域甚至可以進行重大轉型，而其他領域可以趕上甚至領先于國際水平。”通過持續對科學教育事業投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科學文章生產國”。
第六，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有海外分析者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向更加現代化、更有能力的軍隊轉變。陸軍通過擴大新型戰斗部隊重新優化了組織結構，陸軍航空和特種部隊在人員數量和裝備方面都得到了巨大提升，而網絡戰能力也大幅增長。同時，解放軍組建了新的聯合軍旅和營，集團軍結構更加標準化。中國軍事現代化在高速進行，集中體現在軍事結構重組和改革、發展現代空軍海軍、開發巡航導彈和強化海軍力量投射能力等方面。重組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人數有所減少，但更加強調高技術裝備和精銳戰斗部隊的銜接。有學者從現實主義理論分析，認為新時代中國開始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軍隊現代化進程，在組織架構、武器裝備、戰略理論方面實現了現代化，大大縮小了解放軍和美國陸軍之間的力量差距，這將使中國在全球的權力投射足以保護自身全球切身利益和應對安全威脅。
第七，加強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更加強調意識形態重要性，旨在維護社會穩定，提高政府公信力，重置公眾表達界限，使輿論避免偏左或偏右，將其保持在不損害國家核心利益的可接受的范圍內，從而更好地應對現實挑戰。自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在主流意識形態宣傳的策略方面發生了轉變，更加重視使用照片、視頻、動畫等新的視覺媒體傳播方式，對傳統文化、流行文化和亞文化更加包容，這“表明共產主義話語已發展到新的階段，對融媒體技術的復雜運用證明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更自在、嚴謹和充滿活力的話語體系”。中國共產黨對意識形態的治理收緊一方面在于引導國內輿論，維護政權合法性與穩定，避免發生類似致使蘇聯解體的信仰危機；另一方面在于努力影響全球對中國的看法。還有學者認為，中國通過數字技術對互聯網輿論進行治理，一方面增強了政府的動員能力，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建立了更迅速和直接的信息渠道，強化了國家對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信息流通受限等問題。
二、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理念的辨析
基于特定的立場，海外研究者深入辨析中國式現代化相關的重要理念，從政策規范、歷史文化、經濟效益、地緣安全等不同維度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解讀。其中關注度較高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內國際雙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再平衡，通過開發龐大內需市場中的處女地，中國將消費需求轉化為經濟增長新引擎，形成新的比較優勢以提高中國經濟發展的復原力，為獨立自主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提供條件。海外分析人士認為，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的提出意在解決國際貿易給宏觀經濟帶來的負面效應。“雖然中國更多地參與國際貿易有助于中國增加收入，但它也帶來了新的經濟風險。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定變得更加困難，這是因為貿易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取決于其貿易伙伴的經濟實力，而這并不總是容易預測的。”有學者認為，中國優先考慮內循環的原因有短期因素和長期考慮。短期方面，中國需要應對美國設置貿易壁壘、濫用科技霸權等造成的出口受限和“脫鉤”可能。長期來看，中國內需市場龐大，“培養以內循環為支柱的新發展模式的建議符合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第二，共同富裕。中國將共同富裕作為包容性發展的首要目標，主動追求城鄉協調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成功消除了絕對貧困，是中國和全球對城鄉協調發展的合理長期追求。同時，中國也面臨著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覆蓋面和質量不足、各區域和收入群體之間存在差異等挑戰。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發展道路正在演變。在一個占世界人口超1/6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目標是推進共同富裕，在物質方面取得進展（本土創新、產業升級和雙循環，不斷擴大的國內市場與國際進出口市場）的同時推進精神文明建設。此外，還旨在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中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協調增進全體人民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權利，公民權益和政治權利得到有效保障。
第三，自我革命。海外分析者認為，中國共產黨持續進行自我革命，吸收包括知識分子、私營企業家在內的新生力量，以更開放和系統的方式進行決策，對腐敗、環境等問題的追責力度正在加大。有學者指出，中國共產黨具有成熟的選人用人機制，人才被政府吸收后將成為接受過系統教育和專業培訓的技術官僚，他們可以理性、專業、務實地解決問題，同時，他們通過和黨內外的不同精英合作來平衡不同利益群體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具有“精心策劃的官僚選拔、評估和晉升過程”，通過層層考察和選拔，對官員形成激勵。中國還通過中共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輿論監督等方式反腐敗，使中國的腐敗程度低于希臘、印度、印度尼西亞和阿根廷等國家,為世界政治治理提供了成功的替代方案。
第四，“一帶一路”倡議。針對倡議提出動機，有學者分析認為，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解決債務擴大和產能過剩等宏觀經濟問題，客觀上，這創造了經濟機會，為經濟規模不同、發展水平不均的國家展示了更好的包容性的全球化計劃，因此前景廣闊。影響方面，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人民成功融入國家和世界發展潮流，并幫助世界和中國建立日益穩固的貿易關系，改善了中國的全球形象。“自習近平主席成為領導人以來，中國在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參與呈上升趨勢。這種參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至關重要。中國不僅在該地區提供了穩定的秩序，還為‘一帶一路’提供了安全保障。”還有學者基于在馬拉維、坦桑尼亞和津巴布韋等地進行的實地研究，認為中國強調不干涉和共同利益，在走自身的發展道路的同時實現了國際共同發展的目標。分析者還指出，“一帶一路”倡議面臨著基礎設施薄弱、緩釋地緣政治猜忌等挑戰。
第五，人類命運共同體。分析者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旨在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完善全球治理體系，這反映出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和先進思想體系所蘊含的智慧，代表了國際合作和秩序的新視角以及發展、安全和文明的新概念，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正確的方向，有助于解決地區發展問題，促進實現持久和普遍的和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對人類更美好未來的全面建議，它基于國家間雙贏合作，否定零和博弈心態，遵循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反映了中國對國際法社會基礎的新理解。它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引入全球治理，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注整個人類和個人，突出了國際社會的最終問題，并強調了國際社會的多樣性和相互依存的聯盟，這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具有重要價值，有助于促進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認知，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推動中國所主張的國際關系法治化。
第六，“兩山論”的生態環境理念。關于習近平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論”，突出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是近年來中國在發展問題上的重大轉變。有學者指出，在國家推動下，優先考慮環境保護已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中國采取了與西方不同的環境治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發展新能源、加強環保執法、進行機構改革等，迅速治理了環境污染。但同時中國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環境問責制，提升數據質量和管理水平，擴大公眾參與等。“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理念已經堅定地扎根在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中”，而這使得“中國的政治行為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利用可再生能源，從而達成降低碳排放量目標方面的效果十分明顯”。有學者通過對廣州水污染治理的實證研究認為：“中國環境治理的經驗表明，通過加強通信技術的支持、公民的參與、信訪的監督，可以使政府克服自上而下落實政策和促進公民參與方面的挑戰。”有學者認為，中國高度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制定有關荒漠化防治、涉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并啟動系列國家生態工程項目，取得顯著成績，對其他國家緩解土地退化和改善生態環境有重要借鑒意義。
三、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生成邏輯的分析
在對中國式現代化基本特征和重要理念深入探索的基礎上，海外研究者從政黨、體制、經濟等維度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成邏輯進行分析，提出了許多具有理論和應用價值的觀點。
（一）政黨主導說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進行“超級宏觀調控”，發揮全面影響，具有強大的社會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有利于采取特殊措施和政策安排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形成強勁增長的獨特優勢。“中國能成功的關鍵在于有一支強大且結構化的共產黨員隊伍。中國共產黨廣泛扎根在社區和公共場所之中——這確保黨能夠時刻關注并及時滿足民眾的基本需求。”有學者通過比較分析認為，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成功的特有原因在于“有效的政府干預，包括遠見卓識的領導，健全的制度架構和相當高效、相對廉潔的官僚體系”，而中國共產黨在治理結構中“獨一無二且不可復制的地位和作用”是關鍵。“如果中國共產黨墮落或被推翻，盡管中國人有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他們也沒有時間重建一個能夠拯救中國免受美國對其發動的‘混合戰爭’的國家災難的政治組織。總之，中國的整個命運取決于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于維護國家利益、增進人民福祉、實現和平發展，不僅成功應對了國內各種風險挑戰，還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了負責任政黨的作用。有學者在比較中蘇改革后認為，不論中國有哪些內在的優勢，使中國迅速崛起而蘇聯最終解體的關鍵區別是中國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更為成功，具體包括：堅持共產黨的權威、步步推進的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在國家治理和市場活躍的金融機構之間，一個意識形態健全、制度完善和高度網絡化的組織結構能夠減少不確定性并保持政治經濟穩定。中國經濟領域中的資本流動不是作為市場自由化或國家計劃的產物，而是根據其與中共的權威的關系來調節的。因此，可以將中國共產黨視為一個管理資本主義積累的治理體系的核心，而不是一個被資本主義市場力量包圍的僵化的威權組織，或者是一個堅定的自由化的擁護者。”
（二）體制優越說
中國應對新冠疫情的方式方法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形式，奠定了中國經濟秩序的基礎”，而這正是“中國和資本主義世界相比無法估量的優勢所在”。“中國在過去30年里一直保持著一貫的立場，它非常謹慎地從試點開始，新模式在有限的風險下進行測試；一旦經驗被證明是成功的，它就會被擴展到更大的領域。這種方法與美國或歐洲作出的決定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其能夠持續積累和迅速掌握新的復雜情況的能力，這種能力是政策而不是市場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制定了適當的政策，實施深思熟慮的改革，對制約因素和風險進行嫻熟管理，獲得了顯著的比較優勢。有學者認為，中國特色的治理體系是中國政府積極刺激自身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政府在改革中發揮著以下作用：制度轉型的驅動力；大量資源的分配者；社會和文化變革的領導者；經濟增長的直接推動者。這是“中國經濟增長之謎”的謎底。
（三）經濟驅動說
“中國政府不僅考慮共產主義政治結構的持久性，還著眼于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經濟社會實踐中可能存在的聯系，他們務實地將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他們的經濟改革方向，利用一個基本因素（盡管不完美）——市場——來振興經濟實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發展目標，通過政府主導、雙向互動探索和實踐，構建了基于國家實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專注于完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專注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和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為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提供了必要的權威、秩序和活力。在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的推動下，中國發展的前提是接納資本主義生產要素，并向世界市場開放。中國由此走上了逐步和有選擇地融入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道路，由此產生的相互依存性也導致了中國政治經濟的跨國化。而經濟的跨國化既能促進，也能改變和限制中國的發展及其與自由秩序的相互作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根據生產力條件不斷調整經濟關系、利益關系和各種政策，形成“動態發展優勢”（dynamic development advantage），實現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三維的積極互動，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提供制度和技術條件，從而使中國經濟發展符合市場經濟下社會化生產發展的一般規律的要求，并更快地實現生產力的提高。
（四）意識形態推動說
中國國家權力增加的最關鍵因素是在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進程中，仍然堅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使得轉型的過程十分平順，并讓國家能夠將其精力聚焦到更關鍵的實際問題上。中國在改革開放最初幾十年，通過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來塑造意識形態合法性，這使中國公民保持對國家政治機構的高度信任，鞏固了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廣泛使用和謹慎管理大眾媒體，將其作為維護穩定的手段，因為它們具有議程制定、教育和說服功能，更重要的是，它們在塑造和引導公眾輿論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在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可能動搖的危機時期，使用媒體來引導公眾輿論以維護穩定已成為宣傳工作和危機溝通的核心任務。”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建立了高度發達的理論和廣泛的組織機制，通過不斷加強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有效地鞏固統一戰線，加強國內政治支持，防止意識形態顛覆。中國利用互聯網來應對挑戰，使國家保持動態競爭力，并推動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通過技術經濟和思想指導尋求內向的權力鞏固。此外，也有分析者指出，盡管中國努力進行意識形態建設，但“國際社會各階層仍然對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持負面看法，并且這在西方國家很常見”。
四、關于中國式現代化意義價值的評估
評估意義價值也是海外研究者分析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視角。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提升以及中國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治理，海外研究者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感知由模糊走向清晰和具體。除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重要概念和生成邏輯外，他們更多地從中國自身、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全球治理等切入點評估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價值。
第一，化解了現代化道路中的挑戰。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決策者參考學習了以匯率貶值、金融抑制和限制國內消費為基礎的東亞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大膽地建立了經濟特區，將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和跨境生產的流入動態結合起來。中國憑借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儲備和豐厚的規模經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資本的快速積累為基礎設施建設、工業、技術、研究和教育等方面進行雄心勃勃的投資創造了條件，并使中國迅速從資本稀缺轉變為資本豐裕狀態，成為世界制造業的最大出口國、領先的新興經濟體和外國直接投資的目的地。“在過去的40年里，中國已經使8億人擺脫了貧困，并計劃在2020年再讓3000萬人擺脫貧困，并解決其他社會問題。這意味著社會權利有了很大改善。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有14.2億人口，即世界人口的18.47%，這種社會發展堪稱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項巨大成就。”中國建立并利用多邊合作框架，以有利的方式塑造外部環境。通過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倡議，中國保證了運輸線路，取得了獲取必要物資的自主權，此外，通過推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特別是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化解了西方民主的潛在壓力。
第二，提供了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新選擇。“中國式現代化不同于建立在掠奪、戰爭、流血基礎上的西方現代化，是基于獨立自主、和平道路、國際合作的現代化，為全人類提供了新選擇。”中國政府采取針對性的干預措施，形成了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機制，將資本引向提高工業附加值相關的戰略優先事項，刺激了一系列技術創新和產能轉型，使產業鏈等級提升，避免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被邊緣化。這為越南提供了另一種工業發展模式，可能會使越南走上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傾聽人民聲音、打擊腐敗和提高執政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建設一個廉潔高效的政黨，可以給其他被政治混亂和社會鴻溝深化所困擾的政黨提供經驗。”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從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到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注重改善民生，為非洲國家帶來啟迪。
第三，開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新方案。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意識到，在社會主義尚未成熟的情況下不能走經典的共產主義道路，需要通過特定的方案補足實現共產主義所需的元素。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功避免了類似于20世紀70年代蘇聯的經濟停滯。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不僅體現在實踐中，也體現在理論領域——概念化和引入一個已被證明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經濟體系。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推行的政策為葉利欽復辟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給俄羅斯造成了政權和經濟災難，中國的改革開放則確保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成功，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理論成就之一。中國共產黨在探索本國發展道路的過程中，與時俱進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其“發展生產力方式的成功，超過了迄今為止任何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嘗試”，積累了豐富的具有國際意義的經驗。
第四，推動了全球治理體系的新變革。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唯一亞洲常任理事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從未鼓勵對任何國家發動戰爭，并相信能夠通過協商和談判和平解決全球和區域問題。從歷史上看，中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表現出了徹底的飛躍。“中國的發展需要被樂觀地解讀，因為中國是最大的市場，并推動了人類科技的發展。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中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可能導致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經濟能力的增長極大地提升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相互依存關系，從而使中國作為獨立自主的行為體，能夠利用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作為權力支撐來解決其他問題。有學者通過大數據技術對中國領導人的演講中最常使用的單詞和趨勢進行政治修辭和語言分析，認為“中國現在已經接近全球權力中心地位”。還有學者表示，希望中國的崛起“能夠打破西方對國際經濟的壟斷，促進發展權，同時保護后進者，即發展中國家對工業化和改善經濟的渴望，并促進國際法律法規的實施，防止富國和強國的絕對控制”。
五、啟示
綜上所述，海外分析者從特定的立場出發，運用不同的分析范式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各個維度展開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討，其中不乏很多客觀、正面的評價和建設性的意見。同時，也有部分分析者存在“金德爾伯格陷阱”“新殖民主義”和“制度輸出”等誤識和疑慮。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出并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必然引發海外有關中國式現代化的新一輪理論探討。因此，在研究海外已有看法和觀點的基礎上，對如何進一步闡釋好中國式現代化并及時與海外開展探討和對話，本文有以下幾點思考。
（一）應從全球意義上的政治治理價值視角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
海外分析者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探討發生普遍積極的轉向，不是偶然和表面的現象，而是有深層的理論和現實動因。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支撐下，西方國家提出“華盛頓共識”，長期壟斷對現代化路徑的理論詮釋，通過“顏色革命”等方式力圖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制度輸出，導致拉美國家經濟危機、“阿拉伯之春”等治理失敗，西方國家自身也深陷經濟和社會危機泥潭，出現了法國“黃馬甲”運動、美國“6·11”游行等抗議活動，這凸顯了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局限和危機，證明了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而中國從自身國情出發，進行改革開放，將堅持中共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有機嵌入中國政治結構之中，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治理模式，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實現了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的快速提升，體現了旺盛的道路生命力，提供了嶄新的發展選項。在“一榮一衰”的比較中，海外分析者對中國的認知更加趨近實際情況，這也啟示我們要堅定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自信，注重從全球治理的視角出發構建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闡釋中國治理模式的獨特價值，強化國際傳播能力，營造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形成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
（二）應站在文明復興視角闡釋中國式現代化對中國的意義
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不斷深化，海外分析者基于特定的立場、視角、方法跟進研究，為我們從文明復興視角認識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對中國人民的意義提供了理論觀照。中華文明有光輝璀璨的歷史，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過偉大貢獻。近代以來，在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下，中華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難，陷入了文明蒙塵的困境。中國式現代化博采世界多元文明之長，摒棄“文化優越論”和“文明沖突論”之短，走自己的路，建構了中國的現代性，彰顯了中國共產黨新的人類文明觀，形塑了中華民族文明自覺和文明復興，開啟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改變了世界文明進程。海外學者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探討、對不同文明形態和發展經驗的比較，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先進性，凸顯了對現代化發展道路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共同愿景，啟發我們在發展和完善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其對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豐富人類文明形態的重大意義，從而強化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推進文化自信自強。
（三）應以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闡釋現代化的多維性和共通性
中國式現代化破解了以資本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沉疴頑疾，為世界提供了全新治理藍圖,具有建設性和未來性。中國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以人民為中心，凸顯人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主體地位，依靠人民實現人口巨大規模的現代化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重富足，完善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特色分配制度，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駁斥“弱肉強食論”和“零和博弈論”，維護世界公平正義，克服了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普遍遭遇的“四大赤字”危機。立足大歷史觀視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具備多源流、多形態的特征，不同文明間平等、開放的溝通和對話，推動著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證明了現代化具有多維性，同時，其蘊含的豐富的、共通的實踐經驗可以為其他國家完善或邁向現代化提供路徑參考。因此，應當聚焦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的理論建構和經驗詮釋，主動與世界各國分享現代化經驗和成果，增進海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客觀認知，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念認同，共同避免西方現代化路徑的缺陷與不足，在對話和探索中緩釋疑慮、消除誤識，使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