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土特產品（以下簡稱土特產）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受戰爭影響，交通運輸破壞嚴重，城鄉經濟割裂，農村土特產運銷有很大困難，民生受到極大影響。為改變這種狀況，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提出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建設根本方針，各級人民政府積極發展土特產購銷業務，對疏通農村土特產流轉、增加農民收入、恢復城鄉物資交流、繁榮經濟發揮了積極作用。目前學術界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城鄉物資交流問題已有一定的成果問世，但研究大多局限于政策層面，對當時農村土特產購銷活動的討論較為薄弱。爰此，筆者擬對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土特產購銷形勢、促進土特產流通的政策及開展土特產購銷活動等方面進行初步的梳理，以期進一步推動相關研究。
一、嚴峻的土特產購銷形勢
中國幅員遼闊，自然條件存在較大差異，土產和特產非常豐富，分布地區很廣，品種約有2000余種，占農民收入總值的比重很大。如華東全區1950年“土特產品及手工業品的生產約占全區糧食生產36%”，總值人民幣15萬億元左右。“華北區土產除商品糧、棉花、烤煙葉、花生經濟作物外，據不完全統計，總值約折合70億斤原糧，約占華北全區糧食總產量25%左右。中南全區土特產品總值占農民總收入30%多”。西南全區1950年27種“主要土產生產總值約3.5萬余億元，占該區農民收入的30%至40%左右。依靠土產為生活的估計約有一千數百萬人”。東北全區1950年“土產總值折合紅糧470萬噸，占農業生產的26.2%。西北區土特產收入占農業收入的30%左右”。
在廣大農村中，土特產、副產、手工業生產廣泛地聯系著千百萬勞動人民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僅在農民收入中，而且在城市工業生產原料供給上亦占有相當重要地位。其產量的增減、銷路的暢滯，不僅直接影響農村廣大農民生活的改善、購買力的提高，而且也影響城市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因此，擴大土特產購銷、增強農民購買力、活躍城鄉貿易，從而推動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經濟工作中重要的一環。
（一）新中國成立之初土特產嚴重滯銷
在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下，各大城市與廣大農村已連成一片，有了城市和近代化的交通，因此在經濟上，已不再是僅僅要求自給自足，而應是城鄉分工（工業和農業分工）、地區分工，各自利用自己特有的優越條件來進行生產。城鄉間的物資交換以及地區之間的物資交換便成為當時發展生產中需首要解決的問題。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提出：“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為完成這一任務，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即擴大城鄉物資交流。
被長期戰爭打亂的城鄉商品流通網絡，在短期內不可能完全恢復。1949年10月21日，政務院副總理陳云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正式成立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茶、絲、桐油等：目前處在困難的境地。出口停頓，如要恢復，需好幾年的時間，對民生的影響也是極大。”全國各地普遍存在擴大物資交流活躍城鄉市場的客觀要求。
在東北，“城鄉物資交流停滯”，“各省、合作社、農民共約存糧54萬噸，內各省（小公家）不超過10萬噸，合作社約8萬噸，其余36萬噸均在群眾手中，國家不買就無銷路，對農民影響很大。農民糧食賣不出，就買不到生產資料”。“有些地區已有農民把高粱、苞米喂牲口的現象”。
在華北，各地1950年普遍豐收，農民迫切需要出售剩余農副業產品，以換取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但各地農村有大批農副業產品找不到銷路。有些地方農副業產品雖然賣出去了，但因買不到足夠的工業品，農民也有意見。據察哈爾省14種農副業產品統計，需輸出的產品約值2800余萬元。山西省1951年冬需輸出余糧4億斤、棉花4500余萬斤，油料、麻皮、山貨藥材等1億余斤，全省需要換回布匹僅1950年第四季度即達25萬余匹。因此，“如何使得農民的余糧、棉花、土產等農副業產品能夠暢銷，工業品能夠源源流到農村市場，開展城鄉與地區間的物資交流，已成為當前千百萬人民所極為關心的重大問題”。
在中南，“解放以前，各種土產曾長期陷于滯銷狀態，以致廣西省潯江流域農民把當地聞名全國的特產桂皮當柴燒；湖北省宜昌山區所產的木瓜（藥材），七、八年來大量存在農民家中，無人收購；散布在湖南省的臨武、郴縣各地的信石也從來沒有人過問。上海工廠需要的石綿，在河南省南陽縣被棄如砂礫。麻農砍去麻根，蠶農砍去桑樹，農民因此減少很大一部分收入，生活異常困苦”。與此同時，“城市所需工業原料卻價格昂貴，而且不易買到”。為了改變這種城鄉物資交流阻塞的情況，自1949年秋中南區國營土產公司在各地相繼成立后，就大力收購土產，并派人去華東、華北、西北各地開辟市場。中南區各地直接、間接依賴土產為生的農民，生活已有初步改善。但1951年5月，《中共中央關于在新區組織和建立供銷合作社問題的指示》中曾指出“：中南局在這個電報中提出了新區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鄉村受土改影響，地主富農已不敢也無力經營土產運銷，私營下層商業倒閉，有很大破壞，而國營貿易也無力全部解決土產運銷的問題，因此，農民土產品銷不出”。
在西南，一經解放，人民政府“即著手組織公私力量，進行收購土產組織出口”。但1950年5月以前，“各項土產活動，僅限于中等以上城市之間，國營貿易機關所收購的，也大部為商人舊存貨”。5月以后，“農村秩序好轉，交通改善，農村土產購銷才開始活躍；但仍只限于能出口的土產”。“這種情況，使賴以為生的數百萬人民生活無著，這是近來形成的災荒的主要原因之一”。7月13日，西南財經委員會致中財委及中央貿易部的電報反映：“土產賣不出去，農村人民幣稀少，工業品也就不能很好的下鄉，三者相互影響，形成農村經濟呆滯現象”。
在西北，1952年7月26日，新華社西北總分社在《西北活躍市場主要問題是推銷土特產問題》中指出：1952年羊毛雖算豐收，但銷售量將不如1951年。品種極多的小宗土特產，其中有部分可以出口，如當歸、大黃等；有部分無法脫銷，如紅皮、甘草等。大量的土特產是可以在區內作短距離交流的，但“因市場缺乏組織，故一般均告滯銷”。
由此可見，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村土特產購銷形勢極為嚴峻，不僅直接影響農村經濟的恢復、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亦對城市工業原料供應、工業品下鄉造成較大影響，進而不利于新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反之，土特產購銷工作做好了，不僅可以提高農民的購買力，擴大工業品的市場；而且可以吸收游資下鄉，擴大工業品的銷路，擴大人民幣在農村的陣地；還可用以出口換匯或換回國家需要的工業建設器材。出口貨物的增加，又可以促進城鄉貿易的繁盛和土特產價格的提高，增加國家稅收。因此，如何緩解城鄉物資交流停滯、活躍市場成為當時各級人民政府的當務之急。
（二）土特產滯銷的原因
由于長期戰爭造成地區和地區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處于阻隔的狀態，許多地區舊的商業路線大部分被摧毀，倉庫、貨棧被破壞，新中國成立后，新的商業路線又未能建立起來，由此使得農村土特產流通受到極大阻礙。從當時的調查材料來看，土特產滯銷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具體原因：
1.交通不便，運輸困難
推銷土特產，最重要的是運輸。新中國成立之初汽車較少，而且大部分是木炭車，運輸工具落后。許多物資（如梨、棗等土特產）從產地運到城市，運費高于成本，因此，農民希望商人下鄉收購，商人希望農民運進城來，結果導致物資無法銷售。另外，鐵路運輸車皮缺乏，運輸耽誤時間，人力、資金亦均受損失。例如，在山西省興縣專區，交通建設是當時其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的關鍵。“西北多山，交通不便。糧食、土產運不出來，價格很低”。嵐縣（距太原240里）1951年3月20日小米市價每斗6800元，小麥每斗8300元，約等于太原市價的一半。1950年夏，每個雞蛋僅值50元，1951年因在離石縣設立了打蛋廠及大力推銷，每個雞蛋漲到150元。“在其他更偏僻的地區價格更低。也由于交通不便，日用必需品很不容易運進來，特別是棉布等日用品價格極高，和糧食比價相差很遠”。又如，長江區航務局為鼓勵土產出口及人民大眾必需品的交流，根據“低利多運”的精神，自1950年7月15日起降低長江全線客、貨運價并統一調整了貨物分等。貨運上水運價降低了14.7%，下水運價降低了36.9%，客運運價一律降低20%。貨運等級則由原來的4等改為10等，并把出口土產品及大眾必需品分別列在較低的等級上。貨運以漢申線（漢口到上海）為例，據統計：大米、煙葉、黃豆、茶磚、豬鬃、桐油、布匹、煤、淮鹽、食油10種貨物的平均運價，與1937年比較，除大米、黃豆略高外（因為當時大米和黃豆的運價太低），其余均降低37%；與1948年比較，則降低61%；比調整前運價已降低44%；比1950年2月間物價波動以前降低了28%。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運價調整前，長江航運的運價較高，不利于開展土特產運銷。
2.流通組織機構尚不健全
當時，流通領域的合作社未普遍建立，或建立了而組織不健全；專業公司成立不久，組織亦不健全，財力和人力都極其有限，僅依靠合作社與專業公司組織城鄉物資交流，尚有許多困難。專業公司購銷物資，一般是通過各地合作社，但有許多合作社組織不健全，資金短缺，難以完成這一任務；也有些合作社為專業公司購銷物資，因價錢不相宜或付款遲緩影響了收購；有些合作社存在單純營利思想，專業公司便不愿意通過合作社購銷物資。合作社得不到專業公司充分扶植，業務開展存在困難，而專業公司僅依靠分支公司，也很難完成購銷任務。新中國成立之初，個體小生產者占絕大多數，各地和各業的物資交換是一件異常繁重的工作，僅僅依靠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難以完成土特產的購銷任務。
3.工農業產品交換比例不合理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工農業品價格剪刀形勢激劇發展，并成為突出問題”。例如，以1949年12月平均物價為基期，至1950年8月下旬，工農業品總的物價上升速度是不同的。“保定工業品（包括白布、青布、洋紗、煤、堿面、硫化青、膠胎、肥皂、紙煙下同）上升116.8%，農產品（包括大米、小麥、小米、玉米、合豆、紅糧、皮棉下同）則上升52.1%。唐山工業品上升88.1%，農產品上升38.4%。石家莊工業品上升89.1%，農產品則上升37.8%。一般工業品上升速度較農產品大一倍以上”。如以1950年5月下旬為基數，至8月下旬的變化情況是：“保定工業品上升26.1%，農產品下落13.2%。石家莊工業品上升22.3%，農產品下落11.3%；唐山工業品上升29.3%，農業品下落7.3%。兩者背向而馳。”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額增大的結果，一度引起農民不理解。例如，山西省有的農民說：“今年糧食打多了，反不如去年好”。“小麥下來落麥價，秋糧下來落谷價，反正和公家打不了交道。”這必然會影響城鄉物資交流。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慢于工業而存在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但是這種剪刀差不僅是工業化過程的自然規律，而且是有利于農民向工業轉移和加速工業化的”，因此，“在工農產品自由交換的市場條件下，1953年統購統銷以前剪刀差即使存在，也是合理的”。
此外，農村土特產大多可供工業原料之用，但中國近代工業落后，尚不具備利用加工能力，亦導致其滯銷。“如硫黃、磷、松香、芒硝、鞣料等資源，國內蘊藏甚豐，但因缺少加工精煉設備，致貨棄于地，未加利用；即或生產，亦因品質粗劣，不合工業用途”，從而制約了土特產的銷路。
二、擴大土特產購銷的政策
新中國成立初期，促進農村土特產購銷渠道暢通是活躍城鄉經濟的重要手段，亦是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重要環節，因此，各級人民政府對此項工作非常重視，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土特產購銷的政策。
（一）中央擴大土特產購銷的方針和政策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農副產品購銷問題的意見》指出：“除糧棉外，農民還要求我們解決土產銷路問題”。據估計，1951年農民需要出售的土產總額為44萬億元。其中大宗土產，由國營貿易公司收購出口的（如蠶絲、豬鬃、雞蛋、皮毛等）為11.4萬億元，由國營公司組織內銷的為8.4萬億元，以上均列入1951年國營貿易計劃，尚余24.2萬億元，因國家資金不足，須發動合作社和私商經營。因此，意見明確指出：“目前土產的中心問題是銷路問題，由于長期的戰爭與分割局面，戰前的土產交流規律已經打亂，舊的商業網在許多地方已經瓦解。當前的主要工作，應當是根據戰前土產交流規律來指導國內的土產交流。至于部分的交流情況，已有顯著改變的，當然應該按照新的情況來指導其交流。在舊的商業網已經瓦解的地方，組織新的商業網（國營公司、合作社，并鼓勵私商經營土產）。中央已責成中財部制定土產減稅免稅辦法，鐵道部把土產運費減低到最低的可能限度，以降低土產銷售成本，借以擴大土產銷路。并要求各地黨委與政府，在今年冬季普遍召開省的與大行政區的土產會議（必要時，可以專署或以縣為單位召集，并應吸收私商代表參加）……積極打開銷路”。意見同時指出：各地區的黨委、政府和貿易機關，都有責任幫助外區土產在本區推銷。“須知只有土產推銷工作做得越好，資金周轉越快，才能更多地收購土產，解決農民的需要”；各地人民銀行應舉辦對合作社和私商的土產貸款，以組織合作資金和私資，并把有經營經驗而資金不足的舊土產商人動員起來，使他們積極參加土產的購銷工作。
由于新中國成立后大力發展生產，全國農業生產得以迅速恢復，因而，推銷商品糧食、經濟作物、出口物資以及占農業總收入很大比重的土特產，就成為當時廣大農民最迫切的要求。組織城市與鄉村間、地區與地區間的物資交流，打開國內市場，活躍城鄉經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行的經濟封鎖和貿易禁運，尤需挖掘內部的潛力以促進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因此，中財委制定的1951年財政經濟工作要點，明確把城鄉交流擺在第一位。
195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關于召開土產會議加強推銷土產品的指示》提議“各大行政區、各省（市）、各專區、各縣（市）、各區和各鄉，均應有準備地在兩個月以內召開一次土產會議”，并要求“對第二類土產品，即滯銷的土產品，應積極設法打開銷路”；在召開土產會議時，須解決以下一系列問題：一是恢復舊有的或開辟新的商業網；二是組織私商下鄉進行購銷；三是在合作社組織已有基礎的地方，應使合作社用大力來推銷土產；四是組織群眾性的短距離物資交流；五是廣泛推行貿易合同制度；六是增設土產公司，建立貨棧和過載行；七是組織群眾運輸力量；八是對土產品的生產，必須加以指導。
在新解放區農村供銷合作社尚未組織起來、國營貿易無力全部解決土特產購銷的情形下，由黨和政府及農民協會領導群眾組織起來推銷土特產，并換回農民所需要的物品，無疑是重要的辦法。1951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關于在新區組織和建立供銷合作社問題的指示》指出：“目前在新區除盡力建立國營貿易并組織私商來推銷土產外，組織農民群眾的合作社來推銷土產，已成為迫不及待的一個辦法。應放手地普遍地在推銷土產的基本要求之下來組織新區農村合作社，而不必過分小心，束手束腳，使農民的困難不能解決”。“為了使這個目的明朗起見，合作社的名稱在最初甚至可定為土產推銷合作社，而不要定為供銷合作社”。
在土特產購銷上，國營商業和合作社無疑是起主導作用的，但在國營商業、合作社人力資金不足和廣大群眾迫切要求推銷土產的情況下，領導與組織私商經營土產是必要的，對農民是有利的，對國家整個經濟是有好處的。1950年6月6日，陳云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發言中談及商業方面的公私關系時指出：“農村是很分散的，我們的國家又這樣大，生產方式是零零碎碎的小生產，東西是在一家一戶的，城鄉的物資交流都靠我們的貿易公司不行，這樣做會害了農民”。
1950年6月15日，陳云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為了加速城鄉物資交流，使農民與城市人民都受其益，地方人民政府對于私商的運銷手續及運輸條件，應給以充分的便利，并在稅收政策和稅收手續上給以適當的照顧。”7月5日，《中央財經委員會關于土產經營問題的指示》指出：“國營貿易在土產經營上今后要作到只經營主要土產，把次要土產經營的品種及數量縮小到最小限度……以便把這一市場逐漸讓給私資經營”。
1951年2月，《政務院關于一九五一年農林生產的決定》要求：“合作社和國營貿易機關必須團結私商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土產品的推銷，到處設立土產品的批發和零售店。”5月，中共中央轉發的《全國合作總社關于對待資本家方針的意見》中提出：“農村經濟恢復很快，在土產的推銷方面，在一定時期內，由于國營貿易和合作社的力量尚不夠，仍需要發揮私商推銷土產的積極性，因此，在一定時期內，還需要利用有利于物資交流的商人。”
為了幫助廣大農民進行春耕生產和渡過青黃不接時期的困難，1952年5月12日，《人民日報》社論《開展全國土產交流工作》指出：“全國各地的國營貿易組織和合作社必須迅速地、堅決地恢復和發展日常的業務，首先是用大力開展土產交流工作。要通過各地的土產交流會議、騾馬大會、藥材大會以及各種廟會的形式，組織和帶動私營商業來實現土產的交流”。“各大行政區貿易部和合作總社，都應當召開一些小型的以進行交易為主的土產交流會議，實現本區內省與省間的近距離的交流，并可電請各地派遣由地方國營貿易組織、合作社負責人領導的、及具有經營能力的私營商業代表組成的小型代表團，參加討論并訂立地區間的土產交流合同。首先使土產交流趨向活躍，然后再逐漸擴大”。
（二）各地擴大土特產購銷的政策
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為擴大農村土特產銷路，促進農村經濟恢復與發展，各地相繼召開了相關會議，結合當地的實際提出了解決土特產滯銷的辦法。
1950年1月7—11日，東北人民政府商業部土產公司為解決土產內銷、資金周轉等問題，召開了東北各省土產公司與直屬土產總廠、雞鴨公司經理人員聯席會議。會議制定了1950年度及第一季度全東北土產收購計劃。計劃確定要使收購品種增加，收購數量要較1949年擴大5倍。品種除包括肉、蛋、鬃、毛皮等出口物資及棉、麻工業原料外，供內地銷售的副產如水果、草袋、葦席、花生、粉條，甚至土堿、掃帚、柳條等也包括在內，總計收購達105種。其中主要的是出口物資與工業原料。會議認為，為解決農村土產的供銷，各級土產公司的業務除采購國家需用物資外，還應辦理內銷業務，以在調劑土產供求中解決某些產品的銷路問題。
1950年8月16—28日，中國土產公司中南區公司召開了全區省、市公司經理聯席會議，會議一致認為大力購銷土產，是促進工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解決了土產銷路問題，就可逐步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同時也為城市工業品開辟了廣闊的市場。因此，決定土產公司經營方針是：開展土產品的購銷工作，大力組織土產品的出口與內銷，以促進城鄉內外物資交流，達到工農業恢復與發展的目的。并應團結私商購銷土產，以利物資交流。同時必須貫徹內地貿易自由政策，鼓勵私商下鄉收購。而在土產推銷方面，確定了土產公司今后應多著重批發，零售則讓給私商經營。經營的方式，可試行公私聯購、聯銷和聯運的辦法。
1951年3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華北事務部關于華北區一九五一年幾項主要工作任務的指示》提出：“擴大土產經營，實行土產加工并保證規格；組織內地推銷，偏遠地方酌設一攬子土產公司，同時充分利用集市、廟會等，大力開辟國內市場，供給群眾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貨品推銷必須注意季節及時和群眾適用，并保證商業利潤上解任務的完成。鼓勵私商經營土產；恢復與建立商業網，調整運輸，發展河運，修整道路，組織群眾運輸，并增進運輸的計劃性。”4月，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賈拓夫在《關于1950年西北財經工作狀況與1951年財經工作方針任務的報告》中提出：“今年貿易工作方針，必須是適應工農業生產恢復與發展的形勢，繼續加強土產經營，擴大內銷，扶助合作社和組織帶動私商，促進工農業產品交流，以活躍城鄉經濟。”
195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布《關于加強土產產銷工作的指示》，亦要求：“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依靠合作社團結私商，結合各種經濟力量搞好內銷”。“解決推銷的主要辦法，在價格問題上必須貫徹產、運、銷三方面的利益和薄利多銷的方針，絕不能強調片面利益”。“土產公司、信托公司、合作社可根據需要在土產產銷集散地設立真正企業化的土產貨棧與合作貨棧，同時鼓勵私人設立山貨莊，有組織的發展土產加工與群眾運輸事業”。“經過對本地土產產銷情況的研究，要明確定出土產生產指導方向……力避生產中的盲目性”。9月14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發布《關于土地改革后農村工作任務的指示》，要求：“應十分重視推銷土產工作，定期召開土產會議，并采取通過合作社、貿易公司、國營商店大力購銷及鼓勵私商下鄉購銷等方法去推銷土產。”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多年戰爭的影響，商品流通特別是城鄉交流渠道堵塞，農副產品特別是土特產滯留在農民手中，影響了農民收入提高和農民再生產的進行。農村市場狹小，工業品下不了鄉，也不利于城市經濟發展。而上述政策的制定對商品流通和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三、擴大土特產購銷的主要舉措
為擴大土特產購銷業務，各地從疏通流通渠道入手，實現產銷對接。此外，還通過積極組織土特產交流會和展覽會等貿易形式，積極發動私商和群眾參與土特產運銷，從而擴大了土特產銷路，增加了農民收入，活躍了城鄉經濟。
（一）從恢復交通入手解決土特產運銷的瓶頸
大力組織運輸工作是開展土特產運銷的重要環節之一。1949年9月下旬，鐵道部運輸局召開了北方各局主要車站的站務會議。會議要求，在12月以前，天津、濟南、太原、鄭州各局依次逐步實行站務工作上的聯合勞動和固定值班的制度。當時，隴海鐵路的鄭州、開封、徐州等站都已開展了行車正點運動。上海鐵路局在員工努力下，已修好貨車500余輛，1949年底將再修好1000輛。京滬直達列車已于9月下旬開始增掛零擔貨車2輛，以便利商運。此外，鐵道部為促進貨物的交流，對部分貨物的運價亦作了若干調整。為獎勵獸毛和北京特種手工藝品的出口，鐵道部特將這兩類貨物的運價予以減低。自10月5日起，“羊毛、駝毛、各種獸毛和家畜的絨毛等，一律由第四級減為第十級計價。羊毛經省級政府或對外貿易局給予出口證明者，更可按第十級減半收價”。北京所產之地毯、景泰藍器皿、雕漆、料器、玉器、刺繡品、象牙制品等18種由京運津的運費，則按原運價降低40%。1949年全國水災較重，鐵道部為照顧農民生活，獎勵水果出口，自10月15日起將梨、棗、柿子的包裹運價一律減低50%。
此外，各地還充分發動群眾力量組織運輸。如“河北省群眾運輸網是沿著經過省內的京漢、津浦、北寧、石德四大鐵路及各條主要河流組成的”。自1950年秋季至年底，共組織群眾大車1萬余輛、木船3700余只。在所有大車中，除部分經常固定一地運輸外，還有5000輛私營運輸專業大車，隨時可供靈活調度。據不完全統計，馬車運輸物資已達74萬多噸，船運12萬多噸，汽車運輸2萬多噸。由于群眾性的運輸靈活、方便、及時，對于城鄉物資交流有很大裨益。
“鐵路運輸特別使廣大農村土產有了大量向外銷售的便利”。如湖北省著名土產品之一的葦席，1950年經鐵路運往東北、西北的有將近1000車皮。加上其他土產如杏仁、藥材、花椒、梨、棗等的大量向外運銷，許多“半年糠菜半年糧”的山區農民生活已逐漸好轉。1950年，“農作物遭受災害的河北建屏、井陘一帶山區的農民，因所產柿餅等山貨暢銷”，結果能以1斤柿餅換到12兩米（當地1斤為16兩），解決了糧食不足的困難。河北省滄縣、青縣、獻縣3縣農村主要土特產如梨、棗等，先后銷往津、京、滬地區共110車皮，解決了當地農民約半年的吃穿需用。“內地許多工業原料的運輸，使城市工業的恢復和發展有了依托”。如“川、湘兩省的桐油，湖北的漆和河南許昌地區、貴州省的煙葉，河北等省的麻皮、草帽辮等，也經由鐵路大量運到東北和關內各大城市。在晉、綏、察、平原和伊克昭盟等地農村出產的工業原料如硫磺、天然堿等運往天津后，津市各工廠解放前依賴美國硫磺粉和美國火堿的情況已完全改變了”。在各地農產品大量向外銷售的同時，1950年經過鐵路又有數千輛車皮的農業生產資料豆餅、農具、壓花機以及煤油、布匹與百貨日用品由城市運回了農村。
（二）召開土特產交流大會
為了活躍城鄉經濟，開辟擴大土特產的國內銷售市場，解決廣大農民土特產的銷售困難，自1950年冬季以后的半年時間內，在各級人民政府的直接領導和主持下，很多地區召開了土產會議或土產代表會議。
1951年3月，中國土產公司總公司在天津召開了第三次經理聯席會議。在此次會議上，“東北、華北、中南、華東、西南、西北六大地區與內蒙古自治區，在區與區，省與省，省與市之間互相訂立了土產交換協議”。“在土產交換的協議中，規定各區之間流進流出的數量與種類是非常龐大和繁多的”。華東區的土產流進西南區的有海參、海米、海蟹、藥材等7種計16.４萬斤；流入中南區的計有明礬、火腿等19種達77.5萬斤；流入華北、西北兩區的有明礬、海參、竹器等29種計252.６萬斤；流入東北區的有紅糖、竹器等25種計600萬斤。西南區土產流入華東、中南、西南、華北4個地區的有榨菜、桐油、蓓子、藥材、土煙葉等54種計1760余萬斤。華北區土產流入中南、東北、西北3區的有藥材、粉絲、栗子、花椒、紅棗、烏棗等50種達1110萬斤。東北區流入中南、華東、華北等區的有豬油、豆油、水果、藥材等20余種達438萬余斤。西北區流入中南、華北、華東、西南的有木耳、生漆、杏干、葡萄干等40種計310余萬斤。內蒙古土產流入華東、中南、華北的有杏仁、瓜子、天然堿、奶油、苦杏等10余種達110萬斤。這次空前規模的土產大交流，不僅使土產交流逐步地走向計劃性，更重要的是使各個地區滯銷的甚至是棄置于地的土產重新獲得了市場，為農民解決了土產的銷路問題。
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初，東北各省共召開過86次土產會議。東北全區的土產座談會于1951年3月30日閉幕。華東區除召開全區土產會議與上海市土產展覽會外，“上海市、山東省及浙江省的一部分專區、縣亦召開了土產會議”。浙江省全省土產特產展覽交流大會，于4月10日正式開幕。“中南區的河南省、湖北省及一部分省屬市、專區也開過了土產會議，西北、西南等行政區財政經濟委員會這一時期亦先后就‘加強土產購銷，開好土產會議’發出了專門的指示，進行了具體的布置”。自1950年11月中旬至1951年4月，華北5省、2市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大部分專區、縣、省直屬市和若干區、鎮均召開了土產會議。平原省的6個專區、2個市、54個縣均已開過土產會議，其中有2個專區17個縣開了2次；濮陽專區普遍開了區的土產會議；“村一級則多經過土產委員會、供銷社社員大會、中共黨的支部會研究土產推銷。有的地區還召開了各種不同形式的物資交流座談會、手工業代表會議和城鄉貿易會議等”。據不完全統計，華北的土產品除商品糧和棉花、花生、烤煙葉等經濟作物外，總值約合70億斤原糧，約占華北糧食總產量的１/４強，至1951年2月底，全部土產約已銷出70%，合原糧近50億斤，超過了華北1950年全年公糧數。
在中南區，據不完全統計，1951年2—5月，中南區各省已有22個專區和25個重要市縣舉行了土產調查會、座談會或展覽會。各地通過這些會議和土產展覽會，以訂立交易合同、協議書和現款現貨的交易方法，展開了區內外的物資交流工作。例如，“湖南省土產展覽會一面在長沙舉行，一面派代表團帶了土產樣品到華東、華北、西北各地展覽，使該省很多土產找到了新的市場”。河南省土產展覽交流大會的會場內設立了土產、糧食、雜貨、油脂四個交易所，會期內交易額達120多億元。河南省各地中斷多年的春季騾馬百貨大會，也于1951春紛紛恢復。南陽專區恢復的89個廟會，趕會的達200萬人以上。中南區各地舉行土產會議和土產展覽會以后，“國營貿易公司的干部大多已開始積極設法打開土產銷路，改變了‘等客上門’的消極態度。如河南好些專區和縣的國營貿易公司都在當地土產會議或展覽會后組織流動小組或趕廟會小組，到農村、山區、湖區采購和推銷土產”。湖北省荊州、襄陽等專區的國營貿易公司都以70%以上的資金經營土產。廣東、河南和湖北有些專區和縣的國營貿易公司和人民政府工商行政部門都派出了商業代表到華東、華北、西北、華南各城市建立貿易關系，有的隨帶樣品試銷。各省、市私商經營土產的也日益增多。武漢、長沙、衡陽、沅陵、襄樊等城鎮的行商、攤販都紛紛組織聯營，到產地販運土產。湖北省襄樊市私商組織的土產聯營社已和省內外20多個城鎮建立了商業關系。
在土產展覽會上，各地互相交換了土產產銷情況，恢復與建立了商業網。“如浙江的特產杭剪、竹筷、紙傘、白術、浙貝、綠茶等，在抗日戰爭以前曾與哈爾濱、北京、營口、桂林等地都有聯系。但以后由于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掠奪與摧殘，割斷了這些聯系。現在經過浙江土產展覽會的溝通，恢復了原來的聯系”。哈爾濱和其他省份的公私工商代表，購買或訂購浙江的竹筷約15萬把。浙江省的竹筷、剪刀，已開始遠銷至青海、歸綏、包頭等地。北京市訂購浙江毛竹、毛料各30噸左右。浙江省土產公司也訂購東北區的線麻600萬斤。各地土產展覽會均設立商場，開展交易。河南土產展覽會22天批發交易額達122億元，零售交易額26億元。原來滯銷的火硝、茯苓、土布、麻紙等也覓得銷路，推銷達9.7億余元。浙江土產展覽會的商場設商店115家，每天營業額至少0.5億元，多至1.3億—1.4億元。開幕1個月內，交易額近1000億元。西北經濟建設展覽會在20天中成交額亦達33億元。
在擴大土產內銷方針的指導下，全國各地占農民總收入20%—40%的土產，平均已銷出80%以上。“各地成交土產，絕大部分是區和區、省和省之間的遠距離交流。土產會議和土產展覽會是遠距離交流的主要商場。各地土產在土產會議或展覽會上銷出的數量，一般都占當地土產銷售總量的一半上下。此外，有些省、區的國營土產公司還派出代表到外區、外省的土產集散地、重要城市設立土產推銷處、常駐小組，或者派出由國營貿易和私商代表合組的土產訪問團，在土產公司領導下向外推銷本地土產，收購本地所需土產”。土特產銷路打開對提高農民購買力、刺激工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克服國家貿易資金不足的困難、鞏固市場物價穩定、增加國家稅收等方面均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開辟了廣闊的國內市場。由此，歷來被稱為商業“淡季”的春夏兩季已發生變化，城鄉經濟得以繁榮。
（三）組織私商運銷土特產
根據各地的經驗，“凡是很好團結私商、組織私商來進行這一工作的，都有很大的成績”。例如，察哈爾省在1951年春節前后兩個月當中，據不完全統計，經過各種聯營組織，銷往省外的糧食有1600余萬斤、白麻63萬余斤、藥材1.58萬余斤。又據江西省的估計，1950年秋及1951年春需要運出省外換取工業品的糧食至少有50%、土產至少有70%要靠私商經營。山西省從1950年到1951年4月，土產品的推銷，由私商經營的約占50%。“事實證明，私商在運轉商品上，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我們應該很好地組織和領導私商，來為土產交流工作服務”。另外，如平原省“廣泛地發動了私商和組織了內地的物資交流（據土產公司所經營的十項土產統計，私商即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余為土產公司、公營機關與合作社經營）”，“不僅行棧有增加，而且進行聯營、代購、賒購、運用外資，積極恢復舊商業關系的活動。清平縣十戶油坊，聯營后到太原、壽張地區收購原料；武陟四家油坊，聯合打開了漢口、廣州的銷路；孟縣土布行，統一收購，聯合到晉城去推銷；武陟水煙葉，菏澤的貨棧與上海、濟南、周村等地建立聯系后，經常有外商匯款定貨。各地行棧，都主動招攬顧客，下鄉考察收購，向政府打聽行情和需要推銷的貨物，過去有些私商反映：‘稅收重’，‘征收方式不好’以及‘資金困難’等，但經營土產獲利后，情緒大變。安陽市干果行棧，主動招待干部，報告情況，認為‘聽政府的話，就有利可圖’，更靠近了政府一步”。
在團結私商方面，各地的共同經驗是：首先，應召開土產會議或各種形式的座談會，解除私商顧慮，并在會議上訂立物資交流合同。如平原省安陽專區經過會議，一次即訂立了貿易合同1300余件，促進了物資的交流。其次，組織私商聯購聯銷，集中資金，發揮了更大的力量。如廣東土產公司組織私商聯營，使當地的松香、桂皮很快地推銷出去，從而活躍了市場。再次，國營貿易公司適當縮小經營范圍，鼓勵私商自由購銷。華東區土產公司為此將原經營百余種的土產減少到六七十種；河南土產公司將原計劃經營的猴頭、鹿茸、蒲席、蒲扇等業務讓予私商經營；南京土產公司撤銷28家食油代銷店，將零售業務讓與私商。最后，在價格上、稅收上、貸款和運輸上都予私商以照顧和方便。由于各方面照顧和團結了私商，這就發揮了私商的力量。據1950年在市場購銷硫黃、藥材、山貨、信石等11種土產成交量比重的統計，私商占56%強，草帽辮成交量占24%強。又據中南區國營土產公司1950年統計，該區在收購煙葉、松香、信石等17種土產中，公私共投放貨幣達15784億元以上，其中私商經營的比重占89%強。
由此可見，私商在購銷土特產上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當時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唯有以國營商業為領導，團結私商才能把土產購銷工作搞好。國營商業把合作社商業、私營商業的力量組合起來，根據土特產種類繁雜、數量龐大的特點，彼此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使城鄉間的商品流通渠道得到疏通和拓展。
（四）依靠群眾力量運銷土特產
由于土特產分布廣、品種雜、數量多，必須依靠群眾力量。一是組織供銷合作社。1951年全國合作社商品零售額較1949年增加15倍，全國合作社農產品收購總值較1949年增加19倍。二是組織農民群眾之間的土特產互換。據華北地區調查，1950年11月中旬至1951年3月底，“河北組織冷貨換冷貨，兩頭變熱貨，平原省各專區、縣組織群眾短距離的物資互換很普遍，如山地拿柿子、木料換平地的白菜、粉條”；濮陽縣區、村之間即訂立了各種交換合同456件；邯鄲專區19種土產品，70%是經群眾分散推銷的。這樣，通過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在廣大群眾之間開展土特產余缺的調劑，從而有力地促進了農村土特產的流通。
新中國成立初期，各級人民政府根據“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經過具體組織和領導，大力開展了土特產購銷活動。人民政府和國營、合作社商業機構疏通交通運輸渠道，通過舉辦土產展覽會、土產交流會等形式，組織私商運銷和開展群眾間的土特產交流活動，溝通了產銷情況，擴大了土特產推銷，恢復和拓展了商業路線，從而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拓展了工業品市場，活躍了城鄉經濟，促進了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作者簡介］常明明，經濟學博士，教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